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日，有个朋友与我聊起余秋雨，说余如何有才华，文章写得如何好，我不以为然。因为我刚读过西方朔先生评余秋雨所写的《泰州望海楼新记》一文。余文短短三四百字，不文不白，狗屁不通，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如文章开头云：“泰州望海楼初建于南宋绍定二年，距今恰为七七七年。七起同音，连出三声，必含天意。此楼屡毁屡起，大多毁于兵火而起于盛世。”且不说什么“七起同音，连出三声，必含天意”是装神弄鬼、胡乱联系，就起码的历史知识而言，余秋雨一动笔就出了洋相。照望海楼“大多毁于兵火而起于盛世”之说，该楼初建应该是在“盛世”，可惜得很，建望海楼之时，乃在南宋绍定二年，此时正值大奸臣史弥远当权，宋理宗沉湎酒色，不理朝政，史弥远独揽大权，贪赃纳贿，搞得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不久便被蒙古所灭。此时分明已到末世，何来“盛世”一说？最可笑的是，余秋雨在文后缀一七言诗：“本为望海筑此楼，岂料远近皆望楼；风晨雨夕独登临，方知何处是泰州。”不仅词意卑琐，而且不讲格律，连打油诗也不入流。通篇平仄混乱不说，押韵竟连用两个“楼”字，连入韵为平不入韵为仄这一旧体诗最起码的规矩都不懂，真是给文化人丢脸！
朋友说，这篇《泰州望海楼新记》可能是泰州有关部门来请余秋雨撰文，秋雨推托不掉，于是敷衍成文，糊弄一下那些文盲罢了。他建议我认真读读余秋雨的《苏东坡突围》，说这一篇写得真是好，可算是余秋雨写的最好的文化散文。
余记散文，一开头果然先声夺人：“住在这远离闹市的半山居所里，安静是有了，但寂寞也来了，有时还来得很凶猛，特别在深更半夜。只得独个儿在屋子里转着圈，拉下窗帘，隔开窗外壁立的悬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时不时地瞟着床边那乳白色的电话。”
大作家住进了“半山居所”，不是来休养，就是来写作，肯定不会在这里长住的。按说，作家是应该耐得住寂寞的，否则怎么能潜心读书、安心写作？何况又不是在这里长住。可是，大作家在“深更半夜”竟然耐不住“寂寞”了，竟然在屋子里转起了圈子，而且盼望有人深更半夜地来电话。这猴急状可真够痛苦的，让人看了也痛苦。
接下来，真是心想事成，电话竟真的响了——“急忙冲过去，是台北《中国时报》社打来的，一位不相识的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问了我许多问题，出身、经历、爱好，无一遗漏。”
看到这里时，我还以为是美国人打来的，因为在美国是白天，在中国正好是深更半夜。可仔细一看，来电者竟是中国台北的一个“不相识”的女记者！台北与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差，总不会差上半天吧！这位与大作家素昧平生的女记者在深更半夜将电话打到余大作家的隐居地，而且打的是座机，也真够神通广大的！读到这里，怎不令人啧啧称奇！如果大作家这样写：正当他在深更半夜寂寞得六神无主在房中团团打转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开门后，只见月色下站着一位貌若天仙妩媚可人的女子，仿佛是美丽多情的狐仙，又像是婀娜多姿的花魅，一问才知，竟是不远万里前来采访的台湾女记者——那岂不更有诗意？岂不更富有传奇色彩？岂不更有蒲松龄先生笔下的浪漫情致？
女记者第一句话，就称赞大作家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当然，我
