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作家孙郁在《收获》开设了专栏《燕京杂记》，最近的一篇文章《汪曾祺的昆明》，艺术再现了那个当年给了汪曾祺最好的教育的民国大学的丰盈气息和细节，正如文中所说：昆明时代许多泯灭的故事悠然地走来，仿佛一幅幅写意的画面，贫瘠时代的一切竟有了趣味流溢。
不说当年的教授如何学识渊博，各具特色；也不说汪曾祺们在哪里怎样诗意的生活自由的学习。又是一年高考季，对于教育的思考众声喧哗，笔者试着从文中寻找出一些反映当时联大校园生活的情节，让我们从对西南联大时期民国大学的丰盈气息和细节的感悟中去思考一下我们如今的大学教育该如何改革才能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读他（指汪曾祺）写下的那些文章，觉得年轻时代的他不是一个好的学生，起码是个不合格的学生。也因了战乱与动荡，学校显得松散，得以自由地读书。他入的是中文系，那里好的老师多多，对大家要求也并不严格，随随便便。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他在那时候没有被枯燥的知识训练俘虏过，是那代人的幸运。现在的大学，就不易遇到类似的环境了。（这第一便是学生有充分的学习自由，不必过多担心他们会一无所获，能够自由的尽可能多的接触到人类思想最先进的文化就是最大幸事。）
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记事可以看到，南迁昆明的时候，教师的科研依然有古风。和胡适时期的治学理念相似。1939年到1945年油印的论文很多，其表如下：
《唐代俗讲考》（向达）
《言意之辨》（汤用彤）
《贡山俅语初探》（罗常培）
《唐代行用的一种韵书目次》（魏建功）
《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郑天挺）
《王命传考》（唐兰）
《隋书西域传缘夷之地望与对音》（郑天挺）
《宋故四川安抚制置副使知重庆彭忠烈公事辑》（张正烺）
《文选序“事出于沈思，义归于翰藻”说》（朱自清）
上述名单只是其间一部分，中文系的学风也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对一些青年学子来说，那些东西还过于古奥，不易进入。他们知道这些文章的重要，受到老师身上的旧学的熏陶是自然的。（学校的良好学风从哪里来？教授就是榜样。）
学科的内容是丰富的，但青年人在此的压力并不大，学风严谨而空气自由，对大家都是开心的事。《西南联大中文系》是汪曾祺介绍母校的一篇有趣的文章，能够让我们这些后人嗅到当年的气息，其中有云：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严格的。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先生授）、声韵学（罗常培先生授）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较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是那么回事。一般都只是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闻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地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地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先生激赏。有一个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悖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终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汪曾祺全集》四卷358页）
较之于老北大的氛围，这里多了一种现实感。许多老师在西南开始进行田野调查，采集民族学与语言学的标本。比如罗常培就三次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调查，丰富了学术生活。沈从文还邀请诸多作家来校讲演，推荐学生的文章到刊物上，和社会互动的地方很多。这个风气对学生不能不产生影响。（注重创新，注重实效，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有希望。）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西南联大有静的一面，也有动的一面。中国文化幽深的与现实的价值都在校园里有所展示。你可以选择为学术而学术的路，许多扇门在等待开启。也可以不忘情于社会，成为一个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汪曾祺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学问的深，那是无边的海，怎么能一望到边呢？另一面是，相信了自己写作的潜能，也会创作出新奇的小说，那也其乐融融吧。（还是自由，在浓郁的学术氛围中越是能够像鱼儿自由地游弋，越是有大收获。）
