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摘 要〕当前中国国家安全面临诸多挑战与压力,其中既涉及传统安全领域,也涉及非传统安全领域,既有经济安全因素,也有政治安全因素。面对复杂严峻的安全形势,中国务必增强国家战略能力,积极参与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加强国际经贸合作,维护金融稳定,努力实现产业升级,有效维护新时期中国的国家安全。
〔关键词〕中国;国家安全;挑战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 3909 (2009) 12 - 0088 - 04
当前一个时期是中国和平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平、发展与合作的世界潮流,多极化、全球化及科技进步的大趋势都有利于中国的持续发展。但是也要看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国际参与度的提高,中国已进入国际社会各领域的深水区,国家安全也正面临着诸多挑战。冷静、客观地分析这些困难与压力,并探讨如何化解矛盾乃至化挑战为机遇,成为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压力与挑战当前一个时期,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压力与挑战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1. 在传统安全方面,“涉台问题”与“涉藏问题”是对中国主权、领土安全和国内稳定的最现实威胁“涉台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祖国统一大业,是我国的核心国家利益。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台独”分裂势力在岛内日趋猖獗,明里暗里推进台湾“国家化”,致使中国的安全形势急转直下,中国主权安全面临着“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事实说明,“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日益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成为对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如不予以坚决反对和遏制,势必严重威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断送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危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国民党重新执政以后,大陆调整了对台政策及策略,与台湾当局共同努力,促进了两岸和平、和解、交流及合作,促进了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但是两岸间还存在敌意隐患,最大的隐患就是否认中华民族认同、否认一个中国信念的“台独”分裂势力。作为一个尚未最终统一的国家,中国的反“独”促统任务十分艰巨。台湾问题的妥善解决,成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涉藏问题”也是事关中国国家安全的根本利益问题。西藏分裂分子不仅在海外有达赖这样有影响的政治头面人物,同时得到国际社会某些势力的一定支持。1993年7月,美国参院外委会召开了第一次西藏问题听证会,为西藏分裂分子撑腰。2003年5月8日,美国政府在向国会提交的关于所谓“西藏问题”的报告中,声称支持达赖喇嘛寻求西藏“真正自治”的“中间路线”,敦促中国政府重视保护西藏独特的语言、宗教和文化遗产,尊重藏族的人权和自由。此外,西方一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坚持接见达赖并与其保持联系。2007年底,德国绿党政治家、前德国联邦议院副议长安特耶·福尔默撰文称:“西方有针对中国的战略,而西藏问题能够成为在世界战略扑克游戏中对付中国的一张王牌。”[ 1 ]应当看到,尽管少数西方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与达赖接触,但西藏问题诱发中国与其他国家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较小。更应引起我们警惕的是近些年西藏当地发生的武装暴乱事件。西藏发生武装暴乱的危害性极大,不仅严重破坏当地的生产生活,而且影响全国其他地区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安定,并易招致国际社会对我国人权、民主、民族自治等问题的非议。2008年3月,拉萨及我国其他藏区发生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便是例证。作为多民族的国家,以藏独分子为首的民族分裂倾向会长期威胁我国的政治统一。
2. 在非传统安全方面,以“东突”为主的恐怖主义转向长期化和意识形态化,并加大同外部势力的勾结从近十年的情况看,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主要来自境内外的“东突”恐怖势力和恐怖分子等进行的各种恐怖活动。来自公安部的数字显示,最近十几年来,新疆地区的
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在中国境内共制造了260多起恐怖事件,造成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无辜群众、基层干部和宗教人士等160多人丧生、440多人受伤。这三股势力在中国境内从事恐怖暴力活动,不仅对中国造成危害,也对地区安全与稳定造成了威胁[ 2 ] 。“东突”恐怖势力与部分“藏独”骨干分子已经成为国际恐怖势力的组成部分,他们与塔利班、“乌兹别克斯坦运动”、“基地”组织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联系密切甚至结盟。其中有不少成员曾在中亚和南亚地区恐怖组织的训练基地接受过军事训练,并直接参与这些组织的恐怖活动。当前国际恐怖活动的趋势是“本土化”,即利用本地人在本国发动袭击事件,因此不能排除境内外的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相互勾结,或反美反西方的国际恐怖组织支持“东突”、“藏独”组织伺机在中国制造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恐怖袭击。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除了恐怖主义威胁外,中国还面临着信息安全、气候变化、重大疫情与跨国犯罪等难以有效遏制的非传统安全挑战。
