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我记得王安忆好像有过类似的感慨——这世界上如果没有悬疑推理小说，那就实在是太无聊了。此文不是小说，但我是把它当小说来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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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E.J.Wagner
译/Lineker
1830年4月6日夜间，一轮满月的光亮鬼魅般穿过了埃塞克斯街128号的窗户，这是一座位于马萨诸塞州萨勒姆的豪华大屋，建于1804年，红砖铺就的齐整外墙颇为尤雅，带有柯林斯式圆柱的门廊以及木刻栏杆的屋顶让这座三层高楼成为繁荣正统新英格兰式家庭生活的典型代表。大屋的主人是船长约瑟夫·怀特，他通过当船主做贸易积累了财富。
已经82岁的怀特膝下无子，妻子也早已去世，他和自己的侄女玛丽·贝克福德（据一本当代著作介绍说，贝克福德是“一位天生丽质的妇人，年纪在40至45岁之间）同住，贝克福德相当于他的管家；还有一位本地的仆人里迪亚·金博尔以及一位杂务工本杰明·怀特，此人是怀特的远房亲戚。贝克福德的女儿也叫玛丽，以前也住在这里，三年前嫁给年轻的小约瑟夫·詹金斯·克纳普（绰号乔伊）以后，就搬到十几公里以外温汉姆的一处农场与丈夫同住了。克纳普以前是怀特手下一艘帆船的船长。
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个夜晚，当晚，怀特船长9点40分才上床休息，比平时稍晚了一些。
第二天清晨6点，本杰明·怀特就起床忙起了家务。猛然间，他注意到一楼的后窗打开了，一块厚木板斜靠在上面。怀特船长会把金币放在自己房间的一个铁柜子里，并且屋子里还有许多其他珍宝，本杰明害怕窃贼已经得手，他立刻将金博尔叫醒，然后从雅致的旋梯上爬到了二楼，便看到船长卧室的门也是大开着。
卧室中的一幕极为骇人：怀特船长侧卧向右边，左太阳穴处的表皮虽然未破，但明显有遭重击以后留下的痕迹。心脏附近多处伤口流出的鲜血将床单浸湿，身体已经冰冷。铁箱子和里面的物品都完好无损，其他贵重物品没有被动过的痕迹。
约瑟夫·怀特船长的肖像画，多年以后，他被理查德·克劳宁希尔德用棍棒袭击致死。
多年以前，我第一次读到萨勒姆谋杀案是在格林威治村的一家二手书店里。当时为了躲避一场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我误打误撞之间就进了这家书店，当我扫了一眼书店里落满灰尘的书架，不经意间就发现了这本破损到连封面都不见了的著名犯罪案例选集，是旧金山警长托马斯·杜克在1910年编纂的。
怀特船长被残忍杀害的章节以及对19世纪后半段推理小说黄金时代的兴趣马上勾起了我阅读的欲望。著名的律师和国会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是负责审讯此案的检察官。在对陪审团作最后的陈词总结时，韦伯斯特以一种冷酷的节奏将案件氛围式的可怕细节慢慢聚拢来，他的这种陈述也深深打动了我，使我不禁联想起埃德加·爱伦·坡的恐怖推理小说来。事实上，在和专门研究爱伦·坡的专家交流过以后，我才明白其实有很多学者认为这次著名的陈词演说很可能激发了爱伦·坡的创作灵感，在他的小说《泄密的心》中，也有一位叙事者完整的讲述了一桩谋杀老者的案件。除此之外，我还发现，在纳撒尼尔·霍桑的某些著作中也能发现类似谋杀案的踪迹，主题颇为相似，如家族的不义之财、滔天罪行和接踵而至的报应。
对于我这样的犯罪历史学家来说，光是这些事实本身就有着令人无法抗拒的魔力。但事件的背景设置更是为谋杀案蒙上了一层神秘难解的氛围，阴郁宁静的萨勒姆，17世纪九十年代，曾有十九人因被指控使用巫术而被吊死在此地。船长的暴死在当时的美国公众之间肯定引发了广泛（兼有恐怖猎奇）关注。《罗德岛美国人》在1830年的一篇社论中写到，萨勒姆被“永远……玷污了，到处都是血、血、血。”
再回到谋杀案本身。尸体被发现后，死者的侄子兼马萨诸塞立法会会员史蒂夫·怀特立刻派人请来了萨缪尔·约翰逊和威廉姆·沃德，前者是萨勒姆一位著名的医生，后者是怀特船长的文书和商务助理。沃德对敞开窗户上的木板作了记录，在木板边上他发现了两处泥泞的足迹，他认为是侵入者留下的。在此十多年前，足迹一向被视为重要证据，沃德用一只牛奶盘小心的将足迹盖住，防止被开始升腾的雾霭所破坏。同时，约翰逊医生对尸体粗粗作了检验，发现尸体仍未冷透；他推断死亡时间约为三至四个小时以前。
随后，约翰逊医生要进行尸体检验。先前，几位本地居民已经组成了“验尸官陪审团”，其职责是推断大概的事实真相，并确定是否有犯罪行为发生。当着陪审团众人的面，约翰逊仔细检查了尸体，他剥去死者的外衣，并将探针深入某些伤口，检验伤口的深度和刺入方向。他数了一下，共有13处刺伤——“五处在心脏位置，三处在左乳头位置，其他五处刺伤都在背后，仿佛是死者胳膊被人举起，用凶器从下方刺入。”约翰逊认为刺伤都出自同一把凶器，也就是说，凶手可能是独自作案。尽管伤口流了很多血，但没有发现有鲜血喷射或飞溅的迹象。约翰逊解释说，可能是由于死者先是头部遭到重击，顿时死亡或昏迷，从而血液循环减慢。由于不确定是哪一处伤口导致船长毙命，约翰逊认为还需要进行更为完整的解剖。
尸体解剖于4月8日晚间的5点半钟进行。这次一位名叫亚伯·佩尔森的同事前来协助约翰逊。在19世纪早期的犯罪调查中，如此彻底的尸体复检显得颇为不同寻常。1830年，法医科学在法律和医学材料中主要充当了配角，但幸亏医学院对解剖学研究的要求越来越严格，根据伤口特点确认凶器和确定哪处伤口为致命伤等法医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两位外科医生一致同意死者颅骨骨折是由于一记猛击导致，工具可能是手杖或棍棒，在胸部的伤口中，至少有一些是一把短匕首留下的，匕首以足够的力量刺入时，刀格会折断肋骨。但佩尔森不同意约翰逊可能只有一位袭击者的最初论断。医学工作者之间的意见不统一，部分原因在于首次验尸和二次解剖之间存在36小时的间隔——这其间尸首会发生很多变化，例如约翰逊首次验尸时向伤口插入探针，会影响到伤口的外观。
克劳宁希尔德用棍棒杀死正在熟睡的约瑟夫·怀特船长，82岁的怀特以前曾是个奴隶贩子和船主。
在史蒂夫·怀特的许可之下，《萨勒姆公报》对外公布了尸检结果。“虽然事实会令人感到不快，”报纸这样写到，“但鉴于恐怖的犯罪行为已经让社区居民们大为震惊，所以将我们所知的所有真实消息完全呈现于读者面前，乃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在。”
