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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四中全会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立三的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的王明、博古等，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共中央先获知这封信的内容，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王明还散发他的纲领性小册子《两条路线》(以后经过增订，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他们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急于夺取一个或几个包括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的胜利；指责中国当时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他们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他们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他们的言论和活动造成党内严重的思想混乱。这时，一些受过李立三和三中全会批评的地方党组织和干部也纷纷起来要求改组党中央。控制全国总工会的罗章龙等乘机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在这种混乱状况下，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已难以正常工作。
1931年1月7日，在来到中国的米夫直接干预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将周恩来等人起草的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弃之不用，自己起草了另一份决议，以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补选的中央委员名单，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通知参加人员到会。在到会的37人中，有王明等15人不是中央委员，占出席会议人数的40.5%，这些人不但有发言权、表决权，还有选举权、被选举权。
四中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26岁的王明，由于米夫的支持，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六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从这时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
四中全会后，国统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批党的重要干部，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组织第二党的分裂活动，因而被开除出党。4月下旬，协助分管党的保卫工作、掌握大量中共中央核心机密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向国民党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这个极端机密的情报被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机要秘书钱壮飞获悉，他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转报党中央。在这个千钧—发的时刻，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果断地采取措施，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避免了—场后果严重的大破坏。6月下旬，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又在上海因个人自由行动而被捕，很快叛变。在这种情况下，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也被迫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江西瑞金。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到半数，在共产国际指示下，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担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责，继续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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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四中全会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立三的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的王明、博古等，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共中央先获知这封信的内容，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王明还散发他的纲领性小册子《两条路线》(以后经过增订，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他们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急于夺取一个或几个包括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的胜利；指责中国当时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他们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他们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他们的言论和活动造成党内严重的思想混乱。这时，一些受过李立三和三中全会批评的地方党组织和干部也纷纷起来要求改组党中央。控制全国总工会的罗章龙等乘机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在这种混乱状况下，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已难以正常工作。
1931年1月7日，在来到中国的米夫直接干预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将周恩来等人起草的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弃之不用，自己起草了另一份决议，以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补选的中央委员名单，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通知参加人员到会。在到会的37人中，有王明等15人不是中央委员，占出席会议人数的40.5%，这些人不但有发言权、表决权，还有选举权、被选举权。
四中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26岁的王明，由于米夫的支持，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六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从这时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
四中全会后，国统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批党的重要干部，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组织第二党的分裂活动，因而被开除出党。4月下旬，协助分管党的保卫工作、掌握大量中共中央核心机密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向国民党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这个极端机密的情报被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机要秘书钱壮飞获悉，他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转报党中央。在这个千钧—发的时刻，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果断地采取措施，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避免了—场后果严重的大破坏。6月下旬，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又在上海因个人自由行动而被捕，很快叛变。在这种情况下，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也被迫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江西瑞金。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到半数，在共产国际指示下，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担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责，继续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