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说出那两个词
作者：赵 凌
来源：《视野》2007年第07期
我整个伯克利访问学者的时光就是在这样难以描述的复杂中度过：惊奇，欢喜，沉默，以及如同抑郁症患者般的忧伤和沉重。
美国流行“中国热”，一点都不假，超乎我的想像。至少在伯克利，美国人对于这个世界的持久关注，如今主要有四：布什、伊拉克、橄榄球和中国。校园里无数的课程和讲座海报与中国有关。
我对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激情倍感尊敬，在他们制造的校园氛围下，在如“20世纪中国历史”和“中国外交”这样的课上，两百多人黑压压一片。外交课上，开讲之前教授总要照例问学生：上节课给你们的材料看了吗？有什么问题吗？一次，坐在第一排的金发美女大声发问：“毛泽东和江青怎么认识的？”台下大笑。教授也笑，说：“这个好像不是我材料上的内容。”但他仍悉数讲起，学生们听得入迷，如同无声鸦雀。
中国为什么这么热？为什么这些美国人对一个他乡的故事那么感兴趣？为什么一些年轻人在忙不迭地学习中文？不同的人给我不同的答案。
常见的经济学回答是：中国经济飞速崛起，正在改变世界格局。如此下去，多少年后美国将被中国取代？很多美国人认为这是个严肃的问题。而在市场的吸引下，中国已经成为很多世界青年未来职业计划当中的一部分。
另外一个是：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未来将威胁世界。一个美国学生课堂上问：“中国的军事力量10年内会超过美国吗？”“我不这样认为。”教授回答。“那20年后呢？”另一个学生穷追不舍。
一个在伯克利图书馆工作的人对我说，人人都想看看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会走向何处。那一刻，我终于意识到，中国是一个世界之谜……
尽管话题包括：民主、市场、台湾、能源、老舍……当下中国最热点的问题，很多甚至是伤口，但到后期我越来越觉得跑去聆听那些讲座并非都有所值。一位目前正在美国学界走红的中国问题专家，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新书，当我辗转拿到新书草稿时，发现尽是熟悉的国内学者的研究案例和框架。
更复杂的经历来自一个有关中国法律的研讨会，来自美国国会研究机构的金发学者，他的主题发言居然是中国的信访制度。更有趣的是他发言中的大部分内容来自于我在《南方周末》上的报道。混迹老美当中，在这样的场合突然听到自己过去的报道，我的心情十分奇特，那感觉却不是暗自得意。会后金发青年拿到我的名片，顿时脸色微红地低呼起来……次日，收到他
的邮件，说去年他们提交给美国国会的中国报告中有11处援引自我的报道。我木然地看完邮件，并没有打开那个他发来的报告链接。我不想知道自己的文字被安排在怎样的语式中，它会加重我的不安。
很长时间以来，我自己也搞不懂，听美国学者讲中国时那种说不出的不满足感和无力感从何而来。是因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吗？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不是那种自己可以骂，外人不许说，在国外人士面前无原则维护自己国家的人。直到第一个学期即将结束之时，听完一位来自哈佛的中国专家的演讲后，我终于找到了那种失落的根源。
这位教授被公认为研究中国“文革”最权威之人，他在演讲台上踱来踱去，说到“中国”时，习惯优雅地竖着食指，“这个国家”……在他一遍又一遍的“这个国家”之后，我完全受不了了，被他那超然客观的话语姿态所伤害。我总以为一个花费半生经历研究别国历史的人，总能生出些不同于他人的对这个国家的情感，但是很遗憾在他身上我没有看到。
终于发现，无数美国学者是把中国当做“问题”来研究，中国＝中国问题，那种研究的对象感，如同海啸或是禽流感，总之是一个奇异的存在，一个有研究价值的学术课题，而非一个有血有肉，一步步走来，有历史和习惯，有人民生息的国家。
我曾向一位政治系的博士生、美国人Jonathan 倾诉我的遗憾，他专攻中国政治。我说，为什么这里给中国看病的人多，开处方的却不见几个。“这不是我们的角色。”他迅速地回答了我。一句“我们”像惊雷在我脑中炸开。这个有杀伤力的回答惊醒了我——是啊，这里是美国，他们是美国人。
这段访问学者的经历对我而言，是让我比较感性地看到并体验了一个真实的美国和美国生活，以及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最重要的，它让我体会了不曾有过的某种生命情感，隔着远洋看中国时的那种庄严。到美国后三个月，在一些场合我不再用china ，人生第一次习惯性地说出那两个词： my motherland——我的祖国。
美国的确强大，这种感觉会在我每次乘坐F 路公车横穿海湾大桥时加剧。对岸是熠熠生辉的旧金山和远处隐约可见薄雾轻锁的金门桥。一个下午，站在财富岛上隔着一片海湾看对面阳光下的旧金山，那片刻，我突然强烈地想念中国，那是一种如同恋人般的想念，会心疼，会心痛。那一天，在心里，我如同孩提时代般豪迈地想，全中国的老百姓总有一天也一定能生活在如眼前一样的繁荣之下。
去年3月，我和先生去看了一部纪录片，名字叫《中国制造》。片中的主人公是福建一个血汗工厂的女工们。这些年轻的女孩子站在机器面前生产俗气的珠子，一串又一串。一个女工每月生产的珠子数以万计，拿到的最高工资是50美元，也就是 400元人民币。她们夜以继日地劳作，却不明白“谁会买这些难看的东西”。在地球的那端，美国新奥尔良，一个一年一度的疯狂而近乎色情的狂欢节夜晚，无数赤裸着上身的美国女人和男人，脖子上挂着的正是那些颜色鲜艳的来自福建工厂的珠子。游戏的规则是她们或他们把珠子抛给那些各自看中的调情对