沈从文出现在他的视野的时候，年轻的汪曾祺有着异常兴奋的感情。许多年后，他写了多篇关于沈从文的文章，描绘入学时的心情。中文系有许多知名的教授，惟独沈从文，对他最有帮助。这个作家在大学的出现，真有点意外的效果。青年的学子喜欢感性的作家教师，因为没有枯燥的学理的障碍。也由于沈从文学识的有限，不能把学生引向更深的层面，一些教授并不看好他，甚至很有微词。不过在开明的校园，都算不了什么，汪曾祺不是不知道这些的。
民国的教育不定于一尊，许多方面满足了学生的需要。学者们不太关注创作，而青年人却对创作有着神秘感和好奇心。在没有到联大读书前，汪曾祺就喜欢上了沈从文。他自己坦言，投考联大，和沈从文隐隐约约有点关系。所谓慕名而去者正是，《自报家门》说：
在这座小庵里我除了带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父亲也看了沈从文的小说，说：“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我的小说也有人说是不像小说，其来有自。
……
不能说我在投考志愿书上填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冲着沈从文去的，我当时有点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过的。（《汪曾祺全集》四卷286—287页）
那时沈从文正在盛年，是创作正佳的时期。在文坛上已经很有名望了。在西南联大，他是个特殊的教员，一没有大学文凭，二缺乏学术专著。要不是小说闻名于世，是难于有人看上他的。沈从文虽自称乡下人，可是审美的偏好和欧美留学的作家很是接近。胡适、梁实秋、徐志摩、巴金都喜欢他。一个自学出身的人在大学里任教，在那时候为数不多，吸收他到学校来任教，说明了校方的眼光。而这，在后来的中国大学师资队伍里，是很少见过的现象。
沈从文的课很单一，不是学问家的那一套。但细心听下去还是很有意思的。汪曾祺后来回顾说，沈的课程没有系统，随意讲些创作经验一类的东西。这些非学院派的因素让他感到新奇，有些东西正符合自己的情感状态。一些谈天式的讲授还启发了他创作的灵感。不过沈从文日常的那些状态更让他着迷。因为在文坛很有名气，就和各种作家有交往，同学们也跟着沾着仙气。这是一个纯情的人，没有教授腔与文艺腔的人，而且他的驳杂，多趣，又带有淡淡的哀伤的情感方式，是打动了汪曾祺的。
沈从文是念着社会这本大书长大的。他的写作没有受到士大夫的那些东西的深扰，一切仿佛来自于天籁。他的心性太温和，没有强烈的精神冲撞。家乡的水的清纯沐浴了他，以致文字也是清纯的。中国唯美派的理论家在思想上意识到这样纯情的文化的意义，可是他们很少遇到类似的文本。当沈从文天外来客般地出现在文坛上的时候，理论家们找到了精神的对应体。他便成了纯文学的象征符号。新月派及胡适周围的人都挺喜欢他，那些留过洋的美学家，对他的文本颇加赞扬，原因是有着儒雅的美丽和平淡的气象，和现代的静穆的审美精神相符。加之文字的清秀洗练，很快在知识界获得了认可。
在沈从文的身上，一种“美丽的愁人”的氛围，一直挥之不去，其小说与散文，都是这样。到了都市后，回忆那些生活，自己有种复杂的感受。他不忍去再现那些丑陋的场景，要留住的是纯情的瞬间。即使像《边城》这样的作品，也有淡淡的感伤。
沈从文的小说弥漫着水气和草木的清香。协调、自然、有趣，是他作品的一个特点。而且对家乡的风貌的描摹，很有韵味。他的好处是没有中士大夫语言的毒，既不是道德主义者，也非西洋文学理念的俘虏。其作品是对人性的本然的描述，剔去了种种伦理的话题，从自然状态里找诗意的存在。《边城》是没有杂色的乡俗图，《潇潇》乃山野的笛声，《丈夫》是民间的野调，都美丽得很。他写青年男女的爱欲，看不到五四知识青年的感伤的、自恋的因素，倒像天地间的水气，自然蒸腾着，生命在和谐间自如地运行着。这是一种现实的再现呢，还是一种神往？在左派作家那里，没有这些，在右派文人那里也殊少此风，我们在此读出的是陶渊明般隐逸的清寂和齐白石式的空。在观念俘虏着艺术的时候，这个远离各种观念的纯然的作家，把生命感从世间的囚牢里解放到原始的山林间了。
汪曾祺看到老师当年的作品，第一个印象就是亲切，唤起了早年的记忆，和一种类似倾诉的欲望。也许是什么暗暗撩拨了脆弱的心，从中有所发现也未可知。沈从文的文字，是青年汪曾祺内心的神异的火，在那样的年月温暖着自己的心。和那些正襟危坐的大学教授比，他和自己的生命更为接近，他的内心何尝没有“美丽是愁人的”感叹？
