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谈国民文明素质的提高
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持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北京奥运的成功举行，进一步彰显了我国的大国形象。但与我国礼仪之邦和大国地位不相称的是，一些国人文明素质亟待提高，少数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几乎使“中国人”成为“海外旅游不文明行为”的代名词，损害了国家形象。随着我国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提高国民文明素质成为一项迫切而持久的课题。
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国民文明素质高低、公共行为规范与否，不再是国民个人的小事，而是折射出国家精神文明建设水准，关系到国家形象、民族声望的大事。纠正少数人的不文明行为，提高国民文明素质，对于端正社会风气，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维护国家形象，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民文明素质问题的形成有其深层次的复杂原因，是个人内在修养和社会环境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针对国人在国内外公共活动中存在的种种陋习，仅仅依靠法律或制度的强制矫正，或是单纯采取正面的宣传教育都是不够的。要从根本上纠治不文明行为，应内外兼修，坚持宣传教育与严格管理并重，按照孔子所指出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在提高国民自身道德素质的同时强化社会的外部约束。
要在全社会持久、深入地开展宣传教育。宣传教育具有引导公众行为、形成社会合力的天然作用。通过长期的宣传能使公众进一步认识到文明素质的提高对个人、民族和国家的重要作用。大力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明礼诚信”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制定与当前社会条件和群众认识水平相适应的国民文明素质标准，使全体国民牢固树立以举止文明为荣、以不文明为耻的意识，自觉按照荣辱观要求规范自身的言行。要完善国民文明素质教育体系，制定市民文明公约、行为准则，编写国民素质读本，通过各类媒体广泛宣传，举办培训班和讲座，加强市民文明学校和农村文明大院建设，深入开展社会公德、文明礼仪、文明行为规范等内容的培训教育，普及公共文明知识，打牢国民提高自身文明素质的思想认识基础和道德基础。
同时，要严格监督和规范国民的公共文明行为。要想真正提高国民文明素质，在加强宣传教育的同时，也需要强化社会的外部约束。一方面，要大力开展多种形式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断创新公民道德实践活动的载体。以未成年人和在职人员为重点，以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为平台，结合不同系统和单位的特点，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监督社会成员公共文明行为，宣传倡导文明的生活方式，既使
被监督者的不文明行为得到纠正，又使活动参与者在互动过程中受到教育，自身的文明素质同步提高。另一方面，交警、城管、市政、旅游和文明办等有关单位要加强执法，对市民的不文明行为认真检查、严格纠正，对违反法律或规章的，不仅要批评教育，还要依法处罚，加大惩戒力度。在此基础上，要使社会与政府双方的行动形成交会，将两者结合起来，政府的联合执法要吸收民间组织或志愿者参加，社会的自发行动要与政府执法相互配合，从而形成监督制约国民行为的长效机制，保证国民文明素质持续提高。
亲善产生幸福，美德唤醒良知，文明带来和谐。我们就是要通过文明建设，弘扬文明新风，彰显道德力量。通过官民携手互动，在全体国民的共同参与下，告别
不文明行为，努力成为与和谐社会与全球化要求相适应的新型公民，一定指日可待。
科学提高个税起征点 助推实现共同富裕
自古藏富于民、以民间之富养政府财力之源是一切善治政府的理性选择。管
仲、商鞅分别以宽徭薄赋的手法，奖励耕织、鼓励贸易，使齐、秦两国在国民富裕的基础上迅速臻于富强，一跃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康熙“永不加赋”的政策与雍正“摊丁入亩”的减负办法，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积聚财富，奠定了“康乾盛世”的局面；近现代美日诸国都曾经历过一段低税负、高增长的时期，为其成为世界强国积累了雄厚的资本。由此可见，个税起征点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民众减负，从长远来看，并不会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
上调个税起征点，已经是基层群众普遍要求的呼声。个税作为国家税收的一种，关乎着国计民生。温总理和网友们在网上“春天里的约定”，已经透露出今年给老百姓办的第一件实事——提高个税起征点。给民生减负，从上调个税起征点做起。中国GDP已经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面对这个“第二”，国人却高兴不起来。中国的人均GDP依然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这种纠结或许是因为我们的民生，并没有因为GDP成为世界第二而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确有提高，但是，相当数量的低收入群体不仅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反而被远远落下。而和高速增长的GDP相比，房价还在涨中挣扎，教育、医疗等收费居高不下，CPI指数不断攀升，生活成本节节增高。因此，上调个税征收点，是政府给民生解压、减负的先行举措。
调整个税起征点，是“十二五”规划中政府强调的实现国民共富，缩小贫富差距的调控举措，更是合理调整分配机制必不可少的要素。从改革开放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到现在如何遏制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历经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飞速发展，中国经济增长是以过度的资源开发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为代价的。从国富到民
生，中国面临新一轮的体制改革。税收作为政府调控的有利措施，在调整分配机制和缩小贫富差距上，应该起到良好的杠杆效应。最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佼佼者，理应担当更多的社会责任。税收的作用不只是国库的保障，合理调控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均衡社会资源，缩小贫富差距，上调个税征收点，也是关乎国家生计的战略需要。
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关系到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及社会的稳定，它实行成效的显著与否将影响我国贫富差距的大小。因此，我国政府应该高度重视，既要关注如何减税这个主要矛盾，又要从全局出发，保障大众的切身利益，从实际出发，在实质上满足公众需求，实现共同富裕。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谈国民文明素质的提高
