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白话文教材的出现，不仅是现代语文教育学科成熟和完善的标志之一，而且是新文学运动的有力推动者。它为新文学的白话语言取得了正式书面语言的资格，促使新文学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注意语言的提炼和内容的创新，创作出规范且有思想性的白话文学；更为新文学培养了大批稳定的“读者群体”，从而对新文学的建构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白话文教材 新文学运动 新文学建构 在清末民初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影响下，国人自编的新式教材开始出现。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编辑的《蒙学课本》开语文体教材之先声。1916年前后，主持江苏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俞子夷自发用白话文编辑教材，教授初等小学低中年级学生。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修正《国民学校令》，这是我国废弃文言、采用国语的第一个法令。同年4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发出通告：国民学校文言教科书分期作废，逐渐改用语体文。及至1922年冬季以后，凡国民小学各种教材一律改为语体文。至此，我国历史上政府第一次以政令的形式废除文言教材，开始了教材编写的新时期――白话文教材时期。 一、白话文进入教材确立了新文学白话语言的合法地位 1922年学制改革后，白话文教材开始在许多学校使用。当时有代表性的国语教科书有：顾颉刚、叶绍钧等合编的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六册，商务印书馆，1922年），沈星一编、黎锦熙与沈颐校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三册，中华书局，1923年），穆济波编的新中学教科书《高级国语读本》（三册，中华书局，1925年），等等。此后，白话文教科书很快增加，文言教科书所占比例逐渐减少，“结束了几千年来文言文一统教科书的局面，语体文从此进入教科书，有力地促进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汉语书面语的最后形成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国语运动的努力、政府的支持，白话文得以进入教材，被接纳于由国家教育制度保证的中小学国文教育中，成为了一种具有制度性和规范性的文化传播载体和途径。这一方面为现代语文教育学科成熟和完善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也成为新文学运动的有力推动者。因为教育制度在维护语言的正统和标准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白话文进入教材，也就意味着新文学的白话语言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得到了正式书面语言的资格。白话文学由此获得了体制的承认，成为其他书面表达形式的范本，并通过中小学教科书而真正在国民中扎下了根。正如研究者指出，由于国语教育得到政府的认可、推行，“白话文学也就在这个时候取得‘国语文学’的尊称。文学革命运动到了这个时期因国语教育的需要，取得政治上的保障，取得教育界的赞助，取得舆论界的提倡，基础已经不可动摇，进行更为顺利了”。 二、白话文教材的编制推动了新文学的发展 随着白话文进入教材已成为定局，教育界开始具体讨论教材中白话文言的比重以及白话文教材的编写问题。因为自1920年通令颁布以后，初级小学应采用语体文已成共识，但高小以上特别是中等学校国文教科书仍然是文言文和语体文争夺的战场。因为除“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自由发表思想”、“兼以启发智德”之外，中学国文还应使学生“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所谓“高深文字”在当时主要理解为文言文，而如何把握“略”的程度，正是中学国文教科书论争焦点。据胡适1922年7月5日的日记载，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期间，他曾和黎锦熙有过一次辩论，辩论的起因是黎锦熙认为：“现制高小国文科讲读作文均应以国语文为主；中等各校讲读应以文言文为主，作文仍应以国语文为主；新学制国文课程依此类推。”而胡适坚决反对这主张，他要求将其修改为：“当小学未能完全实行七年国语教育之时，中等各校国文科讲读作文亦应以国语文为主。”他在《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的演讲中还进一步削弱了文言文所占的比例，强调对国语文学与国语文法学的重视，提出作文要以国语文为主的要求。这些主张表明了胡适认识到白话文在学校语文教学中的运用，对白话文学的促进和保障作用。陈平原就认为：“这里的差别在于，黎（锦熙）、梁（启超）等更多考虑中学教育的特点，以传播知识培养人才为目标；而胡适则担心好不容易取得胜利的白话文，在其立足未稳之时，会被传统的中小学教育所架空。”这说明国语教科书和国语教学这一种具有制度性和规范性的文化传播载体和途径，对于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确立新的语言传统和文学传统的目标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于白话文教材的编写问题，则主要集中在语言和选材上。在语言上教育界比较一致地认为，语体文应从口语入手，但绝不是照搬口语。白话文应是自然、优美、朴实和健康的，并且要注意语言的规范和提炼。中华书局及时地出版了《语体文法》，针对当时白话文语言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规范。在选文的内容和体裁问题上，有人主张选文应主要体现社会问题，让中学生了解人生意义和社会现象。但更多的教育家主张国文教材应以文学意味为前提。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中提出，中学国语文的教材：一是白话小说，至少20部以上50部以下；二是白话的戏剧；三是长篇的议论文和学术文。