在几个方面沈从文影响了汪曾祺。欣赏苦难边上的美丽的谣俗是一个因素。沈从文在乱世觅到一块精神的绿洲，虽然逃逸苦楚，但在故土上寻到的未被污染的世界，其实是对现实的对照，那里未尝不是一种挣脱和抗争。中国不乏怨怼的文字，而美丽纯情的所在是多么重要。沈从文写乡间的礼俗、情调十分耐心，他把自然与人心里最好的部分呈现给人们，并非是隐逸的陶醉，也有深切的提醒。汪曾祺后来在作品里延续了这些，两人可以说在路径上是一致的。对比《边城》与《受戒》，好像是流着相似的思想与趣味，在审美的角度，是有师承关系的。另一个因素是远离社会核心地带，与政治保持距离。沈从文那些乡间故事，没有政党文化的痕迹，可是却含着人生的本源。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却远离阶级的概念，也显示了他的特点。桃花源与乌托邦的故事，是苦难王国之外的存在，弱小与无力感自然是有的。可是在那个时代，连这些也没有了也是悲哀的。不错，世间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有时甚至残酷得很。但他厌恶流血，一切死亡都是忧伤的，所有的杀戮都与人性相悖。汪曾祺后来一直生活在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时代，他懂得，直面人间固然不错，而在灰暗里点缀着美丽与隐逸的情思，让人知道再昏暗的年代还有人沉浸在纯粹的审美的静观，也是好的吧？还有一个因素很重要，那是对内心的感受的忠诚。他们都不去涉猎没有明白和无法知晓的现实，对记忆的记录是自然的，绝没有生硬地解释世界。因为自己不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也没有伟大的思想要流布世间，所以甘于渺小，只去写自己知道和喜欢的东西。本乎心性，源于灵魂，按美的体验来表达自我，如此而已。后来中国的文艺是要求齐一的，不准有多样的存在，小情调更是有问题的。可是在小的世界里亦有大的境界，那里奔放着爱意的激情。在激烈与悲慨的文字四溢的时候，我们偶与这些神异安静的作品相逢，好像得到了歇息。自然，其间不乏逃逸的脆弱，躲避血色的简单也是有的。躲避未尝不是一种美，只要心没有黑暗染过和颓废过，也是好的吧？在四面杀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明亮的宁静，那也真的是难得的。在沙漠般的地方，见到了一点点绿色，难道不是一种惬意?中国固然需要宏大的叙事，需要超人的伟岸之神，也需要温润的爱意。在残酷的岁月保持一点安宁的美，也非一般人可以达到的境界。沈从文做到了此点，汪曾祺后来也做到了此点，我们由此看到了一个文学的传统。（不拘一格降人才，破格录用了沈从文，才有了后来的汪曾祺。开放、包容是一个大学的活力源泉。）
联大有一些老师是诗人，穆旦、卞之琳都很有名气。直接在中文系授课的老师，算作诗人的也有几位。朱自清、闻一多在当时算是老资格的诗人了。大学生活比他想的要有趣得多。虽然是联大，条件亦差，而一些旧事却使之念念不忘。年轻时候遇到一个好老师，也许会一辈子在他的影子里。有的可能作为精神的前导，有的在趣味与学识上暗示着自己。西南联大的几年生活，汪氏感到可记忆的东西颇丰，沈从文大概属于前者，闻一多或许属于后者吧。像闻一多这样的人，在学识上影响了他什么都很难说，但作为一个有趣的人，总可以言之再三的。汪曾祺在《闻一多先生上课》一文中写道：
闻先生性格强烈坚毅。日寇南侵，清华、北大、南开合成临时大学，在长沙少驻，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将往云南。一部分师生组成步行团，闻先生参加步行，万里长征，他把胡子留了起来，声言：抗战不胜，誓不剃须。他的胡子只有下巴上有，是所谓“山羊胡子”，而上髭浓黑，近似一字。他的嘴唇稍薄微扁，目光灼灼。有一张闻一多先生的木刻像，回头侧身，口衔烟斗，用炽热而又严冷的目光审视着现实，很能表达闻先生的内心世界。（《汪曾祺全集》六卷299页）
在西南联大的教师里，闻先生的色调很是特别。他本来是学习美术的，后来以诗名世，又对楚辞与中国神话多有研究。最初的时候，他的唯美主义倾向很重。他当年与梁实秋讨论艺术问题，都认可超功利的文学与绘画，对新出的作品是警惕的时候多。他的美学理念是古典的，那些肃穆、劲健的古诗文，才对他有深的趣味。从他写过的一篇文章能够看出他自己的偏好，那文章的题目是《电影是艺术么》，大意是，电影用声光电等技术组成，不能算是艺术。和哈佛大学的白碧德教授几乎一孔出气了。唯美的文人在某种程度上不妨说也是个保守的人。这在一定程度使他与现实拉开了距离。不过闻先生不是抱着旧理念过活的人。早期虽和新月派关系很深，可在国难当头，他比一般象牙塔里的人有气度，思想是灵动而激越的。他的才高，有识见，对艺术的理解颇为鲜活，真的没有暮气的存在。你总能在他那里感到丝丝锐气，在被久久困扰的时候，往往冲将出来，跌宕往复，气韵是高的。听过他的课的人，对其古朴而冲荡的气韵，都很难忘。
