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管理研究的现状分析
摘要:在分析国内外现代教育管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现代教育管理研究的”崇洋“情结走向理性、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并重、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走向整合、研究重心向软管理研究转移、研究问题向多元化发展以及追求管理创新的发展趋势。
一、现代教育管理研究的现状分析
(一)国外研究的发展西方教育管理理论经历了一百年左右的历史发展,[1]大概经历了经验管理、科学管理、民主管理、科层管理和系统管理等几个阶段。总体上,西方教育管理研究是在逻辑实证主义观点的指导下进行的,虽然在20世纪中期后,各种“主义”、“理论”纷至沓来,都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论提出了批评,但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和知识观一直都是西方教育管理理论发展的主线,各种“主义”和“理论”,诸如主观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代写论文理论、组织文化理论、后结构主义、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后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都只是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延伸或修正,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论没有从根本上动摇。[2]从研究路线来看,西方的教育管理研究,沿着以教育为起点的归纳总结研究和以管理为起点的移植演绎研究两条路线,继而又沿着多元与融合的第三条中间路线,走过了从“潜科学”到“前科学”、到一元性的经验科学及其后的理论科学、再到多元性的综合科学的世纪之旅。[3]如果把20世纪西方教育管理研究一分为二的话,那么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此前,教育管理研究的舞台上还只是由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在跳独舞,而其后则是由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两种方法论在共舞,按照英格里希的说法,它们虽形式有异,但却互为补充,始终围绕着“科学现代主义”的中心在运转起舞,因而稍后,教育管理研究又开始以奎恩的整体主义知识观为哲学基础,在更高、更为综合的层面上形成人类学、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多元融合的教育管理学理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中国自20世纪初开始从西方借鉴教育管理理论及其管理模式以来,到现在也不过百年,且在20世纪50-70年代期间,教育管理研究又被中断。自1978年新中国教育管理研究重新起步到现在,我国教育管理研究完整地发展了也只不过近30年的时间,但所取得的成果却是我国历史上任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一是各级师范院校和教育学院的教育专业和教育管理专业相继开设了教育管理课程,据不完全统计,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7所大学设立了教育经经济与管理的博士点,有107所大学院校设立了硕士点;二是出版了大量的教育管理专著、专业杂志和论文,部分报刊还开辟了教育管理专栏,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教育管理”为关健词进行搜索,仅1999年以来的论文就可搜得72206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14892篇;[4]三是全国及地方相继成立了教育管理学术组织和专业性研究机构,形成了一支研究人员、教学人员和学校校长相结合的教育管理研究队伍。因此,“现阶段我国的教育管理研究,无论著作的数量和质量,队伍的规模和结构,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已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经过20多年努力,我国教育管理学科体系,已经初步确立,出版了一大批论著和教材,科学研究正在深入,学术队伍正趋成熟,学术争鸣氛围正在形成。”[5]毋庸质疑,我国现代教育管理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同时也存有一些问题:1.染有“崇洋”情结,缺乏批判意识。我国教育管理诞生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教育管理经验和理论的
过程。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教育管理研究起点低,理论基础薄弱,自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崇洋”情结。受这种情结的影响,我们在学习和引进西方教育管理理论时是肤浅的,多是介绍和借鉴西方教育管理的经验和理论,或是奉行“拿来主义”,盲目地将外国理论套用在我国教育管理的实践中,而没有深入地去探索分析每一种理论产生的原因、背景、发展经过,及各种理论的进步意义和时代局限性等深层次的问题。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国现代教育管理研究比较缺乏反思性向度,教育管理在研究过程中倾向于重解释、借鉴,少反思批判,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发展。2.偏重理论上的“应然”分析,缺少对实践的“实然”研究。在目前我国教育管理的研究领域,很多关于教育管理的文章只是从理论上的想当然出发,缺少实证的研究。有关研究结果表明,1981-1997年这17年间我国共发表教育管理类文章2000多篇。其中,除了不到10%的文章是用实证、调查方法进行研究以外,其他文章都属于思辨性研究。
