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提高居民对信贷市场参与度，比如鼓励居民使用银行服务，有助于化解消费风险。普惠金融提高居民对金融部门参与度，不但有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促进经济增长，更可以稳定居民消费增长。
何振宇 王彦皓
细数全国各省市2015年经济数据，GDP总量迈入“万亿俱乐部”的共25地，GDP增速超7%的共23地。与此同时，辽宁却以3%的增速垫底，创下23年以来新低。面对经济新常态下国内外复杂形势和不利冲击，我国经济整体保持平稳运行，然而在个别省市，经济发展状况则表现出较大程度的分化。其实这种现象在去年就已显现。其原因值得深入研究。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3.6万亿元，较2013年实际增长7.3%;人均 GDP 达到46507.49元，较2013年实际增长6.7%。有意思的是，2014年，陕西省全年地区生产总值较2013年实际增长9.7%，人均GDP实际增长9.4%，均明显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在陕西省邻近的山西省，经济增速却相形见绌，2014年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仅比上一年增加4.9%，人均GDP增速只有4.4%。
可以想象，随着经济增速的波动，上述两省的居民都面临着收入增速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经济减速的地区，居民更容易受到收入增速下滑的约束，难以保持消费水平的平稳增长。实际上，陕西、山西两省居民的消费增速和他们的收入增速一样，与全国平均水平有程度不等的偏离。2014年，陕西省居民消费实际增速为13.1%，人均消费增速为12.8%，但在山西省，这两个数字分别只有8.6%和8.1%。经济学上把收入增速对消费增速的影响称之为消费风险。
是否存在一种机制可以规避地区之间的消费风险，避免消费增长的大起大落呢?
一种直观的办法是通过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换实现消费风险的分担。再以陕西和山西两省为例，如果山西省相对亟需资金的居民可以从陕西省相对富余的居民手中借得资金，则可以弥补其收入缺口，分担其消费风险，两省居民的消费水平也都能以一个稳定的速度增长，整体福利得到提高。同理，将两省之间的消费风险分担推广到多个地区之间，通过相互的风险分担，特定地区的消费风险可以被对冲，各地区之间消费增长保持大致稳定。
经济学理论认为消费风险分担最理想的情况是各地区的消费增速与其产出增速完全不相关，这也被称为“完全风险分担”。在完全风险分担下，纵使各地区居民产出增长不同，但各地区居民消费增长保持同步。然而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完全的消费风险分担几乎不存在于现实经济运行中。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国内跨地区消费风险分担水平介于75%-90%之间。现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与合作者首先开始关注中国各省区之间的消费风险分担,他们指出中国各省区之间的消费风险分担程度达到84%。笔者在2010年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世界发展》中的文章“经济波动与福利:来自中国的证据”指出，如果在研究中把储蓄与借贷对稳定消费的作用考虑的话，中国各省之间的消费风险的分担程度仅有32%，完全消除中国各省之间的消费风险相当于约10%的消费水平提高。尽管对消费风险分担水平的估计结果可能因模型的设计不同而不同，但总体而言，中国各地区之间的消费风险分担和发达国家相比仍停留在较低水平。
消费风险分担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呢?
经济学文献提出了三种最重要的渠道:财政转移支付、资本市场以及信贷市场。
财政转移支付渠道:主要是指中央对地方财政资金的划拨和调配，中央政府在这一非市场化的渠道中充当社会计划者的角色。同样比较两个经济形势不同的地区，经济发展的地区政府税收增长平稳，财政收支健康，但经济衰退地区的财政则可能捉襟见肘，制约财政政策发挥空间。此时，中央政府可将经济增长地区所上缴的富裕财政资金按照均等化的原则转移给经济衰退地区的地方政府，再通过对家庭部门的社会保险和救助或对企业部门的税收减免和补助，降低居民消费的波动。在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可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这两者都服务于中央政府对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
资本市场渠道:居民可通过持有不同地区的企业股权或债权，获取股利或债息收入，对冲自身的收入波动，这一渠道主要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以陕西和山西两省的状况为例，设想某山西家庭A在2014年初通过股票市场买入了一只主营业务在陕西的股票，如陕西煤业 (601225.SH)。当年的7月11日，该上市公司向所有普通股股东分红0.12元/股(该股票年初与分红时股价均为5元/股)，这一分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山西经济不景气对家庭A收入造成的负面影响。类似地，想象某山西企业B兼并收购了某陕西企业C或购买了企业C发行的债券。尽管企业B的盈利可能受地区性的经济下滑拖累而减少，但企业C却表现不俗，跑赢同行。此时，企业B可以分享企业C的收益从而达到平稳自身盈利的目的。
信贷市场渠道:居民可以通过信贷市场借来不同地区的资金以补充自身的流动性，商业银行的跨地区经营促成了这一跨地区的资金流动。具体来说，收入增速较快地区的居民会出于稳定消费的动机，将富裕的收入存入银行等金融机构，并在一定期限后获得本息。而收入增速较慢的居民为了保证当期的消费不受影响，则要向金融机构申请信用或抵押贷款。再以陕西山西两省打一个通俗的比方，某陕西家庭D在中国银行中存入一笔资金，这笔资金可能通过层层渠道，最后以贷款的形式借给了某山西家庭E。尽管两个家庭互不认识，但多亏了这笔来自中国银行的借贷，山西家庭E仍然得以在陕西家庭D的帮助下实现了消费风险的分散。这个例子尽管是现实中复杂资金流的抽象，但却表明信贷市场在消费风险分担中的重要作用。
