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百年不遇的台风，引发了洪水，淹了干休所，淹了我的家。家具电器泡坏了固然可惜，但那本老照片的损失，令我惋惜不已，要知道那里边保存着我一辈子难以忘怀的人和事啊！
大水退去，我顾不上别的，抢救老照片是头等大事。好在没有全军覆没，有三张照片洗去淤泥还能看清人像。
我小心捧着这三张“绝版”照片：第一张是合影，那是1944年我在新四军第一师三旅八团卫生队工作时与全队战友的合影。我仔细辨认着照片中60多年前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这个是魏传贵，那位是姚常喜，还有李忠、李悦、翟广东、王长喜。哦！与我紧挨着的是队长郑觉民。这第二张是我和郑觉民的合影了，当年我俩可是形影不离的呀，他是队长，我是下属，我闹不明白，那时我咋就和领导成了好朋友呢？第三张照片是郑觉民夫妇的合影，那年队长的婚礼可是我们全卫生队的盛典呀。
看着照片中一个个年轻的战友们，我的思绪回到了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
1944年我入伍已四年多，一直在部队从事医务工作。照片中的我，时任新四军第一师三旅八团卫生队医保干事，郑觉民是我们卫生队队长。四五月间，接到上级指令，我们第三旅从江南杭嘉湖一带撤回长江以北淮安地区。8月里的一个星期天，在郑觉民的建议下，大家忙里偷闲，卫生队全体同志到淮安城里的艺海照相馆，拍了一张难得的“全家福”。因为狭窄的照相馆站不下我们全队人员，照相师就让我们在屋外拍了。前排席地而坐的全是近两个月来招的学生兵，当时部队里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战士凤毛麟角，招兵时发现了识字的“人才”，一般都会往卫生队送。四年前，我入伍时就因为是在读初中生，领导硬是将我送到医训队学医。“全家福”拍完后，大家兴致勃勃地自由组合继续拍，我和郑觉民早就想拍一张合影了，那天成全了我们多年的心愿。虽然这天为拍照花光了我们积蓄了好久的一点津贴，但大家都觉得很开心。
几天后，我们八团接到旅部命令，配合七团进攻驻涟水的敌军据点。卫生队也积极行动起来，做好了后勤卫生保障的迎战准备工作。郑觉民指派我带一个卫生员，随第三营到前线阵地上做救护工作。当我俩赶到第三营驻地时，队伍已开始向涟水开进了，我立即加入了急行军队伍。零点时分，各团到达进攻出发阵地。作为主攻的七团在西北方位，我们八团在东南方位，九团作为预备队在七团附近待命。部队埋伏在静静的夜色中，每一个人都瞪大眼睛，全神贯注地等待着、等待着。凌晨一时许，一颗明亮的信号弹划破夜空，瞬间枪声大作，我们团向敌据点发起了猛烈攻击。睡梦中的鬼子和伪军们一时晕头转向，判断我们八团的方位是主攻方向，立即将大部分兵力抽调到我们团的阵地前，向我们发起猛烈的反击。八团的勇士们以一当十，浴血奋战，一时间双方都有不少伤亡。我带领救护组的同志，冒着密集的子弹冲在前头，止血、包扎、固定，大家以娴熟的救护技术，抢救着一个又一个伤员。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当我们八团牵扯住敌人大部兵力时，一直没有被敌人重视的西北方向的七团，出其不意地发起了进攻，不到半个小时就打出一个缺口，部队直插敌人指挥中心。原来西北方向才是我军的主攻方向，敌人醒悟过来，调转兵力为时已晚。随即，九团也接到指挥部出击命令投入了战斗。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发起了总攻。天亮前，按照预定的作战计划，将一个排的日军和一个加强团的伪军全部歼灭，三旅胜利完成了收复涟水的任务。