们不要以为女记者不是出版界人士就不知道图书的销售情况了，更不要理解成余大作家借女记者之口来一番“王婆卖瓜”，记者在采访之前先实事求是地恭维一下大作家也在情理之中，对不对？不过接下来女记者的采访令读者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四十年前——采访的第一个问题居然是问余大作家的“出身”。据说，在文革时代，人走在街上随时都会被拦住问“家庭出身”；人们填各种表格，“出身”一栏是必填项目。甚至时到如今，有些表格上面还印着“出身”一栏。余秋雨是“文革”写作班子“石一歌”的重要成员，是鼎鼎大名的“无产阶级笔杆子”，当然对“出身”二字有着很深的“阶级感情”，所以，身在台北的女记者竟也投其所好，采访时先问“出身”，读到这“出身”二字，又怎不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女记者问得很细，居然“无一遗漏”，也不知怎么才算是“无一遗漏”？唉，仅余大作家的第一段就评了这么多，有点避重就轻，还是让我们看看他笔下的苏东坡是如何“突围”的吧。
二
《苏东坡突围》写的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虽然苏东坡大名鼎鼎，但对“乌台诗案”，恐怕知之者不多。“乌台诗案”是北宋一起著名的文字狱，苏轼，号东坡居士，因其政敌们诬陷他写诗“谤讪朝政”，遂被宋神宗下令逮系御史台监狱。“乌台”二字是什么意思呢？余秋雨在文中没提，笔者不妨在此解释一下：汉哀帝时，御史台衙门前的柏树上，常有很多乌鸦栖息，朝飞暮至，人们称之为“朝夕乌”。所以，当时人们就把御史台叫做“乌台”。到后来，乌台就成了御史台的代名词。故而，苏轼入御史台监狱受审之事便在历史上被称为“乌台诗案”。南宋的陆游、朋万九曾分别将这一事件的资料汇集起来编成一书，题为《乌台诗案》和《东坡乌台诗案》。
在分析为什么那么多“文人”对苏东坡群起而攻之的原因时，余秋雨写道：“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总而言之，余秋雨认为，苏东坡入狱，是因为别人嫉妒他。
联想到这些年来不断有文人学者撰文指出余秋雨文章中的文史错误，余秋雨不仅不认错，反而说这是别人在“嫉妒”他，那么，我们对余秋雨将“乌台诗案”的成因简单地归结为文人的“嫉妒”，也就可以理解了。
一
一日，有个朋友与我聊起余秋雨，说余如何有才华，文章写得如何好，我不以为然。因为我刚读过西方朔先生评余秋雨所写的《泰州望海楼新记》一文。余文短短三四百字，不文不白，狗屁不通，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如文章开头云：“泰州望海楼初建于南宋绍定二年，距今恰为七七七年。七起同音，连出三声，必含天意。此楼屡毁屡起，大多毁于兵火而起于盛世。”且不说什么“七起同音，连出三声，必含天意”是装神弄鬼、胡乱联系，就起码的历史知识而言，余秋雨一动笔就出了洋相。照望海楼“大多毁于兵火而起于盛世”之说，该楼初建应该是在“盛世”，可惜得很，建望海楼之时，乃在南宋绍定二年，此时正值大奸臣史弥远当权，宋理宗沉湎酒色，不理朝政，史弥远独揽大权，贪赃纳贿，搞得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不久便被蒙古所灭。此时分明已到末世，何来“盛世”一说？最可笑的是，余秋雨在文后缀一七言诗：“本为望海筑此楼，岂料远近皆望楼；风晨雨夕独登临，方知何处是泰州。”不仅词意卑琐，而且不讲格律，连打油诗也不入流。通篇平仄混乱不说，押韵竟连用两个“楼”字，连入韵为平不入韵为仄这一旧体诗最起码的规矩都不懂，真是给文化人丢脸！
朋友说，这篇《泰州望海楼新记》可能是泰州有关部门来请余秋雨撰文，秋雨推托不掉，于是敷衍成文，糊弄一下那些文盲罢了。他建议我认真读读余秋雨的《苏东坡突围》，说这一篇写得真是好，可算是余秋雨写的最好的文化散文。
余记散文，一开头果然先声夺人：“住在这远离闹市的半山居所里，安静是有了，但寂寞也来了，有时还来得很凶猛，特别在深更半夜。只得独个儿在屋子里转着圈，拉下窗帘，隔开窗外壁立的悬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时不时地瞟着床边那乳白色的电话。”