现有的研究发现，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大部分的消费风险是被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所分担。但是，现有的经济学文献发现，在中国，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对提高跨地区间的消费风险分担水平并没有显著作用。联系我国实际，资本市场波动性大，对居民的专业要求较高，而且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仍不十分完善;信贷市场则由于其门槛低，覆盖面较广，成为居民消费风险分担过程中最可以依赖的渠道。如此看来，如何让中国的信贷市场可以在跨地区的消费风险分担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改变我国消费风险分担水平相对较低的局面有重要的意义。
什么办法能够使中国的信贷市场在跨地区的消费风险分担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提高居民对信贷市场参与度，比如鼓励居民使用银行服务，有助于化解消费风险。其实，近年政府出台的政策在发挥其既定作用同时也可以帮助到地区的消费风险分担。比如:第一，银监会于2007年下发了《关于允许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县域设立分支机构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允许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商业可持续的原则下，在县域设立分支机构。这一放宽我国银行业市场准入的举措，有助于缩小金融发展的地区不平等，县域及以下的居民将更有可能接触正规金融部门。第二，2013年 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发展普惠金融”被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欠发达地区居民和低收入阶层是最容易受消费波动牵连的人群，以小额信贷、农村金融等为代表的普惠金融，以可负担的成本将金融服务推广给更广泛的受众，提高金融服务对他们的可获得性，有助于提高处于弱势地位的居民部门更好地抵御收入冲击。而在去年7月4日，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意见》第五条“‘互联网+，普惠金融”鼓励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拓宽服务覆盖面，特别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借助互联网技术发展消费信贷业务。可以预期，《意见》 将有效地促进金融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提高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从而有利于我国居民消费风险的分担。
(何振宇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作者王彦皓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提高居民对信贷市场参与度，比如鼓励居民使用银行服务，有助于化解消费风险。普惠金融提高居民对金融部门参与度，不但有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促进经济增长，更可以稳定居民消费增长。
何振宇 王彦皓
细数全国各省市2015年经济数据，GDP总量迈入“万亿俱乐部”的共25地，GDP增速超7%的共23地。与此同时，辽宁却以3%的增速垫底，创下23年以来新低。面对经济新常态下国内外复杂形势和不利冲击，我国经济整体保持平稳运行，然而在个别省市，经济发展状况则表现出较大程度的分化。其实这种现象在去年就已显现。其原因值得深入研究。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3.6万亿元，较2013年实际增长7.3%;人均 GDP 达到46507.49元，较2013年实际增长6.7%。有意思的是，2014年，陕西省全年地区生产总值较2013年实际增长9.7%，人均GDP实际增长9.4%，均明显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在陕西省邻近的山西省，经济增速却相形见绌，2014年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仅比上一年增加4.9%，人均GDP增速只有4.4%。
可以想象，随着经济增速的波动，上述两省的居民都面临着收入增速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经济减速的地区，居民更容易受到收入增速下滑的约束，难以保持消费水平的平稳增长。实际上，陕西、山西两省居民的消费增速和他们的收入增速一样，与全国平均水平有程度不等的偏离。2014年，陕西省居民消费实际增速为13.1%，人均消费增速为12.8%，但在山西省，这两个数字分别只有8.6%和8.1%。经济学上把收入增速对消费增速的影响称之为消费风险。
是否存在一种机制可以规避地区之间的消费风险，避免消费增长的大起大落呢?
一种直观的办法是通过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换实现消费风险的分担。再以陕西和山西两省为例，如果山西省相对亟需资金的居民可以从陕西省相对富余的居民手中借得资金，则可以弥补其收入缺口，分担其消费风险，两省居民的消费水平也都能以一个稳定的速度增长，整体福利得到提高。同理，将两省之间的消费风险分担推广到多个地区之间，通过相互的风险分担，特定地区的消费风险可以被对冲，各地区之间消费增长保持大致稳定。
经济学理论认为消费风险分担最理想的情况是各地区的消费增速与其产出增速完全不相关，这也被称为“完全风险分担”。在完全风险分担下，纵使各地区居民产出增长不同，但各地区居民消费增长保持同步。然而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完全的消费风险分担几乎不存在于现实经济运行中。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国内跨地区消费风险分担水平介于75%-90%之间。现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与合作者首先开始关注中国各省区之间的消费风险分担,他们指出中国各省区之间的消费风险分担程度达到84%。笔者在2010年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世界发展》中的文章“经济波动与福利:来自中国的证据”指出，如果在研究中把储蓄与借贷对稳定消费的作用考虑的话，中国各省之间的消费风险的分担程度仅有32%，完全消除中国各省之间的消费风险相当于约10%的消费水平提高。尽管对消费风险分担水平的估计结果可能因模型的设计不同而不同，但总体而言，中国各地区之间的消费风险分担和发达国家相比仍停留在较低水平。
消费风险分担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呢?
