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甲午中日之战120周年。此役中国惨败于日本，然后是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中国屡败于西方列强，但实在未想到会被千百年来以中国为师、为中国向所轻视的“蕞尔岛国”日本打败。战争，尤其是大规模战争，是两国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两国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较量。“天朝上国”被“岛夷”所败，当非偶然。其“前因”与“后果”引人深思。
・1・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的开始，然而清王朝对这种根本性变化全然无知，甚至拒绝了解自己与之作战的敌国，拒绝了解外部世界。在鸦片战争中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的林则徐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像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认为“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罪莫大焉的“溃夷夏之防”！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爱到朝野上下的强烈批判，因此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而中国则是在20余年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时，才重新“发现”此书，重新刻印。
1848年，经历过鸦片战争的福建巡抚徐继�出版了自己“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呕心沥血写成的《瀛寰志略》。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各国的风土人情、宗教社会、政治制度、历史沿革，甚至高度赞扬了美国的总统制。从这些介绍的重点和评论中，可以看出徐氏的苦心所在，即中国的安危与富强，向对鸦片战争的意义仍毫无觉察、仍沉迷于“天朝上国”幻觉中的朝野人士呼吁，这实际是“古今一大变局”，中国当前的处境不仅不是什么处于世界之中，而是“求隔绝而不能”，面临“天下从此多事矣”的局面。但此书“甫经付梓，即腾谤议”，仍沉迷于中国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国”迷梦中的朝野士夫，根本无法接受一个新的“世界观”。所以，这本带给人们一个“新世界”的著作在痛遭诋毁之后，即被遗忘。也是近20年后，洋务派才重新“发现”这部尘封已久的作品，由总理衙门于1866年重新刊行，作为洋务人员的必读书。
清王朝第一个驻外使臣郭嵩焘1877年初赴英国就任，应总理衙门的要求，将自己在西方的从上海到伦敦途中这51天2万多字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钞寄一份给总理衙门 ，1877年春，由总理衙门刊印出版。由于书中赞扬了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有人上奏，严谴郭“立言悖谬，失体辱国，请旨立饬毁禁其书，以维国体而靖人心”。还有人主奏要求将郭嵩焘撤职调回：“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这种顽固守旧、盲目排外的情形， 正如有人所言：“朝士皆耻言西学， 有谈者指为汉奸， 不齿士类， 盖西法萌芽， 而俗尚深恶。”最后，由慈禧在1877年6月中旬对总理衙门下发将此书毁版谕旨。李鸿章给友人信中感叹郭“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使西纪程》的遭遇，确令人感到“中土必无振兴之期”。
1887年夏季，曾以参赞身份出使日本的黄遵宪完成了书稿《日本国志》。黄遵宪坦承，写书的动机是日本对中国的了解比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多得多。《日本国志》40卷约50万言，包括卷首年表和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12种志，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说，这本书对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作了特别介绍。开篇他即在一首诗中吟咏道：“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点明这本书其实就是记述、研究明治维新之作。因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制度、文化“无一不取法于泰西”，他惊叹此后日本“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日本的经验使他相信“万国强由变法通”，明确希望中国也学习日本实行变法。然而，黄遵宪想尽种种办法，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在甲午战争前却无法出版，藏在深山无人识。只到1895年秋冬，“马关条约”墨迹未干，《日本国志》由广州民间书局刊印，顿时风行天下，洛阳纸贵，然为时已晚。