[6]有人曾以《教育研究》杂志1994年第1-6期上的65篇研究文章为分析对象,对中国教育研究的基本状况作过很有见地的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教育研究中哲学性文章多、“非实证性文章”多、指示性文章多,而扎实的严谨研究、有助于理解的解释性研究却少见。[7]而且,近期的教育管理研究的论文中关于批判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前沿理论的探讨过多,与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严重脱节。而教育管理理论的研究怎样去指导实践,怎样在实践中验证理论的研究成果,应是解决我国教育管理理论研究发展的首要问题。3.疏于理论创新,学术研究滞后。在经验总结方面,由于近年来教育管理,特别是学校管理实践没有新突破,素质教育只停留在热闹的宣传层面上,远没有深入到实际管理领域,因此理论上不可能有突破。近年出版的有影响的重头著作很少,理论几乎处于停顿状态。一些学术组织涣散,队伍老化,中档空缺,对教育管理研究,也有较大影响。在移植外国管理理论方面,所介绍的多系80年代以前的理论,且缺乏必要的分析,而对外国90年代后最新的管理理论,则较少介绍,学术研究同样出现滞后现象。[8]
二、我国现代教育管理研究的发展趋
(一)“崇洋”情结走向理性,本土化研究任重道远纵观我国现代教育管理研究的发展趋势,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学习借鉴、西方的教育管理理论将仍是教育管理研究的重点之一,但“崇洋”情结将逐渐淡化,认识更加理性,不再一味照搬和罗列西方的管理理论,盲目套用西方的教育管理经验,而是在理论的本土化基础上正确地借鉴、吸收和利用,真正内化为我们自己的教育管理理论。教育管理学归根结底是一门应用型的学科,而应用就离不开对特定环境和特定条件的分析。如果说教育管理的理论是普遍性的,那么理论实施的条件和由此得出的实施结论就完全可能是局部性或区域性的。可以这么说,虽然大家都在谈相似的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却因地、因人和因事而不同。西方教育管理理论运动之所以在后来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就因为它总想为教育管理找到普遍适用的方法和理论体系,忽视了个案研究的重要性。其实很多的教育管理现象的背后,反映的是特定的问题。不同国家、地区情况不同,在学校及其管理上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式自然也就不同,不可能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模式。“我们不缺的是国外的管理理论,也不缺国外教育制度的介绍,但我们却缺少大量的教育管理的本土化研究。很多我们国家独特的教育管理现象,我们至今没有适当的符合规范的概念或语义去描述它、定义它。其实,这才是最有价值的教育管理学的基础性研究,不仅具有实践意义、也具有理论意义的基础性研究。”[9]所以,相对于那些教育管理研究历史较长、本土化研究做得较好的国家来说,在新世纪里我们要走的路会更长,研究的担子会更重,真可谓任重而道远。
(二)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并重,联系更为密切教育管理能否有力地促进教育的发展,关键要看教育管理的理论和教育管理的实践的结合程度是否紧密,彼此是否相互支撑。更确切地说:如
果教育管理的理论能够对教育管理的实践起到积极的指导意义,那么教育管理的实践就会有力地保障和促进教育的发展;如果教育管理理论和教育管理的实践相脱节,教育管理理论在教育管理的实践中得不到体现和运用,那么教育管理理论的研究就是没有意义的,教育管理的实践就会因失去理论的指导而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这种状态下的教育管理不仅不会促进教育的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教育的正常发展。理论的最终目的在于解决实际问题,而问题又具有多样性和文化历史性背景。因此,教育管理研究既要从教育管理的现实出发,进行深入的实证性研究,把更多的力量投入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去,坚持教育管理理论研究为实践服务;又要不断深化教育管理理论,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为解决问题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教育管理研究要来自实践更要高于实践、超越实践。理论只有从空中楼阁回到现实的土壤,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才能产生有效指导教育管理实践的理论。基于对以上认识地深化,可以肯定地说未来的教育管理研究将更加注重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结合,二者并重,偏重任何一方都不利于教育管理研究的健康发展。