表达这样一位先生的样子，其实有诸多难点。闻一多是诗人特征很强的人。他的诗好，画亦好，对人的心灵有敏感的悟性。读他的书，那是没有被污染的存在，萦绕着诗与神异之色，还有历史的旧影。他被历史的长长的影罩着，却又时时有着冲出旧影的激情。那些晦明不已的存在，在课堂上都有所体现，滋润着青年。汪曾祺很喜欢闻先生，大概是那种洒脱的风格所致，与人有别吧。在西南联大，名师多多，但有些汪曾祺就不敢接近，原因是刻板或严厉。比如对朱自清，他就有些疏远，朱氏的严格令青年人有点畏惧。可是闻先生没有这些，他很随意，也多趣，上课时激情四射，板书里有画，有诗，对学生而言是一种享受。汪曾祺回忆道：
我在读西南联大时，闻先生先后开过三门课：楚辞、唐诗、古代神话。
楚辞班人不多。闻先生点燃烟斗，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闻先生的课可以抽烟的），闻先生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闻先生的笔记本很大，长一尺有半，宽近一尺，是写在特制的毛边纸稿纸上的。字是正楷，字体略长，一笔不苟。他写字有一特点，是爱用秃笔。别人用过的废笔，他都收集起来，秃笔写篆楷蝇头小字，真是一个功夫。我跟闻先生读一年楚辞，真读懂的只有两句：“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也许还可加上几句：“成礼兮会鼓，传葩兮代舞，春兰兮秋菊，长毋绝兮终古。”
闻先生教古代神话，非常“叫座”。不单是中文系的、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闻先生讲课“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闻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闻一多独特而充满创意的授课给汪曾祺留下深刻印象。可见，要允许老师展现自己的个性，不要统得过死。个性的张扬对学生的影响往往是一辈子的，最重要的。）
自由的环境里的互动，我们今人已难以感到，那是联大历史里不灭的一页。闻一多那类教学的方式，在今天未必能被校方认可，所谓野狐禅者正是。在青年的学生看来，也恰恰是有趣的地方。一是有感情，能从枯燥里得到赏心悦目的刺激，把沉睡的思想激活了；二是益智，由趣味这条路，把人引进新奇的世界，精神是飞起来的。青年初入学校，接受大学教育，固然有程式化的一面，但最终还是精神的自然游走，知道思想的亮点在哪，美丽的闪光何在，而自己也能进入那个有趣的创造里，其乐也是融融的。
应当说，闻一多的授课，不属于什么教育的流派。他在学生面前呈现的是诗人与思想者的本然。因为内心是热的，又能理解历史间的明暗，引起共鸣是必然的。久在书斋，未必就不谙现实，情怀总是在的。学问家如果是个诗人，就有飞起来的冲动，创造性也含在其间。对此，中文系的同学多有感触。联大的风气，在古朴中还有灵动的情思的漫游，就拥有了美的光环。
今人谈那段历史，也能体察出那时候的办学的仓促，教师队伍的短缺，及知识结构的不平衡。坦率说，闻一多授课的方式，可能受古人影响甚深，陈述的理论似乎有些问题。那时候的中国诗人教授们，精神大抵还没有鲁迅的境界，对域外小说与诗学的理解都还单面，不能从各个学科来对比为之。连后来在别的大学授课的冯至，阐释诗学的文字都有点平淡，甚至不及他崇拜的里尔克、雅斯贝尔斯那么丰富，不知道是审美的问题呢，还是价值观的问题。我们看海德格尔的阐释诗歌时的冲动，哲学与诗意都得以攀升，是有大眼光的。西南联大为中国文学教育最好的时期，而空白点却是明显的。像朱自清这样的懂诗、为诗的人，学术著述则有些平淡，都属于这样的问题。青年人那时候未必认识到这一点，有几个诗人气质很强的人，大家已经很是兴奋的。汪曾祺后来对联大独说佳处，鲜提遗憾，大约是过度爱怜自己母校的缘故。
业余生活中值得一提的是与昆曲的结缘。我们看他自己的回忆，当可想那时候的乐趣。（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给学子们留下的是深深的文化烙印。）
西南联大的岁月往矣，连汪曾祺的墓木已拱，早已草色渐萎了。但那些因汪氏的描述而留下的历史片影，却那么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汪曾祺的昆明是柔美的色调建筑的，他把那段生活拉到了一块精神的高地上，让我们知道知识分子还可以那样的生活，青年学子也可以散漫地游泳于思想之海。不迷功利，鲜及厉害，无伪地沐浴于智慧的光泽里。有时候忆及他笔下的昆明，我就想，今天的学生，所入学校很是气派，走到舒适之所了。而就精神的快慰而言，与那时候的人比，在有些地方，真的是退化了。