对外部世界深闭固拒，启蒙者备受打击，与明治维新的日本形成鲜明对照。
・2・
庞大的北洋水师曾是清王朝的骄傲，竟不敌后起的日本海军，直接与腐败有关。
慈禧挪用巨额海军军费为自己修建颐和园并兴建“三海工程”（北海、中海、南海），是晚清政局腐朽透顶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在内忧外患不断、财政几濒破产、统治岌岌可危可说已到朝不保夕的险境之中，她竟能动用巨额军费为满足自己“颐养”、游乐之欲而大兴土木、修建奢华园林，且无人敢于劝阻，则不能不说大清王朝的“气数”将尽了。 慈禧性喜享乐，曾几次想重修刚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但终因花费实在太巨且在恭亲王奕�、醇亲王奕�及李鸿章等一批王公大臣或明或暗的联手反对下不了了之。此后，“修个花园”始终是她的一个“情结”。到了1877年冬，在慈禧的几次打压下，奕�已经失势，奕�却日渐得宠。或许是为了弥补当年曾经反对重修圆明园之“过”，使自己在慈禧面前更得宠幸，奕�就想以在昆明湖边设机器局的名义为慈禧重建与圆明园一同被焚、原建于乾隆年间的清漪园，但为人所阻，未得实现。不过，奕�此后却一直惦记着为太后“修园”邀宠。耿耿此心，将近十年。1886年，慈禧借口即将结束垂帘听政，想建个花园以“颐养天年”，而这时早已主持军国大计、受命总理新成立不久的海军衙门事务的奕�奉慈禧之命巡阅北洋海防时却心生一念，找到了为慈禧修园的最佳理由，赶忙上了《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原来西汉时期，云南滇池有个昆明国，汉武帝为征伐昆明国，特在首都长安挖掘了一个大湖，名为昆明池以操练水军。而乾隆皇帝以为母亲祝寿、兴修水利和操练水师之名，将京城西北的瓮山泊据汉武帝挖昆明池的典故扩改为“昆明湖”，健锐营、外火器营曾在昆明湖进行水上操练。据此，奕�在奏折中提出：“查健锐营、外火器营本有昆明湖水操之例，后经裁撤。相应请旨仍复旧制，改隶神经营，海军衙门会同经理。”当日即奉接“依议”的慈禧懿旨。这样，一年前刚刚成立的海军衙门就负责起恢复在昆明湖“水操”“练兵”的旧制。名为“水操”，实为给太后修园，慈禧当然明白此意，所以才会当天即批同意。在昆明湖“水操”，皇上和皇太后自然要“幸临”，各种设施自然不能简陋，所以奕�在另一份奏折中“顺理成章”地写道：“因见沿湖一带殿宇亭台半就颓圮，若不稍加修葺，诚恐恭备阅操时难昭敬谨”，因此“拟将万寿山及广润灵雨祠旧有殿宇台榭并沿湖各桥座、牌楼酌加保护修补，以供临幸”。修园就在恢复水操旧制和筹建昆明湖水师学堂这种冠冕堂皇的名义之下正式开始，经费自然从海军出。
1887年1月末，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开学典礼竟“不避嫌”，与专门为慈禧太后过生日受贺而建的金碧辉煌、气势宏大排云殿上梁典礼同日举行；3月中旬，清廷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将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不久水师学堂的内、外学堂先后峻工，还安装有电灯、锅炉房等“现代化”设备。给“老佛爷”造园当然是头等大事，如从外国购买、安装最新式的电灯等事多着李鸿章经办，而海军衙门当时还兼管铁路。李在1891年夏给海军衙门一封催要具有战略意义的关东铁路拨款信中，不能不首先详尽报告为颐和园买灯器情况，最后才简单提及修路经费问题。可见要款之不易。到1893年，户部为替“老佛爷”祝寿，还是要“商借”海军关东铁路经费200万两，因每年筑路专款恰为200万两。李鸿章无奈，只得照办，已修至山海关、购地已至锦州、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关东铁路只得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关键时刻停建。
从1886年到1894年，颐和园一直修园未停，究竟动用了多少海军经费，准确数字已难考订，因为统治者其实也“做贼心虚”，惟恐为世为人所知，所以早就由海军衙门奏请，将其各项杂支用款不用造册报户部核销。准确数据，将成为永远的秘密。根据相关史料研究推算，多数研究者认为花费在两三千万两白银之多。
总之北洋海军在1888年正式成军时，其实力大大超过日本海军，然而此后至甲午战前的6年，由于经费紧张便未再添置一舰、未再更新一门火炮，甚至正常的维修都难进行。1891年4月，户部干脆明确要求停购舰上大炮、裁减海军人员。以后，正常维修都不能保证。相反，这6年中日本平均每年添置新舰2艘，日本天皇甚至节省宫中费用，拨“内帑”以充造船、买船费用。两相对照，夫复何言！也正是在这几年间，世界海军造舰水平和舰载火炮技术都有飞速发展，舰速与火炮射速都有大大提高。到甲午海战时，日本舰队的航速与火力都大大超过北洋舰队。其实，中日海战的胜负在此时已经判定。
慈禧等人当然知道如此修园会招世人强烈不满，因此在以光绪之名发布的上谕中专门强调：“此举为皇帝孝养所关，深宫未忍过拂，况工用所需，悉出节省羡余，未动司农正款，亦属无伤国计。”所谓“羡余”，是指赋外无名杂税；“司农”原是汉代主管钱粮的官名，清代因户部主管钱粮田赋，此处指户部主管的“正款”。海军衙门当然更要强调并未动用购舰专款，而“今日万寿山恭备皇太后阅看水操各处，即异日大庆之年，皇帝躬率臣民祝嘏胪欢之地。先朝成宪具在，与寻常仅供临幸游豫不同。”“未动正款”、“无伤国计”，“与寻常仅供临幸游豫不同”，恰恰“欲盖弥彰”，纯属“此地无银三百两”之举。
