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4-25 09:53:12 来源：人民政协网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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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和陈寅恪都是留学欧美多年并且有着广博学识的大家，尤其是陈寅恪，他的学术生命一直持续到“文革”，嗣后其价值仍然不断地被新一代学者重新“发现”，并对我们这一代学者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国内学者对他的研究往往由于资料局限，特别是对他留学欧美期间的研究严重匮乏，这方面的著述也甚少，因而很难对这位蜚声中西的国学大师有着全面完整的理解。
在当下的“国学热”大潮中，一些由于某种历史原因而未得到应有重视的现代学术大师又被人们“重新发现”，例如陈寅恪和傅斯年。由于这两位史学大家都是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他们的学术贡献不仅限于国内，而且在国际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国内学者往往对后者了解不多，在这方面，西方的汉学家的著述则弥补了这一缺憾。
施耐德(Axel Schnei －der)作为一位德国汉学家和历史学家，曾在荷兰和德国的高校任教，并长期担任行政职务，现任哥廷根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他在汉学研究和教学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在莱顿大学任教时，出于对传统的汉学重古典轻现代倾向的不满，提出了建立打通古今的“中国学”的设想，并将这种设想体现于自己的研究中。他的这部专著《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写于15年前，根据博士论文改写而成。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但书中所讨论的民族文化认同以及中国学术的世界性等问题今天看来仍具有相当的前沿性和新颖性。
首先，这本书并不是一本简单的罗列史料或以史料的发现而取胜的，而更在于其问题导向。施耐德指出，“对中国而言，在与西方发生冲突之后，这种典型的含义在三个方面受到了质疑”:第一，“透过吸收西方的历史科学理论，引发了对史学的认识论基础与其所负的社会政治任务之反思”；第二，“即史学的政治功能问题”；第三，“不论是直接有关史学的内容，或者是间接有关其方法和理论性著述，有一个问题必须探讨，即中国的认同究竟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文化的还是民族的基础之上，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中国及其文化因而应在世界上占有何种地位”？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施耐德发现，“直到今日，绝大多数有关现代中国史学的西方研究著作都把重点放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上，而以中国20世纪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为题的专著或文章，也只有关于顾颉刚和钱穆的”。而研究傅斯年的著作则屈指可数，研究陈寅恪的就更是难以见到了。这显然与这两位史学大家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因此单就这一点而言，这本专著的写作无疑填补了国际汉学研究的一个空白。而且，若从当下中国学界的“陈寅恪热”和对傅斯年关注的升温来看，这部写于十多年前的著作至少起到了某种“先声”的作用。
其次，本书在方法论上不同于传统的汉学研究，按作者自己所言，他“将汉学理解为一种比较文化学。汉学的任务是一方面适当地描述它的研究对象，在跨文化诠释的意义上、在充分考虑到文章陈述的观念史层面和历史环境情况之下，为理解外国文化的表达方式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为了避免从客观主义的立场来理解诠释学，汉学家必须考虑到本身的认识兴趣和在世界观上的前提，并将它们以一种解释的形式呈现出来，因为这些都决定性地影响了其研究课题与应用方法的选择。”由于有了这种跨文化的方法论作为导引，所得出的结论就不仅仅局限于汉学界，而是具有了普遍意义。
傅斯年和陈寅恪都是留学欧美多年并且有着广博学识的大家，尤其是陈寅恪，他的学术生命一直持续到“文革”，嗣后其价值仍然不断地被新一代学者重新“发现”，并对我们这一代学者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国内学者对他的研究往往由于资料局限，特别是对他留学欧美期间的研究严重匮乏，这方面的著述也甚少，因而很难对这位蜚声中西的国学大师有着全面完整的理解。施耐德不仅在中国国内广泛搜集资料，而且还在陈寅恪曾留学的美国和德国的一些大学搜集资料。他发现，陈寅恪早在留学欧美期间，就有着致力于弘扬中国学术的远大抱负，并用英文发表论文，这对于我们今天实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战略无疑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施耐德到当年陈寅恪留学过的洪堡大学查阅了历史档案，查阅到陈寅恪发表的英文论文，发现他自己使用的姓名的拼音是“Ch’enYin－k’o，所发表的两篇英文论文的题目分别为“HanYüandthe T’angNovel ”和 “TheShun －tsungshi －luandthe Hsühsüan－kuai －lu”(1938)。充分体现了历史学家对史料的准确性的一丝不苟。由此出发，他对陈寅恪的治学特色作了较为中肯的评价:
……陈寅恪世界观之特色在于它是出自一种普遍主义类型和对历史特殊性的个别强调之混合。他用这种方式研究史学不用牺牲中国的过去，或者像章炳麟在20世纪头十年的中期那样陷入价值相对主义的苑囿，但又包含了中国与西方的价值相等的意思。陈寅恪主张的一种诠释的方法论正是他的世界观的必然结果……这一套由世界观、史学方法论和历史学家的政治责任组成的完整概念显然不是陈寅恪出于为了防卫西方要求承认其价值而作的设计，因此而更完整。
对于傅斯年这位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很浓且有着很大争议的学术大家，施耐德的著作并没有介入学术政治的纷争，而是把傅斯年当做一个史学大家来研究，并同样在翔实的资料追踪之基础上恰如其分地对他的学术贡献给予了中肯的评价:
傅斯年的世界观和史观特别突出的地方在于一方面反传统，同时又要建立延续性。这让他既可以要求广泛地接受西方，但又不需完全屈居于西方之下和完全放弃与过去的正面关系。这些正面的关系并不像在钱穆和陈寅恪那里那样有着具体内容上的性质，而只局限于正确的科学方法论。这一基本态度反映在方法上的结果就是傅斯年实证主义的、以科学的一致为出发点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考虑事实，把特殊性看做是普遍因素的必然表现……而陈寅恪的诠释法理想则建立在抽象的人文主义共性基础上，并且把历史的特殊性放在研究的中心。
这样，站在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之高度来处理史料并加以重新叙述便形成了相当新颖的观点，不仅在汉学界独树一帜，而且对国内的傅斯年和陈寅恪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这本书借鉴了现代阐释学和新历史主义的方法，没有简单地将纷繁琐碎的史料一一铺陈开来，而是选取了那些最与本书论述主题相关的史料加以重新整理叙述，从而一方面还原了这两位史学大家的历史面貌:两位学术大家的民族认同并非是恪守中国传统的学术，而是认为中国的学术应是世界学术的一部分，与西方乃至国际学界的对话应是平等的，不应该以牺牲中国的传统学术为代价，因为中国的学术应该在世界学术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一点即使是在今天看来也是我们当代学者奋斗的目标。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施耐德不仅研究这两位学术大师，而且还深受其影响，致力于在西方学界推进中国的学术。他和美籍华裔学者张隆溪应荷兰博睿(Bri l l )出版社约请，编辑了一套系列丛书，将在中国国内有着较大影响的人文学术著作译成英文在英语世界出版，以完成当年陈寅恪孤军奋战却未能实现的遗愿。可以预见，随着这套书系的不断出版，中国人文学术在国际学界的显示度将越来越高，在使中国学术国际化上，汉学家具有独特优势，而不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有效地将中国文化学术推向世界。（王宁）
施耐德著《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关山、李貌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窦宝国]
2012-04-25 09:53:12 来源：人民政协网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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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和陈寅恪都是留学欧美多年并且有着广博学识的大家，尤其是陈寅恪，他的学术生命一直持续到“文革”，嗣后其价值仍然不断地被新一代学者重新“发现”，并对我们这一代学者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国内学者对他的研究往往由于资料局限，特别是对他留学欧美期间的研究严重匮乏，这方面的著述也甚少，因而很难对这位蜚声中西的国学大师有着全面完整的理解。
在当下的“国学热”大潮中，一些由于某种历史原因而未得到应有重视的现代学术大师又被人们“重新发现”，例如陈寅恪和傅斯年。由于这两位史学大家都是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他们的学术贡献不仅限于国内，而且在国际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国内学者往往对后者了解不多，在这方面，西方的汉学家的著述则弥补了这一缺憾。
施耐德(Axel Schnei －der)作为一位德国汉学家和历史学家，曾在荷兰和德国的高校任教，并长期担任行政职务，现任哥廷根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他在汉学研究和教学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在莱顿大学任教时，出于对传统的汉学重古典轻现代倾向的不满，提出了建立打通古今的“中国学”的设想，并将这种设想体现于自己的研究中。他的这部专著《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写于15年前，根据博士论文改写而成。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但书中所讨论的民族文化认同以及中国学术的世界性等问题今天看来仍具有相当的前沿性和新颖性。
首先，这本书并不是一本简单的罗列史料或以史料的发现而取胜的，而更在于其问题导向。施耐德指出，“对中国而言，在与西方发生冲突之后，这种典型的含义在三个方面受到了质疑”:第一，“透过吸收西方的历史科学理论，引发了对史学的认识论基础与其所负的社会政治任务之反思”；第二，“即史学的政治功能问题”；第三，“不论是直接有关史学的内容，或者是间接有关其方法和理论性著述，有一个问题必须探讨，即中国的认同究竟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文化的还是民族的基础之上，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中国及其文化因而应在世界上占有何种地位”？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施耐德发现，“直到今日，绝大多数有关现代中国史学的西方研究著作都把重点放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上，而以中国20世纪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为题的专著或文章，也只有关于顾颉刚和钱穆的”。而研究傅斯年的著作则屈指可数，研究陈寅恪的就更是难以见到了。这显然与这两位史学大家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因此单就这一点而言，这本专著的写作无疑填补了国际汉学研究的一个空白。而且，若从当下中国学界的“陈寅恪热”和对傅斯年关注的升温来看，这部写于十多年前的著作至少起到了某种“先声”的作用。