战斗结束后，我们团有20多名伤员需要后送。郑觉民队长指示我带领三位卫生员，将伤员护送到距战地十余里外的旅部野战医院。一路精心呵护伤员，我们赶到了目的地。“小徐！你送第八团的伤员来啦。”一位漂亮的女军医老远就和我打招呼，她是野战医院的医疗队长樊迪虹。我们是老熟人了，不仅因为她是我们的上级医生，更因为她是我们卫生队郑觉民队长的恋人。听说樊队长入伍前是上海大医院的医生，业务技术一流，在当地加入地下党，为了加强新四军野战医院的技术力量，党送她到江北参军。我们郑队长有这么优秀的女朋友，全队同志都以此为荣。平时，只要她一来我们这里看郑觉民，大伙都嚷嚷着要他俩早点请吃喜糖。此时，我们顾不上寒暄，办完交接手续，樊队长要我们留下来协助医院做一些换药、包扎等护理工作，因为此时各团的伤员都陆续送过来了，医院的人手一时有些紧张。
樊队长主刀给我们团一位小腿粉碎性骨折的排长做手术。“小徐，你可以给我当助手吗？”樊队长征求我的意见，“当然可以。”这是学习的好机会，我欣然接受了这个求之不得的任务。我立即给这位排长做好了术前准备。手术开始了，我第一次目睹樊队长做手术，结扎――止血――断裂肌肉缝合――接骨――做引流――打石膏固定。樊队长做的手术与她的人一样漂亮，太棒啦！我一边熟练地递着每个环节所需要的器械，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每一个手术步骤，生怕漏了哪个细节。手术进行了近四个小时。“小徐，你这助手当得好，是块外科大夫的料，没想到基层卫生队里居然也藏龙卧虎呀。”一下手术台樊队长就夸我，当她得知我是三旅卫生部高黎民部长亲手培养的学生时才恍然大悟。
我跟着郑觉民在八团卫生队一直干到抗战胜利。后来郑觉民调纵队医院工作，我担任了医疗队长。1949年我随华东野战军第十兵团南下福建，与郑觉民分别，那张他们夫妇俩的合影就是临别时郑觉民送我的。全国解放后，郑觉民在总后勤部卫生部工作，樊迪虹在解放军总医院工作，我则留在了福建。虽然相隔甚远，但半个多世纪来，我们两家从没断过联系。我委托在北京工作的小女儿，常去探望他们。
岁月悠悠，往事如昨，手捧着这三张珍贵的照片，我在脑海中细细品味着这段经历弥漫硝烟战斗洗礼的战友情。当年，是“消灭日本侵略者”的共同目标让我们走在一起，后来又为“解放全中国”的需要我们各奔南北。无论时光过去多久，对战友们的回忆、思念、牵挂，我今生今世永不忘怀。
一场百年不遇的台风，引发了洪水，淹了干休所，淹了我的家。家具电器泡坏了固然可惜，但那本老照片的损失，令我惋惜不已，要知道那里边保存着我一辈子难以忘怀的人和事啊！
大水退去，我顾不上别的，抢救老照片是头等大事。好在没有全军覆没，有三张照片洗去淤泥还能看清人像。
我小心捧着这三张“绝版”照片：第一张是合影，那是1944年我在新四军第一师三旅八团卫生队工作时与全队战友的合影。我仔细辨认着照片中60多年前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这个是魏传贵，那位是姚常喜，还有李忠、李悦、翟广东、王长喜。哦！与我紧挨着的是队长郑觉民。这第二张是我和郑觉民的合影了，当年我俩可是形影不离的呀，他是队长，我是下属，我闹不明白，那时我咋就和领导成了好朋友呢？第三张照片是郑觉民夫妇的合影，那年队长的婚礼可是我们全卫生队的盛典呀。
看着照片中一个个年轻的战友们，我的思绪回到了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
1944年我入伍已四年多，一直在部队从事医务工作。照片中的我，时任新四军第一师三旅八团卫生队医保干事，郑觉民是我们卫生队队长。四五月间，接到上级指令，我们第三旅从江南杭嘉湖一带撤回长江以北淮安地区。8月里的一个星期天，在郑觉民的建议下，大家忙里偷闲，卫生队全体同志到淮安城里的艺海照相馆，拍了一张难得的“全家福”。因为狭窄的照相馆站不下我们全队人员，照相师就让我们在屋外拍了。前排席地而坐的全是近两个月来招的学生兵，当时部队里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战士凤毛麟角，招兵时发现了识字的“人才”，一般都会往卫生队送。四年前，我入伍时就因为是在读初中生，领导硬是将我送到医训队学医。“全家福”拍完后，大家兴致勃勃地自由组合继续拍，我和郑觉民早就想拍一张合影了，那天成全了我们多年的心愿。虽然这天为拍照花光了我们积蓄了好久的一点津贴，但大家都觉得很开心。