显然，只有以海军的名义才能“名正言顺”地修园，才能巧妙地无修园之名而有修园之实。以慈禧的地位之尊尚需有一个“正当”的理由，遑论他人！所以中国“官家”确实深谙此种“正名”之道，许多工程都是巧立名目，在堂堂正正的名目下其实是为了一己之利或某一小集团的利益。
以“练海军”为名给慈禧太后修颐和园再次证明了政府权力应受制约和财政公开的重要性。当权力不受制约、实行“秘密财政”时，掌权者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财政。然而，掌权者不受限制为所欲为地“花钱”固然可以痛快一时，但最终是包括统治者在内的全社会利益受到重大损害。慈禧执意为己“修园”一了夙愿，端的是心花怒放，但这却是甲午海战失败的重要原因；而甲午惨败，恰恰是清王朝走向灭亡的重要一步。
恕我重复，政府“花钱”不受限制、制约，政府最终也会深受其害。
・3・
任何政权遭受甲午战争的结果，恐怕都会反思、会变革。然而，大清帝国中，最先痛定思痛，探索变革之道以救国的，却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少数无任何权力更无任何行政经验的读书人。
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1895年 5月，康有为公开提出只有学习日本变法才能强国的主张。在论证了变法强国的必要性之后，他提醒说：“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上清帝第二书》）在以后两份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学习：“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上清帝第四书》）日本维新说明现在“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另无他图。”（《上清帝第五书》）梁启超在风靡一时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也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在维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
他们对敌人的夸赞，要向强敌学习的疾呼，使朝野为之一震，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坚决反对。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则深为所动，在“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就命康有为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从1898年6月21日起， 康有为开始自己所著15万言、12卷本《日本变政考》陆续进呈。光绪皇帝更是急不可耐，康有为写道：“一卷甫成，即进上。上复催，又进一卷”（《康有为自编年谱》），终于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进呈完毕。康氏的《日本变政考》对光绪皇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百日维新”中发布的许多上谕、变法的主要内容都来自此书。
在中国为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忾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之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而维新派之所以有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的勇气，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所说：“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戊戌政变记》）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提倡的爱国主义！
进一步说，一个庞大帝国的体制改革，本应由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握者来推行。然而此时却由一小群权力不大、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读书人主导，而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握者不仅不支持还表示反对，这种改革本来就胜算太小。戊戌维新本来是大清帝国痛定思痛后体制改革、自我完善，寻求“新生”的一次难得的机会，然而它却自我放弃了这次机会。从这个意义来说，甲午战争如此昂贵的“学费”换来的却是如此“后果”。等待清王朝的，不能不是更加严重的“后果”。