第一次说出那两个词
作者：赵 凌
来源：《视野》2007年第07期
我整个伯克利访问学者的时光就是在这样难以描述的复杂中度过：惊奇，欢喜，沉默，以及如同抑郁症患者般的忧伤和沉重。
美国流行“中国热”，一点都不假，超乎我的想像。至少在伯克利，美国人对于这个世界的持久关注，如今主要有四：布什、伊拉克、橄榄球和中国。校园里无数的课程和讲座海报与中国有关。
我对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激情倍感尊敬，在他们制造的校园氛围下，在如“20世纪中国历史”和“中国外交”这样的课上，两百多人黑压压一片。外交课上，开讲之前教授总要照例问学生：上节课给你们的材料看了吗？有什么问题吗？一次，坐在第一排的金发美女大声发问：“毛泽东和江青怎么认识的？”台下大笑。教授也笑，说：“这个好像不是我材料上的内容。”但他仍悉数讲起，学生们听得入迷，如同无声鸦雀。
中国为什么这么热？为什么这些美国人对一个他乡的故事那么感兴趣？为什么一些年轻人在忙不迭地学习中文？不同的人给我不同的答案。
常见的经济学回答是：中国经济飞速崛起，正在改变世界格局。如此下去，多少年后美国将被中国取代？很多美国人认为这是个严肃的问题。而在市场的吸引下，中国已经成为很多世界青年未来职业计划当中的一部分。
另外一个是：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未来将威胁世界。一个美国学生课堂上问：“中国的军事力量10年内会超过美国吗？”“我不这样认为。”教授回答。“那20年后呢？”另一个学生穷追不舍。
一个在伯克利图书馆工作的人对我说，人人都想看看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会走向何处。那一刻，我终于意识到，中国是一个世界之谜……
尽管话题包括：民主、市场、台湾、能源、老舍……当下中国最热点的问题，很多甚至是伤口，但到后期我越来越觉得跑去聆听那些讲座并非都有所值。一位目前正在美国学界走红的中国问题专家，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新书，当我辗转拿到新书草稿时，发现尽是熟悉的国内学者的研究案例和框架。
更复杂的经历来自一个有关中国法律的研讨会，来自美国国会研究机构的金发学者，他的主题发言居然是中国的信访制度。更有趣的是他发言中的大部分内容来自于我在《南方周末》上的报道。混迹老美当中，在这样的场合突然听到自己过去的报道，我的心情十分奇特，那感觉却不是暗自得意。会后金发青年拿到我的名片，顿时脸色微红地低呼起来……次日，收到他
的邮件，说去年他们提交给美国国会的中国报告中有11处援引自我的报道。我木然地看完邮件，并没有打开那个他发来的报告链接。我不想知道自己的文字被安排在怎样的语式中，它会加重我的不安。
很长时间以来，我自己也搞不懂，听美国学者讲中国时那种说不出的不满足感和无力感从何而来。是因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吗？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不是那种自己可以骂，外人不许说，在国外人士面前无原则维护自己国家的人。直到第一个学期即将结束之时，听完一位来自哈佛的中国专家的演讲后，我终于找到了那种失落的根源。
这位教授被公认为研究中国“文革”最权威之人，他在演讲台上踱来踱去，说到“中国”时，习惯优雅地竖着食指，“这个国家”……在他一遍又一遍的“这个国家”之后，我完全受不了了，被他那超然客观的话语姿态所伤害。我总以为一个花费半生经历研究别国历史的人，总能生出些不同于他人的对这个国家的情感，但是很遗憾在他身上我没有看到。
终于发现，无数美国学者是把中国当做“问题”来研究，中国＝中国问题，那种研究的对象感，如同海啸或是禽流感，总之是一个奇异的存在，一个有研究价值的学术课题，而非一个有血有肉，一步步走来，有历史和习惯，有人民生息的国家。
我曾向一位政治系的博士生、美国人Jonathan 倾诉我的遗憾，他专攻中国政治。我说，为什么这里给中国看病的人多，开处方的却不见几个。“这不是我们的角色。”他迅速地回答了我。一句“我们”像惊雷在我脑中炸开。这个有杀伤力的回答惊醒了我——是啊，这里是美国，他们是美国人。
这段访问学者的经历对我而言，是让我比较感性地看到并体验了一个真实的美国和美国生活，以及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最重要的，它让我体会了不曾有过的某种生命情感，隔着远洋看中国时的那种庄严。到美国后三个月，在一些场合我不再用china ，人生第一次习惯性地说出那两个词： my motherland——我的祖国。
美国的确强大，这种感觉会在我每次乘坐F 路公车横穿海湾大桥时加剧。对岸是熠熠生辉的旧金山和远处隐约可见薄雾轻锁的金门桥。一个下午，站在财富岛上隔着一片海湾看对面阳光下的旧金山，那片刻，我突然强烈地想念中国，那是一种如同恋人般的想念，会心疼，会心痛。那一天，在心里，我如同孩提时代般豪迈地想，全中国的老百姓总有一天也一定能生活在如眼前一样的繁荣之下。
去年3月，我和先生去看了一部纪录片，名字叫《中国制造》。片中的主人公是福建一个血汗工厂的女工们。这些年轻的女孩子站在机器面前生产俗气的珠子，一串又一串。一个女工每月生产的珠子数以万计，拿到的最高工资是50美元，也就是 400元人民币。她们夜以继日地劳作，却不明白“谁会买这些难看的东西”。在地球的那端，美国新奥尔良，一个一年一度的疯狂而近乎色情的狂欢节夜晚，无数赤裸着上身的美国女人和男人，脖子上挂着的正是那些颜色鲜艳的来自福建工厂的珠子。游戏的规则是她们或他们把珠子抛给那些各自看中的调情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