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休闲和新阶级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
在一个财富与日俱增的高度富足的社会，就工作而言，有三种看似合理的趋势。随着商品生产的需要变得越来越不迫切，随着个人不再迫切需要收入来购买商品，他们一周的工作时数或天数就可以减少，或者他们用不着很卖力地工作，或者作为最后一种可能性，整个时间干活的人数就比以往减少。
减少一周的工作时间，这是对于产品边际需求日益减少所做出的看似极其合理的反应。不幸的是，按照一般人的看法，好像减少工作时敷成了对财富日益增加的惟一合法反应。至少部分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投有人从商品越来越不重要这个角度去正视过这个问题。因此，尽管我们已经认识到休闲的价值，但是仍然有一些事情还是行不通，这些事情似乎同人们对于生产效率的普遍态度发生了更直接的冲突。在一个理性的、关心其成员幸福的社会里，这些可供选择的方法很值得考虑。
目前的工业体系和一个世纪甚至25年前的情况大不一样。这一进步是多种力量作用的结果：政府制定标准，工厂实施检查，技术和农业方面取得全面进步，人们对于生产力只能通过机器取代繁重的重复性手工劳动这一事实的认识，竞争劳动力的需要，工会干预督促提高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进工作条件等等。
然而，除了推动生产力这一点，力争使工作变得更加愉快的这一努力必须提供大量的证据，才能证明它是值得的。如果要改善危险的、对身体有害的或是令人作呕的工作环境，这是允许的；(雇主对雇工提出的) 增产而不增加工资的要求有可能或多或少地遭到抵制。然而需要回答的问题倒不是什么舒适，而是什
么对身体有害，或者起码是什么尤其累人。追求更多安逸的倾向无可厚非，不过我们坚决反对认为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应该尽量少干活这样一种观点。这里又涉及到一些陈旧的人生态度。我们非常怀疑任何希望付出少于最大努力的倾向，因为付出最大努力一直是一种主要的经济美德。
即便如此，基本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追求更多安逸的纯粹表面理由不及把工作时间变得更加舒适的理由那么令人信服。值得重复的一点是，问题并不是对生产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人们没有认真讨论过这个问题：更短的周工作时间会提高生产力，人在更少的时间里会比在更多的时间里制造更多的产品。相反，人们所关心的是应该不应该在任何时候都选择更少的工作时间——而且是更加愉快的工作时间。
提高富足程度的第三种显而易见的可能性是减少工作人数。随着产品边际需求的日益减少，符合逻辑的做法是首先减轻老年人和孩子的劳累。然而，我们还得一致地全面地看待这一趋势。我们是可以不用那些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人提供劳动，因为他们所增加的产品不是很迫切需要的产品，而一个贫穷的社会则不得不榨取所有人的最后一丝劳动力。可是我们通常大幅度地降低那些退休者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显然，如果我们因为不再很迫切需要退休者所提供的产品而足以为他们提供退休保障的话，那么我们能够以同样的理由向他们提供满意的生活水平，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成了一种惯例。同样，我们把年轻人排除在劳动力市场外面，部分理由是过早地开始劳动是极其痛苦的，而且对健康有害；部分理由则是为了给他们创造受教育的机会。然而，尽管我们觉得可以不需要年轻人为我们提供产品，可是我们至少还得充分地满意地为他们提供教育，这是把他们排除劳动力市场的目的。如果我们的效率足够的高，能够把年轻人排除在劳动力市场
以外，那么我们就有足够的财富为他们提供教育，并以此取代劳动。
除了解放老年人和年轻人，有可能我们并不需要一直都投入所有的劳动力。假如产品的边际需求不大，那么同样也不需要雇佣劳动力大军中最后一个人或最后一百万个人。有了这份闲散，我们反过来可以把经济运作情况降低到一个与它的管理机制更加和谐的层次上。要己的生活中，他是新阶级所有抱负的代言人。他教育孩子，只给他们灌输一样东西，并不是要他们增加收入，这是可憎的事情。首先，他要他们拥有一份有趣味有意义的职业。在这方面，他真希望孩子们会以他们学识渊博的老子为榜样。减小通货膨胀(它会进一步持久地危及社会平衡) 的威胁．我们最大的看望就在于拓宽被认为是可以忍受的运作范围。