今年是甲午中日之战120周年。此役中国惨败于日本，然后是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中国屡败于西方列强，但实在未想到会被千百年来以中国为师、为中国向所轻视的“蕞尔岛国”日本打败。战争，尤其是大规模战争，是两国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两国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较量。“天朝上国”被“岛夷”所败，当非偶然。其“前因”与“后果”引人深思。
・1・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的开始，然而清王朝对这种根本性变化全然无知，甚至拒绝了解自己与之作战的敌国，拒绝了解外部世界。在鸦片战争中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的林则徐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像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认为“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罪莫大焉的“溃夷夏之防”！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爱到朝野上下的强烈批判，因此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而中国则是在20余年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时，才重新“发现”此书，重新刻印。
1848年，经历过鸦片战争的福建巡抚徐继�出版了自己“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呕心沥血写成的《瀛寰志略》。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各国的风土人情、宗教社会、政治制度、历史沿革，甚至高度赞扬了美国的总统制。从这些介绍的重点和评论中，可以看出徐氏的苦心所在，即中国的安危与富强，向对鸦片战争的意义仍毫无觉察、仍沉迷于“天朝上国”幻觉中的朝野人士呼吁，这实际是“古今一大变局”，中国当前的处境不仅不是什么处于世界之中，而是“求隔绝而不能”，面临“天下从此多事矣”的局面。但此书“甫经付梓，即腾谤议”，仍沉迷于中国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国”迷梦中的朝野士夫，根本无法接受一个新的“世界观”。所以，这本带给人们一个“新世界”的著作在痛遭诋毁之后，即被遗忘。也是近20年后，洋务派才重新“发现”这部尘封已久的作品，由总理衙门于1866年重新刊行，作为洋务人员的必读书。
清王朝第一个驻外使臣郭嵩焘1877年初赴英国就任，应总理衙门的要求，将自己在西方的从上海到伦敦途中这51天2万多字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钞寄一份给总理衙门 ，1877年春，由总理衙门刊印出版。由于书中赞扬了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有人上奏，严谴郭“立言悖谬，失体辱国，请旨立饬毁禁其书，以维国体而靖人心”。还有人主奏要求将郭嵩焘撤职调回：“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这种顽固守旧、盲目排外的情形， 正如有人所言：“朝士皆耻言西学， 有谈者指为汉奸， 不齿士类， 盖西法萌芽， 而俗尚深恶。”最后，由慈禧在1877年6月中旬对总理衙门下发将此书毁版谕旨。李鸿章给友人信中感叹郭“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使西纪程》的遭遇，确令人感到“中土必无振兴之期”。
1887年夏季，曾以参赞身份出使日本的黄遵宪完成了书稿《日本国志》。黄遵宪坦承，写书的动机是日本对中国的了解比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多得多。《日本国志》40卷约50万言，包括卷首年表和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12种志，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说，这本书对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作了特别介绍。开篇他即在一首诗中吟咏道：“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点明这本书其实就是记述、研究明治维新之作。因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制度、文化“无一不取法于泰西”，他惊叹此后日本“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日本的经验使他相信“万国强由变法通”，明确希望中国也学习日本实行变法。然而，黄遵宪想尽种种办法，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在甲午战争前却无法出版，藏在深山无人识。只到1895年秋冬，“马关条约”墨迹未干，《日本国志》由广州民间书局刊印，顿时风行天下，洛阳纸贵，然为时已晚。
