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先生告诉我说，他的弱点是他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 “老帅不是你的上司吗？”我说。 “他是我的父亲，”他说，“父亲究竟与上司不同。” “蒋不是您的上司吗？”我又问。 “所以他发我脾气，我就把他抓起来呀。”他说着哈哈地大笑一阵。据张公告诉我，在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他在西安召集了一个干部会议，宣布这项惊人的阴谋。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言，只有于学忠和另一位高干发言。于说，“少帅，抓起来很容易，您考虑没有，以后怎么样放他呢？”张将军告我说：“我告诉于学忠，现在不能考虑到那许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 我告诉张汉公，西安事变是改变世界历史的大事呀！ “就是这么干起来的。”他认真地说，“别人都在胡说。”说后他又哈哈大笑。 平生无缺憾，唯一好女人 我不喜欢我的太太，我们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我跟我太太说，你嫁错了人，你是贤妻良母呀，可是张学良不要这个贤妻良母。我是上战场的人，那打起仗来，真不知道谁能回来谁回不来。 我太太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就得了很重的病，差不多是不治之病。于是，我岳母和我母亲就商量，要我娶我太太的一个侄女，以便照料孩子。 这我就反对，我跟她们说，她现在病这么重，真要我娶她的侄女，那我不就是这边结婚，那边催她死吗？那叫她心里多难过？我说，这样，我答应你们，如果她真的死了，我一定娶她侄女。她后来病就好了，为这件事情她很感动，所以对我也就很放纵，不管我拈花惹草。 有人开玩笑说，张学良跟赵四小姐恩爱。其实，如果不是把张学良关起来了，他可能早就去找别的女朋友了。我这个生活呀，就到了三十六岁，假如没有西安事变，我不知道我还会有什么经验呢。 我也知道我自己，我自己给我下个考语：平生无缺憾，唯一好女人。 年轻时太骄傲 我的一生是失败的，为什么？一事无成两鬓斑。我给我自己下了一个考语，最近有个好朋友见我，我就跟他说一句，我说你不要再说那个话了，英雄？什么英雄，泄了气的英雄了！ 我年轻时是骄傲了。怎么骄傲？经过几次大事，郭松龄倒戈，郭松龄倒戈是个很难度过的事情；我父亲的死，是我最难度过的。这都是大事，内忧外患，我都给对付了。后来跟中央的合作，这些事我都做了，我都渡过了这些难关，因此，我自己得意得很。那时候蒋先生差不多等于把北方势力完全交给我了。我常常自个儿说，翻手作云，覆手作雨，差不多三分天下，不能说有其二，有其一了。北方都交给我了，管理那么些个省，我那时候才二十八九岁呀。 所以，我自己现在想起来，是我自己骄傲了，我没跟人家考虑好。我有决心的时候，都是这样决定的：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好了，没有！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假设我自个儿要地位、利益，就没有西安事变。我大权在握，富贵于身，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 我牺牲我自己，为什么？就是不要打了！ 蒋先生是原谅我了，不原谅我，他不把我枪毙呀？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我是应该被处死刑的，我是个军人，我懂得。我也带兵，也带过部下。假设我的部下这样，我就把他枪毙了。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不在乎的，真是不在乎！ 我损害了他的尊严 蒋公这个人，我认为他失败了。 蒋先生这个人，我不愿意批评他。蒋先生这个人很顽固，很守旧的！这么讲吧，我搁这么一句话批评他，假设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他认为我说的事都是对的，我做的事情就应该是对的，他就剩个派头。 说实在的，蒋先生对我，我暗中想，他对我也相当看得起。觉得我有种？这话倒不敢说，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战他的权威，我损害了他的尊严。 我到南京，他们问我，为什么你要自己来送。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所谓首领就是个泥菩萨呀，我把泥菩萨已经扳倒了，那我只好把这个泥菩萨扶起来。它有灵，不能不给他磕头呀。 到南京，我一样是请罪，（再）一样我也是让他维护权威。那蒋先生也真是说到做到：我不剿共，我不剿共，跟共产党合作。 这是他亲自跟我讲的。不是我当时听到，我绝不说这话。他不愿意我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但这个事情，我现在都可以直截了当说的。 教训教训老头子 我跟蒋先生两个冲突，没旁的，就是两句话：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我跟蒋先生是痛陈，蒋先生也骂我，骂得很厉害的！我说，这样下去，你就等于投降呀。蒋先生说，咱们军人从来没有“降”这个字。我说，你这样做比投降还厉害，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策也。你这样子叫人家不战就把我们中国一点点吞去，你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 蒋先生大骂我，我就跟他这样吵，所以呀，蒋先生的那个秘书，叫汪日章，他说，我从来没听见有人敢跟他（蒋）这样子吵的！ 还有蒋先生一句话把我激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的时候，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 我这个人是这样子，我要是发了火，谁也不怕的。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我现在已经九十岁了。最近我发现一个事儿，我的事情是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从二十一岁到三十六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摘自《张学良口述历史》）