然而，我们所面临的员广阔的前景——的确。现在必须把它看作是我们社会的中心经济目标之一——就是不再把劳作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经济制度：这并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我们已经很接近这个目标了。只不过一类其复杂的社会假象使我们不能正视一直在发生的事情。
几乎一切社会在几乎任何时候都有一个安逸阶级——个可以不用劳作的群体。在现代，尤其在美国，至少作为一种可以确认的现象。这个安逸阶级已经消失了，不再有人认为闲散是有益的或者甚至是值得尊敬的：可是我们很少注意到．这个安逸阶级已经被另外一个更庞大的阶级所取代。对于这个更庞大的阶级来说，工作已经完全没有了以前的痛苦，疲劳或者其他心理或身体不适的内涵。我们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新阶级”可以这么简单地称呼它) 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受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古老最有生命力的错误观点之一的影响．那就是有人声称一切工作，不管是体力的，脑力的，艺术的或管理方面的．从根本上讲都是一样的：
事实上．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工作有着不同的意义．其差别简直再大不过了。对一些人而且很有可能是大多牧人来说，工作依然是每天必干不可的事。尤其是在人们对于生产的社会态度方面．工作总比什么都不干的要好。不过劳动累人，或者乏味，或者至少不特别快乐，工作的回报并不在于其任务，而在于所得到的报酬。
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工作则截然不同。工作是快乐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假如工作不快乐，这就成了失望或挫折的探层根源。假如一位广告商，企业大亨，诗人或教授突然发现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因此觉得自己应该向心理医生咨询，谁也不会认为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假如有人对企业经理或科学家说．他人生的根本动力是他所拿到的工资，那等于是侮辱这位经理或科学家：工资不是不重要，它和其他东西一道构成名望的主要指数。反过来，名望——别人所给予的尊敬，关心和尊重——又是由这种工作带来的满足感的更为重要的根源之一。然而一般来说，那些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期望尽其所能，他们不在乎补偿，任何相反的说法都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
这就是新阶级的工作：一个贵族在失去封建特权时思想上的痛苦也比不上这个阶级的成员在“堕落”为只有通过领取工资才能获得回报的普通劳动者时的痛苦。在二战后的几年里，一些小学教师离开自己的岗位去报酬更高的工厂里工作。这件事情成了各大报纸争相报道的题材，因为它表明有人放弃一种被认为是代表新阶级的尊严的职业，这是前所未有的。大学教授是比小学教师更有资格的新阶级成员，即使把这种变化当作一种古怪行为，不管他认为自己的收入多么微薄，他也绝不会考虑这样去改变自己的职业。
与以往阶级的所有行为相同的是，新阶级拼命设法使自己永恒存在。他们并
不期望自己的后代赚取大把金钱以筹划他们的生活。(那些经商的颇有点例外，至少部分原因是，在商界收入绝对是名气的指数。) 然而从他们一出生开始，他们就被精心灌输这种思想：找一份可以从中得到满足的职业，一份没有劳累只有享受的工作。新阶级中悲哀和挫折的主要根源之一就
是培养一个不成器的儿子，他凤凰落架，只找得一份单调乏味毫无意义的工作。遭遇到这种不幸的人，比如一个外科医生的儿子当了汽车库的帮手，他的社会对他既同情又震惊。不过新阶级有非凡的保护能力。外科医生的儿子很少真的成为一个汽车库帮手，他一般都能凭借自己的社会地位设法生存下来，也许是有点勉强。即使他在自己所干的销售员或投资顾问工作中找不到多少乐趣，他很可能也会硬着头皮说相反的话，以表示他是新阶级中的一员。
新阶级并不排外。不但几乎没有一个人离它而去，而且每年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跻身其中。要加入这个阶级，首要资格是教育。任何人，只要他在学术培养方面投入足够的金钱和时间，就可以成为新阶级的一个成员。新阶级内部有一个等级层次。工厂工人的儿子当上了电力工程师，他处于较低层次；这位工程师的儿子学习研究生课程．成了一位大学物理学家，他就渐渐上升到较高层次。在这两个例子中，接受教育的机会是开门的咒语。
