二、计划经济制度的调整对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的影响
经济制度“是指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所遵循的一定的规则。”①任何经济体制的建立都需要用制度形式把一定的原则固定下来。计划经济体制是依靠政府力量来实现社会资源在相互之间存在利益差别以至利益冲突的人们之间的分配, 这就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基础和制度条件, 包括在一定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体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上层建筑, 保证政府把全部的社会资源都控制在国家乃至中央政府的手中, 有充分权力动员、调配、控制和处置所有的资源, 还要求所有当事人的经济行为都必须遵守相应的经济行为规范。这是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条件。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 明显地受到这一制度的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制度变化对社会阶层结构的影响突出地显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从所有制结构方面看, 实行单一的公有制。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所有制结构的表现上, 是追求单一公有制, 过早地消灭多种所有制经济。公有制的确立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曾经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一个时期内推动了社会现代化快速发展, 但从社会分层角度看:一方面由于全部社会资源都控制在国家手中, 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性手段, 将所控制的社会资源分配至个人, 从而形成个人对社会资源的占有,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个人的社会地位, 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社会分层体系。个人的社会阶层地位, 很大程度上是先赋或国家分配的结果, 这种地位一旦确定, 就很难改变。就个体而言, 很多人可能终身固守在自己所出生的地方劳动或工作, 几乎没有尝试更好发挥自己的工作潜力的机会, 没有改换工作岗位的机会。这种社会分层, 压抑了社会流动的空间和机会, 社会发展自身的活力也因此受到限制。另一方面, 国家包揽了所有的工业化投资, 与此同时也就消除了民间投资以及创造就业职位的可能, 排除了自谋职业的渠道。
第二、从分配制度方面看, 实行的是单一的按劳分配。
在公有制之下, 国家采取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 其它分配方式都被强制性地取缔, 社会成员个人几乎没有可能在按劳分配之外获取其它的收入。在按劳分配的具体实现形式上, 农村实行统一的工分制, 城市实行统一的等级工资制。结果是, 干多干少一个样, 干好干坏一个样, 按劳分配实际上变成了“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如果说个人收入在分配方面存在差异, 那也只是城市中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存在的差别, 农村中的地域差异。从社会分层角度来看, 这一时期, 中国社会平均化程度很高, 三大阶层即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经济利益差别不大, 社会阶层的层化现象不是很明显。
第三、产业结构的畸形分布也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单一公有制这种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国家包揽了建设的全部投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保证了国家把有限资金集中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传统工业化战略, 造成了产业结构的畸形分布。
四、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的总体评价
计划经济体制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影响是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制度的变化和具体政策的调整来实现的。这些制度和政策把所有社会成员都限制在不同的地域或单位。在这种社会格局下, 个人的身份被固定化了。由政治立场、政治表现决定的人民和敌人, 由出身所决定的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 以及由资历、学历和分配工作所决定的非农业人口中的干部和工人身份之分,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 是终身难以变更的。农村人口除了极少数人能通过上学、参军、招工、招干等途径挤进城市, 其余的人只能呆在农村终身务农。农村实行的统一的劳动工分制, 使农民除了因地域上的差异所带来的极小差异外, 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水平并无实质上的不同。作为“人民公社社员”, 他们和城市职工一样被纳入了国家行政管理系列。在城市, 则实行“低工资, 多就业”的就业制度和全国统一的八级工资制, 无论是国家干部还是企业工人, 都享受国家公费医疗和福利住房, 都接受同样的行政化领导。城市和乡村几乎成为两个相互隔
绝、完全独立的世界。这种社会阶层结构是刚性的, 只能以国家强制力来维持。它保障了中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 在一段时间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农民却为国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据估计, 在近30年内, 通过各种方式从农民身上获取的积累达6500亿到8000亿人民币, 相当于同期中国投资总额的约72铲。这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集中发展和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 有其鲜明的特征,
这些特征概括起来:
第一, 制度性特征。即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 是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构成的重要部分;
第二, 主体性特征。即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在分配制度上按劳分配为主体;
第三, 运行机制性特征。市场经济在运行机制上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
以“看不见的手”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看得见的手”发挥调控作用, 计划与
市场相结合。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实践中, 要把握住这些特点, 才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 发挥市
场经济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首先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实行了改