张学良先生告诉我说，他的弱点是他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 “老帅不是你的上司吗？”我说。 “他是我的父亲，”他说，“父亲究竟与上司不同。” “蒋不是您的上司吗？”我又问。 “所以他发我脾气，我就把他抓起来呀。”他说着哈哈地大笑一阵。据张公告诉我，在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他在西安召集了一个干部会议，宣布这项惊人的阴谋。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言，只有于学忠和另一位高干发言。于说，“少帅，抓起来很容易，您考虑没有，以后怎么样放他呢？”张将军告我说：“我告诉于学忠，现在不能考虑到那许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 我告诉张汉公，西安事变是改变世界历史的大事呀！ “就是这么干起来的。”他认真地说，“别人都在胡说。”说后他又哈哈大笑。 平生无缺憾，唯一好女人 我不喜欢我的太太，我们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我跟我太太说，你嫁错了人，你是贤妻良母呀，可是张学良不要这个贤妻良母。我是上战场的人，那打起仗来，真不知道谁能回来谁回不来。 我太太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就得了很重的病，差不多是不治之病。于是，我岳母和我母亲就商量，要我娶我太太的一个侄女，以便照料孩子。 这我就反对，我跟她们说，她现在病这么重，真要我娶她的侄女，那我不就是这边结婚，那边催她死吗？那叫她心里多难过？我说，这样，我答应你们，如果她真的死了，我一定娶她侄女。她后来病就好了，为这件事情她很感动，所以对我也就很放纵，不管我拈花惹草。 有人开玩笑说，张学良跟赵四小姐恩爱。其实，如果不是把张学良关起来了，他可能早就去找别的女朋友了。我这个生活呀，就到了三十六岁，假如没有西安事变，我不知道我还会有什么经验呢。 我也知道我自己，我自己给我下个考语：平生无缺憾，唯一好女人。 年轻时太骄傲 我的一生是失败的，为什么？一事无成两鬓斑。我给我自己下了一个考语，最近有个好朋友见我，我就跟他说一句，我说你不要再说那个话了，英雄？什么英雄，泄了气的英雄了！ 我年轻时是骄傲了。怎么骄傲？经过几次大事，郭松龄倒戈，郭松龄倒戈是个很难度过的事情；我父亲的死，是我最难度过的。这都是大事，内忧外患，我都给对付了。后来跟中央的合作，这些事我都做了，我都渡过了这些难关，因此，我自己得意得很。那时候蒋先生差不多等于把北方势力完全交给我了。我常常自个儿说，翻手作云，覆手作雨，差不多三分天下，不能说有其二，有其一了。北方都交给我了，管理那么些个省，我那时候才二十八九岁呀。 所以，我自己现在想起来，是我自己骄傲了，我没跟人家考虑好。我有决心的时候，都是这样决定的：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好了，没有！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假设我自个儿要地位、利益，就没有西安事变。我大权在握，富贵于身，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 我牺牲我自己，为什么？就是不要打了！ 蒋先生是原谅我了，不原谅我，他不把我枪毙呀？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我是应该被处死刑的，我是个军人，我懂得。我也带兵，也带过部下。假设我的部下这样，我就把他枪毙了。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不在乎的，真是不在乎！ 我损害了他的尊严 蒋公这个人，我认为他失败了。 蒋先生这个人，我不愿意批评他。蒋先生这个人很顽固，很守旧的！这么讲吧，我搁这么一句话批评他，假设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他认为我说的事都是对的，我做的事情就应该是对的，他就剩个派头。 说实在的，蒋先生对我，我暗中想，他对我也相当看得起。觉得我有种？这话倒不敢说，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战他的权威，我损害了他的尊严。 我到南京，他们问我，为什么你要自己来送。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所谓首领就是个泥菩萨呀，我把泥菩萨已经扳倒了，那我只好把这个泥菩萨扶起来。它有灵，不能不给他磕头呀。 到南京，我一样是请罪，（再）一样我也是让他维护权威。那蒋先生也真是说到做到：我不剿共，我不剿共，跟共产党合作。 这是他亲自跟我讲的。不是我当时听到，我绝不说这话。他不愿意我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但这个事情，我现在都可以直截了当说的。 教训教训老头子 我跟蒋先生两个冲突，没旁的，就是两句话：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我跟蒋先生是痛陈，蒋先生也骂我，骂得很厉害的！我说，这样下去，你就等于投降呀。蒋先生说，咱们军人从来没有“降”这个字。我说，你这样做比投降还厉害，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策也。你这样子叫人家不战就把我们中国一点点吞去，你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 蒋先生大骂我，我就跟他这样吵，所以呀，蒋先生的那个秘书，叫汪日章，他说，我从来没听见有人敢跟他（蒋）这样子吵的！ 还有蒋先生一句话把我激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的时候，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 我这个人是这样子，我要是发了火，谁也不怕的。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我现在已经九十岁了。最近我发现一个事儿，我的事情是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从二十一岁到三十六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摘自《张学良口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