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治国要论》全书由思想、实践、制度三篇组成，侧重于对古代治道政术的宏观总结。思想篇主要探讨中国历史上治国安邦的基本历史、指导原则、价值取向、思维方法等，它不同于一般的思想史，而是从治国的角度，论列分析影响后世治国实践的以先秦思想家和思想派别为主体的各种思想和原则。实践篇重点探讨中国帝制时代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选取创业致治、改革中兴和王朝败亡等不同类型、不同背景下的治国实践事例，分析决策原则、行政技术、智力水平等治国实践方面的问题，尤其是侧重分析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如何将各种思想落实到治国实践。制度篇在批判专制主义的前提下，着重探讨中国古代在治国方面的制度设计，总结在长期的治国实践中不断完善的行政、法制、选官、吏治、兵政、财政、赋税等各方面的制度，并探讨制度运行的内在机理。在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中，“治国安邦”之学是地位最为尊崇的学术，也是内容最为丰富的学问。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治国理念、纷繁凝重的治国实践是一个宝藏。
关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危机问题，知识界谈得很多。这种危机意识，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那里已经非常强烈。当时人们意识到，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传统文化几乎处处显得不适应，处处都是危机，所以他们宁可用一种激烈的姿态，反对、炮轰传统文化，就像鲁迅说的，为了开一扇窗户，就要把屋顶掀翻。今天，我们这个民族国家现代性的进程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面临着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现实，民族文化的出路显得尤为迫切了。人们意识到，文化是民族生存的根本，而全球化的趋势很可能就是强势文化同化弱势文化。一个没有自身的伦理道德和价值体系，没有足以自立于世、同时又与现代性相适应的文化的民族，将很轻易地被淹没。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上个世纪90年代，知识界出现了新的“国学热”，出现了对“五四”激烈反传统姿态的反思，人们在焦虑地寻找我们民族文化自身的根基――孔子被重新尊为万世师表，受到隆重祭拜；有人尝试用《四书》《五经》作为小学课程；在流行文化上，同样出现了一股“复古”的潮流，如唐装、仿古建筑装修的流行，传统民俗风情成为旅游大热品牌等；更有大批以封建时代的历史和文化资源为题材的影视剧，受到观众热捧。但是，这种表面的热闹并不能掩盖深层次的问题，并不能掩盖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正日趋瓦解的危机。现在要正视的是：面对这种危机能否找到出路？
首先可以明确地说，“复古”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所有把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的道德理想，甚至直接把帝王治术、官场斗争术拿出来，重新加以宣扬，可以说是个闹剧。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专制主义伦理道德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更加是一种历史的反动，不可能有美好的前途。这样一种“复古”，与其说是在寻找民族文化危机的出路，不如说本身就是危机的一种表征，就像重新捡回土枪土炮，以为可以抗击洋枪洋炮一样。过去，中华民族文化在国人意识中一直居于至高无上地位。到了清末，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突然发现世界文化的格局已经发生变化，我们的文化已经日薄西山，西方高位文化却蒸蒸日上。而危机的深刻性就在于，这样一种趋势，竟然又是跟现代性的必然要求，跟历史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经过百年苦斗，我们终于建立了共和国，可是民族文化的处境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危机，并没有获得根本解决。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经济上得到大的发展，但面对西方文化的汹涌进入，我们自身文化的危机却进一步凸显出来。西方有人在说文明的冲突，且不论这样的宏大命题，单说我们个人，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伦理道德和价值体系，我们何以安身立命？
从中华文化传统维持几千年而没有中断消亡这一事实来看，我们的文化生命力又似乎特别顽强。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恒定的宗教信仰，我们的文化才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而包容的结果，就能够在困境中保存自己。“五四”是反传统的，可是在我们今天的现实中，“五四”所开创的理念，的确就和传统文化的某些精神实质结合在一起，成为了一个新的传统。例如科学理性和东方神秘主义，竟奇妙地成为同一个人的价值观念。这在西方人看来可能是难以想象的，也许只有中国文化才有这样的包容性，能够把对立的因素也容纳进来。这样一种矛盾体的文化，是我们的宿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带给我们痛苦，可是，也许就是在这个矛盾体中，孕育着新的、能够让我们安身立命的东西呢。当年孔子建立的哲学，未必就是对周朝礼乐的复古吧？他想必也吸收了许多新的、甚至和周朝礼乐相冲突的文化因素，也是在矛盾中孕育、发展起来的。
诚如纪宝成教授所言，当代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已有本质不同，我们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也是古代社会所没有或是不可能有的问题。透过具体问题，上升到国家治理和社会公共管理的层次，古代社会与当今世界，仍有相通的“理”存在。所谓通古而知今,除了《孙子兵法》、《道德经》、《周易》等等这些越来越被西方重视和研究的中国古代哲学精华，更要被重视的应该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史为鉴――可能这是历史、祖先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东西。
《中国古代治国要论》 纪宝成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9 定价：38.00元