革。我国所有制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这主要是在国有企业内部进行的, 即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 实现国家作为出资者拥有企业资本金的所有权, 同企业作为法人拥有独立经营权分离。产权制度改革后, 企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企业因管理、经营、技术、产品、设备、环境等各种因素的不同, 在效率和效益等方面很快出现差别。原来在同行企业, 职工的物质利益、工资待遇都是相同的, 实行政企分开、企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后, 差异很快就显示出来了, 企业职工收入水平分化明显, 导致工人阶层内部产生分化。 二是所有制结构比重调整。所有制结构调整对中国社会分层的影响更大。在改革开放前, 中国是单一的公有制。在城市经济中, 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 在农村经济中, 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国有经济占优势的所有制结构适应了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要求, 因此它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得到了支持与推进, 享有国家的各种优待, 因此, 国有企业不仅生产规模大, 所属行业重要, 而且经济效益也好于集体企业。发展市场经济后, 这种所有制结构的弊端很快显露。市场经济需要多元化的经济主体开展平等竞争, 单一的公有制或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都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相违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首先发展起来。而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 一些个体经营的企业和商店因生产经营业务扩大, 雇工人数逐渐增加, 成为雇工经营的私营企业。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影响的总体评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它具
体表现为:
首先, 社会阶层分化的速度大大加快, 社会流动自由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市场经济强有力的利益趋动机制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打破了原来人们的社会地位长期固定、工作岗位和个人身份很难变动、收入分配基本平均的格局, 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分工和收入状况, 拉开了人们的收入差距。市场经济打破了城市和乡村的分割, 地区和行业的隔绝, 人们在经济利益的趋使下按照市场的需要, 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和部门之间自由流动、选择职业, 再加上优胜劣汰的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地位, 变换着人们
所从事的工作。
其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出现了合理化的趋势。
我国社会成员的流动正在从被动服从型向主动选择型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社会成员的流动是通过国家计划调配的, 社会成员处于一种被动状态, 导致有的行业部门或单位人才积压, 有的行业部门或单位人才奇缺, 学非所用和用非所学的现象大量存在。随着市场机制逐渐被引入劳动人事管理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各地区、部门的劳务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的相继建立, 人们的流动开始从被动服从型向主动选择型转变; 大中专学生的毕业分配从统包统分的旧模式向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新模式转变; 企事业单位职工的流动从领导拍板, 组织包办的旧模式向流出者与其流出者单位, 流入者与其流入者单位共同协商, 劳务或人才市场具体操办的新模式转变, 这种流动模式即考虑了社会各单位的需求, 又尊重了流动者的意愿, 有利于社会成员和工作岗位的最佳配置, 极大地调动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随着劳动、人事、工资等制度改革的深化以及社会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 干部招聘制、竞选制和 全员劳动合同制的全面施行, 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身份制正在逐步走向消亡, 社会阶层结构得到很大改善。
第三,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还体现为社会分层
机制的变化。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变正朝向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方向发展。在计划经济时期, 由于基本消除了占有生产资料和财富的阶级, 社会阶层结构中按行政权力分层的等级体系成为唯一的分层体系, 几乎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参照这一体系来确定其社会地位的, 这种等级地位不是经济因素分化的产物, 而是国家政策及其系列相关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是以国家权力为核心得以存在和运行的。
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 社会地位的获得途径多样化了, 社会成员地位的性质逐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社会分层体系多样化了。一部分社会成员脱离国家地位安排和原有的分层秩序, 而直接进入市场, 个人地位从由国家通过各级单位组织的安排和分配到通过市场竞争来确定地位, 人们地位的升降越来越多地受到市场作用的影响。市场分化作用的结果是当代中国的社会成员构成己经充分阶层化了。传统工人阶级向着“蓝领”与“白领”两个方向分
化, 农业劳动者在数量上迅速减少, 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等阶层的队伍不断壮大, 社会阶层分化在规模和速度上都明显加快了。个人地位越来越远离国家直接控制而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流动性, 社会阶层的划分也从以权力为核心转向以市场为核心。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 由于多种原因, 我国还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过去的社会分层体制。如作为原有制度基础之一的城乡分割制度, 并没有随改革的发展而彻底废除, 而仍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近几年来城乡之间 多种差距的重新拉大, 特别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 其深层次的原因之一仍然是这种城乡分割制度; 而城乡之间出现的大规模社会流动, 也仍然是在城乡身份差别的基础上进行的, 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二者在权利、机会和收益上的不平等状况。这是由我国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决定的。传统的制度结构仍然是变革的基础之一, 只能逐渐地予以改变, 所以, 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推进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进行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自由空间和自由资源, 制造了大量上 升流动的机会, 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成长和发育, 正促使社会分层机制发生重大的变化, 以市场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分层体系开始形成, 但另一方面由于改革的渐进性特征, 传统的制度结构仍然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基础之一, 所以新的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只能逐渐地加以改变, 过去的社会分层体系还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二、计划经济制度的调整对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的影响