学者、作家孙郁在《收获》开设了专栏《燕京杂记》，最近的一篇文章《汪曾祺的昆明》，艺术再现了那个当年给了汪曾祺最好的教育的民国大学的丰盈气息和细节，正如文中所说：昆明时代许多泯灭的故事悠然地走来，仿佛一幅幅写意的画面，贫瘠时代的一切竟有了趣味流溢。
不说当年的教授如何学识渊博，各具特色；也不说汪曾祺们在哪里怎样诗意的生活自由的学习。又是一年高考季，对于教育的思考众声喧哗，笔者试着从文中寻找出一些反映当时联大校园生活的情节，让我们从对西南联大时期民国大学的丰盈气息和细节的感悟中去思考一下我们如今的大学教育该如何改革才能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读他（指汪曾祺）写下的那些文章，觉得年轻时代的他不是一个好的学生，起码是个不合格的学生。也因了战乱与动荡，学校显得松散，得以自由地读书。他入的是中文系，那里好的老师多多，对大家要求也并不严格，随随便便。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他在那时候没有被枯燥的知识训练俘虏过，是那代人的幸运。现在的大学，就不易遇到类似的环境了。（这第一便是学生有充分的学习自由，不必过多担心他们会一无所获，能够自由的尽可能多的接触到人类思想最先进的文化就是最大幸事。）
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记事可以看到，南迁昆明的时候，教师的科研依然有古风。和胡适时期的治学理念相似。1939年到1945年油印的论文很多，其表如下：
《唐代俗讲考》（向达）
《言意之辨》（汤用彤）
《贡山俅语初探》（罗常培）
《唐代行用的一种韵书目次》（魏建功）
《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郑天挺）
《王命传考》（唐兰）
《隋书西域传缘夷之地望与对音》（郑天挺）
《宋故四川安抚制置副使知重庆彭忠烈公事辑》（张正烺）
《文选序“事出于沈思，义归于翰藻”说》（朱自清）
上述名单只是其间一部分，中文系的学风也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对一些青年学子来说，那些东西还过于古奥，不易进入。他们知道这些文章的重要，受到老师身上的旧学的熏陶是自然的。（学校的良好学风从哪里来？教授就是榜样。）
学科的内容是丰富的，但青年人在此的压力并不大，学风严谨而空气自由，对大家都是开心的事。《西南联大中文系》是汪曾祺介绍母校的一篇有趣的文章，能够让我们这些后人嗅到当年的气息，其中有云：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严格的。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先生授）、声韵学（罗常培先生授）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较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是那么回事。一般都只是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闻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地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地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先生激赏。有一个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悖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终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汪曾祺全集》四卷358页）
较之于老北大的氛围，这里多了一种现实感。许多老师在西南开始进行田野调查，采集民族学与语言学的标本。比如罗常培就三次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调查，丰富了学术生活。沈从文还邀请诸多作家来校讲演，推荐学生的文章到刊物上，和社会互动的地方很多。这个风气对学生不能不产生影响。（注重创新，注重实效，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有希望。）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西南联大有静的一面，也有动的一面。中国文化幽深的与现实的价值都在校园里有所展示。你可以选择为学术而学术的路，许多扇门在等待开启。也可以不忘情于社会，成为一个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汪曾祺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学问的深，那是无边的海，怎么能一望到边呢？另一面是，相信了自己写作的潜能，也会创作出新奇的小说，那也其乐融融吧。（还是自由，在浓郁的学术氛围中越是能够像鱼儿自由地游弋，越是有大收获。）