参与行凶的可能不止一人，而且阴谋是提前计划好的，这些推测都加深了民众的恐慌情绪。萨勒姆居民们开始携带刀具、短剑和手枪，用狗来看护家门，到处都是铸新锁和螺栓的敲打声。老朋友之间也开始彼此警觉起来。有传言说，史蒂夫·怀特的小舅子发现史蒂夫已经继承了船长的大部分财产，“小舅子抓住史蒂夫的衣领，当着家人的面狠狠摇晃了几下”，指责他就是凶手。
为了平息事态，镇子上有头有脸的人物组织了一支自愿巡逻队，还任命了一个由27人组成的警戒委员会。尽管没有任何犯罪调查方面的经验，委员会的成员们还是被委以重任，“可以对任何房子进行搜索，每个人都可以盘问。”入会时，成员们要宣誓保密，委员会还拿出1000美元悬赏关于凶手的线索。
但调查很快走入了死胡同；委员会也陷入了窘境，嫌疑人抓了不少，却找不到任何证据。谋杀案发生的那个早晨，被沃德小心盖住用来作为定罪证据的脚印连个石膏模型都没有（1830年的时候，科学家和雕刻家们已经在使用石膏模型来保存化石标本，研究人体解剖学以及复原著名的雕塑作品——但这项技术在犯罪调查上还没有被使用）。
既然没有物品失窃，袭击者的作案动机也就成了众人心目难解的谜团。复仇亦并非不可能。萨勒姆的大部分居民都知道，约瑟夫·怀特并不像本地报纸上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位“备受尊敬和爱戴”的老人。此人脾气古怪，阴晴不定，仗着自己的家当，喜欢任意胡来，简直是一位家庭暴君。当他漂亮的侄孙女玛丽宣布和乔·克纳普订婚以后，怀特船长竟然指责小伙子是在觊觎他的财产，后来因为没有征得他的同意两人就把婚给结了，老头子一怒之下剥夺了玛丽的继承权，还开枪打伤了克纳普。
除此之外，怀特船长曾经还是一位奴隶贩子，马萨诸塞州早在1783年就废除了奴隶制，并在五年后宣布奴隶交易为非法行为。但就在1788年，怀特还对萨勒姆镇长威廉·本特利吹嘘说，“不管贩卖何种肤色的人种都欣然接受。”（用本特利的话来说，怀特的这番言辞“暴露了他的道德沦丧已到极致”）我曾在萨勒姆的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的故纸堆中找到一封被水打湿的信，写于1789年，写信者是一位名叫威廉·费尔菲尔德的水手，他当时正在“幸运号”帆船上当船员，他在信中告诉母亲，船上发生了奴隶暴动，船长已经被杀死。而这艘帆船的所有者之一正是约瑟夫·怀特。
在怀特船长的商船中间，有一部分是做正当生意的，比如用来运输鳕鱼或鞋子这样的货物。但还有很多从萨勒姆起航的货船，虽然满载着工具和小饰品，却是为了到非洲进行奴隶交易。这些奴隶被拷上手铐丢到狭小的可怕货仓中，很多人在航海过程中都丢了性命。奴隶们被贩卖到加勒比海，换回大量的金币——奴隶主用这些带血的金币置地买房，用不完的就锁在铁柜子里。
“萨勒姆很多从事海运的家族都对奴隶制系统做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贡献，”萨勒姆的历史学家吉姆·麦卡利斯特说。这些人的家族财富以及子女后代去哈佛上学的费用都是从奴隶贸易中积累的。因此，萨勒姆的居民形成了某种共识，大家都对这种可耻的生意避而不谈，尤其在当时马萨诸塞反奴隶制情绪高涨的大背景之下。“和其他港口城市一样，这里的商人对金钱的渴求让他们背弃了良心和对人权的追求，这种行为同国家法律以及对上帝的信仰都是背道而驰的，”萨勒姆的执政官约瑟夫·B·菲尔特在1791年这般写到。
谋杀案发生一周多以后，斯蒂夫·怀特收到一份信，写信者是一百多公里之外新贝德福德的一位狱卒。他在信中说，狱中一位名叫希奇的惯偷宣称自己掌握了一些关于谋杀案的关键信息。审讯之下，希奇招供说二月份的时候，在经常光顾的一家赌场里，他无意中听见理查德·克劳宁希尔德和乔治·克劳宁希尔德这对兄弟在讨论如何将怀特船长的铁柜子偷到手。这二人虽出身于萨勒姆一家身世显赫的家族，但声名狼藉，法院记录显示，理查德是萨勒姆出了名的“惹事生非者”。获悉这一重大转机以后，警戒委员会马上将希奇五花大绑，押送到萨勒姆的大陪审团前作证。1830年5月5日，陪审团以谋杀罪起诉理查德·克劳宁希尔德，兄弟乔治以及赌场里另外两个同伙也被指控犯下了教唆罪。所有人都被拘禁在萨勒姆监狱中，这是一栋花岗岩砌成的大楼，铁窗森严，石壁牢固。
随后，5月14日，乔·克纳普的父亲约瑟夫·克纳普收到一份来自于缅因州贝尔法斯特勒索信。写信人要求350美元的“借款”，并威胁说，如果不马上付钱，就去揭发当事人，信件的署名是“查尔斯·格兰特”。
老克纳普一时间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遂向儿子寻求建议。乔·克纳普认为这份信是“垃圾一般的魔鬼把戏”，他建议父亲把它交给警戒委员会。
警戒委员会自然是如获至宝，还围绕着这份信设下了一个圈套。委员会一方面以匿名身份向这位格兰特先生汇去了50美元，并且承诺还会寄更多的钱，另一方面在其所在邮局安插了监视者，只要有人来收钱就一举拿下。最终，幕后勒索者约翰·C·R·帕尔默落网，他以谋杀案从犯的罪名被捕。但帕尔默试图通过作证来获取豁免权，于是他讲述了一个复杂的故事：帕尔默曾在克劳宁希尔德的宅邸住过一段时间，其间，他无意中偷听到乔治告诉理查德，说约瑟夫·克纳普的另一个儿子约翰·弗兰西斯（“弗兰克”）·克纳普希望他们去干掉怀特船长，事成以后，将会有1000美元奉上。警戒委员会迅速逮捕了克纳普兄弟，把他们也扔进了萨勒姆监狱，囚禁这二人的牢房与克劳宁希尔德兄弟的牢房相距不远。
谋杀调查取得了突破，一个惯偷证实，他曾在一家赌场无意间听到克劳宁希尔德兄弟在密谋作案。
刚入狱的时候，大概觉得抓不到自己什么把柄，理查德·克劳宁希尔德还摆出一副谦谦君子的架势来。服刑期间，他还要了几本数学和西塞罗演说辞方面的书籍，刻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到了5月底，乔·克纳普在供词中把他给供出来了，理查德这下彻底崩溃了。
乔的供词都被交给了怀特家族的至交亨利·科尔曼牧师。另外，科尔曼同警戒委员会之间也有着密切联系，他答应乔·克纳普以证词作为免于起诉的交换条件。
长达九页的供词——科尔曼手写，但由克纳普署名——是这样开头的，“二月底的时候，我曾对弟弟约翰·弗兰西斯·克纳普提过，如果花上一千美元就能要了约瑟夫·怀特那老鬼的命，我是肯定不会吝啬的。”从这段话中可以得知，乔·克纳普认为，如果怀特船长因为暴死而没有留下合法的遗嘱，他就能从岳母玛丽·贝克福德那里分得一份可观的财产。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谋杀案发生前四天，乔偷偷打开了怀特船长的铁柜子，将那份被他错误认为是老头子合法遗嘱的文件偷了出来。事实上，约瑟夫·怀特的真正遗嘱被放在律师办公室中，而且受惠者并不是自己的侄女玛丽，而是侄子史蒂夫。乔对此浑然不觉，他把偷来的文件藏在了一个盒子里，埋在干草堆中，谋杀案发生之后的第二天，他就将这份文件烧掉了。