3. 在经济安全方面,随着中外经济互动更趋紧密,中国的经济安全风险上升当前我国经济安全面临的挑战主要有:第一,经济发展对外依存度偏高。中国经济由
于规模巨大,增长迅速,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领域日趋广泛,致使与外部的经济摩擦不可避免。例如在环保和知识产权领域,我国签署了几乎所有有关的国际协定,这意味着我们要以现有实力承担广泛义务。鉴于我国目前的状况,一旦某些环节出现纰漏,就会为他国制造摩擦、实施制裁提供口实,从而对国内出口、就业、经济增长甚至社会稳定产生连锁影响。此外,由于较高的外贸依存度,中国经济发展更易受外部经济环境剧烈变化的影响。第二,金融系统不健全。首先,金融监管乏力。中国国内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建设尚未完成,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使市场监管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而开放资本市场与金融监管乏力易导致国际游资大进大出,使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面临经营风险。《经济学家》周刊曾撰文说:“如果一个国家的资金流通方式就像人体内的血液循环一样,那么中国尽管看起来很健壮,但实际上在心脏里有一个黑洞。”[ 3 ]其次,信用制度不完善。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资本市场的信用制度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信用制度不完善、信用约束不严格、信用体系不发达等问题,这些已成为影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再次,金融创新不足。目前中国的主要问题是金融产品过于单一,金融衍生品基本没有。第三,产业结构落后。中国产业结构落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发展能力的提高。反映在进出口上,进口的主要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产品。技术含量增加值率仅26.23% ,比美国、日本及德国分别低22%、22%和11%[ 4 ] 。中国工业最核心和最昂贵的部分———设备、原料和零配件,特别是尖端科技如芯片、数控机床等,对于进口的依赖程度有增无减。出口到发达国家的服装等轻工产品的大部分附加值被跨国贸易集团和零售商截留,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实现的是极低的利润。另外由于研发能力弱,研发投入少,中国缺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4. 在政治安全方面,境外敌对势力的宣传、误导、发难冲击中国政治制度的民意基础第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技术手段上更有利于西方政治制度和社会模式的输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是西方国家“和平演变”与遏制的对象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国家利用我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利用中国自身正在进行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时机,以各种手段干涉中国内政,妄图迫使中国屈服,搞垮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所谓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影响不断增大,国际反华势力对华“西化”、“民主化”攻势也将不断加强。第二,美国是影响我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9·11”事件以后,美国对我国的影响只是从近忧变成远虑,美国并未因为需要我国的反恐合作而放弃对我国的西化和分化。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我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使得美国仍将中国视为其潜在的竞争者和挑战对手。美国对中国从来都是接触加遏制两手并用,接触是手段,遏制是目的。针对
中国的迅速发展和俄罗斯影响力的相对下降,美国势必加强对我国的牵制,介入我国内事务,尤其是在“民主”、“人权”、“涉藏问题”、“法轮功”等问题上对我国进行干涉和施压。第三,国际社会对我国持续发展的矛盾心态也是影响我国政治安全的因素之一。目前,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发展之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安全以及生态环境所产生的担忧在增加,“中国威胁论”经过多年的发展和不少人的精心包装,已经有了不少变种和不同的版本,如“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等等。客观讲,这些反华舆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舆论产生的影响力。这些舆论、误导甚至裹挟了西方一些国家本不了解中国的那些民众的心理,又进而形成一种不利于中国的所谓民意,这种民意不利于这些国家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而这种民意可能对这些国家对华政策产生的负面影响更不利于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二、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应对策略针对国家安全面临的压力与挑战,中国应认清其来源和性质,并设法适应所处的国际环境,战胜压力,捕捉机遇,有效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