经济制度“是指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所遵循的一定的规则。”①任何经济体制的建立都需要用制度形式把一定的原则固定下来。计划经济体制是依靠政府力量来实现社会资源在相互之间存在利益差别以至利益冲突的人们之间的分配, 这就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基础和制度条件, 包括在一定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体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上层建筑, 保证政府把全部的社会资源都控制在国家乃至中央政府的手中, 有充分权力动员、调配、控制和处置所有的资源, 还要求所有当事人的经济行为都必须遵守相应的经济行为规范。这是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条件。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 明显地受到这一制度的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制度变化对社会阶层结构的影响突出地显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从所有制结构方面看, 实行单一的公有制。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所有制结构的表现上, 是追求单一公有制, 过早地消灭多种所有制经济。公有制的确立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曾经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一个时期内推动了社会现代化快速发展, 但从社会分层角度看:一方面由于全部社会资源都控制在国家手中, 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性手段, 将所控制的社会资源分配至个人, 从而形成个人对社会资源的占有,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个人的社会地位, 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社会分层体系。个人的社会阶层地位, 很大程度上是先赋或国家分配的结果, 这种地位一旦确定, 就很难改变。就个体而言, 很多人可能终身固守在自己所出生的地方劳动或工作, 几乎没有尝试更好发挥自己的工作潜力的机会, 没有改换工作岗位的机会。这种社会分层, 压抑了社会流动的空间和机会, 社会发展自身的活力也因此受到限制。另一方面, 国家包揽了所有的工业化投资, 与此同时也就消除了民间投资以及创造就业职位的可能, 排除了自谋职业的渠道。
第二、从分配制度方面看, 实行的是单一的按劳分配。
在公有制之下, 国家采取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 其它分配方式都被强制性地取缔, 社会成员个人几乎没有可能在按劳分配之外获取其它的收入。在按劳分配的具体实现形式上, 农村实行统一的工分制, 城市实行统一的等级工资制。结果是, 干多干少一个样, 干好干坏一个样, 按劳分配实际上变成了“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如果说个人收入在分配方面存在差异, 那也只是城市中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存在的差别, 农村中的地域差异。从社会分层角度来看, 这一时期, 中国社会平均化程度很高, 三大阶层即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经济利益差别不大, 社会阶层的层化现象不是很明显。
第三、产业结构的畸形分布也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单一公有制这种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国家包揽了建设的全部投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保证了国家把有限资金集中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传统工业化战略, 造成了产业结构的畸形分布。
四、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的总体评价
计划经济体制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影响是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制度的变化和具体政策的调整来实现的。这些制度和政策把所有社会成员都限制在不同的地域或单位。在这种社会格局下, 个人的身份被固定化了。由政治立场、政治表现决定的人民和敌人, 由出身所决定的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 以及由资历、学历和分配工作所决定的非农业人口中的干部和工人身份之分,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 是终身难以变更的。农村人口除了极少数人能通过上学、参军、招工、招干等途径挤进城市, 其余的人只能呆在农村终身务农。农村实行的统一的劳动工分制, 使农民除了因地域上的差异所带来的极小差异外, 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水平并无实质上的不同。作为“人民公社社员”, 他们和城市职工一样被纳入了国家行政管理系列。在城市, 则实行“低工资, 多就业”的就业制度和全国统一的八级工资制, 无论是国家干部还是企业工人, 都享受国家公费医疗和福利住房, 都接受同样的行政化领导。城市和乡村几乎成为两个相互隔
绝、完全独立的世界。这种社会阶层结构是刚性的, 只能以国家强制力来维持。它保障了中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 在一段时间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农民却为国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据估计, 在近30年内, 通过各种方式从农民身上获取的积累达6500亿到8000亿人民币, 相当于同期中国投资总额的约72铲。这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集中发展和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 有其鲜明的特征,
这些特征概括起来:
第一, 制度性特征。即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 是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构成的重要部分;
第二, 主体性特征。即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在分配制度上按劳分配为主体;
第三, 运行机制性特征。市场经济在运行机制上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
以“看不见的手”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看得见的手”发挥调控作用, 计划与
市场相结合。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实践中, 要把握住这些特点, 才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 发挥市
场经济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首先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实行了改
