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毕业调查报告》，是我修读大专阶段（法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当时，按照学院的要求，把毕业论文写成调查报告的形式。只要求内容真实，不必一定要按论文的格式来撰写。而我这篇报告的内容在当时来说，算得上是“言词过于激烈”，有“直接的目标指向”，差点不能通过。
我的导师要求我修改后再上交，我却拒绝作任何修改。并要求导师明确地指出错误之处。我警告我的导师：“如果您胆敢认为内容是有错误的话，学院和您将要政治性的错误的责任，我这篇报告的所指向的内容，是有法院生效的判决作为依据的。至于其他的事实，谁胆敢说有问题，那就请他去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否则，我会对这个认为‘事实有问题’的混旦不客气！一定要他为自己的胡说八道付出代价！
“要是您说这篇报告的格式和语法有问题，那也是您作为导师的责任！您是有责任来指导我写好篇报告的。至于修改，绝对不能影响内容！
“我再说一句不客气的大实话：以您的文笔水平，可能还不够资格给我提鞋！”后来，在毕业典礼时，我还获得了“优秀学员”奖。
社 会 的 法 制 调 查 报 告
番禺职业技术学院2004级法学专业 陈子峰
我国政府提出：用十年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法治国家。也就是说：从今以后，凡事以法律为准则，一切都必须依法办事。为此，我在社会上作了一系列的、有针对性的调查，当中涉及的对象都是一些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与法律打交道的人。有的案件还是我参与办理的。当中确实存在不少令人深思的问题：
一、以双方自行的约定去违反、对抗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常见的有：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伤自理”；双方斗殴时签订的“生死状”；在经济交往中，以自己的内部约定去对抗善意第三人等。这些行为都是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都是无效的法律行为。
二、司法不公正的因素。
1、2004年，上海市普陀区法院试推行“举报恶意赖债者隐匿财产有奖制度”，但奖金竟然要由债权人支付！其理由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要恶意赖债者为自己隐匿财产的行为去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守法者要以自己的合法财产，去为违法者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都去支付成本！这就等于以事实来告诉所有的人：我国的法律是保护违法者的，不是保护你们的！
2、另一案例：1992年，一名包工头与他人签定了一份承建合同。三个月后，建材价格突然大幅上涨，包工头与发包方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就单方毁约。发包方起诉至法院，审理的法官却认为合同中约定双倍返还定金（25%）不合法。最终只是判决包工头退还原本定金。
虽然，当时实施的不是现在的《合同法》，而且已经事隔十多年，但这个不合理（也许当时是合法）判决却是深入民心。
尽管在1999年重新修改了《合同法》。但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存在日久，而在司法实践中对毁约行为的惩罚性可以说是轻描淡写。当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丧失诚信之风大有越演越烈之势。
培根有句名言：“一个不合理的判决的危害性远大于十宗犯罪”。
三、没有信用制度，导致全社会的普遍诚信缺失。
“诚实信用”的行为，从来都被认为是人的自身道德修养，在法律上也只作为原则性条款，并无实际的可操作性，也就无具体的惩罚性了。
由此造成的后果：从来都没有强制性的法律条文对毁约者施以严惩，作为对守约者的有效保护手段。相反，还形成对守约者肆意欺侮、嘲弄的社会风气。所以毁约行为是随处可见。
1、据2003年统计，获得过助学贷款的大学毕业生，大约有60%是根本没有归还过贷款，银行对此只能干瞪眼。
2、不少贷款购车的人，当见到新车的价格下降到与贷款余额约略相当、甚至还低于贷款余额时，就主动要求银行把车拖走。而这些毁约者，居然可以再次从银行重新获得贷款购车。银行的利益没有任何保障！
3、政府部门在作为民事纠纷中的一方当事人，常常会以权力把自己凌架于法律之上，以权压法，以权代法，使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任何保障。近年来，这类案件有呈上升的趋势。
四、公然凌架于法律之上、践踏法律的人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政府（犹其是基层政府）部门违法、司法机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怠于执法、野蛮执法，甚至是徇私枉法的现象屡有发生。公民的合法权益被侵害，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特别是：
1、农村的妇女儿童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基层的政府、司法机关和妇联非但没有去制止这种情况，反而以不作为的方式去助纣为虐。