1. 增强国家战略能力国家战略能力不仅指国家战略资源和实力的大小,如何使用这些资源,即战略能力的运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国家战略资源和实力并不能自动形成战略能力,资源大国未必就能打败资源小国。战略能力强调能够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以适当的方式使用资源和力量。关于中国的发展和战略能力的提高,以下两点值得重视:第一,应注重对国际体系结构性能力的积累和应用。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缺少结构性资源,也即在体系中仍处于相对下游的位置,这导致中国对世界政治进程的影响能力还比较有限。典型的例证就是,对于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主的国际政治体系,中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都不具备对其改造的能力。结构性资源的缺失又成为我国安全保障能力与抗风险能力不足的原因之
一。我们应加强对国际体系结构性能力的积累和应用,这需要经过曲折的道路和较长时期的努力。由此决定我们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不能采取过于直接的战略途径,需要开发更广泛的战略资源和更广阔的回旋空间。在国际体系中,我国较长时期的角色选择应是做一个积极而自主的参与者,其中包括妥善处理与整个国际体系,也包括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以及美国当前这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关系。第二,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利益关系的相互交织,国际关系日趋复杂化,过去那种敌我友界限分明、非此即彼的相对简单的国际关系形态已经一去不复返。复杂性是当前及未来国际关系的突出特点,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就是要在非常复杂的环境中化解安全威胁。许多安全问题中利益和冲突交织在一起,这就要求我们有高超的战略谋划能力,尤其需要具备认识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以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为例,一方面,金融危机给我国的外汇储备、贸易出口、经济增长等带来了直接负面影响,并有可能催生一系列社会问题,但从另一方面看,金融危机对提高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也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我们应当借此参与重建国际金融体系,在维护和争取本国利益的前提下,采取合作的态度,为稳定国际金融秩序和完善国际金融体系作出相应的努力,提升我们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并适时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又如反恐,我们可以反恐为契机,增进与美国等主要大国的共同利益,扩大在世界及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国际社会中诸如此类的矛盾交汇点很多,我们应主动发挥作用,积极创造化解风险和危机的条件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推动国家间关系的协调发展。
2. 运用好多边安全机制面对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挑战,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多边合作,努力争取有利于我国的安全环境。当前最现实的选择就是努力推动地区安全对话合作机制的建设。为此,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等合作机制,尽量将战略目标放在更大、更多元的因素和环境之中,通过利益捆绑,扩大利益集合,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安全。上海合作组织由1996年的“上海五国”机制发展而来,自成立后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反恐斗争,稳步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大力倡导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合作模式。中国要保持周边信任和维护友好的周边环境,
必须开展更长远、更有深度的广泛合作,而上海合作组织正好满足了90这样的需求。这样一个积极、主动参与构建地区合作框架并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充分交流与沟通的国际组织,有利于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减轻周边国家对“中国威胁论”的疑惧。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创建和发展所作的努力对中国构建安全的地缘政治环境,不失为一个影响深远的战略谋划。东盟地区论坛是目前亚太地区最主要的官方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的渠道。东盟地区论坛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对话场所,我们可以通过参加论坛,扩大我国与更多国家的共同安全利益;利用论坛的对话途径,客观阐述中国的对外政策,化解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防止任何可能针对中国的结盟。中国应进一步推动提高东盟地区论坛的合作水平:将建立信任措施贯穿于论坛发展新阶段的整个过程中,不断积累互信,增加共识,推动务实合作;重点就防范和应对跨国性问题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开展预防性外交,特别是在救灾、打击跨国犯罪、反恐、海上安全等领域加强对话合作[ 5 ] 。
