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是一个朋友前些年去台湾时买的。我对台湾文学状况隔膜，此前不熟悉萧丽红。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东南亚和其他华文世界的汉语文学创作，本来都是汉语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我视野确实不广，只熟悉大陆的小井栏里的一点混水，而不知道华语文学的广泛。大陆文学史，也从来不把其他华文文学纳入目录里。前年秋天，我在北京一个会议上说到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就忘记提到这部文学史里一个很重要的特色了，顾彬教授把香港和台湾的汉语文学纳入了“中国文学”的范畴，专章认真地讨论了台湾和香港的创作历史和现状——在文学史上，倒是一名汉学家帮我们搞了统一。反而是大陆的文学史写匠在搞文学史的分裂。
萧丽红这部长篇，原获台湾《联合报》“六九年度长篇小说奖”，时年为大陆编年的一九八〇年。大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交替的时期中，也短暂地迎来了一波以“归来者”为核心主导的文学反思人性和社会性动荡灾难的大潮。那个时期出现一些老作家的作品，如艾青的诗集《归来者之歌》等，是最重要的文学收获之一。从这时到八十年代末期近十年间，大陆出现过一阵短暂的文学狂欢，新老作家都在过泼水节，欢歌燕舞，而不知世之有秦、有汉，有秋后算账。人的遗忘，真的很快，大陆的文人学者更快。这些作品，基本上的核心主题，都是描写人在社会和政治中的沉浮，大多都是苦痛的记忆。而跟政治的主题保持距离的作品，我记忆中几乎都没有机会生长出来。夏志清先生在进行文学考古时“发掘”出来的沈从文“湘西系列”作品、张爱玲的上海言情，加上其他一些相关的三四十年代的作品，本来就是在大陆创作的，相对而言跟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有距离，而被埋没。时隔不过三十多年，居然就在大陆完全灭绝了。我们中小学时，我们在学习现代文学史时，没机会听到对这些作品的具体评价，连他们的名字都很陌生。
像萧丽红《千江有水千江月》这种以偏僻的地区、微小的人物、具体的情感为写作主线，在大陆当时的文学宣泄时狂欢中根本没有生存空间。台湾南部嘉义县布袋镇的小女子萧丽红，却用这轻婉、低吟的方式，在“化外之地”，有效地对中国悠久的文学传统进行了一次精神的吟诵和回望。小说里，女主人公贞观生活在一个乡村里，她的人生，波澜不惊，她的爱好，平凡婉约。救火队员的父亲在一次抢险中死去后，她感受到了人生的残酷和无常，开始在传统文化的智慧中，寻找让自己安宁的思想。小说并没有拘泥于小镇的空间——贞观的大妗子苦等在太平洋战争中消失的大伯三十年，可是大伯终于再次返回时，却带回了一个对他有救命之恩的日本女子。历史终于还是纠缠在现实中，但萧丽红决心不让这种历史破坏小说里的平静，一切智慧和情感，都归于平静和安乐。
贞观跟从小一起长大的大信，后来也相恋了。两人小心呵护这段情感，有时未免过了。他们在长大之后，重新回溯少年时期的单纯的情感，发现了其中闪光的钻石，而担惊受怕，遂至无法忍受一点一滴的误解。大信上大学时曾有恋人，后来分手了。贞观则没有上大学，她离开小镇到台北做事，感受到了大城市和小乡镇之间的差别。好在有大信的幽默和智慧，让她得以平静下来，并在平静中获得了愉悦。
在小说的结尾，大信服兵役去了澎湖列岛，贞观和大信因为误会产生了裂隙。
贞观回到老家。这时，大妗子已经决意要出家了。她和银蟾一起把大妗子送到山上。
人生不过如此。贞观后来再去山上给大妗子送衣裳，一个人自己走很远的路，在路边碰见了最简单、善良的无名阿婆，她好意地劝贞观喝一碗水再走，并让自己的外孙带她上山。贞观这一路上，来回都是人性的淳朴和世间的自然，她看着都是好的，心情也慢慢地平静下来了。大妗子这时已经改名叫做素云了，且也在坐关，贞观在庵里的客房住了两晚，到了第三日还没有见到大妗子，她决定下山了。
回家的路上，又碰到阿婆和她的外孙。