2、农民工的基本权利根本没有任何保障，甚至连生存权都成了问题，至今却尚未能有效地解决。
3、下岗职工翘首盼望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仍有待解决。
4、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屡屡受到侵害，却得不到政府有关部门及司法部门的救济。
⑴凡劳动者与原公有制（含集体所有制）的单位发生劳动纠纷，在仲裁、诉讼活动中，往往是劳动者败诉。
⑵在外企、民企或个体户工作的劳动者，绝大多数雇主没与他们没有签定任何劳动合同，他们不但经常被无偿地延长工作时间（如规定每工作10小时，这些超时工作都不算是加班，没有任何假期）、经常被强迫加班、经常被克扣、拖欠工资和加班费，连法定的婚假、产假都被非法剥夺。甚至非法解除孕、产、哺乳期女工的劳动关系。政府的基层劳动管理部门对这种情况的发生经常是完全放任、视而不见，即使接到劳动者的投诉、申诉，也往往以“拖”字诀，迫使劳动者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权利。甚至以非法的手段作出表面合法的裁决，让劳动者有冤无处诉。
⑶即使劳动者在仲裁、诉讼活动中获胜，但事后必然会遭到结局非常悲惨的报复。在这方面，劳动者更是毫无保障。
⒌拿着生效的胜诉判决书，权利却得不到实现（遭遇“法律白条”）。
五、社会上的“裁判参与踢球”现象。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政府的角色是“裁判员”兼“运动员”，让其他的社会经济活动参与者首先输在“起跑线”上，再在途中专门为其设置障碍，然后由自己单方面去解释规则，最后宣告：“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在《行政诉讼法》实施后，又经常自己去充当自己的法官。还时有发生“任命黄鼠狼同志为养鸡场管理员”的事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全社会都对这些不合理现象持放任的态度时，不合理的现象就会无限地扩张，并产生了异化，终于在2004年揭露出轰动全国的“西安彩票事件”（又称为“刘亮•宝马事件”），最后，该案的主犯杨永明被判了有期徒刑19年，西安市众多的政府部门也牵涉其中。这案件也只是冰山一角，已揭示出这种现象对社会的巨大危害性。
六、“以错对错”，受害者变成侵害者。
这里以两个案例来说明这一观点：
案例1、番禺区石楼镇石二村的村民陈某是一名刚退伍的武警战士，他在服役期间，常常执行协助公安机关的伏击抓捕任务而屡立战功。2003年8月底的一天凌晨，有5名窃贼潜入他的家中作案。军人的习惯使他迅速作出了准备——找了一把西瓜刀埋伏起来。当窃贼把陈某的自行车推出门口时，他立即挥刀追击，5名窃贼一下子四散逃窜。陈某追出巷口，以刀背击晕一名窃贼，又对另一名窃贼连劈5刀，该名窃贼倒地后，他再劈2刀，该名窃贼当即死亡。
在附近“天光墟”的群众见状报警后还对他大加称赞。陈某还真的把自己当成是英雄，他对接警赶来的民警绘声绘色地描述自己如何如何，当民警用手铐铐上他时，他觉得非常气愤。在场的群众也气愤不已，骂民警纵容甚至是勾结窃贼。后来，附近四条村的村民集体捐款、捐物给他，并联名上书给有关部门保他。对来采访的记者，把他的身份伪称为辅警，并且不惜一切去歪曲事实。而该名记者又不去查证真伪，只跟据群众的传言去咨询律师，律师只依据记者的描述而作出了陈某的行为是正当防卫回答。根据《刑法》第二十条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人员伤亡的，不负刑事责任。”认为陈某无罪。该名记者据此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报导，使到省公安厅长梁国聚也对此事件作出了批示。但是，事实就是事实，谁也不能改变。经过一系列的侦查办案程序，陈某被正式逮捕、提起公诉。
死者原本是不法侵害行为的实施者，现在被受害者所杀，又变成了受害者。原本的受害者陈某，在受到不法行为的侵害时，采取了犯罪的手段去对待不法侵害行为的实施者，结果使自己变成了不法侵害行为的实施者。所以死者的家属同时提起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赔偿的诉讼，最后以调解的方式结束民事方面的诉讼：陈某赔偿死者家属27000元。
死者家属接到赔偿款后，曾书面请求法院、检察院撤销案件，但刑事责任是不能被民事赔偿所代替的：广州市中级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陈某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该案现时正在二审期间。
案例2、这是我参与办理的两宗有相互关连的民事纠纷案：从番禺海关缉私辞职经商的陈某，因经营生意失败，严重资不抵债，他的住房被银行通过法院拍卖。因为该房产已是陈某的唯一居所了，所以在拍卖时注明“不交吉”（即只发生法定登记手续上的所有权转移，而在使用权上还没有作实质性的转移）。绝大多数人对此都是不明白的。
供电局职工简小姐在拍卖会中以16.4万元竞买得该房产，并以法院的《裁定书》办理了《房产证》。简小姐让陈某搬出房子，陈某一于耍赖，以“不交吉”为理由，拒不搬出，也不支付租金。简小姐向法院的执行庭（现改为执行局）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庭驳回了申请，并告知她：要另行起诉。于是简小姐向番禺区人民法院提起（2002）番法民初字第595号案件的民事诉讼。
在等待开庭审理的期间，简小姐又节外生枝：她先利用职权，把该房子的用电表拆了；再到自来水公司，以业主的名义注销供水的使用。