乔和弗兰克为如何下手争论了一番。兄弟俩本想在路上伏击怀特船长，或者直接在家里把他干掉，但弗兰克告诉乔说“自己下不了手”，并建议雇佣理查德和乔治兄弟来代为行凶，因为早在少年时期，克纳普兄弟就对这二人的恶名就有耳闻。
几次会面以后，4月2日晚8点，克纳普兄弟和克劳宁希尔德兄弟在萨勒姆公园集合，敲定了行凶方案。乔后来供认，当时理查德还展示了他计划用来杀人的“工具”，干过技工的理查德特意加工了一根棍棒，这玩意“有半米多长，硬木削成的……末端还镶嵌有珠子，防止打滑”，另外还有“十几厘米长的匕首……异常锋利，简直就是一把带刃的锥子。”
就在当晚，乔·克纳普潜入怀特家，偷了那份被他误认为是遗嘱的文件，临走时还故意将窗户上的“栓条松开”。四天以后，即4月6日晚间10点，理查德·克劳宁希尔德从花园大门潜入，进入前院，从那扇没锁的窗户爬进去谋杀了怀特船长。
细节性的供述表明，理查德·克劳宁希尔德是恶行的主要实施者，他必然要被绞死。但他从自己的辩护律师富兰克林·德克斯特那里得知，马萨诸塞州的法律规定，在主犯被审讯和定罪以前，不允许对从犯进行审判。这意味着理查德必须最后一次利用自己聪明的脑袋瓜子，想出办法来搭救自己的兄弟和朋友。于是，6月15日的午后两点，狱卒发现理查德的身体悬在牢房的窗户上，他用两块丝绸手帕栓在窗户的铁条上，上吊自杀了。
本来是简单明了的案件，结果却以这种方式将马萨诸塞州的官老爷们羞辱得灰头灰脸，现在为了将其余三人绳之于法，他们必须找出相应的法律依据来。各地的新闻记者们纷纷拥至萨勒姆，甚至连纽约的媒体也不辞辛苦，远道而来，表明上看，这些人都是抱着确保正义得到伸张的崇高目标，但事实上——用《纽约导游报》记者詹姆斯·戈登·班尼特的话来说：“媒体就是活生生的国家陪审团！”
理查德·克劳宁希尔德以为自己能逃脱绞刑——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乔·克纳普不承认他先前对科尔曼神父的供词。
怀特谋杀案中的起诉面临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不光缺少对主犯的优先定罪（理查德·克劳宁希尔德已经自杀），而且乔·克纳普也拒绝承认自己先前的供述。因此，起诉事宜落到了波士顿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的身上，这位出生于新罕布什尔的律师、立法者和未来的国务卿因为致力于促成北部和南部各州的和解而被人们牢记，他相信自己的努力会阻止内战的发生。
当时的韦伯斯特48岁，他先前在众议院当过几届议员，1827年进入美国参议院。他和萨勒姆地区的一些名人如史蒂夫·怀特和最高法院法官约瑟夫·斯托瑞过从甚密。韦伯斯特神态威严，面容黝黑，目光凌厉，人赠外号“黑丹尼尔”。在法庭上，他以暴躁的盘问和精彩的总结陈词而闻名，《新罕布什尔爱国者公报》曾戏称其为“不朽的丹尼尔”。
丹尼尔·韦伯斯特冷酷的目光和威严的表情让他赢得了“黑丹尼尔”的绰号。
史蒂夫·怀特邀请韦伯斯特前来辅助负责谋杀案审判的检察官，这使他陷入了两难境地。纵观其法律生涯，韦伯斯特总是代表辩护律师出现在法庭上。他的大部分声誉都建立在针对被告利益的激昂雄辩之中。不过，他和受害者家属以及朋友间的私交也牵涉到了法律伦理范畴的微妙关系。
另一方面，如果韦伯斯特站在朋友一边，好处自然是显而易见的。史蒂夫·怀特已经慷慨的拿出1000美元作为其前来助阵的酬劳，况且韦伯斯特还是一位严重的酗酒者，收入经常满足不了开销，经常欠债。于是，他同意前来“协助”检举——其实也就是去当领导。
几名被告被单独审讯，1830年8月份第一个接受审讯的是弗兰克·克纳普。当时民众的兴趣高涨，班尼特报道说，想进入法庭一睹韦伯斯特风采的人潮“如同礁岩上翻滚的浪头一般”。对于理查德·克劳宁希尔德的死亡，韦伯斯特曾有句名言：除了自杀，忏悔是无法解除痛苦的，而自杀本身就是忏悔。理查德死后，韦伯斯特打算把弗兰克·克纳普从从犯列为主犯。有几位目击证人证实，在谋杀案发生当晚的后半夜，他们看见一个身穿“羽绒披风”头戴“防水帽”的男子出现在怀特船长屋后的布朗大街上，这身穿戴也是弗兰克日常装扮。韦伯斯特认为弗兰克出现在那里是为了向凶手提供直接帮助，因此也算是主要的行凶者。但辩方不认同目击者的证词，并嘲讽说，弗兰克只是在布朗大街上现了现身，怎么就成了凶手必不可少的帮凶呢？综合控方和辩方的意见，陪审团审议了25个小时之后还是陷入了僵局。法官宣布本次审判无效，两天后重新审理。
第二次审讯让基于证据的辩论更显得白热化。上次审讯只有约翰逊医生出庭作证，但这一次控方将佩尔森医生的证词也列举了进来，他对于尸检结果的异议——即可能存在两位行凶者的想法——先前已经发表在《萨勒姆公报》上了。现在佩尔森被列为鉴定证人意味着控方对于只有理查德·克劳宁希尔德一人参与对怀特船长行凶的认定产生了质疑。韦伯斯特推断，弗兰克·克纳普可能也实施了“最后的致命一击”；或者“肆意妄为之下”对被害者造成了其他伤害。克纳普的辩护律师认为这种推论堪称荒谬，他大声质问为什么弗兰克·克纳普要回到案发现场，去刺杀一具死尸：“难道是要学那嫉妒行凶者光荣行为并因此大包大揽罪责的法尔斯塔夫吗？”
在两次审讯的间隙，报纸刊登了初审结果，并将新陪审团成立的消息捅了出来，而且还在报道中猛烈抨击了先前陪审团的无能，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将罪犯定罪。在这番激励之下，当韦伯斯特在法庭上绘声绘色的重现了那个罪恶之夜时，新组成的陪审团成员们个个都在心无旁骛的仔细聆听：“一位身体健康的老者，正在沉沉的入睡，许久以来的第一次熟睡将他送入了梦乡之中。这时，刺客从那扇早已洞开的窗户进入了房间……他悄无声息的穿过空无一人的大厅，幽幽的白色月光洒在地板之上；他静悄悄的由楼梯来到卧室的门前。刺客动作轻柔的移动着门锁，不带一丝声响的打开了铰链；他走了进来，注视着背身侧卧的受害人……”
韦伯斯特的这次总结陈词后来被视为雄辩史上的经典之作。“演说辞的强大能量和重点在于它围绕着凶手和同谋，将证据一环套一环的紧密联系起来，”英国文学评论家约翰·尼科尔这般写到。“听众似乎听到了受害人的骨头被蟒蛇一般的凶手勒住，正在嘎嘎作响。”而杰出的律师和政治家萨穆埃尔·麦考也将这样的演说称之为“陪审团所听到的最伟大的辩论”。
经过五个小时的商议之后，陪审团接受了韦伯斯特关于弗兰克·克纳普是本案的主犯且应该被认定为谋杀罪的论证。
“萨勒姆城开始变得愈发安静，自怀特船长遇害以来，还从来没有这样安静过，”纳撒尼尔·霍桑在一份给表兄的信中这样写到，“但我认为等到弗兰克·克纳普赴刑那天，民众的激昂情绪将会被再度点燃。”
