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在中国的尝试未止于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已开工，广州知识城正上马――从“软件转移”到“经验共享”，从好为人师到在商言商，中国城市亦因此有了“新加坡经验”。 “新加坡的领导者们在所有的场合都具有相当自觉：他们是可以向中国人传授如何管理一个社会的。”1998年的《经济学人》杂志如此评论当时新方在苏州工业园区内的角色。 新加坡在中国的尝试确实并未止于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已经开工，广州知识城正在上马。从苏州工业园园区的“软件转移”到天津生态城的“经验共享(knowledgesharing)”，从好为人师到在商言商，新加坡通过不断了解中国来修正自己的合作态度、方法，一以贯之的是经济理性：商业上的可持续性。 在中国复制“新加坡模式” 1992年，“新加坡模式”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中获得了首肯：“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那一年有9万多地方官员去这个城市国家考察。 于是，在苏州工业园区这个中新两国“深层次合作试验场”，李光耀提出“软件转移”这一概念，也就是将新加坡政府规划、管理城市的方法移植到苏州工业园区。 从当年的规划看，苏州工业园区的城市概念完备：外部是工厂用地，内部是居民住宅用地。为此，当年在苏州工业园区的名字也经过仔细斟酌。四川大学苏州研究院主任赵大生回忆说，本来是“industry city”，但还是不敢用“city”(城)，城中之城的说法当时在政治上会有风险。最后用park，“industrial park”在概念上更宽泛，什么都可以包括进去了。 经过15年，苏州工业园区在中国确实也产生了品牌效应。2007年，中新双方签署了天津生态城合作框架协议，在离塘沽市区10分钟车程的盐碱地里修一座生态城。这是苏州工业园区之后，中新政府间的第二次合作，这个项目有了名副其实的“城”的名号，也实现了李光耀在1999年时的想法：在靠近北京的直辖市合作一个新项目。 根据最近公布的《中新知识城产业发展规划》，在广州东部也将崛起一座知识城。尽管是企业之间的合作项目，但新加坡国务资政吴作栋已经表示“新加坡政府仍会给予‘知识城’全力的支持，尤其是在软件方面”。 此前新加坡媒体对于本国政府在苏州工业园区的表现评价一直很低，觉得李光耀当年做了一单亏本买卖。但是近来新加坡媒体的评价逐渐有了转变。2009年3月的《联合早报》称：“新加坡虽然没有在苏州工业园区项目上赚到钱，但同区为新加坡赢得政治上的无形利益，以及建立了新加坡的良好记录和声誉，这些优势让我国(新加坡)在中国争取到天津生态城和广州知识城的合作开发权。”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新方当年的踌躇满志：“新加坡过来，按照它的标准做，那肯定就是老师。”东亚研究所是新加坡政府的智库，曾经花了两年的时间专门研究新加坡在苏州工业园园区中的得失教训。郑永年说：“这是必要的经验总结，毕竟新加坡不是只做一个苏州工业园。” 新加坡式造城里的文化差异 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约翰・托马斯在其论文《体制创新和制度转移的前途：新加坡制度在苏州的移植》一文中指出，苏州工业园区的这种高层色彩架空了地方政府的权力，如果新加坡方面有什么问题，李光耀可以直接飞去北京找江泽民，然后再由中央来责成苏州市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是项目的执行环节和管理者都是苏州市政府。这让中新双方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总是难免有罅隙。 1999年，在上海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李光耀与少数几个学术界人士交流时，也提到了中央与地方在理念上的差异。他认为：“北京的高层想要新加坡的软件转移，想要了解城市规划、城市管理方面的经验，然后将它推广到全中国。但是苏州最感兴趣的还是硬件，能有多少企业入驻，能获得多少就业岗位，能带来多少的税收，以及苏州本身地位的提高。这是两种不同层次的需求。理想的解决办法是到中央政府所在的北京，或者像是天津这样临近北京的直辖市。”(这段谈话来见诸媒体，后载于李光耀的回忆录)中新两国合作的“天津生态城”的伏笔大概就是那时埋下的。 在2000年出版的《李光耀回忆录》中，李光耀提及新加坡在苏州工业园园区的经验，他的表述是“punitive experiment”(惩罚性试验)。郑永年说，或许用“刻骨铭心”来形容更恰当，原先是以为彼此都是华人，文化相近，但是合作起来，却发现有那么多差异。最简单的，“对新加坡来说，签下合同就结束了，接下来就是开始按照合同实施。但是，对中方来说，签了合同仅仅是开始，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商量和协调”。 