陈某于是先向公安机关报警；再向《番禺日报》反映情况，并让记者在现场拍了照片；最后向供电局投诉，并声称要起诉供电局。供电局立即处分了简小姐，并责令她恢复原状。当然，陈某也不会就此轻易地放过简小姐，也向番禺区人民法院提起（2002）番法民字第850号案件的民事诉讼。
这一件事情两宗案的结局是：
1、（2002）番法民初字第595号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是：原告简小姐大获全胜，被告陈某限期搬出该房子，并支付非法占用期间的租金。
2、（2002）番法民字第850号民事案件却是以（2002）番法民初字第595号案件的原告、本案的被告简小姐败诉而告终：
⑴向本案的原告、（2002）番法民字第850号案件的被告陈某书面赔礼道歉，内容须经法庭核准；
⑵赔偿原告陈某各项损失1500元。
本案一审宣判后，双方都没有上诉。陈某虽然在本案中是胜诉了，却花费了各项费用近7000元，是否值得，就只他自己才知道了。
以上几个问题已经成为现时社会上热点话题，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将会激发社会上潜在的重大危机。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推行法治。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依法治国。
一、法律应当是至高无上的规则。
“法”就是来源于战争中的刑罚，因其严厉性，故古人以工匠的工具喻之，称为“规”、“矩”、“绳墨”和“尺度”，也就有“无规矩不成方圆”、“凡事皆不可逾度”之说。法律是表现国家意志的社会行为规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法治国家，法律就应当是我国至高无上的规则，任何人都不能凌架于法律之上。
民间约定俗成的规则，一般是归入人类道德的范畴。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民间规则也会因国家意志的需要而上升为法律，民间约定的行为如果受到国家意志所保护，也同样是法律的范畴，但绝不容许以双方自行的约定去违反、对抗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定义应当是：法律是统治阶级与人民所订立的“契约”。无论这“契约”在订立（立法）时是否合理，当“契约”一旦生效（正式实施），谁都必须遵守，谁都不能逾越这契约去自行其事，包括立法者、政权的统治者、英雄模范、普通人以及被违法者侵害的受害人。作为“尺度”的把持者（司法），只奉“绳墨”（法律）之命，对于逾越“墨线”（违法）者，都应当一视同仁地以“度”施惩。
而对于处于“方园”之内（守法）的人和合法权益，都应当一视同仁地予以保护。国家机关和公民（不论英雄模范、普通人、犯罪嫌人和罪犯）在法律面前一律享有平等的权利，一切合法权益都应当得到有效的保护。即使是罪恶滔天的罪犯，他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样才能体现出法律的公平和公正，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的模式。
二、“诚实信用”应当是法治社会的最基本制度。
现代的法律把“诚实信用”上升为法律的基本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守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诚实信用”是民商法中的“帝王条款”。
美国曾经有这样一个笑话：“一名富翁临终前叮嘱儿子：‘你一旦与别人签定了一份即使是令自己倾家荡产的合同，也必须去履行。’儿子问他：‘那我该怎么办呢？’富翁说：‘你千万别签这样的合同！’”
我认为，这绝不是一个笑话！在法治国家，“诚实信用”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因为在法制健全的资本主义国家，任何一方违反“诚实信用”都会受到法律极其严厉的惩罚。对于经济破产的人会给予法律上的保护，使破产人有机会东山再起。而对于信用破产（毁约）的人，则在全社会实施“封杀”的法律手段严惩，使其终生破产，永无翻身的机会。信用破产的不利后果远远大于经济破产，看有谁敢效尤？实行这种法律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家、社会的经济良好、有序地发展。
一位老教授给我们讲授《经济法》时说：“一个没有诚信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秩序混乱的社会，商业成本之高是无法估量的。”在这样的社会里，谁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也包括了那些不讲诚信的人。
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法律对那些丧失诚信的人施以重罚，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信用”制度，才能体现出法律的公平、公正，彰显社会的公序良俗，使社会正常、有序地运行。
三、不能“以错对错”，否则受害者也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加强法制宣传，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都认识到：我们都是国家的公民、社会的一分子，都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规定。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非法侵害时，应当运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行使自己权利的同时，也要注意所运用的手段是否合法，犹其是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绝不能采取“以错对错”的手段，更不能以犯罪的手段去对付侵害行为的实施者。否则，自己又要为自己的行为后果去承担责任。