霍桑当时还只是一位26岁的作家，生活窘迫，住在萨勒姆的母亲家中，这桩谋杀案深深吸引了他。霍桑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德高望重的船长，另外他的祖辈约翰·哈桑即为女巫审判案中臭名昭著的绞刑法官之一。这段家族历史既吸引了这位未来的小说家，又让他产生了反叛心理，而且很可能引发了他对犯罪和继承罪恶产生了终生不渝的兴趣。就在审讯克纳普期间，霍桑还在为包括《萨勒姆公报》在内的本地报纸创作短篇小说。因此，有些学者认为，霍桑曾为这份报纸写过几篇关于谋杀案的未署名文章，但这种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足以证明这种猜测。
在写给表兄的信中，霍桑描绘了萨勒姆居民对克纳普家族“普遍性的偏见”，并表达了自己对陪审团判决的矛盾心理：“就我而言，我希望乔会受到严惩，但如果弗兰克侥幸逃脱了惩罚，我可能也不会觉得特别遗憾。”
1830年9月28日，当着数千人的面，弗兰克·克纳普被吊死在萨勒姆监狱前面。11月份被审讯和定罪的弟弟约瑟夫在三个月以后遭遇了相同的命运。剩下的同谋者乔治·克劳宁希尔德案发当晚与两位妓女厮混在一起，这两人也为他提供了不在场的证明；经过两次审讯之后，他被精疲力尽的法庭释放。乔治的那两个赌场同伙没有经过审讯就被释放了。
弗兰克·克纳普的坟墓草图，来自于一本1830年的书，这本书详细记叙了这起谋杀案和审判过程。当着数千人的面，弗兰克·克纳普被吊死在萨勒姆监狱前面。
1831年9月9日，霍桑写信给表兄说，“关于怀特船长的谈论几乎完全停息了。”但审判的余音却一直回荡在美国文学史中。
二十年后，霍桑在创作《红字》时从怀特谋杀案中找到了灵感。纳撒尼尔·霍桑协会前会长兼《纳撒尼尔·霍桑的萨勒姆世界》一书的作者玛格丽特·摩尔认为，为了不可控式促使罪犯认罪，韦伯斯特可谓是穷思竭虑，正是在这种态度的影响下，霍桑在《红字》中刻画了亚瑟·丁梅斯代尔牧师这个角色。作为海丝特·白兰的秘密情人，丁梅斯代尔一直为自己的隐秘身份所困扰——当海丝特听着丁梅斯代尔最后的布道时，她能察觉到那种“人心的委屈，满腹愁肠或心怀歉疚地向人类的伟大胸怀诉说着秘密；每个声调，都在无时不刻的祈求它的怜悯或宽恕……”
作家纳撒尼尔·霍桑也在怀特谋杀案中找到了灵感，并于二十年后创作出了小说《红字》。
已故的哈佛大学文学家弗兰西斯·奥特·马提森认为，怀特谋杀案的余音和韦伯斯特的陈词总结在霍桑的另一本著作《七个尖角的阁楼》（1851）亦能找到痕迹。小说开头第一章节就通过描绘品思钦家族的肮脏历史——一桩发生在30年前的家族元老谋杀案，为后文定下了阴暗的基调，“一位老单身汉，拥有大量的财富和房产。”在小说的结尾，霍桑用了15页的篇幅以一位无名叙述者的口吻描述和奚落了残暴的品思钦法官的尸首。马提森敏锐的洞察到了韦伯斯特对霍桑的影响，尤其体现在他对月光意象的运用上：“银色的月光舞者在梨树树冠上跳跃着，在不经意间移动着，越跳越低，渐渐笼罩了所有的树枝，斜斜的洒在屋里。月光掠过法官在黑暗中一动不动的身体。它尾随着阴影，以多变的舞步掠过他那亘古未变的面容。”
怀特谋杀案在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中也留下了烙印，案件发生时，爱伦·坡正打算去美国西点军校读书（一年后他故意违反纪律，被军事法庭审判后离开西点军校）。没有人知道爱伦·坡是否关注过谋杀案的庭审，但1843年发表小说《泄密的心》时，他肯定读过关于庭审的记录。研究爱伦·坡的学者T·O·马博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爱伦·坡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韦伯斯特的陈词总结。在法庭上，韦伯斯特曾提及凶手的“自制力”和“极度的镇定自若”，他认为行凶者最后必然要被迫供认罪行，因为“整个世界”都能从凶手脸上看出罪行来，杀人秘密会“喷薄而出”。同样，在《泄密的心》中，爱伦·坡虚构的杀人凶手也夸耀自己是“如何聪明”且“无比谨慎”的将一位老者杀死在卧室中。当他认定负责调查案情的警察不但知道了他的秘密，而且还在嘲弄他时，杀人者开始告白了，“我觉得自己要是不吼出来就会死掉！……我承认自己杀了人！”由此，这桩被设计得天衣无缝的谋杀案终于水落石出。
受审判的启发，埃德加·爱伦·坡在1848年将谋杀和罪行的主题编入自己的小说中。
丹尼尔·韦伯斯特精彩的庭审总结后来被编纂成册，并出售给仰慕他的公众们。不过，黑丹尼尔的政治生涯却从1850年开始走下坡路了，他为了替新的《逃奴追缉法案》辩护，发表了一次充满激情的演说，这种行为也掩盖了他多年的奴隶制反对立场。新法案要求北方州协助将逃跑到北方的奴隶归还到南部的奴隶主那里，它是一系列妥协行为的一部分，这些妥协行为是为了让加州以“自由州”的身份获准加入联邦。但废奴主义者认为这次演讲是一种背叛行为，是韦伯斯特为了让南方支持自己在1852年成为辉格党总统候选人的谄媚行为，最终他的提名未予通过。在这次风波以后，韦伯斯特因为马车事故而受伤，不久之后就去世了。尸检结果显示，脑出血并发肝硬化导致了他的死亡。
事实上，彼时的萨勒姆已将成为反对奴隶制运动的重要中心。在18世纪40年代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作为民族象征出现之前，萨勒姆土生土长的查尔斯·雷诺克斯·雷蒙德就已成为闻名美国乃至欧洲的非裔美国废奴主义者。他的妹妹莎拉·帕克·雷蒙德也在海外到处演讲，且经常和苏珊·安东尼在反对奴隶制大会上一同发表演说。
为了将怀特谋杀案留下的阴影抛至脑后，萨勒姆的居民们作出了种种努力。即便是距离那次审判已有一个世纪之久，镇民们还是不愿意提及此事。卡罗琳·霍华德·金曾在1937年创作了回忆录《生活在萨勒姆的日子》，但在正式发表之前，因为觉得行文“不够慎重”，她毅然删掉了其中描述怀特谋杀案的章节。1956年，霍华德·布拉德利和詹姆斯·怀南斯亦合写了一本关于韦伯斯特在怀特谋杀案审判过程中所担当角色的书，他们在成书之前进行相关研究的时候就曾遭遇过抵制。“萨勒姆的一些人希望将关于这件案子的所有线索都捂得死死的，”布拉德利和怀南斯在书中写到，“当问及这桩谋杀案时，有些人还是抱着警惕的态度。”
今天，萨勒姆曾经不光彩的女巫审判却催生了本地的旅游业。但是每年的10月，你都可以跟随历史学家吉姆·麦卡利斯特在萨勒姆进行一次烛光“恐怖小道”之旅，其间游客们会去参观当年的犯罪现场，大屋现在已经更名为加德纳-皮格利之家。你也可以进屋内参观，屋里的陈设已被恢复到1814年的模样，这座堪称国家历史里程碑的房子为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所有。那支当年被用来作为谋杀凶器的棍棒也被改博物馆收藏起来，但不公开展示。
我曾有幸鉴赏过这把凶器，它被放置在一间洞穴般的储藏室中，抓握的时候还要戴上亮蓝色的检查手套。棍棒的造型相当优雅，很适合握在手中。在那一刻，我不禁暗暗佩服起理查德·克劳宁希尔德那不俗的手艺来。
加德纳-皮格利之家就是当年的犯罪现场，屋内的陈设已被恢复到1814年的模样。