3. 维护经济安全,确保经济发展第一,深化国际经贸合作,创造互利共赢局面。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在目前全球经济疲软的形势下,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中国相对大量的进出口贸易对全球的经济增长形成了强力拉动。中国应该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大力发展与周边以及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协商与合作,创造互惠互利的经贸互动,建立稳固的经贸关系,确保中国原材料和能源的市场供应。同时,中国应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继续推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建立公正、合理、稳定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增长。第二,维护金融安全。首先要注意金融创新与安全的平衡。要确保金融创新与市场发育成熟程度,市场组织、制度、机制的健全程度,市场发展潜力与空间的大小等相适应。其次要加大中央银行的监管力度。应形成中央银行监管部门的专业监管与其业务部门的日常管理相结合、分工协作、功能互补的风险监管体系。同时注意加强监管机构间的紧密沟通与合作,防止部门风险由小到大、由局部向整体、由非系统性风险向系统性风险的逐步演变与扩散。复次要加强信用制度建设。信用制度建设是一个长期、持续、不断健全完善的过程,对它的建设决不可掉以轻心、放任懈怠。最后要稳步推进金融对外开放。应遵循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方针继续推进金融对外开放,使开放的节奏和力度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市场发育的程度和金融监管的能力相适应,更好地推动中国金融与全球金融的相互融合。第三,努力实现产业升级。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形势下,中国应利用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加大对研发的支持力度,从而帮助企业提高在国内外的竞争力。首先,我们要认识和把握产业转移的规律和趋势,制定积极的应对措施,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趋利避害,实现中国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其次,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努力加强研发力量,提_______高集成能力和创新能力,顺利实现产业升级。复次,大力培养技术人才。目前中国需要大投入地培养工程技术和管理领域的人才,通过这些人才推动中国制造业领域的结构改革,从而提升中国制造业的竞争能力。总之,当前国际环境总体稳定,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但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当前一个时期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是保证中华民族整体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不受任何重大损害,保证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不受大的干扰,保证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边界主权不受外部势力的侵犯。我们必须充分估计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压力与挑战,审慎制定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应对策略,切实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当前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摘 要〕当前中国国家安全面临诸多挑战与压力,其中既涉及传统安全领域,也涉及非传统安全领域,既有经济安全因素,也有政治安全因素。面对复杂严峻的安全形势,中国务必增强国家战略能力,积极参与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加强国际经贸合作,维护金融稳定,努力实现产业升级,有效维护新时期中国的国家安全。
〔关键词〕中国;国家安全;挑战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 3909 (2009) 12 - 0088 - 04
当前一个时期是中国和平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平、发展与合作的世界潮流,多极化、全球化及科技进步的大趋势都有利于中国的持续发展。但是也要看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国际参与度的提高,中国已进入国际社会各领域的深水区,国家安全也正面临着诸多挑战。冷静、客观地分析这些困难与压力,并探讨如何化解矛盾乃至化挑战为机遇,成为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压力与挑战当前一个时期,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压力与挑战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1. 在传统安全方面,“涉台问题”与“涉藏问题”是对中国主权、领土安全和国内稳定的最现实威胁“涉台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祖国统一大业,是我国的核心国家利益。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台独”分裂势力在岛内日趋猖獗,明里暗里推进台湾“国家化”,致使中国的安全形势急转直下,中国主权安全面临着“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事实说明,“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日益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成为对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如不予以坚决反对和遏制,势必严重威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断送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危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国民党重新执政以后,大陆调整了对台政策及策略,与台湾当局共同努力,促进了两岸和平、和解、交流及合作,促进了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但是两岸间还存在敌意隐患,最大的隐患就是否认中华民族认同、否认一个中国信念的“台独”分裂势力。作为一个尚未最终统一的国家,中国的反“独”促统任务十分艰巨。