迄今，苏州人对于当年的新加坡老师仍有复杂的感情，一方面，当年的规划在15年之后确实显现出了难以替代的优势。四川大学苏州研究院主任赵大生在1996年曾亲耳听到当时的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对苏州市领导说“最羡慕园区的规划”，在此情境中的苏州人对新加坡老师或多或少是有做意的。 但是另一方面，正如苏州大学商学院的朱仲羽教授所说的：“中新合作也只是苏州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中继站，给它的开放性经济加了一把火。”在苏州当地人看来，苏州工业园区的经验是可以复制的，但是15年的经济奇迹或许无法在其他地方原样重现。 “经验共享”损失的是中方 曾经好为人师的新加坡，如今越来越表现出它在商言商的务实一面。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回答新加坡媒体关于在华投资政策时说：“我们是把鸡蛋放在所有可以寻获的篮子里，这里(中国)有很多机会，但在印度、中东和发达国家，也有不少机会。哪里有机会，我们就去那里。”对于这种变化，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对新方来说，经济理性：是一直占主导地位的。不管是在苏州工业园区项目中提到“软件转移”，还是在天津生态城中主张“经验共享”。策略的变化都服从于商业利益，并最终依靠商业上的可持续来验证。 不过，郑永年强调：“中新合作从‘软件转移’到‘经验共享’，吃亏的该是中方，某种程度上，中方学习和改进的机会少。而对新加坡来说，不当老师，在商言商，这是最容易的事情。” 事实上，天津生态城的公屋是借鉴新加坡组屋和中国的经济适用房模式的基础上创造的全新住宅模式。这也是日前中新合作比较典型的“经验共享”。新方对于公屋政策在天津生态城的移植持有十分审慎的态度。 比如这包括公共住房政策。郑永年进一步解释了这种难度：“原先天津生态城的公用住房的比例是40％，但是地方领导说太高了。”目前天津生态城的公屋住宅比例是20％。在新加坡，80％的住宅都是公用住房，它不仅针对低收入阶层，中产阶层都住在里面，实现的是
“居者有其屋”的社会理想。新加坡一整套的社会政策都通过公用住房政策这个平台来推行的，甚至增加家庭凝聚力也通过公用住房政策来实现，父母或子女购买相邻的组屋可以获得购屋津贴。但是，在中国，结合了经济适用房模式的天津生态城公用住房项目却跟西方样，将一部分低收入者圈在一个住宅区内。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在接受新加坡媒体采访时说，不能把新加坡全部的理念移植到这里(天津生态城)，这是做不到的。要适合这里的需求，需要不断地讨论来得到共识。她强调“这也是比较艰难的一部分”。 学习新加坡能实现产业升级吗? 天津生态将充分体现宜居、生态的优点，比如步行和自行车慢性系统，告别“长在汽车轮子上的”城市病。对比苏州工业园区：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高楼大厦勾勒出天际线，最符合工业化高峰期的城市想象。但是进化能源紧缺的后工业时代，这类消耗土地、能源为发展代价的城市发展模式已经过时了。 郑永年总结中新合作的利益诉求时，说到中方自身产业发展的需要。早期中国需要的是工业区，能够吸引外资，解决劳动力就业。现在中国面临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社会公平、社会和谐的问题。所以才有了中新合作的天津生态城。有媒体称广州知识城是“开发区3.0”，开发区升级的背后是珠三角地区对于产业升级的迫切愿望，尤其是在京津塘、长三角后来居上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状况下。”“知识城是广州推动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引擎。”这是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对于筹划中的知识域的期待和定位。 郑永年说，广东的产业升级要真正结合现有的产业，知识城最迫切的是要培养一些能够承担产业升级任务的技术性人才，“不要总是要么博士要么农民工”。2009年11月公布的《中新知识城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重点发展研发服务、创意产业、教育培训、生命健康、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与节能环保、先进制造等八大支柱产业。主政者们强调：与苏州工业园园区和天津生态城相比，知识城项目的产业发展将更加高端，速度更快。 目前知识城在地产效应上表现明显。知识城所在的萝岗区九佛镇是广州最后一块尚未开发的土地，媒体的房地产软文难掩发展的兴奋：“知识城周边的品牌发展商已经开枝散叶了。这些大盘的面积少则上千亩，多则近万亩。