《中国古代治国要论》全书由思想、实践、制度三篇组成，侧重于对古代治道政术的宏观总结。思想篇主要探讨中国历史上治国安邦的基本历史、指导原则、价值取向、思维方法等，它不同于一般的思想史，而是从治国的角度，论列分析影响后世治国实践的以先秦思想家和思想派别为主体的各种思想和原则。实践篇重点探讨中国帝制时代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选取创业致治、改革中兴和王朝败亡等不同类型、不同背景下的治国实践事例，分析决策原则、行政技术、智力水平等治国实践方面的问题，尤其是侧重分析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如何将各种思想落实到治国实践。制度篇在批判专制主义的前提下，着重探讨中国古代在治国方面的制度设计，总结在长期的治国实践中不断完善的行政、法制、选官、吏治、兵政、财政、赋税等各方面的制度，并探讨制度运行的内在机理。在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中，“治国安邦”之学是地位最为尊崇的学术，也是内容最为丰富的学问。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治国理念、纷繁凝重的治国实践是一个宝藏。
关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危机问题，知识界谈得很多。这种危机意识，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那里已经非常强烈。当时人们意识到，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传统文化几乎处处显得不适应，处处都是危机，所以他们宁可用一种激烈的姿态，反对、炮轰传统文化，就像鲁迅说的，为了开一扇窗户，就要把屋顶掀翻。今天，我们这个民族国家现代性的进程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面临着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现实，民族文化的出路显得尤为迫切了。人们意识到，文化是民族生存的根本，而全球化的趋势很可能就是强势文化同化弱势文化。一个没有自身的伦理道德和价值体系，没有足以自立于世、同时又与现代性相适应的文化的民族，将很轻易地被淹没。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上个世纪90年代，知识界出现了新的“国学热”，出现了对“五四”激烈反传统姿态的反思，人们在焦虑地寻找我们民族文化自身的根基――孔子被重新尊为万世师表，受到隆重祭拜；有人尝试用《四书》《五经》作为小学课程；在流行文化上，同样出现了一股“复古”的潮流，如唐装、仿古建筑装修的流行，传统民俗风情成为旅游大热品牌等；更有大批以封建时代的历史和文化资源为题材的影视剧，受到观众热捧。但是，这种表面的热闹并不能掩盖深层次的问题，并不能掩盖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正日趋瓦解的危机。现在要正视的是：面对这种危机能否找到出路？
首先可以明确地说，“复古”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所有把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的道德理想，甚至直接把帝王治术、官场斗争术拿出来，重新加以宣扬，可以说是个闹剧。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专制主义伦理道德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更加是一种历史的反动，不可能有美好的前途。这样一种“复古”，与其说是在寻找民族文化危机的出路，不如说本身就是危机的一种表征，就像重新捡回土枪土炮，以为可以抗击洋枪洋炮一样。过去，中华民族文化在国人意识中一直居于至高无上地位。到了清末，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突然发现世界文化的格局已经发生变化，我们的文化已经日薄西山，西方高位文化却蒸蒸日上。而危机的深刻性就在于，这样一种趋势，竟然又是跟现代性的必然要求，跟历史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经过百年苦斗，我们终于建立了共和国，可是民族文化的处境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危机，并没有获得根本解决。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经济上得到大的发展，但面对西方文化的汹涌进入，我们自身文化的危机却进一步凸显出来。西方有人在说文明的冲突，且不论这样的宏大命题，单说我们个人，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伦理道德和价值体系，我们何以安身立命？
从中华文化传统维持几千年而没有中断消亡这一事实来看，我们的文化生命力又似乎特别顽强。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恒定的宗教信仰，我们的文化才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而包容的结果，就能够在困境中保存自己。“五四”是反传统的，可是在我们今天的现实中，“五四”所开创的理念，的确就和传统文化的某些精神实质结合在一起，成为了一个新的传统。例如科学理性和东方神秘主义，竟奇妙地成为同一个人的价值观念。这在西方人看来可能是难以想象的，也许只有中国文化才有这样的包容性，能够把对立的因素也容纳进来。这样一种矛盾体的文化，是我们的宿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带给我们痛苦，可是，也许就是在这个矛盾体中，孕育着新的、能够让我们安身立命的东西呢。当年孔子建立的哲学，未必就是对周朝礼乐的复古吧？他想必也吸收了许多新的、甚至和周朝礼乐相冲突的文化因素，也是在矛盾中孕育、发展起来的。
诚如纪宝成教授所言，当代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已有本质不同，我们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也是古代社会所没有或是不可能有的问题。透过具体问题，上升到国家治理和社会公共管理的层次，古代社会与当今世界，仍有相通的“理”存在。所谓通古而知今,除了《孙子兵法》、《道德经》、《周易》等等这些越来越被西方重视和研究的中国古代哲学精华，更要被重视的应该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史为鉴――可能这是历史、祖先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东西。
《中国古代治国要论》 纪宝成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9 定价：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