而这些都是带文学性质。何仲英则专门论述了白话小说作为国语文教材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在具体分析和比较了白话散文、韵文、戏剧之后，认为它们都不适合选为教材。尽管当时现有的白话小说存在着很多缺憾，也只有它才比较适合。“然而写情记事，实在有的比现在国语底散文描写得好；内容所涉问题，实在有的比现在空洞的国语议论文见解得深；而且所用的白话，有的非常纯粹简净，可以为模范。所以有的人认为白话小说，为统一国语底利器，也认为国语文唯一的教材”。他认为在现在的国语文教材中，白话小说独居特殊的地位。如若教授得法，学生至少可受益三件：一是语言有帮助，二是引起研究人生和社会种种问题的兴趣，三是得了许多作文的材料。与此同时，大家观点比较一致地认为体裁需要多样化，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各种文体，如书信、传记、序跋、讲演、宣言、故事、科技说明等都可以成为白话文教科书的主体。 这种关于白话文教材编制的具体讨论，对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更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它有利于新文学作品的规范。由于白话文刚刚兴起，许多白话文作品在语言和内容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就现有的国语文，造成各种文体、各种内容大致略备的文范，实在怕不够呢。我曾想照这样的计划试选一下，但没法选得完成”，这是白话文教材在初期发展阶段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何仲英在《国语文底教材与小说》中就分析了白话文作品入选教材的困难：“第一，已有的国语文太少，不是过长，就是过短；不是杂乱无章，就是思想陈腐。要找一篇完完全全没有毛病的，实在是‘凤毛麟角’。第二，现在新作的国语文尽管多，但在创造试验时期，难免有拉杂刻露等流弊，而且适合于学生程度的很少。”而学生特别是中学生应该能比较熟练地运用现代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提高文学涵养，了解人生意义和社会现象。这就要求教材的选文要有一定的规范和深度。这实际上就对新文学作家作品的语言和内容都提出了要求，促使新文学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注意语言的提炼和内容的创新，并积极创作出规范的且有思想性的白话文学。另一方面，它为新文学培养了大批稳定的“读者群体”。新文学要真正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扎下根来，建立起自己的“话语权威”，不仅需要通过理论倡导建立起新的观念，通过创作实践显示实绩，而且需要找到自己的读者，建立起稳定的接受新文学的“读者群体”。白话文学进入教材，为新文学作了最为广泛的宣传，当文学领域还在争论文言和白话的优劣时，白话文教材实际上已肯定了白话文在中小学教学中的主导地位，对青年学生进行了语体文、文学教育的全方位的普及，这就为新文学发展扩大了空间。 三、白话文教材对新文学建构的意义 因此，白话文教材对新文学的建构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文学作品中的优秀作品作为白话文写作的范本而进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确立了‘典范’的地位和意义，并深刻地影响着国民的后代（进而影响整个民族）的思维、言说与审美方式”。白话教科书所选文章多为名家名篇，我们以沈星一编的《初级国语读本》为例，第一册共选文42篇，全是白话文，其中有许多是新文学作家文质兼美、适合学生阅读的佳作，如冰心的文章就选了7篇，叶绍钧的4篇，梁启超的3篇，周作人、胡适、刘复、王统照、沈尹默和蔡元培的各2篇，还有鲁迅、徐志摩、郭沫若的文章等。特别是像冰心的《笑》、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梁启超的《为学与做人》、鲁迅的《故乡》等成为以后各种版本的语文教材的“基本篇目”，成为广为传诵的名著。“这些名篇被从大量的作品中挑选出来，编入中学课本，成为向青年介绍新文学的典范之作。除了展示这些作品所达到的文学高度，以利‘养成’青年对于新文学的‘信仰’外，挑选本身依据的某种价值尺度――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也通过对课文的讲解，传达给学生”。正如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所说：“它是‘控制’语言的权力――决定某些叙述必须排除，因为它们不符合一般认为可以说出的事实。它是控制著作本身的权力，把著作分为‘文学’类和‘非文学’类、传世的伟大作品和短命的流行作品。”白话文教材规范了青年学生对新文学的范围和方向的认同，使新文学不仅在新文学作家的创作中，而且在读者的阅读、接受过程中逐步完善和成熟。 参考文献： ［1］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M］.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2004：31. ［2］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73. ［3］胡适.胡适精品集（第1集）［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213-214. ［4］何仲英.国语文底教材与小说［J］.教育杂志，1920，（11）. ［5］钱理群.反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278. ［6］程光炜主编.都市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9. ［7］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92.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2008年度高校哲学社会基金重点项目《现代文学的发生与现代高等教育构成的关系研究》(编号08SJB7500007)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 白话文教材的出现，不仅是现代语文教育学科成熟和完善的标志之一，而且是新文学运动的有力推动者。