当然，在符合《刑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的情况下除外，因为法律也赋予了公民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实行特定行为的权利。
四、建立和完善社会的制度
法律的权威性由强制性、惩罚性和保护性构成。古代官府审案时都喝犯人：“人心似铁非似铁，国法如炉真如炉”。说明了法律惩罚性的严厉。战国时代郑国的执政子产就是借火拟喻刑罚的严厉，铸刑鼎告全国以有章可循。古代法律的着重点是强制性和惩罚性，很少、甚至是没有保护性。现代的法律除了强制性和惩罚性外，还更着重于保护性，即人权的保护，以公平、公正的形式保护公民的人身、合法利益不受非法侵害。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更是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
当一个国家立法越多，特别是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出台得越多，法律规范的条文越明细，但社会现状没有发生到任何变化，普通公民的权益并无太大的改善，实际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特别是守法者吃亏、违法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的不合理现象普遍存在，使得所有人都认为法律是“无牙老虎”，是骗人的玩意，连社会法律工作者（律师）、法学专业的学生都不相信法律。法律的权威性则是从此荡然无存了，这样就出现了党政工作人员以权代法、以权压法；司法人员徇私枉法；律师靠关系办案；有钱人以财买理；普通公民吃大亏的局面。
正因为法律的权威性荡然无存，却使人更加迷信权力。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政府的工作人员以“权力寻租”去牟利。一小撮人“承租权力”去掠夺社会的财富，这就是上个世90年代的官商勾结现象，当时还被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这种模式的。
由于有了政府行为的参与，造就了当时的虚假繁荣。而这些“权力承租”者的意识中根本没有道德、诚信、法律的观念，为了掠夺得更多的财富，又相互“撬墙脚”。但“撬”的是我们国家的“墙脚”， 掠夺的是人民共同共有的财富！政府的目的是牟利。当其“寻”得愿意出更高“租金”的“承租”者时，又随时会“撕毁原租约”。
因为“承租”权力的成本也是非常高昂的，很多权力的“承租”者在投入了成本后，尚未获得回报，已被政府“毁约”了。所以这些人对政府的怨恨程度又远甚于普通公民。
“权力寻租”、官商勾结的最大的获利者，就是政权的把持者。权力的“承租”者中也有一部分人（能保得住“租约”的人）能获得财富。为此付出代价的是国家，代价的全部承担者就是全国的普通公民！如：近年来的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
要实现依法国治，就要建立有一个完善的社会制度，法律就是国家的基本制度。首要条件就是完善立法、司法制度。一部“恶法”会毁灭一个政权，一部再好的法律也是要靠人去实施才能成为制度。要保确法律的有效实施，就要以国家机器的强制力为后盾，否则，“徒法不以自行”。政府要从自己做起：主动受法律的规范。彻底扫清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
司法公正是保护公民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这道屏障一旦坍塌，其后果是不堪想象的。如果广大群众因司法不公，认为法律已经丧失了公平性、公正性、保护性、强制性和惩罚性。从此再不相信法律、不怕法律、不遵守法律，再发展下去就是敢去砸烂法律、砸烂社会制度，“文革”的十年动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立法要合符人情、常理，尊重公序良俗并与时俱进，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严惩违法犯罪者，切实有效地保护公民的一切合法利益。为社会制度的确立提供法律上的依据，使社会活动的参与人“有法可依”。
司法者要公正无私，不唯上、不唯情，只唯法。也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到“有法必依”是使法律真正成为社会制度的前提。
执法者要依法执法，决不容许有在执法过程中行使非法手段。对于逾越出法律者，无论对象是谁，一律绳之以法。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法律成为社会制度的有力、有效保障。
一切合法的权益都应当得到效的保护，敢于挑战法律、以身试法者被严惩，这是法律真正成为社会制度的体现。
总的一句话：立法要完善，司法要公正，执法要严格，守法得保障，违法遭严惩。立法者、政权的统治者和普通公民都不能逾越出法律的规定范围去自行其事。能做到如此，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了。但我们现在离这目标还很遥远！