沈从文出现在他的视野的时候，年轻的汪曾祺有着异常兴奋的感情。许多年后，他写了多篇关于沈从文的文章，描绘入学时的心情。中文系有许多知名的教授，惟独沈从文，对他最有帮助。这个作家在大学的出现，真有点意外的效果。青年的学子喜欢感性的作家教师，因为没有枯燥的学理的障碍。也由于沈从文学识的有限，不能把学生引向更深的层面，一些教授并不看好他，甚至很有微词。不过在开明的校园，都算不了什么，汪曾祺不是不知道这些的。
民国的教育不定于一尊，许多方面满足了学生的需要。学者们不太关注创作，而青年人却对创作有着神秘感和好奇心。在没有到联大读书前，汪曾祺就喜欢上了沈从文。他自己坦言，投考联大，和沈从文隐隐约约有点关系。所谓慕名而去者正是，《自报家门》说：
在这座小庵里我除了带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父亲也看了沈从文的小说，说：“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我的小说也有人说是不像小说，其来有自。
……
不能说我在投考志愿书上填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冲着沈从文去的，我当时有点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过的。（《汪曾祺全集》四卷286—287页）
那时沈从文正在盛年，是创作正佳的时期。在文坛上已经很有名望了。在西南联大，他是个特殊的教员，一没有大学文凭，二缺乏学术专著。要不是小说闻名于世，是难于有人看上他的。沈从文虽自称乡下人，可是审美的偏好和欧美留学的作家很是接近。胡适、梁实秋、徐志摩、巴金都喜欢他。一个自学出身的人在大学里任教，在那时候为数不多，吸收他到学校来任教，说明了校方的眼光。而这，在后来的中国大学师资队伍里，是很少见过的现象。
沈从文的课很单一，不是学问家的那一套。但细心听下去还是很有意思的。汪曾祺后来回顾说，沈的课程没有系统，随意讲些创作经验一类的东西。这些非学院派的因素让他感到新奇，有些东西正符合自己的情感状态。一些谈天式的讲授还启发了他创作的灵感。不过沈从文日常的那些状态更让他着迷。因为在文坛很有名气，就和各种作家有交往，同学们也跟着沾着仙气。这是一个纯情的人，没有教授腔与文艺腔的人，而且他的驳杂，多趣，又带有淡淡的哀伤的情感方式，是打动了汪曾祺的。
沈从文是念着社会这本大书长大的。他的写作没有受到士大夫的那些东西的深扰，一切仿佛来自于天籁。他的心性太温和，没有强烈的精神冲撞。家乡的水的清纯沐浴了他，以致文字也是清纯的。中国唯美派的理论家在思想上意识到这样纯情的文化的意义，可是他们很少遇到类似的文本。当沈从文天外来客般地出现在文坛上的时候，理论家们找到了精神的对应体。他便成了纯文学的象征符号。新月派及胡适周围的人都挺喜欢他，那些留过洋的美学家，对他的文本颇加赞扬，原因是有着儒雅的美丽和平淡的气象，和现代的静穆的审美精神相符。加之文字的清秀洗练，很快在知识界获得了认可。
在沈从文的身上，一种“美丽的愁人”的氛围，一直挥之不去，其小说与散文，都是这样。到了都市后，回忆那些生活，自己有种复杂的感受。他不忍去再现那些丑陋的场景，要留住的是纯情的瞬间。即使像《边城》这样的作品，也有淡淡的感伤。
沈从文的小说弥漫着水气和草木的清香。协调、自然、有趣，是他作品的一个特点。而且对家乡的风貌的描摹，很有韵味。他的好处是没有中士大夫语言的毒，既不是道德主义者，也非西洋文学理念的俘虏。其作品是对人性的本然的描述，剔去了种种伦理的话题，从自然状态里找诗意的存在。《边城》是没有杂色的乡俗图，《潇潇》乃山野的笛声，《丈夫》是民间的野调，都美丽得很。他写青年男女的爱欲，看不到五四知识青年的感伤的、自恋的因素，倒像天地间的水气，自然蒸腾着，生命在和谐间自如地运行着。这是一种现实的再现呢，还是一种神往？在左派作家那里，没有这些，在右派文人那里也殊少此风，我们在此读出的是陶渊明般隐逸的清寂和齐白石式的空。在观念俘虏着艺术的时候，这个远离各种观念的纯然的作家，把生命感从世间的囚牢里解放到原始的山林间了。
汪曾祺看到老师当年的作品，第一个印象就是亲切，唤起了早年的记忆，和一种类似倾诉的欲望。也许是什么暗暗撩拨了脆弱的心，从中有所发现也未可知。沈从文的文字，是青年汪曾祺内心的神异的火，在那样的年月温暖着自己的心。和那些正襟危坐的大学教授比，他和自己的生命更为接近，他的内心何尝没有“美丽是愁人的”感叹？