台湾问题的妥善解决,成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涉藏问题”也是事关中国国家安全的根本利益问题。西藏分裂分子不仅在海外有达赖这样有影响的政治头面人物,同时得到国际社会某些势力的一定支持。1993年7月,美国参院外委会召开了第一次西藏问题听证会,为西藏分裂分子撑腰。2003年5月8日,美国政府在向国会提交的关于所谓“西藏问题”的报告中,声称支持达赖喇嘛寻求西藏“真正自治”的“中间路线”,敦促中国政府重视保护西藏独特的语言、宗教和文化遗产,尊重藏族的人权和自由。此外,西方一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坚持接见达赖并与其保持联系。2007年底,德国绿党政治家、前德国联邦议院副议长安特耶·福尔默撰文称:“西方有针对中国的战略,而西藏问题能够成为在世界战略扑克游戏中对付中国的一张王牌。”[ 1 ]应当看到,尽管少数西方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与达赖接触,但西藏问题诱发中国与其他国家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较小。更应引起我们警惕的是近些年西藏当地发生的武装暴乱事件。西藏发生武装暴乱的危害性极大,不仅严重破坏当地的生产生活,而且影响全国其他地区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安定,并易招致国际社会对我国人权、民主、民族自治等问题的非议。2008年3月,拉萨及我国其他藏区发生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便是例证。作为多民族的国家,以藏独分子为首的民族分裂倾向会长期威胁我国的政治统一。
2. 在非传统安全方面,以“东突”为主的恐怖主义转向长期化和意识形态化,并加大同外部势力的勾结从近十年的情况看,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主要来自境内外的“东突”恐怖势力和恐怖分子等进行的各种恐怖活动。来自公安部的数字显示,最近十几年来,新疆地区的
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在中国境内共制造了260多起恐怖事件,造成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无辜群众、基层干部和宗教人士等160多人丧生、440多人受伤。这三股势力在中国境内从事恐怖暴力活动,不仅对中国造成危害,也对地区安全与稳定造成了威胁[ 2 ] 。“东突”恐怖势力与部分“藏独”骨干分子已经成为国际恐怖势力的组成部分,他们与塔利班、“乌兹别克斯坦运动”、“基地”组织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联系密切甚至结盟。其中有不少成员曾在中亚和南亚地区恐怖组织的训练基地接受过军事训练,并直接参与这些组织的恐怖活动。当前国际恐怖活动的趋势是“本土化”,即利用本地人在本国发动袭击事件,因此不能排除境内外的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相互勾结,或反美反西方的国际恐怖组织支持“东突”、“藏独”组织伺机在中国制造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恐怖袭击。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除了恐怖主义威胁外,中国还面临着信息安全、气候变化、重大疫情与跨国犯罪等难以有效遏制的非传统安全挑战。
3. 在经济安全方面,随着中外经济互动更趋紧密,中国的经济安全风险上升当前我国经济安全面临的挑战主要有:第一,经济发展对外依存度偏高。中国经济由
于规模巨大,增长迅速,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领域日趋广泛,致使与外部的经济摩擦不可避免。例如在环保和知识产权领域,我国签署了几乎所有有关的国际协定,这意味着我们要以现有实力承担广泛义务。鉴于我国目前的状况,一旦某些环节出现纰漏,就会为他国制造摩擦、实施制裁提供口实,从而对国内出口、就业、经济增长甚至社会稳定产生连锁影响。此外,由于较高的外贸依存度,中国经济发展更易受外部经济环境剧烈变化的影响。第二,金融系统不健全。首先,金融监管乏力。中国国内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建设尚未完成,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使市场监管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而开放资本市场与金融监管乏力易导致国际游资大进大出,使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面临经营风险。《经济学家》周刊曾撰文说:“如果一个国家的资金流通方式就像人体内的血液循环一样,那么中国尽管看起来很健壮,但实际上在心脏里有一个黑洞。”[ 3 ]其次,信用制度不完善。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资本市场的信用制度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信用制度不完善、信用约束不严格、信用体系不发达等问题,这些已成为影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再次,金融创新不足。目前中国的主要问题是金融产品过于单一,金融衍生品基本没有。第三,产业结构落后。中国产业结构落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发展能力的提高。反映在进出口上,进口的主要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产品。技术含量增加值率仅26.23% ,比美国、日本及德国分别低22%、22%和11%[ 4 ] 。中国工业最核心和最昂贵的部分———设备、原料和零配件,特别是尖端科技如芯片、数控机床等,对于进口的依赖程度有增无减。出口到发达国家的服装等轻工产品的大部分附加值被跨国贸易集团和零售商截留,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实现的是极低的利润。另外由于研发能力弱,研发投入少,中国缺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4. 