这篇《毕业调查报告》，是我修读大专阶段（法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当时，按照学院的要求，把毕业论文写成调查报告的形式。只要求内容真实，不必一定要按论文的格式来撰写。而我这篇报告的内容在当时来说，算得上是“言词过于激烈”，有“直接的目标指向”，差点不能通过。
我的导师要求我修改后再上交，我却拒绝作任何修改。并要求导师明确地指出错误之处。我警告我的导师：“如果您胆敢认为内容是有错误的话，学院和您将要政治性的错误的责任，我这篇报告的所指向的内容，是有法院生效的判决作为依据的。至于其他的事实，谁胆敢说有问题，那就请他去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否则，我会对这个认为‘事实有问题’的混旦不客气！一定要他为自己的胡说八道付出代价！
“要是您说这篇报告的格式和语法有问题，那也是您作为导师的责任！您是有责任来指导我写好篇报告的。至于修改，绝对不能影响内容！
“我再说一句不客气的大实话：以您的文笔水平，可能还不够资格给我提鞋！”后来，在毕业典礼时，我还获得了“优秀学员”奖。
社 会 的 法 制 调 查 报 告
番禺职业技术学院2004级法学专业 陈子峰
我国政府提出：用十年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法治国家。也就是说：从今以后，凡事以法律为准则，一切都必须依法办事。为此，我在社会上作了一系列的、有针对性的调查，当中涉及的对象都是一些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与法律打交道的人。有的案件还是我参与办理的。当中确实存在不少令人深思的问题：
一、以双方自行的约定去违反、对抗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常见的有：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伤自理”；双方斗殴时签订的“生死状”；在经济交往中，以自己的内部约定去对抗善意第三人等。这些行为都是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都是无效的法律行为。
二、司法不公正的因素。
1、2004年，上海市普陀区法院试推行“举报恶意赖债者隐匿财产有奖制度”，但奖金竟然要由债权人支付！其理由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要恶意赖债者为自己隐匿财产的行为去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守法者要以自己的合法财产，去为违法者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都去支付成本！这就等于以事实来告诉所有的人：我国的法律是保护违法者的，不是保护你们的！
2、另一案例：1992年，一名包工头与他人签定了一份承建合同。三个月后，建材价格突然大幅上涨，包工头与发包方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就单方毁约。发包方起诉至法院，审理的法官却认为合同中约定双倍返还定金（25%）不合法。最终只是判决包工头退还原本定金。
虽然，当时实施的不是现在的《合同法》，而且已经事隔十多年，但这个不合理（也许当时是合法）判决却是深入民心。
尽管在1999年重新修改了《合同法》。但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存在日久，而在司法实践中对毁约行为的惩罚性可以说是轻描淡写。当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丧失诚信之风大有越演越烈之势。
培根有句名言：“一个不合理的判决的危害性远大于十宗犯罪”。
三、没有信用制度，导致全社会的普遍诚信缺失。
“诚实信用”的行为，从来都被认为是人的自身道德修养，在法律上也只作为原则性条款，并无实际的可操作性，也就无具体的惩罚性了。
由此造成的后果：从来都没有强制性的法律条文对毁约者施以严惩，作为对守约者的有效保护手段。相反，还形成对守约者肆意欺侮、嘲弄的社会风气。所以毁约行为是随处可见。
1、据2003年统计，获得过助学贷款的大学毕业生，大约有60%是根本没有归还过贷款，银行对此只能干瞪眼。
2、不少贷款购车的人，当见到新车的价格下降到与贷款余额约略相当、甚至还低于贷款余额时，就主动要求银行把车拖走。而这些毁约者，居然可以再次从银行重新获得贷款购车。银行的利益没有任何保障！
3、政府部门在作为民事纠纷中的一方当事人，常常会以权力把自己凌架于法律之上，以权压法，以权代法，使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任何保障。近年来，这类案件有呈上升的趋势。
四、公然凌架于法律之上、践踏法律的人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政府（犹其是基层政府）部门违法、司法机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怠于执法、野蛮执法，甚至是徇私枉法的现象屡有发生。公民的合法权益被侵害，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特别是：
1、农村的妇女儿童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基层的政府、司法机关和妇联非但没有去制止这种情况，反而以不作为的方式去助纣为虐。
2、农民工的基本权利根本没有任何保障，甚至连生存权都成了问题，至今却尚未能有效地解决。