大作家住进了“半山居所”，不是来休养，就是来写作，肯定不会在这里长住的。按说，作家是应该耐得住寂寞的，否则怎么能潜心读书、安心写作？何况又不是在这里长住。可是，大作家在“深更半夜”竟然耐不住“寂寞”了，竟然在屋子里转起了圈子，而且盼望有人深更半夜地来电话。这猴急状可真够痛苦的，让人看了也痛苦。
接下来，真是心想事成，电话竟真的响了——“急忙冲过去，是台北《中国时报》社打来的，一位不相识的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问了我许多问题，出身、经历、爱好，无一遗漏。”
看到这里时，我还以为是美国人打来的，因为在美国是白天，在中国正好是深更半夜。可仔细一看，来电者竟是中国台北的一个“不相识”的女记者！台北与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差，总不会差上半天吧！这位与大作家素昧平生的女记者在深更半夜将电话打到余大作家的隐居地，而且打的是座机，也真够神通广大的！读到这里，怎不令人啧啧称奇！如果大作家这样写：正当他在深更半夜寂寞得六神无主在房中团团打转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开门后，只见月色下站着一位貌若天仙妩媚可人的女子，仿佛是美丽多情的狐仙，又像是婀娜多姿的花魅，一问才知，竟是不远万里前来采访的台湾女记者——那岂不更有诗意？岂不更富有传奇色彩？岂不更有蒲松龄先生笔下的浪漫情致？
女记者第一句话，就称赞大作家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当然，我
们不要以为女记者不是出版界人士就不知道图书的销售情况了，更不要理解成余大作家借女记者之口来一番“王婆卖瓜”，记者在采访之前先实事求是地恭维一下大作家也在情理之中，对不对？不过接下来女记者的采访令读者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四十年前——采访的第一个问题居然是问余大作家的“出身”。据说，在文革时代，人走在街上随时都会被拦住问“家庭出身”；人们填各种表格，“出身”一栏是必填项目。甚至时到如今，有些表格上面还印着“出身”一栏。余秋雨是“文革”写作班子“石一歌”的重要成员，是鼎鼎大名的“无产阶级笔杆子”，当然对“出身”二字有着很深的“阶级感情”，所以，身在台北的女记者竟也投其所好，采访时先问“出身”，读到这“出身”二字，又怎不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女记者问得很细，居然“无一遗漏”，也不知怎么才算是“无一遗漏”？唉，仅余大作家的第一段就评了这么多，有点避重就轻，还是让我们看看他笔下的苏东坡是如何“突围”的吧。
二
《苏东坡突围》写的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虽然苏东坡大名鼎鼎，但对“乌台诗案”，恐怕知之者不多。“乌台诗案”是北宋一起著名的文字狱，苏轼，号东坡居士，因其政敌们诬陷他写诗“谤讪朝政”，遂被宋神宗下令逮系御史台监狱。“乌台”二字是什么意思呢？余秋雨在文中没提，笔者不妨在此解释一下：汉哀帝时，御史台衙门前的柏树上，常有很多乌鸦栖息，朝飞暮至，人们称之为“朝夕乌”。所以，当时人们就把御史台叫做“乌台”。到后来，乌台就成了御史台的代名词。故而，苏轼入御史台监狱受审之事便在历史上被称为“乌台诗案”。南宋的陆游、朋万九曾分别将这一事件的资料汇集起来编成一书，题为《乌台诗案》和《东坡乌台诗案》。
在分析为什么那么多“文人”对苏东坡群起而攻之的原因时，余秋雨写道：“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总而言之，余秋雨认为，苏东坡入狱，是因为别人嫉妒他。
联想到这些年来不断有文人学者撰文指出余秋雨文章中的文史错误，余秋雨不仅不认错，反而说这是别人在“嫉妒”他，那么，我们对余秋雨将“乌台诗案”的成因简单地归结为文人的“嫉妒”，也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