利维坦按：我记得王安忆好像有过类似的感慨——这世界上如果没有悬疑推理小说，那就实在是太无聊了。此文不是小说，但我是把它当小说来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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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E.J.Wagner
译/Lineker
1830年4月6日夜间，一轮满月的光亮鬼魅般穿过了埃塞克斯街128号的窗户，这是一座位于马萨诸塞州萨勒姆的豪华大屋，建于1804年，红砖铺就的齐整外墙颇为尤雅，带有柯林斯式圆柱的门廊以及木刻栏杆的屋顶让这座三层高楼成为繁荣正统新英格兰式家庭生活的典型代表。大屋的主人是船长约瑟夫·怀特，他通过当船主做贸易积累了财富。
已经82岁的怀特膝下无子，妻子也早已去世，他和自己的侄女玛丽·贝克福德（据一本当代著作介绍说，贝克福德是“一位天生丽质的妇人，年纪在40至45岁之间）同住，贝克福德相当于他的管家；还有一位本地的仆人里迪亚·金博尔以及一位杂务工本杰明·怀特，此人是怀特的远房亲戚。贝克福德的女儿也叫玛丽，以前也住在这里，三年前嫁给年轻的小约瑟夫·詹金斯·克纳普（绰号乔伊）以后，就搬到十几公里以外温汉姆的一处农场与丈夫同住了。克纳普以前是怀特手下一艘帆船的船长。
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个夜晚，当晚，怀特船长9点40分才上床休息，比平时稍晚了一些。
第二天清晨6点，本杰明·怀特就起床忙起了家务。猛然间，他注意到一楼的后窗打开了，一块厚木板斜靠在上面。怀特船长会把金币放在自己房间的一个铁柜子里，并且屋子里还有许多其他珍宝，本杰明害怕窃贼已经得手，他立刻将金博尔叫醒，然后从雅致的旋梯上爬到了二楼，便看到船长卧室的门也是大开着。
卧室中的一幕极为骇人：怀特船长侧卧向右边，左太阳穴处的表皮虽然未破，但明显有遭重击以后留下的痕迹。心脏附近多处伤口流出的鲜血将床单浸湿，身体已经冰冷。铁箱子和里面的物品都完好无损，其他贵重物品没有被动过的痕迹。
约瑟夫·怀特船长的肖像画，多年以后，他被理查德·克劳宁希尔德用棍棒袭击致死。
多年以前，我第一次读到萨勒姆谋杀案是在格林威治村的一家二手书店里。当时为了躲避一场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我误打误撞之间就进了这家书店，当我扫了一眼书店里落满灰尘的书架，不经意间就发现了这本破损到连封面都不见了的著名犯罪案例选集，是旧金山警长托马斯·杜克在1910年编纂的。
怀特船长被残忍杀害的章节以及对19世纪后半段推理小说黄金时代的兴趣马上勾起了我阅读的欲望。著名的律师和国会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是负责审讯此案的检察官。在对陪审团作最后的陈词总结时，韦伯斯特以一种冷酷的节奏将案件氛围式的可怕细节慢慢聚拢来，他的这种陈述也深深打动了我，使我不禁联想起埃德加·爱伦·坡的恐怖推理小说来。事实上，在和专门研究爱伦·坡的专家交流过以后，我才明白其实有很多学者认为这次著名的陈词演说很可能激发了爱伦·坡的创作灵感，在他的小说《泄密的心》中，也有一位叙事者完整的讲述了一桩谋杀老者的案件。除此之外，我还发现，在纳撒尼尔·霍桑的某些著作中也能发现类似谋杀案的踪迹，主题颇为相似，如家族的不义之财、滔天罪行和接踵而至的报应。
对于我这样的犯罪历史学家来说，光是这些事实本身就有着令人无法抗拒的魔力。但事件的背景设置更是为谋杀案蒙上了一层神秘难解的氛围，阴郁宁静的萨勒姆，17世纪九十年代，曾有十九人因被指控使用巫术而被吊死在此地。船长的暴死在当时的美国公众之间肯定引发了广泛（兼有恐怖猎奇）关注。《罗德岛美国人》在1830年的一篇社论中写到，萨勒姆被“永远……玷污了，到处都是血、血、血。”
再回到谋杀案本身。尸体被发现后，死者的侄子兼马萨诸塞立法会会员史蒂夫·怀特立刻派人请来了萨缪尔·约翰逊和威廉姆·沃德，前者是萨勒姆一位著名的医生，后者是怀特船长的文书和商务助理。沃德对敞开窗户上的木板作了记录，在木板边上他发现了两处泥泞的足迹，他认为是侵入者留下的。在此十多年前，足迹一向被视为重要证据，沃德用一只牛奶盘小心的将足迹盖住，防止被开始升腾的雾霭所破坏。同时，约翰逊医生对尸体粗粗作了检验，发现尸体仍未冷透；他推断死亡时间约为三至四个小时以前。
随后，约翰逊医生要进行尸体检验。先前，几位本地居民已经组成了“验尸官陪审团”，其职责是推断大概的事实真相，并确定是否有犯罪行为发生。当着陪审团众人的面，约翰逊仔细检查了尸体，他剥去死者的外衣，并将探针深入某些伤口，检验伤口的深度和刺入方向。他数了一下，共有13处刺伤——“五处在心脏位置，三处在左乳头位置，其他五处刺伤都在背后，仿佛是死者胳膊被人举起，用凶器从下方刺入。”约翰逊认为刺伤都出自同一把凶器，也就是说，凶手可能是独自作案。尽管伤口流了很多血，但没有发现有鲜血喷射或飞溅的迹象。约翰逊解释说，可能是由于死者先是头部遭到重击，顿时死亡或昏迷，从而血液循环减慢。由于不确定是哪一处伤口导致船长毙命，约翰逊认为还需要进行更为完整的解剖。
尸体解剖于4月8日晚间的5点半钟进行。这次一位名叫亚伯·佩尔森的同事前来协助约翰逊。在19世纪早期的犯罪调查中，如此彻底的尸体复检显得颇为不同寻常。1830年，法医科学在法律和医学材料中主要充当了配角，但幸亏医学院对解剖学研究的要求越来越严格，根据伤口特点确认凶器和确定哪处伤口为致命伤等法医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两位外科医生一致同意死者颅骨骨折是由于一记猛击导致，工具可能是手杖或棍棒，在胸部的伤口中，至少有一些是一把短匕首留下的，匕首以足够的力量刺入时，刀格会折断肋骨。但佩尔森不同意约翰逊可能只有一位袭击者的最初论断。医学工作者之间的意见不统一，部分原因在于首次验尸和二次解剖之间存在36小时的间隔——这其间尸首会发生很多变化，例如约翰逊首次验尸时向伤口插入探针，会影响到伤口的外观。
克劳宁希尔德用棍棒杀死正在熟睡的约瑟夫·怀特船长，82岁的怀特以前曾是个奴隶贩子和船主。
在史蒂夫·怀特的许可之下，《萨勒姆公报》对外公布了尸检结果。“虽然事实会令人感到不快，”报纸这样写到，“但鉴于恐怖的犯罪行为已经让社区居民们大为震惊，所以将我们所知的所有真实消息完全呈现于读者面前，乃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在。”
参与行凶的可能不止一人，而且阴谋是提前计划好的，这些推测都加深了民众的恐慌情绪。萨勒姆居民们开始携带刀具、短剑和手枪，用狗来看护家门，到处都是铸新锁和螺栓的敲打声。老朋友之间也开始彼此警觉起来。有传言说，史蒂夫·怀特的小舅子发现史蒂夫已经继承了船长的大部分财产，“小舅子抓住史蒂夫的衣领，当着家人的面狠狠摇晃了几下”，指责他就是凶手。