在政治安全方面,境外敌对势力的宣传、误导、发难冲击中国政治制度的民意基础第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技术手段上更有利于西方政治制度和社会模式的输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是西方国家“和平演变”与遏制的对象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国家利用我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利用中国自身正在进行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时机,以各种手段干涉中国内政,妄图迫使中国屈服,搞垮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所谓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影响不断增大,国际反华势力对华“西化”、“民主化”攻势也将不断加强。第二,美国是影响我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9·11”事件以后,美国对我国的影响只是从近忧变成远虑,美国并未因为需要我国的反恐合作而放弃对我国的西化和分化。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我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使得美国仍将中国视为其潜在的竞争者和挑战对手。美国对中国从来都是接触加遏制两手并用,接触是手段,遏制是目的。针对
中国的迅速发展和俄罗斯影响力的相对下降,美国势必加强对我国的牵制,介入我国内事务,尤其是在“民主”、“人权”、“涉藏问题”、“法轮功”等问题上对我国进行干涉和施压。第三,国际社会对我国持续发展的矛盾心态也是影响我国政治安全的因素之一。目前,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发展之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安全以及生态环境所产生的担忧在增加,“中国威胁论”经过多年的发展和不少人的精心包装,已经有了不少变种和不同的版本,如“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等等。客观讲,这些反华舆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舆论产生的影响力。这些舆论、误导甚至裹挟了西方一些国家本不了解中国的那些民众的心理,又进而形成一种不利于中国的所谓民意,这种民意不利于这些国家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而这种民意可能对这些国家对华政策产生的负面影响更不利于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二、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应对策略针对国家安全面临的压力与挑战,中国应认清其来源和性质,并设法适应所处的国际环境,战胜压力,捕捉机遇,有效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
1. 增强国家战略能力国家战略能力不仅指国家战略资源和实力的大小,如何使用这些资源,即战略能力的运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国家战略资源和实力并不能自动形成战略能力,资源大国未必就能打败资源小国。战略能力强调能够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以适当的方式使用资源和力量。关于中国的发展和战略能力的提高,以下两点值得重视:第一,应注重对国际体系结构性能力的积累和应用。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缺少结构性资源,也即在体系中仍处于相对下游的位置,这导致中国对世界政治进程的影响能力还比较有限。典型的例证就是,对于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主的国际政治体系,中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都不具备对其改造的能力。结构性资源的缺失又成为我国安全保障能力与抗风险能力不足的原因之
一。我们应加强对国际体系结构性能力的积累和应用,这需要经过曲折的道路和较长时期的努力。由此决定我们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不能采取过于直接的战略途径,需要开发更广泛的战略资源和更广阔的回旋空间。在国际体系中,我国较长时期的角色选择应是做一个积极而自主的参与者,其中包括妥善处理与整个国际体系,也包括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以及美国当前这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关系。第二,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利益关系的相互交织,国际关系日趋复杂化,过去那种敌我友界限分明、非此即彼的相对简单的国际关系形态已经一去不复返。复杂性是当前及未来国际关系的突出特点,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就是要在非常复杂的环境中化解安全威胁。许多安全问题中利益和冲突交织在一起,这就要求我们有高超的战略谋划能力,尤其需要具备认识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以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为例,一方面,金融危机给我国的外汇储备、贸易出口、经济增长等带来了直接负面影响,并有可能催生一系列社会问题,但从另一方面看,金融危机对提高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也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我们应当借此参与重建国际金融体系,在维护和争取本国利益的前提下,采取合作的态度,为稳定国际金融秩序和完善国际金融体系作出相应的努力,提升我们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并适时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又如反恐,我们可以反恐为契机,增进与美国等主要大国的共同利益,扩大在世界及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国际社会中诸如此类的矛盾交汇点很多,我们应主动发挥作用,积极创造化解风险和危机的条件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推动国家间关系的协调发展。