(三)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走向整合教育管理经历了一个从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发展的过程,其间定量分析起了关键作用,因为它摆脱了教育管理研究中仅靠定性的经验分析或纯粹思辨的理论分析的局限。“量化技术的使用是教育管理学进入新的里程的标志”,它“使教育管理中的目标拟订、策略设计、沟通、协调、控制、决策、评价提高到一个新水平。”[10]因而在我国教育管理的发展过程中,定量分析曾一度被人们推崇备至,定性分析则受到人们的冷落。但在教育管理实践中,我们逐渐意识到定量分析也不是万能的。因为,一方面,并非所有的教育管理问题都能量化,教育管理规律不能单靠具体精确的数量关系来表达,教育管理现象没有明确的外延,常见到“亦此亦彼”的模糊现象;另一方面,仅靠定量研究也难以把握教育管理领域的全貌。定量研究侧重于对事物属性进行数量上的分析,定性研究侧重于对事物质的方面进行分析评价,而任何事物都具有量和质这两个属性,教育管理现象也不例外。所以,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不仅是我国教育管理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未来教育管理发展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二者不是机械的结合,而是一种整合,一种有机的结合。[11]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前提条件,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科学依据。这样的结合将使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我国教育管理发展的规律。
(四)从“效率理性”转向价值伦理,研究重心向软管理研究转移管理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硬管理,是管理的硬件;一种是软管理,是管理的软件。硬管理体现在管理方针政策、规章制度、技术方法等方面;软管理体现在管理的思想观念文化氛围、价值取向等方面。关注、揭示并回应教育管理世界中所隐含的价值伦理问题,将是未来教育管理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走向,也是未来教育管理学理论必须正面回答的焦点问题。教育管理是一个深深地渗透着价值伦理的事业,教育管理者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价值冲突与利益纷争的复杂世界。在种种彼此冲突的价值中做出选择,并在种种矛盾的利益权衡中做出符合伦理的决策,是教育管理人员与各级各类教育管理机关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教育管理学理论对系统结构、过程功能、制度规范等问题比较重视,尤其是强调效率理性在教育管理学理论中的至关重要性,忽略甚至有意回避价值伦理的探讨。然而,教育管理毕竟存在于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之中,各种价值伦理问题势必对教育管理学理论提出相应的要求、产生相应的影响。单就价值伦理的学术研究而言,张新平认为,教育管理学理论急需探讨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微观层面的管理者及其行为的价值伦理研究;二是中观层面的教育组织管理的价值伦理研究;三是宏观层面的涉及到整个国家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政策的价值伦理研究。[12]
(五)适应新时代要求,研究问题向多元化发展今后教育管理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会越来越多,越
来越广泛,不仅有涉及教育管理研究全局的大问题,也会有实际管理过程中的小个案。如吴志宏认为,对这种多元化的研究趋势可以从五个层面作些分析:从政府层面来看,如何解决政府最关心的管理体制问题;在学校层面,如何通过一定程度的学校自主管理来提高学校效能,改进学校的教育与教学绩效,促进学校自身的进一步完善;在教师层面,教师的管理、师资队伍的建设、教师的在职培训中如何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迫切需要加以研究的问题。可见研究问题的多元化将是未来教育管理学发展的一个趋势。而且,教育管理研究也应该以问题研究为前提,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研究的重心。只有对这些多层次、多样化及多元化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教育管理研究的内容才会日益丰富起来。因此,研究问题的多元化将是未来教育管理学发展的又一趋势。
(六)管理创新———现代教育管理研究的永恒追求“创新首先是一种思想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实践,是一种原则以及在这种原则指导下的具体活动,是管理的一种基本职能。”[13]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推动,要求我们重新对人的特征,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创新人才的内在关系,国民素质与国家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思考。其中创新人才的定位,创新系统的层级关系以及教育、科技存量对经济管理的作用的实证性分析,证明教育创新对知识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的意义。曾有人把管理比喻成第二生产力,现代社会的发展要向管理要发展,向管理要效益,因此教育管理创新对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巨大的意义。当然创新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要在研究现实的基础上,在总结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传承是根,没有传承,就不会有依托,创新是生长与发展,没有创新,传承也缺乏生机,只有坚持两者的有机联合,才能使教育管理得到和谐的发展。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管理创新是现代教育管理研究的永恒追求。
