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月6日开始,诺贝尔奖陆续揭晓｡生理学或医学奖由一名德国人和两名法国人分享;物理学奖被三名日本人拿走,其中一人是美国国籍;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是日本科学家下村修､美国科学家马丁•沙尔菲和美籍华裔科学家钱永健｡钱永健除有美籍华裔的身份外,还是中国导弹之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堂侄｡ 出生于1952年的钱永健,是一名普通的学者｡他生活上不拘小节,穿衣服只求舒适得体,平常走在大街上,与普通人一样｡除去教课,钱永健兴趣广泛,他会弹钢琴,爱好潜水,得奖前不久,刚刚参加完圣地亚哥的半程马拉松长跑比赛｡他在纽约出生､在新泽西长大,只能听懂几句简单的中文对话｡ 钱永健的出身其实也不普通｡他的父亲钱学榘是美国波音公司的工程师,哥哥钱永佑是神经生物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教授,堂兄钱永刚在中国,是解放军某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堂叔更是大名鼎鼎的钱学森｡出身于这样的“科学之家”,就连钱永健自己都说,这辈子注定了“要继承家族的血统,从事这样的工作｡”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中,也很讲究“家族传承”｡2006年,59岁的美国科学家罗杰•科恩伯格因在“真核转录的分子基础”研究领域的贡献摘得该年度诺贝尔化学奖桂冠｡科恩伯格一家是“科学之家”,罗杰的父亲是杰出科学家,1959年,与他人分享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的两个弟弟也在科学或者科学相关领域各有建树,科恩伯格家族因此被称为“一门四杰”｡科恩伯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依然记得当年陪父亲到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的情景｡科恩伯格和老科恩伯格是历史上第六对父子同为诺贝尔奖得主｡ 如今,已经有六对父子､四对夫妻和一对兄弟被诺奖眷顾｡同在一个家族(但不是至亲)的获奖者,也不在少数｡在众多获奖家族中,法国的居里家族是当之无愧的“诺奖专业户”｡玛丽•居里和丈夫皮埃尔分享了1903年物理学奖,居里夫人后来又单独摘取了1911年的化学奖｡1935年,居里夫人的女儿伊雷娜•约里奥―居里和丈夫弗雷德里奥•约里奥同时获得化学奖｡一个家族,四人共三次获奖,是诺贝尔奖的一段佳话｡ 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华裔,很多人的背后也有庞大的家族科研大军｡杨振宁的父亲是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西南联大的数学系主任;朱棣文的父亲朱汝瑾是国际知名的化学工程专家,母亲也曾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朱棣文的姑姑朱汝华则在西南联大教过有机化学｡再把关系拉远一点,杨振宁和李政道在西南联大念书的时候,都是吴大猷门下的高足;朱汝华也是西南联大化学系主任曾昭抡的得意弟子｡ 个人如此,国家亦然｡今年的诺贝尔奖可以称得上日本科学家的“丰产年”:化学奖中有日本人的名字,物理学奖更是日裔的天下｡假如我们再加上2001年和2002年的两位化学奖得主､2002年的物理学奖,不过八年时间,日本已经涌现出六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这样的成绩,当然不会是碰运气的结果｡ 从1995年开始,日本由长期实行的“模仿型”科技立国政策,摇身而变成“自主开创型”｡为实现这个目标,日本出台了一系列人才培养计划,还雄心勃勃地宣布要在21世纪的前50年里,培养出30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 从某种意义来说,对一个有治学传统的家族来说,在不同领域执着求索的叔伯姑姨､导师同窗,是推动其成员“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最大动力,也是促使其成员更上层楼的科技储备｡对一个重视科研的国家来说,巨大的人才储备库,则是源源不断地把自己的科学家推向领奖台的底气所在……如果说,诺贝尔科学奖真的存在所谓的获奖“DNA”,大概就是指它吧｡
从10月6日开始,诺贝尔奖陆续揭晓｡生理学或医学奖由一名德国人和两名法国人分享;物理学奖被三名日本人拿走,其中一人是美国国籍;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是日本科学家下村修､美国科学家马丁•沙尔菲和美籍华裔科学家钱永健｡钱永健除有美籍华裔的身份外,还是中国导弹之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堂侄｡ 出生于1952年的钱永健,是一名普通的学者｡他生活上不拘小节,穿衣服只求舒适得体,平常走在大街上,与普通人一样｡除去教课,钱永健兴趣广泛,他会弹钢琴,爱好潜水,得奖前不久,刚刚参加完圣地亚哥的半程马拉松长跑比赛｡他在纽约出生､在新泽西长大,只能听懂几句简单的中文对话｡ 钱永健的出身其实也不普通｡他的父亲钱学榘是美国波音公司的工程师,哥哥钱永佑是神经生物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教授,堂兄钱永刚在中国,是解放军某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堂叔更是大名鼎鼎的钱学森｡出身于这样的“科学之家”,就连钱永健自己都说,这辈子注定了“要继承家族的血统,从事这样的工作｡”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中,也很讲究“家族传承”｡2006年,59岁的美国科学家罗杰•科恩伯格因在“真核转录的分子基础”研究领域的贡献摘得该年度诺贝尔化学奖桂冠｡科恩伯格一家是“科学之家”,罗杰的父亲是杰出科学家,1959年,与他人分享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的两个弟弟也在科学或者科学相关领域各有建树,科恩伯格家族因此被称为“一门四杰”｡科恩伯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依然记得当年陪父亲到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的情景｡科恩伯格和老科恩伯格是历史上第六对父子同为诺贝尔奖得主｡ 如今,已经有六对父子､四对夫妻和一对兄弟被诺奖眷顾｡同在一个家族(但不是至亲)的获奖者,也不在少数｡在众多获奖家族中,法国的居里家族是当之无愧的“诺奖专业户”｡玛丽•居里和丈夫皮埃尔分享了1903年物理学奖,居里夫人后来又单独摘取了1911年的化学奖｡1935年,居里夫人的女儿伊雷娜•约里奥―居里和丈夫弗雷德里奥•约里奥同时获得化学奖｡一个家族,四人共三次获奖,是诺贝尔奖的一段佳话｡ 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华裔,很多人的背后也有庞大的家族科研大军｡杨振宁的父亲是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西南联大的数学系主任;朱棣文的父亲朱汝瑾是国际知名的化学工程专家,母亲也曾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朱棣文的姑姑朱汝华则在西南联大教过有机化学｡再把关系拉远一点,杨振宁和李政道在西南联大念书的时候,都是吴大猷门下的高足;朱汝华也是西南联大化学系主任曾昭抡的得意弟子｡ 个人如此,国家亦然｡今年的诺贝尔奖可以称得上日本科学家的“丰产年”:化学奖中有日本人的名字,物理学奖更是日裔的天下｡假如我们再加上2001年和2002年的两位化学奖得主､2002年的物理学奖,不过八年时间,日本已经涌现出六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这样的成绩,当然不会是碰运气的结果｡ 从1995年开始,日本由长期实行的“模仿型”科技立国政策,摇身而变成“自主开创型”｡为实现这个目标,日本出台了一系列人才培养计划,还雄心勃勃地宣布要在21世纪的前50年里,培养出30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 从某种意义来说,对一个有治学传统的家族来说,在不同领域执着求索的叔伯姑姨､导师同窗,是推动其成员“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最大动力,也是促使其成员更上层楼的科技储备｡对一个重视科研的国家来说,巨大的人才储备库,则是源源不断地把自己的科学家推向领奖台的底气所在……如果说,诺贝尔科学奖真的存在所谓的获奖“DNA”,大概就是指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