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爵士樂协会主席:爵士音乐在中国 作者：李继堃(peter lee) 爵士音乐教育工作者、香港爵士樂协会主席、資深國際爵士樂節策劃人
美国小说家费兹罗(F.Scott Fitzgerald)在其著作《大亨小传》中宣布了爵士年代(The Jazz Age)的降临。而所指的是如女性公开抽烟及穿牛仔上街跳舞等，在欧美社会中呈现的时一些反传统的社会现象。而爵士乐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三十年代爵士乐落脚上海
爵士乐在中国最先落脚之处，公认是于四十年代的大上海。当时由那些大乐队(Big Band) 演奏的摇荡（Swing) 歌曲，虽在爵士乐的大家族下挂名，但以今天的准则来看大多均为流行音乐。但无论如何，西方音乐带来的刺激便生产了我国第一代的欧西流行歌曲，直到日本占领上海，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告终止。
但只是这短短的十年，就足够爵士乐在上海产生刺激和对世界共鸣及回响。这便是中国之爵士年代(The Jazz Age,20's-30's)的开始。
更有记载云，当年的太平天国就采用了一首爱尔兰传教士带来的圣诗Old Hundred,改成了他们的“国歌”。可见近代中国接受欧美音乐之影响早有先例。
玩奏爵士乐美籍黑人小号手Buck Clayton于战前三至四十年代在上海工作。在某会所表演期间需演奏一些中国乐曲，Clayton 便拿来编改而成《时代曲》。这应该便是早期有记载的中国爵士乐了。
香港上海Steam boat to shanghai
一个城市的魅力除了表面的繁荣安定外，其人民素质，修养和对世界的认知度也是极其重要，这是城市的内在美。
香港虽名列世界大城市，但爵士乐在本土的发展情况却还落后于其他亚洲国家。就以新加坡为例，其政府认为爵士乐可提高人民精神素质，可以提高对未来潮流的触角敏锐性。于是在十多年前就在中学里推行爵士乐教育，并派出一支学生组合到“国际爵士乐教育者协会”IAJE的过年大会中表演。
就连邻近的澳门，爵士乐虽然在其回归后淡薄下来，但他们的爵士乐会仍可继续生存。无论如何艰辛，澳门爵士音乐节还可坚持每年举办下去。
就算欧洲和日本（民族仪式上）不算是亚洲国家吧，以现时的普及和发展的情况来看，香港有大段日子也追不上韩国泰国新加坡（各国均有各大小规模的爵士乐课程），在精神和意识上也落后于北京上海及广州等城市。
China 中国——years 小城大器
北京爵士音乐节曾经搞得有声有色，一度在同一个月内弄了两个音乐节。但由于僧多粥少（赞助商）及恶性竞争致使两败俱伤。
再观北京的音乐教育，两所私营的学校——北京现代音乐学校CMI （Beijing
Contemporary Music Institute）和北京迷笛音乐学校（Beijing Midi school of Music）均设有接近完整的全日制爵士乐课程。只是师资较低和对外资讯较为落后及缺乏。但其校内的学习气氛、教与学之间的满足和喜悦，却是我从未在这个位列世界大城市、先进及富裕的香港所能体会得到的。
上海的音乐学校虽没有爵士乐科，但四处皆有不少的爵士乐。情况十分令人鼓舞。 “Peter,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时替这群上海乐手找到（到外国求学）出路，他们时中国的希望。”很多年前在上海初遇上海的爵士乐手时，包以正（Eugene Pao）除了大为赞（其水准不低）叹(资源有限) 外，当场就把这担子推在我这自命为爵士乐教育者的身上。但不用他说，我绝对会替这些“希望”寻找每一个机会。
再说上海的爵士乐表现场地，很多年前每隔三四个月就有新店开幕。比起香港在这两年接近绝迹的爵士乐表演场地，绝对明白上海看低香港的理由——是年轻活跃低看衰老呆滞的心理现象。
结束语：在爵士乐里没有一朝夕之事
曾闻某音乐节目职员夸口，能在一两年间做好爵士乐的节目，言下之意就像返学念书般指日可待。那以下这故事可以是当头棒喝吧。
话说在五十年代时，当马氏戴维斯（Miles Davis）在会所演奏后，某听众上前对他说：“我很欣赏你的精彩表演，但我不知你在干什么。”
马氏没有理他，只是反向身边的记者朋友说，“我辛辛苦苦地钻研了十多二十年，最后站在台前，我也未清楚要演奏些什么。有些人只不过聆听了一个小时，便想明了一切。”
香港爵士樂协会主席:爵士音乐在中国 作者：李继堃(peter lee) 爵士音乐教育工作者、香港爵士樂协会主席、資深國際爵士樂節策劃人