现代教育管理研究的现状分析
摘要:在分析国内外现代教育管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现代教育管理研究的”崇洋“情结走向理性、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并重、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走向整合、研究重心向软管理研究转移、研究问题向多元化发展以及追求管理创新的发展趋势。
一、现代教育管理研究的现状分析
(一)国外研究的发展西方教育管理理论经历了一百年左右的历史发展,[1]大概经历了经验管理、科学管理、民主管理、科层管理和系统管理等几个阶段。总体上,西方教育管理研究是在逻辑实证主义观点的指导下进行的,虽然在20世纪中期后,各种“主义”、“理论”纷至沓来,都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论提出了批评,但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和知识观一直都是西方教育管理理论发展的主线,各种“主义”和“理论”,诸如主观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代写论文理论、组织文化理论、后结构主义、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后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都只是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延伸或修正,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论没有从根本上动摇。[2]从研究路线来看,西方的教育管理研究,沿着以教育为起点的归纳总结研究和以管理为起点的移植演绎研究两条路线,继而又沿着多元与融合的第三条中间路线,走过了从“潜科学”到“前科学”、到一元性的经验科学及其后的理论科学、再到多元性的综合科学的世纪之旅。[3]如果把20世纪西方教育管理研究一分为二的话,那么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此前,教育管理研究的舞台上还只是由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在跳独舞,而其后则是由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两种方法论在共舞,按照英格里希的说法,它们虽形式有异,但却互为补充,始终围绕着“科学现代主义”的中心在运转起舞,因而稍后,教育管理研究又开始以奎恩的整体主义知识观为哲学基础,在更高、更为综合的层面上形成人类学、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多元融合的教育管理学理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中国自20世纪初开始从西方借鉴教育管理理论及其管理模式以来,到现在也不过百年,且在20世纪50-70年代期间,教育管理研究又被中断。自1978年新中国教育管理研究重新起步到现在,我国教育管理研究完整地发展了也只不过近30年的时间,但所取得的成果却是我国历史上任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一是各级师范院校和教育学院的教育专业和教育管理专业相继开设了教育管理课程,据不完全统计,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7所大学设立了教育经经济与管理的博士点,有107所大学院校设立了硕士点;二是出版了大量的教育管理专著、专业杂志和论文,部分报刊还开辟了教育管理专栏,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教育管理”为关健词进行搜索,仅1999年以来的论文就可搜得72206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14892篇;[4]三是全国及地方相继成立了教育管理学术组织和专业性研究机构,形成了一支研究人员、教学人员和学校校长相结合的教育管理研究队伍。因此,“现阶段我国的教育管理研究,无论著作的数量和质量,队伍的规模和结构,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已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经过20多年努力,我国教育管理学科体系,已经初步确立,出版了一大批论著和教材,科学研究正在深入,学术队伍正趋成熟,学术争鸣氛围正在形成。”[5]毋庸质疑,我国现代教育管理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同时也存有一些问题:1.染有“崇洋”情结,缺乏批判意识。我国教育管理诞生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教育管理经验和理论的
过程。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教育管理研究起点低,理论基础薄弱,自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崇洋”情结。受这种情结的影响,我们在学习和引进西方教育管理理论时是肤浅的,多是介绍和借鉴西方教育管理的经验和理论,或是奉行“拿来主义”,盲目地将外国理论套用在我国教育管理的实践中,而没有深入地去探索分析每一种理论产生的原因、背景、发展经过,及各种理论的进步意义和时代局限性等深层次的问题。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国现代教育管理研究比较缺乏反思性向度,教育管理在研究过程中倾向于重解释、借鉴,少反思批判,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发展。2.偏重理论上的“应然”分析,缺少对实践的“实然”研究。在目前我国教育管理的研究领域,很多关于教育管理的文章只是从理论上的想当然出发,缺少实证的研究。有关研究结果表明,1981-1997年这17年间我国共发表教育管理类文章2000多篇。其中,除了不到10%的文章是用实证、调查方法进行研究以外,其他文章都属于思辨性研究。