为了平息事态，镇子上有头有脸的人物组织了一支自愿巡逻队，还任命了一个由27人组成的警戒委员会。尽管没有任何犯罪调查方面的经验，委员会的成员们还是被委以重任，“可以对任何房子进行搜索，每个人都可以盘问。”入会时，成员们要宣誓保密，委员会还拿出1000美元悬赏关于凶手的线索。
但调查很快走入了死胡同；委员会也陷入了窘境，嫌疑人抓了不少，却找不到任何证据。谋杀案发生的那个早晨，被沃德小心盖住用来作为定罪证据的脚印连个石膏模型都没有（1830年的时候，科学家和雕刻家们已经在使用石膏模型来保存化石标本，研究人体解剖学以及复原著名的雕塑作品——但这项技术在犯罪调查上还没有被使用）。
既然没有物品失窃，袭击者的作案动机也就成了众人心目难解的谜团。复仇亦并非不可能。萨勒姆的大部分居民都知道，约瑟夫·怀特并不像本地报纸上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位“备受尊敬和爱戴”的老人。此人脾气古怪，阴晴不定，仗着自己的家当，喜欢任意胡来，简直是一位家庭暴君。当他漂亮的侄孙女玛丽宣布和乔·克纳普订婚以后，怀特船长竟然指责小伙子是在觊觎他的财产，后来因为没有征得他的同意两人就把婚给结了，老头子一怒之下剥夺了玛丽的继承权，还开枪打伤了克纳普。
除此之外，怀特船长曾经还是一位奴隶贩子，马萨诸塞州早在1783年就废除了奴隶制，并在五年后宣布奴隶交易为非法行为。但就在1788年，怀特还对萨勒姆镇长威廉·本特利吹嘘说，“不管贩卖何种肤色的人种都欣然接受。”（用本特利的话来说，怀特的这番言辞“暴露了他的道德沦丧已到极致”）我曾在萨勒姆的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的故纸堆中找到一封被水打湿的信，写于1789年，写信者是一位名叫威廉·费尔菲尔德的水手，他当时正在“幸运号”帆船上当船员，他在信中告诉母亲，船上发生了奴隶暴动，船长已经被杀死。而这艘帆船的所有者之一正是约瑟夫·怀特。
在怀特船长的商船中间，有一部分是做正当生意的，比如用来运输鳕鱼或鞋子这样的货物。但还有很多从萨勒姆起航的货船，虽然满载着工具和小饰品，却是为了到非洲进行奴隶交易。这些奴隶被拷上手铐丢到狭小的可怕货仓中，很多人在航海过程中都丢了性命。奴隶们被贩卖到加勒比海，换回大量的金币——奴隶主用这些带血的金币置地买房，用不完的就锁在铁柜子里。
“萨勒姆很多从事海运的家族都对奴隶制系统做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贡献，”萨勒姆的历史学家吉姆·麦卡利斯特说。这些人的家族财富以及子女后代去哈佛上学的费用都是从奴隶贸易中积累的。因此，萨勒姆的居民形成了某种共识，大家都对这种可耻的生意避而不谈，尤其在当时马萨诸塞反奴隶制情绪高涨的大背景之下。“和其他港口城市一样，这里的商人对金钱的渴求让他们背弃了良心和对人权的追求，这种行为同国家法律以及对上帝的信仰都是背道而驰的，”萨勒姆的执政官约瑟夫·B·菲尔特在1791年这般写到。
谋杀案发生一周多以后，斯蒂夫·怀特收到一份信，写信者是一百多公里之外新贝德福德的一位狱卒。他在信中说，狱中一位名叫希奇的惯偷宣称自己掌握了一些关于谋杀案的关键信息。审讯之下，希奇招供说二月份的时候，在经常光顾的一家赌场里，他无意中听见理查德·克劳宁希尔德和乔治·克劳宁希尔德这对兄弟在讨论如何将怀特船长的铁柜子偷到手。这二人虽出身于萨勒姆一家身世显赫的家族，但声名狼藉，法院记录显示，理查德是萨勒姆出了名的“惹事生非者”。获悉这一重大转机以后，警戒委员会马上将希奇五花大绑，押送到萨勒姆的大陪审团前作证。1830年5月5日，陪审团以谋杀罪起诉理查德·克劳宁希尔德，兄弟乔治以及赌场里另外两个同伙也被指控犯下了教唆罪。所有人都被拘禁在萨勒姆监狱中，这是一栋花岗岩砌成的大楼，铁窗森严，石壁牢固。
随后，5月14日，乔·克纳普的父亲约瑟夫·克纳普收到一份来自于缅因州贝尔法斯特勒索信。写信人要求350美元的“借款”，并威胁说，如果不马上付钱，就去揭发当事人，信件的署名是“查尔斯·格兰特”。
老克纳普一时间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遂向儿子寻求建议。乔·克纳普认为这份信是“垃圾一般的魔鬼把戏”，他建议父亲把它交给警戒委员会。
警戒委员会自然是如获至宝，还围绕着这份信设下了一个圈套。委员会一方面以匿名身份向这位格兰特先生汇去了50美元，并且承诺还会寄更多的钱，另一方面在其所在邮局安插了监视者，只要有人来收钱就一举拿下。最终，幕后勒索者约翰·C·R·帕尔默落网，他以谋杀案从犯的罪名被捕。但帕尔默试图通过作证来获取豁免权，于是他讲述了一个复杂的故事：帕尔默曾在克劳宁希尔德的宅邸住过一段时间，其间，他无意中偷听到乔治告诉理查德，说约瑟夫·克纳普的另一个儿子约翰·弗兰西斯（“弗兰克”）·克纳普希望他们去干掉怀特船长，事成以后，将会有1000美元奉上。警戒委员会迅速逮捕了克纳普兄弟，把他们也扔进了萨勒姆监狱，囚禁这二人的牢房与克劳宁希尔德兄弟的牢房相距不远。
谋杀调查取得了突破，一个惯偷证实，他曾在一家赌场无意间听到克劳宁希尔德兄弟在密谋作案。
刚入狱的时候，大概觉得抓不到自己什么把柄，理查德·克劳宁希尔德还摆出一副谦谦君子的架势来。服刑期间，他还要了几本数学和西塞罗演说辞方面的书籍，刻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到了5月底，乔·克纳普在供词中把他给供出来了，理查德这下彻底崩溃了。
乔的供词都被交给了怀特家族的至交亨利·科尔曼牧师。另外，科尔曼同警戒委员会之间也有着密切联系，他答应乔·克纳普以证词作为免于起诉的交换条件。
长达九页的供词——科尔曼手写，但由克纳普署名——是这样开头的，“二月底的时候，我曾对弟弟约翰·弗兰西斯·克纳普提过，如果花上一千美元就能要了约瑟夫·怀特那老鬼的命，我是肯定不会吝啬的。”从这段话中可以得知，乔·克纳普认为，如果怀特船长因为暴死而没有留下合法的遗嘱，他就能从岳母玛丽·贝克福德那里分得一份可观的财产。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谋杀案发生前四天，乔偷偷打开了怀特船长的铁柜子，将那份被他错误认为是老头子合法遗嘱的文件偷了出来。事实上，约瑟夫·怀特的真正遗嘱被放在律师办公室中，而且受惠者并不是自己的侄女玛丽，而是侄子史蒂夫。乔对此浑然不觉，他把偷来的文件藏在了一个盒子里，埋在干草堆中，谋杀案发生之后的第二天，他就将这份文件烧掉了。
乔和弗兰克为如何下手争论了一番。兄弟俩本想在路上伏击怀特船长，或者直接在家里把他干掉，但弗兰克告诉乔说“自己下不了手”，并建议雇佣理查德和乔治兄弟来代为行凶，因为早在少年时期，克纳普兄弟就对这二人的恶名就有耳闻。