它为新文学的白话语言取得了正式书面语言的资格，促使新文学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注意语言的提炼和内容的创新，创作出规范且有思想性的白话文学；更为新文学培养了大批稳定的“读者群体”，从而对新文学的建构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白话文教材 新文学运动 新文学建构 在清末民初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影响下，国人自编的新式教材开始出现。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编辑的《蒙学课本》开语文体教材之先声。1916年前后，主持江苏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俞子夷自发用白话文编辑教材，教授初等小学低中年级学生。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修正《国民学校令》，这是我国废弃文言、采用国语的第一个法令。同年4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发出通告：国民学校文言教科书分期作废，逐渐改用语体文。及至1922年冬季以后，凡国民小学各种教材一律改为语体文。至此，我国历史上政府第一次以政令的形式废除文言教材，开始了教材编写的新时期――白话文教材时期。 一、白话文进入教材确立了新文学白话语言的合法地位 1922年学制改革后，白话文教材开始在许多学校使用。当时有代表性的国语教科书有：顾颉刚、叶绍钧等合编的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六册，商务印书馆，1922年），沈星一编、黎锦熙与沈颐校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三册，中华书局，1923年），穆济波编的新中学教科书《高级国语读本》（三册，中华书局，1925年），等等。此后，白话文教科书很快增加，文言教科书所占比例逐渐减少，“结束了几千年来文言文一统教科书的局面，语体文从此进入教科书，有力地促进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汉语书面语的最后形成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国语运动的努力、政府的支持，白话文得以进入教材，被接纳于由国家教育制度保证的中小学国文教育中，成为了一种具有制度性和规范性的文化传播载体和途径。这一方面为现代语文教育学科成熟和完善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也成为新文学运动的有力推动者。因为教育制度在维护语言的正统和标准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白话文进入教材，也就意味着新文学的白话语言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得到了正式书面语言的资格。白话文学由此获得了体制的承认，成为其他书面表达形式的范本，并通过中小学教科书而真正在国民中扎下了根。正如研究者指出，由于国语教育得到政府的认可、推行，“白话文学也就在这个时候取得‘国语文学’的尊称。文学革命运动到了这个时期因国语教育的需要，取得政治上的保障，取得教育界的赞助，取得舆论界的提倡，基础已经不可动摇，进行更为顺利了”。 二、白话文教材的编制推动了新文学的发展 随着白话文进入教材已成为定局，教育界开始具体讨论教材中白话文言的比重以及白话文教材的编写问题。因为自1920年通令颁布以后，初级小学应采用语体文已成共识，但高小以上特别是中等学校国文教科书仍然是文言文和语体文争夺的战场。因为除“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自由发表思想”、“兼以启发智德”之外，中学国文还应使学生“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所谓“高深文字”在当时主要理解为文言文，而如何把握“略”的程度，正是中学国文教科书论争焦点。据胡适1922年7月5日的日记载，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期间，他曾和黎锦熙有过一次辩论，辩论的起因是黎锦熙认为：“现制高小国文科讲读作文均应以国语文为主；中等各校讲读应以文言文为主，作文仍应以国语文为主；新学制国文课程依此类推。”而胡适坚决反对这主张，他要求将其修改为：“当小学未能完全实行七年国语教育之时，中等各校国文科讲读作文亦应以国语文为主。”他在《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的演讲中还进一步削弱了文言文所占的比例，强调对国语文学与国语文法学的重视，提出作文要以国语文为主的要求。这些主张表明了胡适认识到白话文在学校语文教学中的运用，对白话文学的促进和保障作用。陈平原就认为：“这里的差别在于，黎（锦熙）、梁（启超）等更多考虑中学教育的特点，以传播知识培养人才为目标；而胡适则担心好不容易取得胜利的白话文，在其立足未稳之时，会被传统的中小学教育所架空。”这说明国语教科书和国语教学这一种具有制度性和规范性的文化传播载体和途径，对于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确立新的语言传统和文学传统的目标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于白话文教材的编写问题，则主要集中在语言和选材上。在语言上教育界比较一致地认为，语体文应从口语入手，但绝不是照搬口语。白话文应是自然、优美、朴实和健康的，并且要注意语言的规范和提炼。中华书局及时地出版了《语体文法》，针对当时白话文语言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规范。在选文的内容和体裁问题上，有人主张选文应主要体现社会问题，让中学生了解人生意义和社会现象。但更多的教育家主张国文教材应以文学意味为前提。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中提出，中学国语文的教材：一是白话小说，至少20部以上50部以下；二是白话的戏剧；三是长篇的议论文和学术文。