[6]有人曾以《教育研究》杂志1994年第1-6期上的65篇研究文章为分析对象,对中国教育研究的基本状况作过很有见地的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教育研究中哲学性文章多、“非实证性文章”多、指示性文章多,而扎实的严谨研究、有助于理解的解释性研究却少见。[7]而且,近期的教育管理研究的论文中关于批判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前沿理论的探讨过多,与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严重脱节。而教育管理理论的研究怎样去指导实践,怎样在实践中验证理论的研究成果,应是解决我国教育管理理论研究发展的首要问题。3.疏于理论创新,学术研究滞后。在经验总结方面,由于近年来教育管理,特别是学校管理实践没有新突破,素质教育只停留在热闹的宣传层面上,远没有深入到实际管理领域,因此理论上不可能有突破。近年出版的有影响的重头著作很少,理论几乎处于停顿状态。一些学术组织涣散,队伍老化,中档空缺,对教育管理研究,也有较大影响。在移植外国管理理论方面,所介绍的多系80年代以前的理论,且缺乏必要的分析,而对外国90年代后最新的管理理论,则较少介绍,学术研究同样出现滞后现象。[8]
二、我国现代教育管理研究的发展趋
(一)“崇洋”情结走向理性,本土化研究任重道远纵观我国现代教育管理研究的发展趋势,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学习借鉴、西方的教育管理理论将仍是教育管理研究的重点之一,但“崇洋”情结将逐渐淡化,认识更加理性,不再一味照搬和罗列西方的管理理论,盲目套用西方的教育管理经验,而是在理论的本土化基础上正确地借鉴、吸收和利用,真正内化为我们自己的教育管理理论。教育管理学归根结底是一门应用型的学科,而应用就离不开对特定环境和特定条件的分析。如果说教育管理的理论是普遍性的,那么理论实施的条件和由此得出的实施结论就完全可能是局部性或区域性的。可以这么说,虽然大家都在谈相似的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却因地、因人和因事而不同。西方教育管理理论运动之所以在后来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就因为它总想为教育管理找到普遍适用的方法和理论体系,忽视了个案研究的重要性。其实很多的教育管理现象的背后,反映的是特定的问题。不同国家、地区情况不同,在学校及其管理上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式自然也就不同,不可能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模式。“我们不缺的是国外的管理理论,也不缺国外教育制度的介绍,但我们却缺少大量的教育管理的本土化研究。很多我们国家独特的教育管理现象,我们至今没有适当的符合规范的概念或语义去描述它、定义它。其实,这才是最有价值的教育管理学的基础性研究,不仅具有实践意义、也具有理论意义的基础性研究。”[9]所以,相对于那些教育管理研究历史较长、本土化研究做得较好的国家来说,在新世纪里我们要走的路会更长,研究的担子会更重,真可谓任重而道远。
(二)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并重,联系更为密切教育管理能否有力地促进教育的发展,关键要看教育管理的理论和教育管理的实践的结合程度是否紧密,彼此是否相互支撑。更确切地说:如
果教育管理的理论能够对教育管理的实践起到积极的指导意义,那么教育管理的实践就会有力地保障和促进教育的发展;如果教育管理理论和教育管理的实践相脱节,教育管理理论在教育管理的实践中得不到体现和运用,那么教育管理理论的研究就是没有意义的,教育管理的实践就会因失去理论的指导而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这种状态下的教育管理不仅不会促进教育的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教育的正常发展。理论的最终目的在于解决实际问题,而问题又具有多样性和文化历史性背景。因此,教育管理研究既要从教育管理的现实出发,进行深入的实证性研究,把更多的力量投入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去,坚持教育管理理论研究为实践服务;又要不断深化教育管理理论,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为解决问题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教育管理研究要来自实践更要高于实践、超越实践。理论只有从空中楼阁回到现实的土壤,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才能产生有效指导教育管理实践的理论。基于对以上认识地深化,可以肯定地说未来的教育管理研究将更加注重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结合,二者并重,偏重任何一方都不利于教育管理研究的健康发展。