对外部世界深闭固拒，启蒙者备受打击，与明治维新的日本形成鲜明对照。
・2・
庞大的北洋水师曾是清王朝的骄傲，竟不敌后起的日本海军，直接与腐败有关。
慈禧挪用巨额海军军费为自己修建颐和园并兴建“三海工程”（北海、中海、南海），是晚清政局腐朽透顶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在内忧外患不断、财政几濒破产、统治岌岌可危可说已到朝不保夕的险境之中，她竟能动用巨额军费为满足自己“颐养”、游乐之欲而大兴土木、修建奢华园林，且无人敢于劝阻，则不能不说大清王朝的“气数”将尽了。 慈禧性喜享乐，曾几次想重修刚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但终因花费实在太巨且在恭亲王奕�、醇亲王奕�及李鸿章等一批王公大臣或明或暗的联手反对下不了了之。此后，“修个花园”始终是她的一个“情结”。到了1877年冬，在慈禧的几次打压下，奕�已经失势，奕�却日渐得宠。或许是为了弥补当年曾经反对重修圆明园之“过”，使自己在慈禧面前更得宠幸，奕�就想以在昆明湖边设机器局的名义为慈禧重建与圆明园一同被焚、原建于乾隆年间的清漪园，但为人所阻，未得实现。不过，奕�此后却一直惦记着为太后“修园”邀宠。耿耿此心，将近十年。1886年，慈禧借口即将结束垂帘听政，想建个花园以“颐养天年”，而这时早已主持军国大计、受命总理新成立不久的海军衙门事务的奕�奉慈禧之命巡阅北洋海防时却心生一念，找到了为慈禧修园的最佳理由，赶忙上了《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原来西汉时期，云南滇池有个昆明国，汉武帝为征伐昆明国，特在首都长安挖掘了一个大湖，名为昆明池以操练水军。而乾隆皇帝以为母亲祝寿、兴修水利和操练水师之名，将京城西北的瓮山泊据汉武帝挖昆明池的典故扩改为“昆明湖”，健锐营、外火器营曾在昆明湖进行水上操练。据此，奕�在奏折中提出：“查健锐营、外火器营本有昆明湖水操之例，后经裁撤。相应请旨仍复旧制，改隶神经营，海军衙门会同经理。”当日即奉接“依议”的慈禧懿旨。这样，一年前刚刚成立的海军衙门就负责起恢复在昆明湖“水操”“练兵”的旧制。名为“水操”，实为给太后修园，慈禧当然明白此意，所以才会当天即批同意。在昆明湖“水操”，皇上和皇太后自然要“幸临”，各种设施自然不能简陋，所以奕�在另一份奏折中“顺理成章”地写道：“因见沿湖一带殿宇亭台半就颓圮，若不稍加修葺，诚恐恭备阅操时难昭敬谨”，因此“拟将万寿山及广润灵雨祠旧有殿宇台榭并沿湖各桥座、牌楼酌加保护修补，以供临幸”。修园就在恢复水操旧制和筹建昆明湖水师学堂这种冠冕堂皇的名义之下正式开始，经费自然从海军出。
1887年1月末，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开学典礼竟“不避嫌”，与专门为慈禧太后过生日受贺而建的金碧辉煌、气势宏大排云殿上梁典礼同日举行；3月中旬，清廷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将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不久水师学堂的内、外学堂先后峻工，还安装有电灯、锅炉房等“现代化”设备。给“老佛爷”造园当然是头等大事，如从外国购买、安装最新式的电灯等事多着李鸿章经办，而海军衙门当时还兼管铁路。李在1891年夏给海军衙门一封催要具有战略意义的关东铁路拨款信中，不能不首先详尽报告为颐和园买灯器情况，最后才简单提及修路经费问题。可见要款之不易。到1893年，户部为替“老佛爷”祝寿，还是要“商借”海军关东铁路经费200万两，因每年筑路专款恰为200万两。李鸿章无奈，只得照办，已修至山海关、购地已至锦州、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关东铁路只得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关键时刻停建。
从1886年到1894年，颐和园一直修园未停，究竟动用了多少海军经费，准确数字已难考订，因为统治者其实也“做贼心虚”，惟恐为世为人所知，所以早就由海军衙门奏请，将其各项杂支用款不用造册报户部核销。准确数据，将成为永远的秘密。根据相关史料研究推算，多数研究者认为花费在两三千万两白银之多。
总之北洋海军在1888年正式成军时，其实力大大超过日本海军，然而此后至甲午战前的6年，由于经费紧张便未再添置一舰、未再更新一门火炮，甚至正常的维修都难进行。1891年4月，户部干脆明确要求停购舰上大炮、裁减海军人员。以后，正常维修都不能保证。相反，这6年中日本平均每年添置新舰2艘，日本天皇甚至节省宫中费用，拨“内帑”以充造船、买船费用。两相对照，夫复何言！也正是在这几年间，世界海军造舰水平和舰载火炮技术都有飞速发展，舰速与火炮射速都有大大提高。到甲午海战时，日本舰队的航速与火力都大大超过北洋舰队。其实，中日海战的胜负在此时已经判定。
慈禧等人当然知道如此修园会招世人强烈不满，因此在以光绪之名发布的上谕中专门强调：“此举为皇帝孝养所关，深宫未忍过拂，况工用所需，悉出节省羡余，未动司农正款，亦属无伤国计。”所谓“羡余”，是指赋外无名杂税；“司农”原是汉代主管钱粮的官名，清代因户部主管钱粮田赋，此处指户部主管的“正款”。海军衙门当然更要强调并未动用购舰专款，而“今日万寿山恭备皇太后阅看水操各处，即异日大庆之年，皇帝躬率臣民祝嘏胪欢之地。先朝成宪具在，与寻常仅供临幸游豫不同。”“未动正款”、“无伤国计”，“与寻常仅供临幸游豫不同”，恰恰“欲盖弥彰”，纯属“此地无银三百两”之举。