知识城将为大盘的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新加坡在中国的尝试未止于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已开工，广州知识城正上马――从“软件转移”到“经验共享”，从好为人师到在商言商，中国城市亦因此有了“新加坡经验”。 “新加坡的领导者们在所有的场合都具有相当自觉：他们是可以向中国人传授如何管理一个社会的。”1998年的《经济学人》杂志如此评论当时新方在苏州工业园区内的角色。 新加坡在中国的尝试确实并未止于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已经开工，广州知识城正在上马。从苏州工业园园区的“软件转移”到天津生态城的“经验共享(knowledgesharing)”，从好为人师到在商言商，新加坡通过不断了解中国来修正自己的合作态度、方法，一以贯之的是经济理性：商业上的可持续性。 在中国复制“新加坡模式” 1992年，“新加坡模式”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中获得了首肯：“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那一年有9万多地方官员去这个城市国家考察。 于是，在苏州工业园区这个中新两国“深层次合作试验场”，李光耀提出“软件转移”这一概念，也就是将新加坡政府规划、管理城市的方法移植到苏州工业园区。 从当年的规划看，苏州工业园区的城市概念完备：外部是工厂用地，内部是居民住宅用地。为此，当年在苏州工业园区的名字也经过仔细斟酌。四川大学苏州研究院主任赵大生回忆说，本来是“industry city”，但还是不敢用“city”(城)，城中之城的说法当时在政治上会有风险。最后用park，“industrial park”在概念上更宽泛，什么都可以包括进去了。 经过15年，苏州工业园区在中国确实也产生了品牌效应。2007年，中新双方签署了天津生态城合作框架协议，在离塘沽市区10分钟车程的盐碱地里修一座生态城。这是苏州工业园区之后，中新政府间的第二次合作，这个项目有了名副其实的“城”的名号，也实现了李光耀在1999年时的想法：在靠近北京的直辖市合作一个新项目。 根据最近公布的《中新知识城产业发展规划》，在广州东部也将崛起一座知识城。尽管是企业之间的合作项目，但新加坡国务资政吴作栋已经表示“新加坡政府仍会给予‘知识城’全力的支持，尤其是在软件方面”。 此前新加坡媒体对于本国政府在苏州工业园区的表现评价一直很低，觉得李光耀当年做了一单亏本买卖。但是近来新加坡媒体的评价逐渐有了转变。2009年3月的《联合早报》称：“新加坡虽然没有在苏州工业园区项目上赚到钱，但同区为新加坡赢得政治上的无形利益，以及建立了新加坡的良好记录和声誉，这些优势让我国(新加坡)在中国争取到天津生态城和广州知识城的合作开发权。”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新方当年的踌躇满志：“新加坡过来，按照它的标准做，那肯定就是老师。”东亚研究所是新加坡政府的智库，曾经花了两年的时间专门研究新加坡在苏州工业园园区中的得失教训。郑永年说：“这是必要的经验总结，毕竟新加坡不是只做一个苏州工业园。” 新加坡式造城里的文化差异 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约翰・托马斯在其论文《体制创新和制度转移的前途：新加坡制度在苏州的移植》一文中指出，苏州工业园区的这种高层色彩架空了地方政府的权力，如果新加坡方面有什么问题，李光耀可以直接飞去北京找江泽民，然后再由中央来责成苏州市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是项目的执行环节和管理者都是苏州市政府。这让中新双方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总是难免有罅隙。 1999年，在上海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李光耀与少数几个学术界人士交流时，也提到了中央与地方在理念上的差异。他认为：“北京的高层想要新加坡的软件转移，想要了解城市规划、城市管理方面的经验，然后将它推广到全中国。但是苏州最感兴趣的还是硬件，能有多少企业入驻，能获得多少就业岗位，能带来多少的税收，以及苏州本身地位的提高。这是两种不同层次的需求。理想的解决办法是到中央政府所在的北京，或者像是天津这样临近北京的直辖市。”(这段谈话来见诸媒体，后载于李光耀的回忆录)中新两国合作的“天津生态城”的伏笔大概就是那时埋下的。 在2000年出版的《李光耀回忆录》中，李光耀提及新加坡在苏州工业园园区的经验，他的表述是“punitive experiment”(惩罚性试验)。郑永年说，或许用“刻骨铭心”来形容更恰当，原先是以为彼此都是华人，文化相近，但是合作起来，却发现有那么多差异。最简单的，“对新加坡来说，签下合同就结束了，接下来就是开始按照合同实施。但是，对中方来说，签了合同仅仅是开始，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商量和协调”。 