几天后，我们八团接到旅部命令，配合七团进攻驻涟水的敌军据点。卫生队也积极行动起来，做好了后勤卫生保障的迎战准备工作。郑觉民指派我带一个卫生员，随第三营到前线阵地上做救护工作。当我俩赶到第三营驻地时，队伍已开始向涟水开进了，我立即加入了急行军队伍。零点时分，各团到达进攻出发阵地。作为主攻的七团在西北方位，我们八团在东南方位，九团作为预备队在七团附近待命。部队埋伏在静静的夜色中，每一个人都瞪大眼睛，全神贯注地等待着、等待着。凌晨一时许，一颗明亮的信号弹划破夜空，瞬间枪声大作，我们团向敌据点发起了猛烈攻击。睡梦中的鬼子和伪军们一时晕头转向，判断我们八团的方位是主攻方向，立即将大部分兵力抽调到我们团的阵地前，向我们发起猛烈的反击。八团的勇士们以一当十，浴血奋战，一时间双方都有不少伤亡。我带领救护组的同志，冒着密集的子弹冲在前头，止血、包扎、固定，大家以娴熟的救护技术，抢救着一个又一个伤员。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当我们八团牵扯住敌人大部兵力时，一直没有被敌人重视的西北方向的七团，出其不意地发起了进攻，不到半个小时就打出一个缺口，部队直插敌人指挥中心。原来西北方向才是我军的主攻方向，敌人醒悟过来，调转兵力为时已晚。随即，九团也接到指挥部出击命令投入了战斗。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发起了总攻。天亮前，按照预定的作战计划，将一个排的日军和一个加强团的伪军全部歼灭，三旅胜利完成了收复涟水的任务。
战斗结束后，我们团有20多名伤员需要后送。郑觉民队长指示我带领三位卫生员，将伤员护送到距战地十余里外的旅部野战医院。一路精心呵护伤员，我们赶到了目的地。“小徐！你送第八团的伤员来啦。”一位漂亮的女军医老远就和我打招呼，她是野战医院的医疗队长樊迪虹。我们是老熟人了，不仅因为她是我们的上级医生，更因为她是我们卫生队郑觉民队长的恋人。听说樊队长入伍前是上海大医院的医生，业务技术一流，在当地加入地下党，为了加强新四军野战医院的技术力量，党送她到江北参军。我们郑队长有这么优秀的女朋友，全队同志都以此为荣。平时，只要她一来我们这里看郑觉民，大伙都嚷嚷着要他俩早点请吃喜糖。此时，我们顾不上寒暄，办完交接手续，樊队长要我们留下来协助医院做一些换药、包扎等护理工作，因为此时各团的伤员都陆续送过来了，医院的人手一时有些紧张。
樊队长主刀给我们团一位小腿粉碎性骨折的排长做手术。“小徐，你可以给我当助手吗？”樊队长征求我的意见，“当然可以。”这是学习的好机会，我欣然接受了这个求之不得的任务。我立即给这位排长做好了术前准备。手术开始了，我第一次目睹樊队长做手术，结扎――止血――断裂肌肉缝合――接骨――做引流――打石膏固定。樊队长做的手术与她的人一样漂亮，太棒啦！我一边熟练地递着每个环节所需要的器械，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每一个手术步骤，生怕漏了哪个细节。手术进行了近四个小时。“小徐，你这助手当得好，是块外科大夫的料，没想到基层卫生队里居然也藏龙卧虎呀。”一下手术台樊队长就夸我，当她得知我是三旅卫生部高黎民部长亲手培养的学生时才恍然大悟。
我跟着郑觉民在八团卫生队一直干到抗战胜利。后来郑觉民调纵队医院工作，我担任了医疗队长。1949年我随华东野战军第十兵团南下福建，与郑觉民分别，那张他们夫妇俩的合影就是临别时郑觉民送我的。全国解放后，郑觉民在总后勤部卫生部工作，樊迪虹在解放军总医院工作，我则留在了福建。虽然相隔甚远，但半个多世纪来，我们两家从没断过联系。我委托在北京工作的小女儿，常去探望他们。
岁月悠悠，往事如昨，手捧着这三张珍贵的照片，我在脑海中细细品味着这段经历弥漫硝烟战斗洗礼的战友情。当年，是“消灭日本侵略者”的共同目标让我们走在一起，后来又为“解放全中国”的需要我们各奔南北。无论时光过去多久，对战友们的回忆、思念、牵挂，我今生今世永不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