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吏考课制度中的“官德”
来源：光明日报 2013.02.28 学术专稿：西安理工大学法律系 张晓玲
中国古代思想家所阐述的“徒法不足以自行”，“明主治吏不治民”，“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都说明官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
古代的考课制度，又称为考绩、考功，是按照一定标准，对在职官吏的官德、政绩和功过的考核并评定优劣等级的一种制度，是中国古代职官管理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古代对职官的考课制度始创于西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历经秦、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逐渐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职官考课制度。《周礼》提到的“六计”，对中国古代官吏考课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沿袭承继，成为我国古代判断和考察官吏的一般标准。《周礼》云：“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是指善于行事，能获得公众的好评）；二曰廉能（是指能较好地贯彻落实各项政令）；三曰廉敬（是指恪尽职守，尽职尽责）；四曰廉正（是指品行端正，廉洁自律）；五曰廉法（是指明法懂法，严格执法，模范守法）；六曰廉辩（是指遇事头脑清晰，不疑惑）。”“廉善”、“廉敬”、“廉正”是针对品德的考核，“廉能”、“廉法”、“廉辩”则是针对能力的考察。而《周礼》“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故六项标准前均冠以“廉”，而又以“廉善”为首。《周礼》“六廉”标准的部分内容在实行世卿世禄制的 - 1 -
西周春秋就已出现。西周时就以夏商两代后期由于官吏失德而毁政亡国为沉痛教训，特别强调官吏的道德品行，考核实行三年大比制度。
秦朝崇尚法治，在国家治理上强调“垂法而治”。睡虎地秦简中的《为吏之道》集中反映了当时秦国官吏职业规范的基本要求，其中确定“五善”与“五失”的考课标准，“五善”即“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可见当时十分重视对官吏宽厚仁爱、亲民行善的道德品行的考察。汉承秦制，虽有发展仍一脉相承，考察官吏亦不出品行、能力两方面。汉代官吏选拔与考课不分，考选合一，许多选拔官吏的标准亦即考核晋升官吏的标准。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由此可见，德被置于选官考察的首位。
唐代的考课已经制度化、法律化，其官吏系统考评体制之完善居历代之首。唐朝统治者遵循“德礼为政教之本”，更加强调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同时他们也深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因此在考课制度中贯彻以德为本的思想。唐朝制定的考课法规主要有“四善二十七最”和“四等法”。《旧唐书〃职官二》有详细记载：“凡考课之法，有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善状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最以上，有四善，为上上。”这是对流内官吏考课的法定标准，“四善”专指品德操行，“二十七最”主要是根据不同部门的职 - 2 -
责规定的具体能力标准。
宋、元、明、清各朝在考课制度上均有变化，但在很多方面包括对官员的德行要求上大体沿袭唐代旧制，宋代的《守令四善四最》考课法和金代的《四善十七最》考课法，其中有关品德标准的“四善”完全照搬唐代“四善”的内容。明代开国君主朱元璋虽厉行重典治世，但也强调“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的礼法合治观，曾于洪武六年“令有司察举贤才，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清代考核内容标准为“四格”、“八法”，“八法”系指贪、酷、罢软无力、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与明制同，对官吏道德品行的考察依然是主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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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吏考课制度中的“官德”
来源：光明日报 2013.02.28 学术专稿：西安理工大学法律系 张晓玲
中国古代思想家所阐述的“徒法不足以自行”，“明主治吏不治民”，“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都说明官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
古代的考课制度，又称为考绩、考功，是按照一定标准，对在职官吏的官德、政绩和功过的考核并评定优劣等级的一种制度，是中国古代职官管理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古代对职官的考课制度始创于西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历经秦、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逐渐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职官考课制度。《周礼》提到的“六计”，对中国古代官吏考课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沿袭承继，成为我国古代判断和考察官吏的一般标准。《周礼》云：“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是指善于行事，能获得公众的好评）；二曰廉能（是指能较好地贯彻落实各项政令）；三曰廉敬（是指恪尽职守，尽职尽责）；四曰廉正（是指品行端正，廉洁自律）；五曰廉法（是指明法懂法，严格执法，模范守法）；六曰廉辩（是指遇事头脑清晰，不疑惑）。”“廉善”、“廉敬”、“廉正”是针对品德的考核，“廉能”、“廉法”、“廉辩”则是针对能力的考察。而《周礼》“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故六项标准前均冠以“廉”，而又以“廉善”为首。《周礼》“六廉”标准的部分内容在实行世卿世禄制的 - 1 -
西周春秋就已出现。西周时就以夏商两代后期由于官吏失德而毁政亡国为沉痛教训，特别强调官吏的道德品行，考核实行三年大比制度。
秦朝崇尚法治，在国家治理上强调“垂法而治”。睡虎地秦简中的《为吏之道》集中反映了当时秦国官吏职业规范的基本要求，其中确定“五善”与“五失”的考课标准，“五善”即“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可见当时十分重视对官吏宽厚仁爱、亲民行善的道德品行的考察。汉承秦制，虽有发展仍一脉相承，考察官吏亦不出品行、能力两方面。汉代官吏选拔与考课不分，考选合一，许多选拔官吏的标准亦即考核晋升官吏的标准。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由此可见，德被置于选官考察的首位。
唐代的考课已经制度化、法律化，其官吏系统考评体制之完善居历代之首。唐朝统治者遵循“德礼为政教之本”，更加强调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同时他们也深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因此在考课制度中贯彻以德为本的思想。唐朝制定的考课法规主要有“四善二十七最”和“四等法”。《旧唐书〃职官二》有详细记载：“凡考课之法，有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善状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最以上，有四善，为上上。”这是对流内官吏考课的法定标准，“四善”专指品德操行，“二十七最”主要是根据不同部门的职 - 2 -
责规定的具体能力标准。
宋、元、明、清各朝在考课制度上均有变化，但在很多方面包括对官员的德行要求上大体沿袭唐代旧制，宋代的《守令四善四最》考课法和金代的《四善十七最》考课法，其中有关品德标准的“四善”完全照搬唐代“四善”的内容。明代开国君主朱元璋虽厉行重典治世，但也强调“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的礼法合治观，曾于洪武六年“令有司察举贤才，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清代考核内容标准为“四格”、“八法”，“八法”系指贪、酷、罢软无力、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与明制同，对官吏道德品行的考察依然是主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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