其次，本书在方法论上不同于传统的汉学研究，按作者自己所言，他“将汉学理解为一种比较文化学。汉学的任务是一方面适当地描述它的研究对象，在跨文化诠释的意义上、在充分考虑到文章陈述的观念史层面和历史环境情况之下，为理解外国文化的表达方式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为了避免从客观主义的立场来理解诠释学，汉学家必须考虑到本身的认识兴趣和在世界观上的前提，并将它们以一种解释的形式呈现出来，因为这些都决定性地影响了其研究课题与应用方法的选择。”由于有了这种跨文化的方法论作为导引，所得出的结论就不仅仅局限于汉学界，而是具有了普遍意义。
傅斯年和陈寅恪都是留学欧美多年并且有着广博学识的大家，尤其是陈寅恪，他的学术生命一直持续到“文革”，嗣后其价值仍然不断地被新一代学者重新“发现”，并对我们这一代学者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国内学者对他的研究往往由于资料局限，特别是对他留学欧美期间的研究严重匮乏，这方面的著述也甚少，因而很难对这位蜚声中西的国学大师有着全面完整的理解。施耐德不仅在中国国内广泛搜集资料，而且还在陈寅恪曾留学的美国和德国的一些大学搜集资料。他发现，陈寅恪早在留学欧美期间，就有着致力于弘扬中国学术的远大抱负，并用英文发表论文，这对于我们今天实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战略无疑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施耐德到当年陈寅恪留学过的洪堡大学查阅了历史档案，查阅到陈寅恪发表的英文论文，发现他自己使用的姓名的拼音是“Ch’enYin－k’o，所发表的两篇英文论文的题目分别为“HanYüandthe T’angNovel ”和 “TheShun －tsungshi －luandthe Hsühsüan－kuai －lu”(1938)。充分体现了历史学家对史料的准确性的一丝不苟。由此出发，他对陈寅恪的治学特色作了较为中肯的评价:
……陈寅恪世界观之特色在于它是出自一种普遍主义类型和对历史特殊性的个别强调之混合。他用这种方式研究史学不用牺牲中国的过去，或者像章炳麟在20世纪头十年的中期那样陷入价值相对主义的苑囿，但又包含了中国与西方的价值相等的意思。陈寅恪主张的一种诠释的方法论正是他的世界观的必然结果……这一套由世界观、史学方法论和历史学家的政治责任组成的完整概念显然不是陈寅恪出于为了防卫西方要求承认其价值而作的设计，因此而更完整。
对于傅斯年这位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很浓且有着很大争议的学术大家，施耐德的著作并没有介入学术政治的纷争，而是把傅斯年当做一个史学大家来研究，并同样在翔实的资料追踪之基础上恰如其分地对他的学术贡献给予了中肯的评价:
傅斯年的世界观和史观特别突出的地方在于一方面反传统，同时又要建立延续性。这让他既可以要求广泛地接受西方，但又不需完全屈居于西方之下和完全放弃与过去的正面关系。这些正面的关系并不像在钱穆和陈寅恪那里那样有着具体内容上的性质，而只局限于正确的科学方法论。这一基本态度反映在方法上的结果就是傅斯年实证主义的、以科学的一致为出发点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考虑事实，把特殊性看做是普遍因素的必然表现……而陈寅恪的诠释法理想则建立在抽象的人文主义共性基础上，并且把历史的特殊性放在研究的中心。
这样，站在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之高度来处理史料并加以重新叙述便形成了相当新颖的观点，不仅在汉学界独树一帜，而且对国内的傅斯年和陈寅恪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这本书借鉴了现代阐释学和新历史主义的方法，没有简单地将纷繁琐碎的史料一一铺陈开来，而是选取了那些最与本书论述主题相关的史料加以重新整理叙述，从而一方面还原了这两位史学大家的历史面貌:两位学术大家的民族认同并非是恪守中国传统的学术，而是认为中国的学术应是世界学术的一部分，与西方乃至国际学界的对话应是平等的，不应该以牺牲中国的传统学术为代价，因为中国的学术应该在世界学术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一点即使是在今天看来也是我们当代学者奋斗的目标。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施耐德不仅研究这两位学术大师，而且还深受其影响，致力于在西方学界推进中国的学术。他和美籍华裔学者张隆溪应荷兰博睿(Bri l l )出版社约请，编辑了一套系列丛书，将在中国国内有着较大影响的人文学术著作译成英文在英语世界出版，以完成当年陈寅恪孤军奋战却未能实现的遗愿。可以预见，随着这套书系的不断出版，中国人文学术在国际学界的显示度将越来越高，在使中国学术国际化上，汉学家具有独特优势，而不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有效地将中国文化学术推向世界。（王宁）
施耐德著《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关山、李貌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窦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