在几个方面沈从文影响了汪曾祺。欣赏苦难边上的美丽的谣俗是一个因素。沈从文在乱世觅到一块精神的绿洲，虽然逃逸苦楚，但在故土上寻到的未被污染的世界，其实是对现实的对照，那里未尝不是一种挣脱和抗争。中国不乏怨怼的文字，而美丽纯情的所在是多么重要。沈从文写乡间的礼俗、情调十分耐心，他把自然与人心里最好的部分呈现给人们，并非是隐逸的陶醉，也有深切的提醒。汪曾祺后来在作品里延续了这些，两人可以说在路径上是一致的。对比《边城》与《受戒》，好像是流着相似的思想与趣味，在审美的角度，是有师承关系的。另一个因素是远离社会核心地带，与政治保持距离。沈从文那些乡间故事，没有政党文化的痕迹，可是却含着人生的本源。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却远离阶级的概念，也显示了他的特点。桃花源与乌托邦的故事，是苦难王国之外的存在，弱小与无力感自然是有的。可是在那个时代，连这些也没有了也是悲哀的。不错，世间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有时甚至残酷得很。但他厌恶流血，一切死亡都是忧伤的，所有的杀戮都与人性相悖。汪曾祺后来一直生活在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时代，他懂得，直面人间固然不错，而在灰暗里点缀着美丽与隐逸的情思，让人知道再昏暗的年代还有人沉浸在纯粹的审美的静观，也是好的吧？还有一个因素很重要，那是对内心的感受的忠诚。他们都不去涉猎没有明白和无法知晓的现实，对记忆的记录是自然的，绝没有生硬地解释世界。因为自己不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也没有伟大的思想要流布世间，所以甘于渺小，只去写自己知道和喜欢的东西。本乎心性，源于灵魂，按美的体验来表达自我，如此而已。后来中国的文艺是要求齐一的，不准有多样的存在，小情调更是有问题的。可是在小的世界里亦有大的境界，那里奔放着爱意的激情。在激烈与悲慨的文字四溢的时候，我们偶与这些神异安静的作品相逢，好像得到了歇息。自然，其间不乏逃逸的脆弱，躲避血色的简单也是有的。躲避未尝不是一种美，只要心没有黑暗染过和颓废过，也是好的吧？在四面杀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明亮的宁静，那也真的是难得的。在沙漠般的地方，见到了一点点绿色，难道不是一种惬意?中国固然需要宏大的叙事，需要超人的伟岸之神，也需要温润的爱意。在残酷的岁月保持一点安宁的美，也非一般人可以达到的境界。沈从文做到了此点，汪曾祺后来也做到了此点，我们由此看到了一个文学的传统。（不拘一格降人才，破格录用了沈从文，才有了后来的汪曾祺。开放、包容是一个大学的活力源泉。）
联大有一些老师是诗人，穆旦、卞之琳都很有名气。直接在中文系授课的老师，算作诗人的也有几位。朱自清、闻一多在当时算是老资格的诗人了。大学生活比他想的要有趣得多。虽然是联大，条件亦差，而一些旧事却使之念念不忘。年轻时候遇到一个好老师，也许会一辈子在他的影子里。有的可能作为精神的前导，有的在趣味与学识上暗示着自己。西南联大的几年生活，汪氏感到可记忆的东西颇丰，沈从文大概属于前者，闻一多或许属于后者吧。像闻一多这样的人，在学识上影响了他什么都很难说，但作为一个有趣的人，总可以言之再三的。汪曾祺在《闻一多先生上课》一文中写道：
闻先生性格强烈坚毅。日寇南侵，清华、北大、南开合成临时大学，在长沙少驻，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将往云南。一部分师生组成步行团，闻先生参加步行，万里长征，他把胡子留了起来，声言：抗战不胜，誓不剃须。他的胡子只有下巴上有，是所谓“山羊胡子”，而上髭浓黑，近似一字。他的嘴唇稍薄微扁，目光灼灼。有一张闻一多先生的木刻像，回头侧身，口衔烟斗，用炽热而又严冷的目光审视着现实，很能表达闻先生的内心世界。（《汪曾祺全集》六卷299页）
在西南联大的教师里，闻先生的色调很是特别。他本来是学习美术的，后来以诗名世，又对楚辞与中国神话多有研究。最初的时候，他的唯美主义倾向很重。他当年与梁实秋讨论艺术问题，都认可超功利的文学与绘画，对新出的作品是警惕的时候多。他的美学理念是古典的，那些肃穆、劲健的古诗文，才对他有深的趣味。从他写过的一篇文章能够看出他自己的偏好，那文章的题目是《电影是艺术么》，大意是，电影用声光电等技术组成，不能算是艺术。和哈佛大学的白碧德教授几乎一孔出气了。唯美的文人在某种程度上不妨说也是个保守的人。这在一定程度使他与现实拉开了距离。不过闻先生不是抱着旧理念过活的人。早期虽和新月派关系很深，可在国难当头，他比一般象牙塔里的人有气度，思想是灵动而激越的。他的才高，有识见，对艺术的理解颇为鲜活，真的没有暮气的存在。你总能在他那里感到丝丝锐气，在被久久困扰的时候，往往冲将出来，跌宕往复，气韵是高的。听过他的课的人，对其古朴而冲荡的气韵，都很难忘。