(三)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走向整合教育管理经历了一个从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发展的过程,其间定量分析起了关键作用,因为它摆脱了教育管理研究中仅靠定性的经验分析或纯粹思辨的理论分析的局限。“量化技术的使用是教育管理学进入新的里程的标志”,它“使教育管理中的目标拟订、策略设计、沟通、协调、控制、决策、评价提高到一个新水平。”[10]因而在我国教育管理的发展过程中,定量分析曾一度被人们推崇备至,定性分析则受到人们的冷落。但在教育管理实践中,我们逐渐意识到定量分析也不是万能的。因为,一方面,并非所有的教育管理问题都能量化,教育管理规律不能单靠具体精确的数量关系来表达,教育管理现象没有明确的外延,常见到“亦此亦彼”的模糊现象;另一方面,仅靠定量研究也难以把握教育管理领域的全貌。定量研究侧重于对事物属性进行数量上的分析,定性研究侧重于对事物质的方面进行分析评价,而任何事物都具有量和质这两个属性,教育管理现象也不例外。所以,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不仅是我国教育管理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未来教育管理发展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二者不是机械的结合,而是一种整合,一种有机的结合。[11]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前提条件,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科学依据。这样的结合将使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我国教育管理发展的规律。
(四)从“效率理性”转向价值伦理,研究重心向软管理研究转移管理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硬管理,是管理的硬件;一种是软管理,是管理的软件。硬管理体现在管理方针政策、规章制度、技术方法等方面;软管理体现在管理的思想观念文化氛围、价值取向等方面。关注、揭示并回应教育管理世界中所隐含的价值伦理问题,将是未来教育管理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走向,也是未来教育管理学理论必须正面回答的焦点问题。教育管理是一个深深地渗透着价值伦理的事业,教育管理者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价值冲突与利益纷争的复杂世界。在种种彼此冲突的价值中做出选择,并在种种矛盾的利益权衡中做出符合伦理的决策,是教育管理人员与各级各类教育管理机关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教育管理学理论对系统结构、过程功能、制度规范等问题比较重视,尤其是强调效率理性在教育管理学理论中的至关重要性,忽略甚至有意回避价值伦理的探讨。然而,教育管理毕竟存在于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之中,各种价值伦理问题势必对教育管理学理论提出相应的要求、产生相应的影响。单就价值伦理的学术研究而言,张新平认为,教育管理学理论急需探讨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微观层面的管理者及其行为的价值伦理研究;二是中观层面的教育组织管理的价值伦理研究;三是宏观层面的涉及到整个国家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政策的价值伦理研究。[12]
(五)适应新时代要求,研究问题向多元化发展今后教育管理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会越来越多,越
来越广泛,不仅有涉及教育管理研究全局的大问题,也会有实际管理过程中的小个案。如吴志宏认为,对这种多元化的研究趋势可以从五个层面作些分析:从政府层面来看,如何解决政府最关心的管理体制问题;在学校层面,如何通过一定程度的学校自主管理来提高学校效能,改进学校的教育与教学绩效,促进学校自身的进一步完善;在教师层面,教师的管理、师资队伍的建设、教师的在职培训中如何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迫切需要加以研究的问题。可见研究问题的多元化将是未来教育管理学发展的一个趋势。而且,教育管理研究也应该以问题研究为前提,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研究的重心。只有对这些多层次、多样化及多元化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教育管理研究的内容才会日益丰富起来。因此,研究问题的多元化将是未来教育管理学发展的又一趋势。
(六)管理创新———现代教育管理研究的永恒追求“创新首先是一种思想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实践,是一种原则以及在这种原则指导下的具体活动,是管理的一种基本职能。”[13]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推动,要求我们重新对人的特征,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创新人才的内在关系,国民素质与国家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思考。其中创新人才的定位,创新系统的层级关系以及教育、科技存量对经济管理的作用的实证性分析,证明教育创新对知识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的意义。曾有人把管理比喻成第二生产力,现代社会的发展要向管理要发展,向管理要效益,因此教育管理创新对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巨大的意义。当然创新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要在研究现实的基础上,在总结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传承是根,没有传承,就不会有依托,创新是生长与发展,没有创新,传承也缺乏生机,只有坚持两者的有机联合,才能使教育管理得到和谐的发展。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管理创新是现代教育管理研究的永恒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