几次会面以后，4月2日晚8点，克纳普兄弟和克劳宁希尔德兄弟在萨勒姆公园集合，敲定了行凶方案。乔后来供认，当时理查德还展示了他计划用来杀人的“工具”，干过技工的理查德特意加工了一根棍棒，这玩意“有半米多长，硬木削成的……末端还镶嵌有珠子，防止打滑”，另外还有“十几厘米长的匕首……异常锋利，简直就是一把带刃的锥子。”
就在当晚，乔·克纳普潜入怀特家，偷了那份被他误认为是遗嘱的文件，临走时还故意将窗户上的“栓条松开”。四天以后，即4月6日晚间10点，理查德·克劳宁希尔德从花园大门潜入，进入前院，从那扇没锁的窗户爬进去谋杀了怀特船长。
细节性的供述表明，理查德·克劳宁希尔德是恶行的主要实施者，他必然要被绞死。但他从自己的辩护律师富兰克林·德克斯特那里得知，马萨诸塞州的法律规定，在主犯被审讯和定罪以前，不允许对从犯进行审判。这意味着理查德必须最后一次利用自己聪明的脑袋瓜子，想出办法来搭救自己的兄弟和朋友。于是，6月15日的午后两点，狱卒发现理查德的身体悬在牢房的窗户上，他用两块丝绸手帕栓在窗户的铁条上，上吊自杀了。
本来是简单明了的案件，结果却以这种方式将马萨诸塞州的官老爷们羞辱得灰头灰脸，现在为了将其余三人绳之于法，他们必须找出相应的法律依据来。各地的新闻记者们纷纷拥至萨勒姆，甚至连纽约的媒体也不辞辛苦，远道而来，表明上看，这些人都是抱着确保正义得到伸张的崇高目标，但事实上——用《纽约导游报》记者詹姆斯·戈登·班尼特的话来说：“媒体就是活生生的国家陪审团！”
理查德·克劳宁希尔德以为自己能逃脱绞刑——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乔·克纳普不承认他先前对科尔曼神父的供词。
怀特谋杀案中的起诉面临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不光缺少对主犯的优先定罪（理查德·克劳宁希尔德已经自杀），而且乔·克纳普也拒绝承认自己先前的供述。因此，起诉事宜落到了波士顿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的身上，这位出生于新罕布什尔的律师、立法者和未来的国务卿因为致力于促成北部和南部各州的和解而被人们牢记，他相信自己的努力会阻止内战的发生。
当时的韦伯斯特48岁，他先前在众议院当过几届议员，1827年进入美国参议院。他和萨勒姆地区的一些名人如史蒂夫·怀特和最高法院法官约瑟夫·斯托瑞过从甚密。韦伯斯特神态威严，面容黝黑，目光凌厉，人赠外号“黑丹尼尔”。在法庭上，他以暴躁的盘问和精彩的总结陈词而闻名，《新罕布什尔爱国者公报》曾戏称其为“不朽的丹尼尔”。
丹尼尔·韦伯斯特冷酷的目光和威严的表情让他赢得了“黑丹尼尔”的绰号。
史蒂夫·怀特邀请韦伯斯特前来辅助负责谋杀案审判的检察官，这使他陷入了两难境地。纵观其法律生涯，韦伯斯特总是代表辩护律师出现在法庭上。他的大部分声誉都建立在针对被告利益的激昂雄辩之中。不过，他和受害者家属以及朋友间的私交也牵涉到了法律伦理范畴的微妙关系。
另一方面，如果韦伯斯特站在朋友一边，好处自然是显而易见的。史蒂夫·怀特已经慷慨的拿出1000美元作为其前来助阵的酬劳，况且韦伯斯特还是一位严重的酗酒者，收入经常满足不了开销，经常欠债。于是，他同意前来“协助”检举——其实也就是去当领导。
几名被告被单独审讯，1830年8月份第一个接受审讯的是弗兰克·克纳普。当时民众的兴趣高涨，班尼特报道说，想进入法庭一睹韦伯斯特风采的人潮“如同礁岩上翻滚的浪头一般”。对于理查德·克劳宁希尔德的死亡，韦伯斯特曾有句名言：除了自杀，忏悔是无法解除痛苦的，而自杀本身就是忏悔。理查德死后，韦伯斯特打算把弗兰克·克纳普从从犯列为主犯。有几位目击证人证实，在谋杀案发生当晚的后半夜，他们看见一个身穿“羽绒披风”头戴“防水帽”的男子出现在怀特船长屋后的布朗大街上，这身穿戴也是弗兰克日常装扮。韦伯斯特认为弗兰克出现在那里是为了向凶手提供直接帮助，因此也算是主要的行凶者。但辩方不认同目击者的证词，并嘲讽说，弗兰克只是在布朗大街上现了现身，怎么就成了凶手必不可少的帮凶呢？综合控方和辩方的意见，陪审团审议了25个小时之后还是陷入了僵局。法官宣布本次审判无效，两天后重新审理。
第二次审讯让基于证据的辩论更显得白热化。上次审讯只有约翰逊医生出庭作证，但这一次控方将佩尔森医生的证词也列举了进来，他对于尸检结果的异议——即可能存在两位行凶者的想法——先前已经发表在《萨勒姆公报》上了。现在佩尔森被列为鉴定证人意味着控方对于只有理查德·克劳宁希尔德一人参与对怀特船长行凶的认定产生了质疑。韦伯斯特推断，弗兰克·克纳普可能也实施了“最后的致命一击”；或者“肆意妄为之下”对被害者造成了其他伤害。克纳普的辩护律师认为这种推论堪称荒谬，他大声质问为什么弗兰克·克纳普要回到案发现场，去刺杀一具死尸：“难道是要学那嫉妒行凶者光荣行为并因此大包大揽罪责的法尔斯塔夫吗？”
在两次审讯的间隙，报纸刊登了初审结果，并将新陪审团成立的消息捅了出来，而且还在报道中猛烈抨击了先前陪审团的无能，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将罪犯定罪。在这番激励之下，当韦伯斯特在法庭上绘声绘色的重现了那个罪恶之夜时，新组成的陪审团成员们个个都在心无旁骛的仔细聆听：“一位身体健康的老者，正在沉沉的入睡，许久以来的第一次熟睡将他送入了梦乡之中。这时，刺客从那扇早已洞开的窗户进入了房间……他悄无声息的穿过空无一人的大厅，幽幽的白色月光洒在地板之上；他静悄悄的由楼梯来到卧室的门前。刺客动作轻柔的移动着门锁，不带一丝声响的打开了铰链；他走了进来，注视着背身侧卧的受害人……”
韦伯斯特的这次总结陈词后来被视为雄辩史上的经典之作。“演说辞的强大能量和重点在于它围绕着凶手和同谋，将证据一环套一环的紧密联系起来，”英国文学评论家约翰·尼科尔这般写到。“听众似乎听到了受害人的骨头被蟒蛇一般的凶手勒住，正在嘎嘎作响。”而杰出的律师和政治家萨穆埃尔·麦考也将这样的演说称之为“陪审团所听到的最伟大的辩论”。
经过五个小时的商议之后，陪审团接受了韦伯斯特关于弗兰克·克纳普是本案的主犯且应该被认定为谋杀罪的论证。
“萨勒姆城开始变得愈发安静，自怀特船长遇害以来，还从来没有这样安静过，”纳撒尼尔·霍桑在一份给表兄的信中这样写到，“但我认为等到弗兰克·克纳普赴刑那天，民众的激昂情绪将会被再度点燃。”
霍桑当时还只是一位26岁的作家，生活窘迫，住在萨勒姆的母亲家中，这桩谋杀案深深吸引了他。霍桑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德高望重的船长，另外他的祖辈约翰·哈桑即为女巫审判案中臭名昭著的绞刑法官之一。这段家族历史既吸引了这位未来的小说家，又让他产生了反叛心理，而且很可能引发了他对犯罪和继承罪恶产生了终生不渝的兴趣。就在审讯克纳普期间，霍桑还在为包括《萨勒姆公报》在内的本地报纸创作短篇小说。因此，有些学者认为，霍桑曾为这份报纸写过几篇关于谋杀案的未署名文章，但这种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足以证明这种猜测。