表达这样一位先生的样子，其实有诸多难点。闻一多是诗人特征很强的人。他的诗好，画亦好，对人的心灵有敏感的悟性。读他的书，那是没有被污染的存在，萦绕着诗与神异之色，还有历史的旧影。他被历史的长长的影罩着，却又时时有着冲出旧影的激情。那些晦明不已的存在，在课堂上都有所体现，滋润着青年。汪曾祺很喜欢闻先生，大概是那种洒脱的风格所致，与人有别吧。在西南联大，名师多多，但有些汪曾祺就不敢接近，原因是刻板或严厉。比如对朱自清，他就有些疏远，朱氏的严格令青年人有点畏惧。可是闻先生没有这些，他很随意，也多趣，上课时激情四射，板书里有画，有诗，对学生而言是一种享受。汪曾祺回忆道：
我在读西南联大时，闻先生先后开过三门课：楚辞、唐诗、古代神话。
楚辞班人不多。闻先生点燃烟斗，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闻先生的课可以抽烟的），闻先生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闻先生的笔记本很大，长一尺有半，宽近一尺，是写在特制的毛边纸稿纸上的。字是正楷，字体略长，一笔不苟。他写字有一特点，是爱用秃笔。别人用过的废笔，他都收集起来，秃笔写篆楷蝇头小字，真是一个功夫。我跟闻先生读一年楚辞，真读懂的只有两句：“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也许还可加上几句：“成礼兮会鼓，传葩兮代舞，春兰兮秋菊，长毋绝兮终古。”
闻先生教古代神话，非常“叫座”。不单是中文系的、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闻先生讲课“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闻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闻一多独特而充满创意的授课给汪曾祺留下深刻印象。可见，要允许老师展现自己的个性，不要统得过死。个性的张扬对学生的影响往往是一辈子的，最重要的。）
自由的环境里的互动，我们今人已难以感到，那是联大历史里不灭的一页。闻一多那类教学的方式，在今天未必能被校方认可，所谓野狐禅者正是。在青年的学生看来，也恰恰是有趣的地方。一是有感情，能从枯燥里得到赏心悦目的刺激，把沉睡的思想激活了；二是益智，由趣味这条路，把人引进新奇的世界，精神是飞起来的。青年初入学校，接受大学教育，固然有程式化的一面，但最终还是精神的自然游走，知道思想的亮点在哪，美丽的闪光何在，而自己也能进入那个有趣的创造里，其乐也是融融的。
应当说，闻一多的授课，不属于什么教育的流派。他在学生面前呈现的是诗人与思想者的本然。因为内心是热的，又能理解历史间的明暗，引起共鸣是必然的。久在书斋，未必就不谙现实，情怀总是在的。学问家如果是个诗人，就有飞起来的冲动，创造性也含在其间。对此，中文系的同学多有感触。联大的风气，在古朴中还有灵动的情思的漫游，就拥有了美的光环。
今人谈那段历史，也能体察出那时候的办学的仓促，教师队伍的短缺，及知识结构的不平衡。坦率说，闻一多授课的方式，可能受古人影响甚深，陈述的理论似乎有些问题。那时候的中国诗人教授们，精神大抵还没有鲁迅的境界，对域外小说与诗学的理解都还单面，不能从各个学科来对比为之。连后来在别的大学授课的冯至，阐释诗学的文字都有点平淡，甚至不及他崇拜的里尔克、雅斯贝尔斯那么丰富，不知道是审美的问题呢，还是价值观的问题。我们看海德格尔的阐释诗歌时的冲动，哲学与诗意都得以攀升，是有大眼光的。西南联大为中国文学教育最好的时期，而空白点却是明显的。像朱自清这样的懂诗、为诗的人，学术著述则有些平淡，都属于这样的问题。青年人那时候未必认识到这一点，有几个诗人气质很强的人，大家已经很是兴奋的。汪曾祺后来对联大独说佳处，鲜提遗憾，大约是过度爱怜自己母校的缘故。
业余生活中值得一提的是与昆曲的结缘。我们看他自己的回忆，当可想那时候的乐趣。（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给学子们留下的是深深的文化烙印。）
西南联大的岁月往矣，连汪曾祺的墓木已拱，早已草色渐萎了。但那些因汪氏的描述而留下的历史片影，却那么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汪曾祺的昆明是柔美的色调建筑的，他把那段生活拉到了一块精神的高地上，让我们知道知识分子还可以那样的生活，青年学子也可以散漫地游泳于思想之海。不迷功利，鲜及厉害，无伪地沐浴于智慧的光泽里。有时候忆及他笔下的昆明，我就想，今天的学生，所入学校很是气派，走到舒适之所了。而就精神的快慰而言，与那时候的人比，在有些地方，真的是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