3、下岗职工翘首盼望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仍有待解决。
4、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屡屡受到侵害，却得不到政府有关部门及司法部门的救济。
⑴凡劳动者与原公有制（含集体所有制）的单位发生劳动纠纷，在仲裁、诉讼活动中，往往是劳动者败诉。
⑵在外企、民企或个体户工作的劳动者，绝大多数雇主没与他们没有签定任何劳动合同，他们不但经常被无偿地延长工作时间（如规定每工作10小时，这些超时工作都不算是加班，没有任何假期）、经常被强迫加班、经常被克扣、拖欠工资和加班费，连法定的婚假、产假都被非法剥夺。甚至非法解除孕、产、哺乳期女工的劳动关系。政府的基层劳动管理部门对这种情况的发生经常是完全放任、视而不见，即使接到劳动者的投诉、申诉，也往往以“拖”字诀，迫使劳动者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权利。甚至以非法的手段作出表面合法的裁决，让劳动者有冤无处诉。
⑶即使劳动者在仲裁、诉讼活动中获胜，但事后必然会遭到结局非常悲惨的报复。在这方面，劳动者更是毫无保障。
⒌拿着生效的胜诉判决书，权利却得不到实现（遭遇“法律白条”）。
五、社会上的“裁判参与踢球”现象。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政府的角色是“裁判员”兼“运动员”，让其他的社会经济活动参与者首先输在“起跑线”上，再在途中专门为其设置障碍，然后由自己单方面去解释规则，最后宣告：“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在《行政诉讼法》实施后，又经常自己去充当自己的法官。还时有发生“任命黄鼠狼同志为养鸡场管理员”的事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全社会都对这些不合理现象持放任的态度时，不合理的现象就会无限地扩张，并产生了异化，终于在2004年揭露出轰动全国的“西安彩票事件”（又称为“刘亮•宝马事件”），最后，该案的主犯杨永明被判了有期徒刑19年，西安市众多的政府部门也牵涉其中。这案件也只是冰山一角，已揭示出这种现象对社会的巨大危害性。
六、“以错对错”，受害者变成侵害者。
这里以两个案例来说明这一观点：
案例1、番禺区石楼镇石二村的村民陈某是一名刚退伍的武警战士，他在服役期间，常常执行协助公安机关的伏击抓捕任务而屡立战功。2003年8月底的一天凌晨，有5名窃贼潜入他的家中作案。军人的习惯使他迅速作出了准备——找了一把西瓜刀埋伏起来。当窃贼把陈某的自行车推出门口时，他立即挥刀追击，5名窃贼一下子四散逃窜。陈某追出巷口，以刀背击晕一名窃贼，又对另一名窃贼连劈5刀，该名窃贼倒地后，他再劈2刀，该名窃贼当即死亡。
在附近“天光墟”的群众见状报警后还对他大加称赞。陈某还真的把自己当成是英雄，他对接警赶来的民警绘声绘色地描述自己如何如何，当民警用手铐铐上他时，他觉得非常气愤。在场的群众也气愤不已，骂民警纵容甚至是勾结窃贼。后来，附近四条村的村民集体捐款、捐物给他，并联名上书给有关部门保他。对来采访的记者，把他的身份伪称为辅警，并且不惜一切去歪曲事实。而该名记者又不去查证真伪，只跟据群众的传言去咨询律师，律师只依据记者的描述而作出了陈某的行为是正当防卫回答。根据《刑法》第二十条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人员伤亡的，不负刑事责任。”认为陈某无罪。该名记者据此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报导，使到省公安厅长梁国聚也对此事件作出了批示。但是，事实就是事实，谁也不能改变。经过一系列的侦查办案程序，陈某被正式逮捕、提起公诉。
死者原本是不法侵害行为的实施者，现在被受害者所杀，又变成了受害者。原本的受害者陈某，在受到不法行为的侵害时，采取了犯罪的手段去对待不法侵害行为的实施者，结果使自己变成了不法侵害行为的实施者。所以死者的家属同时提起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赔偿的诉讼，最后以调解的方式结束民事方面的诉讼：陈某赔偿死者家属27000元。
死者家属接到赔偿款后，曾书面请求法院、检察院撤销案件，但刑事责任是不能被民事赔偿所代替的：广州市中级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陈某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该案现时正在二审期间。
案例2、这是我参与办理的两宗有相互关连的民事纠纷案：从番禺海关缉私辞职经商的陈某，因经营生意失败，严重资不抵债，他的住房被银行通过法院拍卖。因为该房产已是陈某的唯一居所了，所以在拍卖时注明“不交吉”（即只发生法定登记手续上的所有权转移，而在使用权上还没有作实质性的转移）。绝大多数人对此都是不明白的。
供电局职工简小姐在拍卖会中以16.4万元竞买得该房产，并以法院的《裁定书》办理了《房产证》。简小姐让陈某搬出房子，陈某一于耍赖，以“不交吉”为理由，拒不搬出，也不支付租金。简小姐向法院的执行庭（现改为执行局）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庭驳回了申请，并告知她：要另行起诉。于是简小姐向番禺区人民法院提起（2002）番法民初字第595号案件的民事诉讼。
在等待开庭审理的期间，简小姐又节外生枝：她先利用职权，把该房子的用电表拆了；再到自来水公司，以业主的名义注销供水的使用。
陈某于是先向公安机关报警；再向《番禺日报》反映情况，并让记者在现场拍了照片；最后向供电局投诉，并声称要起诉供电局。供电局立即处分了简小姐，并责令她恢复原状。当然，陈某也不会就此轻易地放过简小姐，也向番禺区人民法院提起（2002）番法民字第850号案件的民事诉讼。