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持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北京奥运的成功举行，进一步彰显了我国的大国形象。但与我国礼仪之邦和大国地位不相称的是，一些国人文明素质亟待提高，少数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几乎使“中国人”成为“海外旅游不文明行为”的代名词，损害了国家形象。随着我国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提高国民文明素质成为一项迫切而持久的课题。
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国民文明素质高低、公共行为规范与否，不再是国民个人的小事，而是折射出国家精神文明建设水准，关系到国家形象、民族声望的大事。纠正少数人的不文明行为，提高国民文明素质，对于端正社会风气，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维护国家形象，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民文明素质问题的形成有其深层次的复杂原因，是个人内在修养和社会环境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针对国人在国内外公共活动中存在的种种陋习，仅仅依靠法律或制度的强制矫正，或是单纯采取正面的宣传教育都是不够的。要从根本上纠治不文明行为，应内外兼修，坚持宣传教育与严格管理并重，按照孔子所指出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在提高国民自身道德素质的同时强化社会的外部约束。
要在全社会持久、深入地开展宣传教育。宣传教育具有引导公众行为、形成社会合力的天然作用。通过长期的宣传能使公众进一步认识到文明素质的提高对个人、民族和国家的重要作用。大力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明礼诚信”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制定与当前社会条件和群众认识水平相适应的国民文明素质标准，使全体国民牢固树立以举止文明为荣、以不文明为耻的意识，自觉按照荣辱观要求规范自身的言行。要完善国民文明素质教育体系，制定市民文明公约、行为准则，编写国民素质读本，通过各类媒体广泛宣传，举办培训班和讲座，加强市民文明学校和农村文明大院建设，深入开展社会公德、文明礼仪、文明行为规范等内容的培训教育，普及公共文明知识，打牢国民提高自身文明素质的思想认识基础和道德基础。
同时，要严格监督和规范国民的公共文明行为。要想真正提高国民文明素质，在加强宣传教育的同时，也需要强化社会的外部约束。一方面，要大力开展多种形式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断创新公民道德实践活动的载体。以未成年人和在职人员为重点，以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为平台，结合不同系统和单位的特点，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监督社会成员公共文明行为，宣传倡导文明的生活方式，既使
被监督者的不文明行为得到纠正，又使活动参与者在互动过程中受到教育，自身的文明素质同步提高。另一方面，交警、城管、市政、旅游和文明办等有关单位要加强执法，对市民的不文明行为认真检查、严格纠正，对违反法律或规章的，不仅要批评教育，还要依法处罚，加大惩戒力度。在此基础上，要使社会与政府双方的行动形成交会，将两者结合起来，政府的联合执法要吸收民间组织或志愿者参加，社会的自发行动要与政府执法相互配合，从而形成监督制约国民行为的长效机制，保证国民文明素质持续提高。
亲善产生幸福，美德唤醒良知，文明带来和谐。我们就是要通过文明建设，弘扬文明新风，彰显道德力量。通过官民携手互动，在全体国民的共同参与下，告别
不文明行为，努力成为与和谐社会与全球化要求相适应的新型公民，一定指日可待。
科学提高个税起征点 助推实现共同富裕
自古藏富于民、以民间之富养政府财力之源是一切善治政府的理性选择。管
仲、商鞅分别以宽徭薄赋的手法，奖励耕织、鼓励贸易，使齐、秦两国在国民富裕的基础上迅速臻于富强，一跃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康熙“永不加赋”的政策与雍正“摊丁入亩”的减负办法，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积聚财富，奠定了“康乾盛世”的局面；近现代美日诸国都曾经历过一段低税负、高增长的时期，为其成为世界强国积累了雄厚的资本。由此可见，个税起征点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民众减负，从长远来看，并不会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
上调个税起征点，已经是基层群众普遍要求的呼声。个税作为国家税收的一种，关乎着国计民生。温总理和网友们在网上“春天里的约定”，已经透露出今年给老百姓办的第一件实事——提高个税起征点。给民生减负，从上调个税起征点做起。中国GDP已经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面对这个“第二”，国人却高兴不起来。中国的人均GDP依然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这种纠结或许是因为我们的民生，并没有因为GDP成为世界第二而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确有提高，但是，相当数量的低收入群体不仅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反而被远远落下。而和高速增长的GDP相比，房价还在涨中挣扎，教育、医疗等收费居高不下，CPI指数不断攀升，生活成本节节增高。因此，上调个税征收点，是政府给民生解压、减负的先行举措。
调整个税起征点，是“十二五”规划中政府强调的实现国民共富，缩小贫富差距的调控举措，更是合理调整分配机制必不可少的要素。从改革开放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到现在如何遏制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历经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飞速发展，中国经济增长是以过度的资源开发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为代价的。从国富到民
生，中国面临新一轮的体制改革。税收作为政府调控的有利措施，在调整分配机制和缩小贫富差距上，应该起到良好的杠杆效应。最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佼佼者，理应担当更多的社会责任。税收的作用不只是国库的保障，合理调控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均衡社会资源，缩小贫富差距，上调个税征收点，也是关乎国家生计的战略需要。
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关系到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及社会的稳定，它实行成效的显著与否将影响我国贫富差距的大小。因此，我国政府应该高度重视，既要关注如何减税这个主要矛盾，又要从全局出发，保障大众的切身利益，从实际出发，在实质上满足公众需求，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