贞观想起了那首诗：千山同一月，万户尽皆春；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
阅读这样娓娓道来、处处皆是好意的小说，我觉得自己真是太浮躁，放了很长时间都未能读完。可是，每次拿起来，我都觉得很亲切，很熟悉，不需要重新回到前面去找。我自己的大陆阅读陋习，让我自己对小说的期望总很高，而大陆的政治介入小说太深，也造成了全民政治的狂躁假象。我对《白鹿原》之类的小说，总不太推崇，这类作品喜爱采用大历史大跨度结构，企图用一个家族的兴衰来穿越历史，那些人物跟草木一样麻木地生灭，无论魏晋而总是“活着”。这似乎有什么人生真意，我怎么看都觉得是一地鸡毛。在当前的文化精神分裂时期，中国文化中还缺乏真正的历史观，那些动辄谈论“客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一种不证自明的威风，我看到普通的网友们，脑子里也已经长满了“客观”的水浮莲，随波逐流，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祸害，而自鸣得意。比如写作，文学就是“主观”的，一个作家居然能够写出一部“客观”的文学作品来吗？是哪一个“客”观察到的世界呢？从那个“客”的角度看世界，是不是也算一种“主观”？文学史也是主观的，世界上哪里有“客观”的文学史？又哪里有“客观的历史”？过去的二十五史，可以说是“二十五家姓”的家族式，后来的“革命史”呢，是烧杀抢夺造反有理的暴力抒情史，这些难道就是客观吗？历史就是任由强者打扮的小姑娘嘛，这是伟人说的，他说出了一点“客观”。
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客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来源是什么，所描绘的对象范畴到底在哪里。他们只是随口吐出“客观”这个词，就像我们大街小巷里都能看到的游客，边吃瓜子边走路边吐瓜子壳，真正是进入了“自由王国”，而不知道自己一直在生产垃圾。
我们被败坏了的胃口，怎么能接受萧丽红这种小说呢？读完掩卷，惆怅无边。
这部小说是一个朋友前些年去台湾时买的。我对台湾文学状况隔膜，此前不熟悉萧丽红。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东南亚和其他华文世界的汉语文学创作，本来都是汉语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我视野确实不广，只熟悉大陆的小井栏里的一点混水，而不知道华语文学的广泛。大陆文学史，也从来不把其他华文文学纳入目录里。前年秋天，我在北京一个会议上说到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就忘记提到这部文学史里一个很重要的特色了，顾彬教授把香港和台湾的汉语文学纳入了“中国文学”的范畴，专章认真地讨论了台湾和香港的创作历史和现状——在文学史上，倒是一名汉学家帮我们搞了统一。反而是大陆的文学史写匠在搞文学史的分裂。
萧丽红这部长篇，原获台湾《联合报》“六九年度长篇小说奖”，时年为大陆编年的一九八〇年。大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交替的时期中，也短暂地迎来了一波以“归来者”为核心主导的文学反思人性和社会性动荡灾难的大潮。那个时期出现一些老作家的作品，如艾青的诗集《归来者之歌》等，是最重要的文学收获之一。从这时到八十年代末期近十年间，大陆出现过一阵短暂的文学狂欢，新老作家都在过泼水节，欢歌燕舞，而不知世之有秦、有汉，有秋后算账。人的遗忘，真的很快，大陆的文人学者更快。这些作品，基本上的核心主题，都是描写人在社会和政治中的沉浮，大多都是苦痛的记忆。而跟政治的主题保持距离的作品，我记忆中几乎都没有机会生长出来。夏志清先生在进行文学考古时“发掘”出来的沈从文“湘西系列”作品、张爱玲的上海言情，加上其他一些相关的三四十年代的作品，本来就是在大陆创作的，相对而言跟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有距离，而被埋没。时隔不过三十多年，居然就在大陆完全灭绝了。我们中小学时，我们在学习现代文学史时，没机会听到对这些作品的具体评价，连他们的名字都很陌生。