这一件事情两宗案的结局是：
1、（2002）番法民初字第595号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是：原告简小姐大获全胜，被告陈某限期搬出该房子，并支付非法占用期间的租金。
2、（2002）番法民字第850号民事案件却是以（2002）番法民初字第595号案件的原告、本案的被告简小姐败诉而告终：
⑴向本案的原告、（2002）番法民字第850号案件的被告陈某书面赔礼道歉，内容须经法庭核准；
⑵赔偿原告陈某各项损失1500元。
本案一审宣判后，双方都没有上诉。陈某虽然在本案中是胜诉了，却花费了各项费用近7000元，是否值得，就只他自己才知道了。
以上几个问题已经成为现时社会上热点话题，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将会激发社会上潜在的重大危机。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推行法治。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依法治国。
一、法律应当是至高无上的规则。
“法”就是来源于战争中的刑罚，因其严厉性，故古人以工匠的工具喻之，称为“规”、“矩”、“绳墨”和“尺度”，也就有“无规矩不成方圆”、“凡事皆不可逾度”之说。法律是表现国家意志的社会行为规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法治国家，法律就应当是我国至高无上的规则，任何人都不能凌架于法律之上。
民间约定俗成的规则，一般是归入人类道德的范畴。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民间规则也会因国家意志的需要而上升为法律，民间约定的行为如果受到国家意志所保护，也同样是法律的范畴，但绝不容许以双方自行的约定去违反、对抗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定义应当是：法律是统治阶级与人民所订立的“契约”。无论这“契约”在订立（立法）时是否合理，当“契约”一旦生效（正式实施），谁都必须遵守，谁都不能逾越这契约去自行其事，包括立法者、政权的统治者、英雄模范、普通人以及被违法者侵害的受害人。作为“尺度”的把持者（司法），只奉“绳墨”（法律）之命，对于逾越“墨线”（违法）者，都应当一视同仁地以“度”施惩。
而对于处于“方园”之内（守法）的人和合法权益，都应当一视同仁地予以保护。国家机关和公民（不论英雄模范、普通人、犯罪嫌人和罪犯）在法律面前一律享有平等的权利，一切合法权益都应当得到有效的保护。即使是罪恶滔天的罪犯，他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样才能体现出法律的公平和公正，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的模式。
二、“诚实信用”应当是法治社会的最基本制度。
现代的法律把“诚实信用”上升为法律的基本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守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诚实信用”是民商法中的“帝王条款”。
美国曾经有这样一个笑话：“一名富翁临终前叮嘱儿子：‘你一旦与别人签定了一份即使是令自己倾家荡产的合同，也必须去履行。’儿子问他：‘那我该怎么办呢？’富翁说：‘你千万别签这样的合同！’”
我认为，这绝不是一个笑话！在法治国家，“诚实信用”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因为在法制健全的资本主义国家，任何一方违反“诚实信用”都会受到法律极其严厉的惩罚。对于经济破产的人会给予法律上的保护，使破产人有机会东山再起。而对于信用破产（毁约）的人，则在全社会实施“封杀”的法律手段严惩，使其终生破产，永无翻身的机会。信用破产的不利后果远远大于经济破产，看有谁敢效尤？实行这种法律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家、社会的经济良好、有序地发展。
一位老教授给我们讲授《经济法》时说：“一个没有诚信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秩序混乱的社会，商业成本之高是无法估量的。”在这样的社会里，谁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也包括了那些不讲诚信的人。
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法律对那些丧失诚信的人施以重罚，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信用”制度，才能体现出法律的公平、公正，彰显社会的公序良俗，使社会正常、有序地运行。
三、不能“以错对错”，否则受害者也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加强法制宣传，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都认识到：我们都是国家的公民、社会的一分子，都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规定。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非法侵害时，应当运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行使自己权利的同时，也要注意所运用的手段是否合法，犹其是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绝不能采取“以错对错”的手段，更不能以犯罪的手段去对付侵害行为的实施者。否则，自己又要为自己的行为后果去承担责任。