而这些都是带文学性质。何仲英则专门论述了白话小说作为国语文教材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在具体分析和比较了白话散文、韵文、戏剧之后，认为它们都不适合选为教材。尽管当时现有的白话小说存在着很多缺憾，也只有它才比较适合。“然而写情记事，实在有的比现在国语底散文描写得好；内容所涉问题，实在有的比现在空洞的国语议论文见解得深；而且所用的白话，有的非常纯粹简净，可以为模范。所以有的人认为白话小说，为统一国语底利器，也认为国语文唯一的教材”。他认为在现在的国语文教材中，白话小说独居特殊的地位。如若教授得法，学生至少可受益三件：一是语言有帮助，二是引起研究人生和社会种种问题的兴趣，三是得了许多作文的材料。与此同时，大家观点比较一致地认为体裁需要多样化，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各种文体，如书信、传记、序跋、讲演、宣言、故事、科技说明等都可以成为白话文教科书的主体。 这种关于白话文教材编制的具体讨论，对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更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它有利于新文学作品的规范。由于白话文刚刚兴起，许多白话文作品在语言和内容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就现有的国语文，造成各种文体、各种内容大致略备的文范，实在怕不够呢。我曾想照这样的计划试选一下，但没法选得完成”，这是白话文教材在初期发展阶段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何仲英在《国语文底教材与小说》中就分析了白话文作品入选教材的困难：“第一，已有的国语文太少，不是过长，就是过短；不是杂乱无章，就是思想陈腐。要找一篇完完全全没有毛病的，实在是‘凤毛麟角’。第二，现在新作的国语文尽管多，但在创造试验时期，难免有拉杂刻露等流弊，而且适合于学生程度的很少。”而学生特别是中学生应该能比较熟练地运用现代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提高文学涵养，了解人生意义和社会现象。这就要求教材的选文要有一定的规范和深度。这实际上就对新文学作家作品的语言和内容都提出了要求，促使新文学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注意语言的提炼和内容的创新，并积极创作出规范的且有思想性的白话文学。另一方面，它为新文学培养了大批稳定的“读者群体”。新文学要真正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扎下根来，建立起自己的“话语权威”，不仅需要通过理论倡导建立起新的观念，通过创作实践显示实绩，而且需要找到自己的读者，建立起稳定的接受新文学的“读者群体”。白话文学进入教材，为新文学作了最为广泛的宣传，当文学领域还在争论文言和白话的优劣时，白话文教材实际上已肯定了白话文在中小学教学中的主导地位，对青年学生进行了语体文、文学教育的全方位的普及，这就为新文学发展扩大了空间。 三、白话文教材对新文学建构的意义 因此，白话文教材对新文学的建构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文学作品中的优秀作品作为白话文写作的范本而进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确立了‘典范’的地位和意义，并深刻地影响着国民的后代（进而影响整个民族）的思维、言说与审美方式”。白话教科书所选文章多为名家名篇，我们以沈星一编的《初级国语读本》为例，第一册共选文42篇，全是白话文，其中有许多是新文学作家文质兼美、适合学生阅读的佳作，如冰心的文章就选了7篇，叶绍钧的4篇，梁启超的3篇，周作人、胡适、刘复、王统照、沈尹默和蔡元培的各2篇，还有鲁迅、徐志摩、郭沫若的文章等。特别是像冰心的《笑》、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梁启超的《为学与做人》、鲁迅的《故乡》等成为以后各种版本的语文教材的“基本篇目”，成为广为传诵的名著。“这些名篇被从大量的作品中挑选出来，编入中学课本，成为向青年介绍新文学的典范之作。除了展示这些作品所达到的文学高度，以利‘养成’青年对于新文学的‘信仰’外，挑选本身依据的某种价值尺度――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也通过对课文的讲解，传达给学生”。正如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所说：“它是‘控制’语言的权力――决定某些叙述必须排除，因为它们不符合一般认为可以说出的事实。它是控制著作本身的权力，把著作分为‘文学’类和‘非文学’类、传世的伟大作品和短命的流行作品。”白话文教材规范了青年学生对新文学的范围和方向的认同，使新文学不仅在新文学作家的创作中，而且在读者的阅读、接受过程中逐步完善和成熟。 参考文献： ［1］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M］.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2004：31. ［2］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73. ［3］胡适.胡适精品集（第1集）［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213-214. ［4］何仲英.国语文底教材与小说［J］.教育杂志，1920，（11）. ［5］钱理群.反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278. ［6］程光炜主编.都市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9. ［7］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92.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2008年度高校哲学社会基金重点项目《现代文学的发生与现代高等教育构成的关系研究》(编号08SJB750000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