像萧丽红《千江有水千江月》这种以偏僻的地区、微小的人物、具体的情感为写作主线，在大陆当时的文学宣泄时狂欢中根本没有生存空间。台湾南部嘉义县布袋镇的小女子萧丽红，却用这轻婉、低吟的方式，在“化外之地”，有效地对中国悠久的文学传统进行了一次精神的吟诵和回望。小说里，女主人公贞观生活在一个乡村里，她的人生，波澜不惊，她的爱好，平凡婉约。救火队员的父亲在一次抢险中死去后，她感受到了人生的残酷和无常，开始在传统文化的智慧中，寻找让自己安宁的思想。小说并没有拘泥于小镇的空间——贞观的大妗子苦等在太平洋战争中消失的大伯三十年，可是大伯终于再次返回时，却带回了一个对他有救命之恩的日本女子。历史终于还是纠缠在现实中，但萧丽红决心不让这种历史破坏小说里的平静，一切智慧和情感，都归于平静和安乐。
贞观跟从小一起长大的大信，后来也相恋了。两人小心呵护这段情感，有时未免过了。他们在长大之后，重新回溯少年时期的单纯的情感，发现了其中闪光的钻石，而担惊受怕，遂至无法忍受一点一滴的误解。大信上大学时曾有恋人，后来分手了。贞观则没有上大学，她离开小镇到台北做事，感受到了大城市和小乡镇之间的差别。好在有大信的幽默和智慧，让她得以平静下来，并在平静中获得了愉悦。
在小说的结尾，大信服兵役去了澎湖列岛，贞观和大信因为误会产生了裂隙。
贞观回到老家。这时，大妗子已经决意要出家了。她和银蟾一起把大妗子送到山上。
人生不过如此。贞观后来再去山上给大妗子送衣裳，一个人自己走很远的路，在路边碰见了最简单、善良的无名阿婆，她好意地劝贞观喝一碗水再走，并让自己的外孙带她上山。贞观这一路上，来回都是人性的淳朴和世间的自然，她看着都是好的，心情也慢慢地平静下来了。大妗子这时已经改名叫做素云了，且也在坐关，贞观在庵里的客房住了两晚，到了第三日还没有见到大妗子，她决定下山了。
回家的路上，又碰到阿婆和她的外孙。
贞观想起了那首诗：千山同一月，万户尽皆春；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
阅读这样娓娓道来、处处皆是好意的小说，我觉得自己真是太浮躁，放了很长时间都未能读完。可是，每次拿起来，我都觉得很亲切，很熟悉，不需要重新回到前面去找。我自己的大陆阅读陋习，让我自己对小说的期望总很高，而大陆的政治介入小说太深，也造成了全民政治的狂躁假象。我对《白鹿原》之类的小说，总不太推崇，这类作品喜爱采用大历史大跨度结构，企图用一个家族的兴衰来穿越历史，那些人物跟草木一样麻木地生灭，无论魏晋而总是“活着”。这似乎有什么人生真意，我怎么看都觉得是一地鸡毛。在当前的文化精神分裂时期，中国文化中还缺乏真正的历史观，那些动辄谈论“客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一种不证自明的威风，我看到普通的网友们，脑子里也已经长满了“客观”的水浮莲，随波逐流，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祸害，而自鸣得意。比如写作，文学就是“主观”的，一个作家居然能够写出一部“客观”的文学作品来吗？是哪一个“客”观察到的世界呢？从那个“客”的角度看世界，是不是也算一种“主观”？文学史也是主观的，世界上哪里有“客观”的文学史？又哪里有“客观的历史”？过去的二十五史，可以说是“二十五家姓”的家族式，后来的“革命史”呢，是烧杀抢夺造反有理的暴力抒情史，这些难道就是客观吗？历史就是任由强者打扮的小姑娘嘛，这是伟人说的，他说出了一点“客观”。
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客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来源是什么，所描绘的对象范畴到底在哪里。他们只是随口吐出“客观”这个词，就像我们大街小巷里都能看到的游客，边吃瓜子边走路边吐瓜子壳，真正是进入了“自由王国”，而不知道自己一直在生产垃圾。
我们被败坏了的胃口，怎么能接受萧丽红这种小说呢？读完掩卷，惆怅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