当然，在符合《刑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的情况下除外，因为法律也赋予了公民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实行特定行为的权利。
四、建立和完善社会的制度
法律的权威性由强制性、惩罚性和保护性构成。古代官府审案时都喝犯人：“人心似铁非似铁，国法如炉真如炉”。说明了法律惩罚性的严厉。战国时代郑国的执政子产就是借火拟喻刑罚的严厉，铸刑鼎告全国以有章可循。古代法律的着重点是强制性和惩罚性，很少、甚至是没有保护性。现代的法律除了强制性和惩罚性外，还更着重于保护性，即人权的保护，以公平、公正的形式保护公民的人身、合法利益不受非法侵害。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更是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
当一个国家立法越多，特别是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出台得越多，法律规范的条文越明细，但社会现状没有发生到任何变化，普通公民的权益并无太大的改善，实际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特别是守法者吃亏、违法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的不合理现象普遍存在，使得所有人都认为法律是“无牙老虎”，是骗人的玩意，连社会法律工作者（律师）、法学专业的学生都不相信法律。法律的权威性则是从此荡然无存了，这样就出现了党政工作人员以权代法、以权压法；司法人员徇私枉法；律师靠关系办案；有钱人以财买理；普通公民吃大亏的局面。
正因为法律的权威性荡然无存，却使人更加迷信权力。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政府的工作人员以“权力寻租”去牟利。一小撮人“承租权力”去掠夺社会的财富，这就是上个世90年代的官商勾结现象，当时还被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这种模式的。
由于有了政府行为的参与，造就了当时的虚假繁荣。而这些“权力承租”者的意识中根本没有道德、诚信、法律的观念，为了掠夺得更多的财富，又相互“撬墙脚”。但“撬”的是我们国家的“墙脚”， 掠夺的是人民共同共有的财富！政府的目的是牟利。当其“寻”得愿意出更高“租金”的“承租”者时，又随时会“撕毁原租约”。
因为“承租”权力的成本也是非常高昂的，很多权力的“承租”者在投入了成本后，尚未获得回报，已被政府“毁约”了。所以这些人对政府的怨恨程度又远甚于普通公民。
“权力寻租”、官商勾结的最大的获利者，就是政权的把持者。权力的“承租”者中也有一部分人（能保得住“租约”的人）能获得财富。为此付出代价的是国家，代价的全部承担者就是全国的普通公民！如：近年来的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
要实现依法国治，就要建立有一个完善的社会制度，法律就是国家的基本制度。首要条件就是完善立法、司法制度。一部“恶法”会毁灭一个政权，一部再好的法律也是要靠人去实施才能成为制度。要保确法律的有效实施，就要以国家机器的强制力为后盾，否则，“徒法不以自行”。政府要从自己做起：主动受法律的规范。彻底扫清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
司法公正是保护公民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这道屏障一旦坍塌，其后果是不堪想象的。如果广大群众因司法不公，认为法律已经丧失了公平性、公正性、保护性、强制性和惩罚性。从此再不相信法律、不怕法律、不遵守法律，再发展下去就是敢去砸烂法律、砸烂社会制度，“文革”的十年动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立法要合符人情、常理，尊重公序良俗并与时俱进，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严惩违法犯罪者，切实有效地保护公民的一切合法利益。为社会制度的确立提供法律上的依据，使社会活动的参与人“有法可依”。
司法者要公正无私，不唯上、不唯情，只唯法。也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到“有法必依”是使法律真正成为社会制度的前提。
执法者要依法执法，决不容许有在执法过程中行使非法手段。对于逾越出法律者，无论对象是谁，一律绳之以法。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法律成为社会制度的有力、有效保障。
一切合法的权益都应当得到效的保护，敢于挑战法律、以身试法者被严惩，这是法律真正成为社会制度的体现。
总的一句话：立法要完善，司法要公正，执法要严格，守法得保障，违法遭严惩。立法者、政权的统治者和普通公民都不能逾越出法律的规定范围去自行其事。能做到如此，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了。但我们现在离这目标还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