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队与美国对第三世界外交的软实力 作者：刘国柱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01期
[摘要]和平队是美国政府应对苏联挑战的重要举措之一。肯尼迪建立和平队的初衷就是要利用美同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的整体优势，同苏联争夺广大的中间地带，并通过和平队向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输出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纳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所期待的轨道。显然，和平队在美国对外关系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美国政府对和平队的投资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基本上实现了成立和平队的目的。志愿者在受援国的工作，为受援国带来了一些现实的或长远的利益；加深了受援国特别是受援同的基层民众对美国的了解；而通过志愿者这一媒介，同样也增强了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了解。除了上述美国政府公开宣称的目标外，和平队作为美同对外关系的“软实力”，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向海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输出美同文化及价值观念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关键词]和平队；志愿者；肯尼迪；第三世界国家；软实力
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将国家实力分为两种：一种是“硬实力”(hard power)，指“一国进行购买和聚合的经济军事能力”；另一种是“软实力”(soft power)，指一国“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感召而加以吸引的能力”。他认为，这两种实力均至关重要，在信息时代，“软实力”甚至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其实，不仅在信息时代，即使在冷战时期，尽管尚未有学者或政治家明确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但美国已有政治家认识到“软实力”的重要性，并将其运用到美国对外关系领域，和平队即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
一、建立和平队的初衷
和平队成立于1961年，是肯尼迪在总统竞选中提出的，并被视为1960年总统大选中的一个亮点。按照肯尼迪的构想，和平队的主要使命就是以志愿者的方式，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教师、医生、护士、各种技术人员等“中等人力资源”，通过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发展，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展现美国文化的精华，改变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不良形象，增强美国对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吸引力，并以此向这些国家传播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
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形象每况愈下。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问题，特别是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干涉和颠覆活动；以及美国外交官的低劣素质和不当行为。
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问题显然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形象。美国外交史学家斯帕尼尔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在这个绝大多数人口都是非白人的世界上，美国顽固地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并对南方和北方黑人进行剥削，这公然地违背了它如此经常标榜的自由和人类尊严的民主原则。不发达地区的人民不仅要求得到作为国家的平等地位，还要求有做人的平等权利；当他
们听到美国实行种族隔离时，就会联想到过去只是因为他们皮肤的颜色，白人就把他们当做劣等民族一样来看待的历史。”帮助制定和平队第一个训练计划的斯洛尼·科芬在回顾1960年的非洲之行时说：“小石城好像是美国最有名的城市。”同年秋天，他邀请一名加纳学生在耶鲁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讲，其中就谈到亚洲和非洲的外交官在美国经常被冒犯：房东拒绝出租房屋给他们，他们的家属被禁止进入海滩，学校不接收他们的孩子，商店不允许他们试衣服。这名加纳学生还特别提到，在联合国的非洲外交官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住所，苏联大使已经宣布为他们提供房屋。更让美国感到难堪的是，访问美国的加纳财政部长在餐馆被拒绝提供服务，险些酿成外交争端。而随着非洲独立运动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将在华盛顿和纽约建立大使馆或领事馆，但种族问题在国外产生的影响使很多非洲外交官对美国望而却步，一位多哥的外交官甚至要求总统将他派往德国而不是美国，以免冒丢掉性命的危险。和平队的重大使命之一就是向那些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展示，美国并不是一个“怪物”，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白人是可以在和谐与公正的氛围下，与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共同生活的。
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坚持僵硬的冷战思维，不承认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和中立主义，经常打着“反共”的旗号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如中央情报局策划危地马拉和伊朗政变，派遣军队到黎巴嫩，帮助训练南越的反革命分子等，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反美浪潮此起彼伏，突出地体现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总统尼克松访问拉丁美洲时的境遇。尼克松每到一个国家，都会遇到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迎接尼克松的除了官方预备的鲜花和美酒，更多的是来自民间反美示威群众的石块、唾沫、臭鸡蛋及烂番茄。尼克松拉美之行的境遇，是美国当时国际形象的一个缩影。对此，和平队的第一任行政长官萨金特·施莱弗曾忧心忡忡地表示，我们已经脱离了国际社会的主体，特别是在那些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处于贫困和被压迫状态的国家里，“共产党人……赢得了同情和理解的名声，当共产主义在一些遥远的国家昂首挺胸时，它看起来就不再是一个外部事务了”。
美国驻外使馆工作人员的素质更是加深了人们对美国的恶感。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外交人员有50％不会说任何一种外语；1960年，美国新参加工作的外交人员70％没有受过外语培训。在新德里，没有一个美国外交人员能说印度土语；在巴黎，美国大使甚至不会说法语。而且，美国外交人员专业知识贫乏，对所在国的文化一窍不通，整天沉迷于上层社会的宴会和舞会。对此，20世纪50年代末风靡美国的《丑陋的美国人》一书作者呼吁：“我们需要一支精悍的力量，参加这个行列的人必须受过良好的教育，经过仔细甄拔工作勤奋、热爱事业的职业外交家。他们必须心甘情愿地舍弃舒适的生活和——在某些地区——宝贵的健康。他们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去推行由一个头脑清醒的政府所制定的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他们必须精通驻在国的语言，他们必须比当地人更清楚这个国家的问题。”
在谈到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时，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认为，战后良好的生活条件使得美国人不能适应国外的生活，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美国人不能食用当地的食物，也不能过当地人的生活，他们在第三世界国家特殊的生活方式招致了当地人的不满。而这一点却正是共产党人的强项，他们与美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汤因比认为，“如果今天在国外代表美国的是征服美国西部的那一代美国人，这一差距将会弥合”。