在写给表兄的信中，霍桑描绘了萨勒姆居民对克纳普家族“普遍性的偏见”，并表达了自己对陪审团判决的矛盾心理：“就我而言，我希望乔会受到严惩，但如果弗兰克侥幸逃脱了惩罚，我可能也不会觉得特别遗憾。”
1830年9月28日，当着数千人的面，弗兰克·克纳普被吊死在萨勒姆监狱前面。11月份被审讯和定罪的弟弟约瑟夫在三个月以后遭遇了相同的命运。剩下的同谋者乔治·克劳宁希尔德案发当晚与两位妓女厮混在一起，这两人也为他提供了不在场的证明；经过两次审讯之后，他被精疲力尽的法庭释放。乔治的那两个赌场同伙没有经过审讯就被释放了。
弗兰克·克纳普的坟墓草图，来自于一本1830年的书，这本书详细记叙了这起谋杀案和审判过程。当着数千人的面，弗兰克·克纳普被吊死在萨勒姆监狱前面。
1831年9月9日，霍桑写信给表兄说，“关于怀特船长的谈论几乎完全停息了。”但审判的余音却一直回荡在美国文学史中。
二十年后，霍桑在创作《红字》时从怀特谋杀案中找到了灵感。纳撒尼尔·霍桑协会前会长兼《纳撒尼尔·霍桑的萨勒姆世界》一书的作者玛格丽特·摩尔认为，为了不可控式促使罪犯认罪，韦伯斯特可谓是穷思竭虑，正是在这种态度的影响下，霍桑在《红字》中刻画了亚瑟·丁梅斯代尔牧师这个角色。作为海丝特·白兰的秘密情人，丁梅斯代尔一直为自己的隐秘身份所困扰——当海丝特听着丁梅斯代尔最后的布道时，她能察觉到那种“人心的委屈，满腹愁肠或心怀歉疚地向人类的伟大胸怀诉说着秘密；每个声调，都在无时不刻的祈求它的怜悯或宽恕……”
作家纳撒尼尔·霍桑也在怀特谋杀案中找到了灵感，并于二十年后创作出了小说《红字》。
已故的哈佛大学文学家弗兰西斯·奥特·马提森认为，怀特谋杀案的余音和韦伯斯特的陈词总结在霍桑的另一本著作《七个尖角的阁楼》（1851）亦能找到痕迹。小说开头第一章节就通过描绘品思钦家族的肮脏历史——一桩发生在30年前的家族元老谋杀案，为后文定下了阴暗的基调，“一位老单身汉，拥有大量的财富和房产。”在小说的结尾，霍桑用了15页的篇幅以一位无名叙述者的口吻描述和奚落了残暴的品思钦法官的尸首。马提森敏锐的洞察到了韦伯斯特对霍桑的影响，尤其体现在他对月光意象的运用上：“银色的月光舞者在梨树树冠上跳跃着，在不经意间移动着，越跳越低，渐渐笼罩了所有的树枝，斜斜的洒在屋里。月光掠过法官在黑暗中一动不动的身体。它尾随着阴影，以多变的舞步掠过他那亘古未变的面容。”
怀特谋杀案在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中也留下了烙印，案件发生时，爱伦·坡正打算去美国西点军校读书（一年后他故意违反纪律，被军事法庭审判后离开西点军校）。没有人知道爱伦·坡是否关注过谋杀案的庭审，但1843年发表小说《泄密的心》时，他肯定读过关于庭审的记录。研究爱伦·坡的学者T·O·马博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爱伦·坡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韦伯斯特的陈词总结。在法庭上，韦伯斯特曾提及凶手的“自制力”和“极度的镇定自若”，他认为行凶者最后必然要被迫供认罪行，因为“整个世界”都能从凶手脸上看出罪行来，杀人秘密会“喷薄而出”。同样，在《泄密的心》中，爱伦·坡虚构的杀人凶手也夸耀自己是“如何聪明”且“无比谨慎”的将一位老者杀死在卧室中。当他认定负责调查案情的警察不但知道了他的秘密，而且还在嘲弄他时，杀人者开始告白了，“我觉得自己要是不吼出来就会死掉！……我承认自己杀了人！”由此，这桩被设计得天衣无缝的谋杀案终于水落石出。
受审判的启发，埃德加·爱伦·坡在1848年将谋杀和罪行的主题编入自己的小说中。
丹尼尔·韦伯斯特精彩的庭审总结后来被编纂成册，并出售给仰慕他的公众们。不过，黑丹尼尔的政治生涯却从1850年开始走下坡路了，他为了替新的《逃奴追缉法案》辩护，发表了一次充满激情的演说，这种行为也掩盖了他多年的奴隶制反对立场。新法案要求北方州协助将逃跑到北方的奴隶归还到南部的奴隶主那里，它是一系列妥协行为的一部分，这些妥协行为是为了让加州以“自由州”的身份获准加入联邦。但废奴主义者认为这次演讲是一种背叛行为，是韦伯斯特为了让南方支持自己在1852年成为辉格党总统候选人的谄媚行为，最终他的提名未予通过。在这次风波以后，韦伯斯特因为马车事故而受伤，不久之后就去世了。尸检结果显示，脑出血并发肝硬化导致了他的死亡。
事实上，彼时的萨勒姆已将成为反对奴隶制运动的重要中心。在18世纪40年代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作为民族象征出现之前，萨勒姆土生土长的查尔斯·雷诺克斯·雷蒙德就已成为闻名美国乃至欧洲的非裔美国废奴主义者。他的妹妹莎拉·帕克·雷蒙德也在海外到处演讲，且经常和苏珊·安东尼在反对奴隶制大会上一同发表演说。
为了将怀特谋杀案留下的阴影抛至脑后，萨勒姆的居民们作出了种种努力。即便是距离那次审判已有一个世纪之久，镇民们还是不愿意提及此事。卡罗琳·霍华德·金曾在1937年创作了回忆录《生活在萨勒姆的日子》，但在正式发表之前，因为觉得行文“不够慎重”，她毅然删掉了其中描述怀特谋杀案的章节。1956年，霍华德·布拉德利和詹姆斯·怀南斯亦合写了一本关于韦伯斯特在怀特谋杀案审判过程中所担当角色的书，他们在成书之前进行相关研究的时候就曾遭遇过抵制。“萨勒姆的一些人希望将关于这件案子的所有线索都捂得死死的，”布拉德利和怀南斯在书中写到，“当问及这桩谋杀案时，有些人还是抱着警惕的态度。”
今天，萨勒姆曾经不光彩的女巫审判却催生了本地的旅游业。但是每年的10月，你都可以跟随历史学家吉姆·麦卡利斯特在萨勒姆进行一次烛光“恐怖小道”之旅，其间游客们会去参观当年的犯罪现场，大屋现在已经更名为加德纳-皮格利之家。你也可以进屋内参观，屋里的陈设已被恢复到1814年的模样，这座堪称国家历史里程碑的房子为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所有。那支当年被用来作为谋杀凶器的棍棒也被改博物馆收藏起来，但不公开展示。
我曾有幸鉴赏过这把凶器，它被放置在一间洞穴般的储藏室中，抓握的时候还要戴上亮蓝色的检查手套。棍棒的造型相当优雅，很适合握在手中。在那一刻，我不禁暗暗佩服起理查德·克劳宁希尔德那不俗的手艺来。
加德纳-皮格利之家就是当年的犯罪现场，屋内的陈设已被恢复到1814年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