美国小说家费兹罗(F.Scott Fitzgerald)在其著作《大亨小传》中宣布了爵士年代(The Jazz Age)的降临。而所指的是如女性公开抽烟及穿牛仔上街跳舞等，在欧美社会中呈现的时一些反传统的社会现象。而爵士乐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三十年代爵士乐落脚上海
爵士乐在中国最先落脚之处，公认是于四十年代的大上海。当时由那些大乐队(Big Band) 演奏的摇荡（Swing) 歌曲，虽在爵士乐的大家族下挂名，但以今天的准则来看大多均为流行音乐。但无论如何，西方音乐带来的刺激便生产了我国第一代的欧西流行歌曲，直到日本占领上海，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告终止。
但只是这短短的十年，就足够爵士乐在上海产生刺激和对世界共鸣及回响。这便是中国之爵士年代(The Jazz Age,20's-30's)的开始。
更有记载云，当年的太平天国就采用了一首爱尔兰传教士带来的圣诗Old Hundred,改成了他们的“国歌”。可见近代中国接受欧美音乐之影响早有先例。
玩奏爵士乐美籍黑人小号手Buck Clayton于战前三至四十年代在上海工作。在某会所表演期间需演奏一些中国乐曲，Clayton 便拿来编改而成《时代曲》。这应该便是早期有记载的中国爵士乐了。
香港上海Steam boat to shanghai
一个城市的魅力除了表面的繁荣安定外，其人民素质，修养和对世界的认知度也是极其重要，这是城市的内在美。
香港虽名列世界大城市，但爵士乐在本土的发展情况却还落后于其他亚洲国家。就以新加坡为例，其政府认为爵士乐可提高人民精神素质，可以提高对未来潮流的触角敏锐性。于是在十多年前就在中学里推行爵士乐教育，并派出一支学生组合到“国际爵士乐教育者协会”IAJE的过年大会中表演。
就连邻近的澳门，爵士乐虽然在其回归后淡薄下来，但他们的爵士乐会仍可继续生存。无论如何艰辛，澳门爵士音乐节还可坚持每年举办下去。
就算欧洲和日本（民族仪式上）不算是亚洲国家吧，以现时的普及和发展的情况来看，香港有大段日子也追不上韩国泰国新加坡（各国均有各大小规模的爵士乐课程），在精神和意识上也落后于北京上海及广州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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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爵士音乐节曾经搞得有声有色，一度在同一个月内弄了两个音乐节。但由于僧多粥少（赞助商）及恶性竞争致使两败俱伤。
再观北京的音乐教育，两所私营的学校——北京现代音乐学校CMI （Beijing
Contemporary Music Institute）和北京迷笛音乐学校（Beijing Midi school of Music）均设有接近完整的全日制爵士乐课程。只是师资较低和对外资讯较为落后及缺乏。但其校内的学习气氛、教与学之间的满足和喜悦，却是我从未在这个位列世界大城市、先进及富裕的香港所能体会得到的。
上海的音乐学校虽没有爵士乐科，但四处皆有不少的爵士乐。情况十分令人鼓舞。 “Peter,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时替这群上海乐手找到（到外国求学）出路，他们时中国的希望。”很多年前在上海初遇上海的爵士乐手时，包以正（Eugene Pao）除了大为赞（其水准不低）叹(资源有限) 外，当场就把这担子推在我这自命为爵士乐教育者的身上。但不用他说，我绝对会替这些“希望”寻找每一个机会。
再说上海的爵士乐表现场地，很多年前每隔三四个月就有新店开幕。比起香港在这两年接近绝迹的爵士乐表演场地，绝对明白上海看低香港的理由——是年轻活跃低看衰老呆滞的心理现象。
结束语：在爵士乐里没有一朝夕之事
曾闻某音乐节目职员夸口，能在一两年间做好爵士乐的节目，言下之意就像返学念书般指日可待。那以下这故事可以是当头棒喝吧。
话说在五十年代时，当马氏戴维斯（Miles Davis）在会所演奏后，某听众上前对他说：“我很欣赏你的精彩表演，但我不知你在干什么。”
马氏没有理他，只是反向身边的记者朋友说，“我辛辛苦苦地钻研了十多二十年，最后站在台前，我也未清楚要演奏些什么。有些人只不过聆听了一个小时，便想明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