2. 运用好多边安全机制面对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挑战,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多边合作,努力争取有利于我国的安全环境。当前最现实的选择就是努力推动地区安全对话合作机制的建设。为此,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等合作机制,尽量将战略目标放在更大、更多元的因素和环境之中,通过利益捆绑,扩大利益集合,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安全。上海合作组织由1996年的“上海五国”机制发展而来,自成立后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反恐斗争,稳步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大力倡导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合作模式。中国要保持周边信任和维护友好的周边环境,
必须开展更长远、更有深度的广泛合作,而上海合作组织正好满足了90这样的需求。这样一个积极、主动参与构建地区合作框架并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充分交流与沟通的国际组织,有利于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减轻周边国家对“中国威胁论”的疑惧。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创建和发展所作的努力对中国构建安全的地缘政治环境,不失为一个影响深远的战略谋划。东盟地区论坛是目前亚太地区最主要的官方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的渠道。东盟地区论坛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对话场所,我们可以通过参加论坛,扩大我国与更多国家的共同安全利益;利用论坛的对话途径,客观阐述中国的对外政策,化解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防止任何可能针对中国的结盟。中国应进一步推动提高东盟地区论坛的合作水平:将建立信任措施贯穿于论坛发展新阶段的整个过程中,不断积累互信,增加共识,推动务实合作;重点就防范和应对跨国性问题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开展预防性外交,特别是在救灾、打击跨国犯罪、反恐、海上安全等领域加强对话合作[ 5 ] 。
3. 维护经济安全,确保经济发展第一,深化国际经贸合作,创造互利共赢局面。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在目前全球经济疲软的形势下,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中国相对大量的进出口贸易对全球的经济增长形成了强力拉动。中国应该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大力发展与周边以及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协商与合作,创造互惠互利的经贸互动,建立稳固的经贸关系,确保中国原材料和能源的市场供应。同时,中国应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继续推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建立公正、合理、稳定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增长。第二,维护金融安全。首先要注意金融创新与安全的平衡。要确保金融创新与市场发育成熟程度,市场组织、制度、机制的健全程度,市场发展潜力与空间的大小等相适应。其次要加大中央银行的监管力度。应形成中央银行监管部门的专业监管与其业务部门的日常管理相结合、分工协作、功能互补的风险监管体系。同时注意加强监管机构间的紧密沟通与合作,防止部门风险由小到大、由局部向整体、由非系统性风险向系统性风险的逐步演变与扩散。复次要加强信用制度建设。信用制度建设是一个长期、持续、不断健全完善的过程,对它的建设决不可掉以轻心、放任懈怠。最后要稳步推进金融对外开放。应遵循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方针继续推进金融对外开放,使开放的节奏和力度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市场发育的程度和金融监管的能力相适应,更好地推动中国金融与全球金融的相互融合。第三,努力实现产业升级。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形势下,中国应利用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加大对研发的支持力度,从而帮助企业提高在国内外的竞争力。首先,我们要认识和把握产业转移的规律和趋势,制定积极的应对措施,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趋利避害,实现中国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其次,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努力加强研发力量,提_______高集成能力和创新能力,顺利实现产业升级。复次,大力培养技术人才。目前中国需要大投入地培养工程技术和管理领域的人才,通过这些人才推动中国制造业领域的结构改革,从而提升中国制造业的竞争能力。总之,当前国际环境总体稳定,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但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当前一个时期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是保证中华民族整体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不受任何重大损害,保证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不受大的干扰,保证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边界主权不受外部势力的侵犯。我们必须充分估计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压力与挑战,审慎制定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应对策略,切实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