和平队与美国对第三世界外交的软实力 作者：刘国柱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01期
[摘要]和平队是美国政府应对苏联挑战的重要举措之一。肯尼迪建立和平队的初衷就是要利用美同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的整体优势，同苏联争夺广大的中间地带，并通过和平队向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输出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纳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所期待的轨道。显然，和平队在美国对外关系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美国政府对和平队的投资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基本上实现了成立和平队的目的。志愿者在受援国的工作，为受援国带来了一些现实的或长远的利益；加深了受援国特别是受援同的基层民众对美国的了解；而通过志愿者这一媒介，同样也增强了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了解。除了上述美国政府公开宣称的目标外，和平队作为美同对外关系的“软实力”，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向海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输出美同文化及价值观念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关键词]和平队；志愿者；肯尼迪；第三世界国家；软实力
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将国家实力分为两种：一种是“硬实力”(hard power)，指“一国进行购买和聚合的经济军事能力”；另一种是“软实力”(soft power)，指一国“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感召而加以吸引的能力”。他认为，这两种实力均至关重要，在信息时代，“软实力”甚至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其实，不仅在信息时代，即使在冷战时期，尽管尚未有学者或政治家明确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但美国已有政治家认识到“软实力”的重要性，并将其运用到美国对外关系领域，和平队即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
一、建立和平队的初衷
和平队成立于1961年，是肯尼迪在总统竞选中提出的，并被视为1960年总统大选中的一个亮点。按照肯尼迪的构想，和平队的主要使命就是以志愿者的方式，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教师、医生、护士、各种技术人员等“中等人力资源”，通过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发展，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展现美国文化的精华，改变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不良形象，增强美国对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吸引力，并以此向这些国家传播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
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形象每况愈下。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问题，特别是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干涉和颠覆活动；以及美国外交官的低劣素质和不当行为。
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问题显然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形象。美国外交史学家斯帕尼尔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在这个绝大多数人口都是非白人的世界上，美国顽固地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并对南方和北方黑人进行剥削，这公然地违背了它如此经常标榜的自由和人类尊严的民主原则。不发达地区的人民不仅要求得到作为国家的平等地位，还要求有做人的平等权利；当他
们听到美国实行种族隔离时，就会联想到过去只是因为他们皮肤的颜色，白人就把他们当做劣等民族一样来看待的历史。”帮助制定和平队第一个训练计划的斯洛尼·科芬在回顾1960年的非洲之行时说：“小石城好像是美国最有名的城市。”同年秋天，他邀请一名加纳学生在耶鲁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讲，其中就谈到亚洲和非洲的外交官在美国经常被冒犯：房东拒绝出租房屋给他们，他们的家属被禁止进入海滩，学校不接收他们的孩子，商店不允许他们试衣服。这名加纳学生还特别提到，在联合国的非洲外交官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住所，苏联大使已经宣布为他们提供房屋。更让美国感到难堪的是，访问美国的加纳财政部长在餐馆被拒绝提供服务，险些酿成外交争端。而随着非洲独立运动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将在华盛顿和纽约建立大使馆或领事馆，但种族问题在国外产生的影响使很多非洲外交官对美国望而却步，一位多哥的外交官甚至要求总统将他派往德国而不是美国，以免冒丢掉性命的危险。和平队的重大使命之一就是向那些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展示，美国并不是一个“怪物”，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白人是可以在和谐与公正的氛围下，与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共同生活的。
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坚持僵硬的冷战思维，不承认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和中立主义，经常打着“反共”的旗号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如中央情报局策划危地马拉和伊朗政变，派遣军队到黎巴嫩，帮助训练南越的反革命分子等，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反美浪潮此起彼伏，突出地体现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总统尼克松访问拉丁美洲时的境遇。尼克松每到一个国家，都会遇到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迎接尼克松的除了官方预备的鲜花和美酒，更多的是来自民间反美示威群众的石块、唾沫、臭鸡蛋及烂番茄。尼克松拉美之行的境遇，是美国当时国际形象的一个缩影。对此，和平队的第一任行政长官萨金特·施莱弗曾忧心忡忡地表示，我们已经脱离了国际社会的主体，特别是在那些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处于贫困和被压迫状态的国家里，“共产党人……赢得了同情和理解的名声，当共产主义在一些遥远的国家昂首挺胸时，它看起来就不再是一个外部事务了”。
美国驻外使馆工作人员的素质更是加深了人们对美国的恶感。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外交人员有50％不会说任何一种外语；1960年，美国新参加工作的外交人员70％没有受过外语培训。在新德里，没有一个美国外交人员能说印度土语；在巴黎，美国大使甚至不会说法语。而且，美国外交人员专业知识贫乏，对所在国的文化一窍不通，整天沉迷于上层社会的宴会和舞会。对此，20世纪50年代末风靡美国的《丑陋的美国人》一书作者呼吁：“我们需要一支精悍的力量，参加这个行列的人必须受过良好的教育，经过仔细甄拔工作勤奋、热爱事业的职业外交家。他们必须心甘情愿地舍弃舒适的生活和——在某些地区——宝贵的健康。他们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去推行由一个头脑清醒的政府所制定的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他们必须精通驻在国的语言，他们必须比当地人更清楚这个国家的问题。”
在谈到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时，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认为，战后良好的生活条件使得美国人不能适应国外的生活，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美国人不能食用当地的食物，也不能过当地人的生活，他们在第三世界国家特殊的生活方式招致了当地人的不满。而这一点却正是共产党人的强项，他们与美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汤因比认为，“如果今天在国外代表美国的是征服美国西部的那一代美国人，这一差距将会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