显然，只有以海军的名义才能“名正言顺”地修园，才能巧妙地无修园之名而有修园之实。以慈禧的地位之尊尚需有一个“正当”的理由，遑论他人！所以中国“官家”确实深谙此种“正名”之道，许多工程都是巧立名目，在堂堂正正的名目下其实是为了一己之利或某一小集团的利益。
以“练海军”为名给慈禧太后修颐和园再次证明了政府权力应受制约和财政公开的重要性。当权力不受制约、实行“秘密财政”时，掌权者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财政。然而，掌权者不受限制为所欲为地“花钱”固然可以痛快一时，但最终是包括统治者在内的全社会利益受到重大损害。慈禧执意为己“修园”一了夙愿，端的是心花怒放，但这却是甲午海战失败的重要原因；而甲午惨败，恰恰是清王朝走向灭亡的重要一步。
恕我重复，政府“花钱”不受限制、制约，政府最终也会深受其害。
・3・
任何政权遭受甲午战争的结果，恐怕都会反思、会变革。然而，大清帝国中，最先痛定思痛，探索变革之道以救国的，却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少数无任何权力更无任何行政经验的读书人。
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1895年 5月，康有为公开提出只有学习日本变法才能强国的主张。在论证了变法强国的必要性之后，他提醒说：“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上清帝第二书》）在以后两份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学习：“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上清帝第四书》）日本维新说明现在“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另无他图。”（《上清帝第五书》）梁启超在风靡一时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也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在维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
他们对敌人的夸赞，要向强敌学习的疾呼，使朝野为之一震，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坚决反对。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则深为所动，在“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就命康有为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从1898年6月21日起， 康有为开始自己所著15万言、12卷本《日本变政考》陆续进呈。光绪皇帝更是急不可耐，康有为写道：“一卷甫成，即进上。上复催，又进一卷”（《康有为自编年谱》），终于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进呈完毕。康氏的《日本变政考》对光绪皇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百日维新”中发布的许多上谕、变法的主要内容都来自此书。
在中国为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忾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之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而维新派之所以有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的勇气，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所说：“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戊戌政变记》）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提倡的爱国主义！
进一步说，一个庞大帝国的体制改革，本应由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握者来推行。然而此时却由一小群权力不大、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读书人主导，而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握者不仅不支持还表示反对，这种改革本来就胜算太小。戊戌维新本来是大清帝国痛定思痛后体制改革、自我完善，寻求“新生”的一次难得的机会，然而它却自我放弃了这次机会。从这个意义来说，甲午战争如此昂贵的“学费”换来的却是如此“后果”。等待清王朝的，不能不是更加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