经济学文献提出了三种最重要的渠道:财政转移支付、资本市场以及信贷市场。
财政转移支付渠道:主要是指中央对地方财政资金的划拨和调配，中央政府在这一非市场化的渠道中充当社会计划者的角色。同样比较两个经济形势不同的地区，经济发展的地区政府税收增长平稳，财政收支健康，但经济衰退地区的财政则可能捉襟见肘，制约财政政策发挥空间。此时，中央政府可将经济增长地区所上缴的富裕财政资金按照均等化的原则转移给经济衰退地区的地方政府，再通过对家庭部门的社会保险和救助或对企业部门的税收减免和补助，降低居民消费的波动。在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可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这两者都服务于中央政府对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
资本市场渠道:居民可通过持有不同地区的企业股权或债权，获取股利或债息收入，对冲自身的收入波动，这一渠道主要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以陕西和山西两省的状况为例，设想某山西家庭A在2014年初通过股票市场买入了一只主营业务在陕西的股票，如陕西煤业 (601225.SH)。当年的7月11日，该上市公司向所有普通股股东分红0.12元/股(该股票年初与分红时股价均为5元/股)，这一分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山西经济不景气对家庭A收入造成的负面影响。类似地，想象某山西企业B兼并收购了某陕西企业C或购买了企业C发行的债券。尽管企业B的盈利可能受地区性的经济下滑拖累而减少，但企业C却表现不俗，跑赢同行。此时，企业B可以分享企业C的收益从而达到平稳自身盈利的目的。
信贷市场渠道:居民可以通过信贷市场借来不同地区的资金以补充自身的流动性，商业银行的跨地区经营促成了这一跨地区的资金流动。具体来说，收入增速较快地区的居民会出于稳定消费的动机，将富裕的收入存入银行等金融机构，并在一定期限后获得本息。而收入增速较慢的居民为了保证当期的消费不受影响，则要向金融机构申请信用或抵押贷款。再以陕西山西两省打一个通俗的比方，某陕西家庭D在中国银行中存入一笔资金，这笔资金可能通过层层渠道，最后以贷款的形式借给了某山西家庭E。尽管两个家庭互不认识，但多亏了这笔来自中国银行的借贷，山西家庭E仍然得以在陕西家庭D的帮助下实现了消费风险的分散。这个例子尽管是现实中复杂资金流的抽象，但却表明信贷市场在消费风险分担中的重要作用。
现有的研究发现，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大部分的消费风险是被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所分担。但是，现有的经济学文献发现，在中国，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对提高跨地区间的消费风险分担水平并没有显著作用。联系我国实际，资本市场波动性大，对居民的专业要求较高，而且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仍不十分完善;信贷市场则由于其门槛低，覆盖面较广，成为居民消费风险分担过程中最可以依赖的渠道。如此看来，如何让中国的信贷市场可以在跨地区的消费风险分担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改变我国消费风险分担水平相对较低的局面有重要的意义。
什么办法能够使中国的信贷市场在跨地区的消费风险分担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提高居民对信贷市场参与度，比如鼓励居民使用银行服务，有助于化解消费风险。其实，近年政府出台的政策在发挥其既定作用同时也可以帮助到地区的消费风险分担。比如:第一，银监会于2007年下发了《关于允许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县域设立分支机构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允许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商业可持续的原则下，在县域设立分支机构。这一放宽我国银行业市场准入的举措，有助于缩小金融发展的地区不平等，县域及以下的居民将更有可能接触正规金融部门。第二，2013年 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发展普惠金融”被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欠发达地区居民和低收入阶层是最容易受消费波动牵连的人群，以小额信贷、农村金融等为代表的普惠金融，以可负担的成本将金融服务推广给更广泛的受众，提高金融服务对他们的可获得性，有助于提高处于弱势地位的居民部门更好地抵御收入冲击。而在去年7月4日，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意见》第五条“‘互联网+，普惠金融”鼓励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拓宽服务覆盖面，特别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借助互联网技术发展消费信贷业务。可以预期，《意见》 将有效地促进金融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提高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从而有利于我国居民消费风险的分担。
(何振宇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作者王彦皓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