迄今，苏州人对于当年的新加坡老师仍有复杂的感情，一方面，当年的规划在15年之后确实显现出了难以替代的优势。四川大学苏州研究院主任赵大生在1996年曾亲耳听到当时的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对苏州市领导说“最羡慕园区的规划”，在此情境中的苏州人对新加坡老师或多或少是有做意的。 但是另一方面，正如苏州大学商学院的朱仲羽教授所说的：“中新合作也只是苏州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中继站，给它的开放性经济加了一把火。”在苏州当地人看来，苏州工业园区的经验是可以复制的，但是15年的经济奇迹或许无法在其他地方原样重现。 “经验共享”损失的是中方 曾经好为人师的新加坡，如今越来越表现出它在商言商的务实一面。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回答新加坡媒体关于在华投资政策时说：“我们是把鸡蛋放在所有可以寻获的篮子里，这里(中国)有很多机会，但在印度、中东和发达国家，也有不少机会。哪里有机会，我们就去那里。”对于这种变化，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对新方来说，经济理性：是一直占主导地位的。不管是在苏州工业园区项目中提到“软件转移”，还是在天津生态城中主张“经验共享”。策略的变化都服从于商业利益，并最终依靠商业上的可持续来验证。 不过，郑永年强调：“中新合作从‘软件转移’到‘经验共享’，吃亏的该是中方，某种程度上，中方学习和改进的机会少。而对新加坡来说，不当老师，在商言商，这是最容易的事情。” 事实上，天津生态城的公屋是借鉴新加坡组屋和中国的经济适用房模式的基础上创造的全新住宅模式。这也是日前中新合作比较典型的“经验共享”。新方对于公屋政策在天津生态城的移植持有十分审慎的态度。 比如这包括公共住房政策。郑永年进一步解释了这种难度：“原先天津生态城的公用住房的比例是40％，但是地方领导说太高了。”目前天津生态城的公屋住宅比例是20％。在新加坡，80％的住宅都是公用住房，它不仅针对低收入阶层，中产阶层都住在里面，实现的是
“居者有其屋”的社会理想。新加坡一整套的社会政策都通过公用住房政策这个平台来推行的，甚至增加家庭凝聚力也通过公用住房政策来实现，父母或子女购买相邻的组屋可以获得购屋津贴。但是，在中国，结合了经济适用房模式的天津生态城公用住房项目却跟西方样，将一部分低收入者圈在一个住宅区内。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在接受新加坡媒体采访时说，不能把新加坡全部的理念移植到这里(天津生态城)，这是做不到的。要适合这里的需求，需要不断地讨论来得到共识。她强调“这也是比较艰难的一部分”。 学习新加坡能实现产业升级吗? 天津生态将充分体现宜居、生态的优点，比如步行和自行车慢性系统，告别“长在汽车轮子上的”城市病。对比苏州工业园区：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高楼大厦勾勒出天际线，最符合工业化高峰期的城市想象。但是进化能源紧缺的后工业时代，这类消耗土地、能源为发展代价的城市发展模式已经过时了。 郑永年总结中新合作的利益诉求时，说到中方自身产业发展的需要。早期中国需要的是工业区，能够吸引外资，解决劳动力就业。现在中国面临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社会公平、社会和谐的问题。所以才有了中新合作的天津生态城。有媒体称广州知识城是“开发区3.0”，开发区升级的背后是珠三角地区对于产业升级的迫切愿望，尤其是在京津塘、长三角后来居上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状况下。”“知识城是广州推动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引擎。”这是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对于筹划中的知识域的期待和定位。 郑永年说，广东的产业升级要真正结合现有的产业，知识城最迫切的是要培养一些能够承担产业升级任务的技术性人才，“不要总是要么博士要么农民工”。2009年11月公布的《中新知识城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重点发展研发服务、创意产业、教育培训、生命健康、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与节能环保、先进制造等八大支柱产业。主政者们强调：与苏州工业园园区和天津生态城相比，知识城项目的产业发展将更加高端，速度更快。 目前知识城在地产效应上表现明显。知识城所在的萝岗区九佛镇是广州最后一块尚未开发的土地，媒体的房地产软文难掩发展的兴奋：“知识城周边的品牌发展商已经开枝散叶了。这些大盘的面积少则上千亩，多则近万亩。知识城将为大盘的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