革。我国所有制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这主要是在国有企业内部进行的, 即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 实现国家作为出资者拥有企业资本金的所有权, 同企业作为法人拥有独立经营权分离。产权制度改革后, 企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企业因管理、经营、技术、产品、设备、环境等各种因素的不同, 在效率和效益等方面很快出现差别。原来在同行企业, 职工的物质利益、工资待遇都是相同的, 实行政企分开、企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后, 差异很快就显示出来了, 企业职工收入水平分化明显, 导致工人阶层内部产生分化。 二是所有制结构比重调整。所有制结构调整对中国社会分层的影响更大。在改革开放前, 中国是单一的公有制。在城市经济中, 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 在农村经济中, 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国有经济占优势的所有制结构适应了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要求, 因此它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得到了支持与推进, 享有国家的各种优待, 因此, 国有企业不仅生产规模大, 所属行业重要, 而且经济效益也好于集体企业。发展市场经济后, 这种所有制结构的弊端很快显露。市场经济需要多元化的经济主体开展平等竞争, 单一的公有制或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都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相违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首先发展起来。而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 一些个体经营的企业和商店因生产经营业务扩大, 雇工人数逐渐增加, 成为雇工经营的私营企业。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影响的总体评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它具
体表现为:
首先, 社会阶层分化的速度大大加快, 社会流动自由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市场经济强有力的利益趋动机制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打破了原来人们的社会地位长期固定、工作岗位和个人身份很难变动、收入分配基本平均的格局, 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分工和收入状况, 拉开了人们的收入差距。市场经济打破了城市和乡村的分割, 地区和行业的隔绝, 人们在经济利益的趋使下按照市场的需要, 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和部门之间自由流动、选择职业, 再加上优胜劣汰的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地位, 变换着人们
所从事的工作。
其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出现了合理化的趋势。
我国社会成员的流动正在从被动服从型向主动选择型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社会成员的流动是通过国家计划调配的, 社会成员处于一种被动状态, 导致有的行业部门或单位人才积压, 有的行业部门或单位人才奇缺, 学非所用和用非所学的现象大量存在。随着市场机制逐渐被引入劳动人事管理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各地区、部门的劳务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的相继建立, 人们的流动开始从被动服从型向主动选择型转变; 大中专学生的毕业分配从统包统分的旧模式向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新模式转变; 企事业单位职工的流动从领导拍板, 组织包办的旧模式向流出者与其流出者单位, 流入者与其流入者单位共同协商, 劳务或人才市场具体操办的新模式转变, 这种流动模式即考虑了社会各单位的需求, 又尊重了流动者的意愿, 有利于社会成员和工作岗位的最佳配置, 极大地调动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随着劳动、人事、工资等制度改革的深化以及社会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 干部招聘制、竞选制和 全员劳动合同制的全面施行, 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身份制正在逐步走向消亡, 社会阶层结构得到很大改善。
第三,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还体现为社会分层
机制的变化。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变正朝向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方向发展。在计划经济时期, 由于基本消除了占有生产资料和财富的阶级, 社会阶层结构中按行政权力分层的等级体系成为唯一的分层体系, 几乎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参照这一体系来确定其社会地位的, 这种等级地位不是经济因素分化的产物, 而是国家政策及其系列相关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是以国家权力为核心得以存在和运行的。
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 社会地位的获得途径多样化了, 社会成员地位的性质逐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社会分层体系多样化了。一部分社会成员脱离国家地位安排和原有的分层秩序, 而直接进入市场, 个人地位从由国家通过各级单位组织的安排和分配到通过市场竞争来确定地位, 人们地位的升降越来越多地受到市场作用的影响。市场分化作用的结果是当代中国的社会成员构成己经充分阶层化了。传统工人阶级向着“蓝领”与“白领”两个方向分
化, 农业劳动者在数量上迅速减少, 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等阶层的队伍不断壮大, 社会阶层分化在规模和速度上都明显加快了。个人地位越来越远离国家直接控制而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流动性, 社会阶层的划分也从以权力为核心转向以市场为核心。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 由于多种原因, 我国还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过去的社会分层体制。如作为原有制度基础之一的城乡分割制度, 并没有随改革的发展而彻底废除, 而仍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近几年来城乡之间 多种差距的重新拉大, 特别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 其深层次的原因之一仍然是这种城乡分割制度; 而城乡之间出现的大规模社会流动, 也仍然是在城乡身份差别的基础上进行的, 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二者在权利、机会和收益上的不平等状况。这是由我国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决定的。传统的制度结构仍然是变革的基础之一, 只能逐渐地予以改变, 所以, 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推进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进行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自由空间和自由资源, 制造了大量上 升流动的机会, 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成长和发育, 正促使社会分层机制发生重大的变化, 以市场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分层体系开始形成, 但另一方面由于改革的渐进性特征, 传统的制度结构仍然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基础之一, 所以新的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只能逐渐地加以改变, 过去的社会分层体系还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