我敢冒昧地说，外行的读者会觉得这里所提出的一些想法是相当合理相当理性的。尽管要付出的代价是很多小时沉闷无聊的劳动，可是人类为什么还要努力增加收入? 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商品更加富裕，更不缺乏，可是为什么他们还要这么做? 为什么他们不反过来努力增加每一天工作时间的快乐呢? 既然这是许多而且是越来越多的最有见识的人显而易见的抱负，为什么它就不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主要目标呢? 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我们想提出一个改进的计划，这就是教育，
或者范围更广一些，就是人类资本——以区别于物质资本——方面的投资。 但是按照更加复杂的传统观点的各项标准，包括一些职业经济学家的标准．任何这样的目标都很不受欢迎。不管迫切与否，物质商品的生产已经是人们所接受的衡量我们的进步的尺度。物质资本方面的投资是我们前进的基本动力。这种产品以及增加这种产品的手段都是可以衡量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可以衡量的就是更好的东西。一旦说让越来越多的人不要把生命浪费在传统劳作上，而是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愉快地生活，这样就很难从数量的角度准确地衡量它。由于在个人方面的投资不像在炼钢炉方面的投资，它无法提供一种既能看得见又能估价的产品，所以这种投资是低级投资。这时候，传统观点总算有话可说了：既然这些成就不容易衡量，那么作为一种目标，它们就很“滑稽。”这种观点被广泛认为是一种致命的定论。诚然，能够准确衡量的东西一般是旧有的熟悉的东西。因为它是旧有的熟悉的，所以已经被定义过、衡量过了。于是准确衡量的主张又成了多此一举，传统观点正是用它来保护自己的，我们绝不应该怀疑它的能力。 不过，任何一个觉得这一分析和这些建议有道理的人不必彻底感到气馁。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情况已经远远超过传统观点的范围，我们已经看到有多少人在努力加入新阶级的行列，也看到它的扩展速度有多么快。我们并不是在制定一种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而是在认识一种已经被广泛(假如只是悄无声息地) 认可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传统观点就不能无限制地抵制了。在一般人眼里，经济学家学位高知识渊博，他相信生活中没有哪个目标能够同增加全民和个人的实际收入相提并论，他绝不会想到自己去身体力行这样一个标准。可是在他自减少一周的工作时间，这是对于产品边际需求日益减少所做出的看似极其合理的反应。不幸的是，按照一般人的看法，好像减少工作时敷成了对财富日益增加的惟一合
法反应。至少自己的生活中，他是新阶级所有抱负的代言人。他教育孩子，只给他们灌输一样东西，并不是要他们增加收入，这是可憎的事情。首先，他要他们拥有一份有趣味有意义的职业。在这方面，他真希望孩子们会以他们学识渊博的老子为榜样。
工作、休闲和新阶级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
在一个财富与日俱增的高度富足的社会，就工作而言，有三种看似合理的趋势。随着商品生产的需要变得越来越不迫切，随着个人不再迫切需要收入来购买商品，他们一周的工作时数或天数就可以减少，或者他们用不着很卖力地工作，或者作为最后一种可能性，整个时间干活的人数就比以往减少。
减少一周的工作时间，这是对于产品边际需求日益减少所做出的看似极其合理的反应。不幸的是，按照一般人的看法，好像减少工作时敷成了对财富日益增加的惟一合法反应。至少部分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投有人从商品越来越不重要这个角度去正视过这个问题。因此，尽管我们已经认识到休闲的价值，但是仍然有一些事情还是行不通，这些事情似乎同人们对于生产效率的普遍态度发生了更直接的冲突。在一个理性的、关心其成员幸福的社会里，这些可供选择的方法很值得考虑。
目前的工业体系和一个世纪甚至25年前的情况大不一样。这一进步是多种力量作用的结果：政府制定标准，工厂实施检查，技术和农业方面取得全面进步，人们对于生产力只能通过机器取代繁重的重复性手工劳动这一事实的认识，竞争劳动力的需要，工会干预督促提高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进工作条件等等。
然而，除了推动生产力这一点，力争使工作变得更加愉快的这一努力必须提供大量的证据，才能证明它是值得的。如果要改善危险的、对身体有害的或是令人作呕的工作环境，这是允许的；(雇主对雇工提出的) 增产而不增加工资的要求有可能或多或少地遭到抵制。然而需要回答的问题倒不是什么舒适，而是什
么对身体有害，或者起码是什么尤其累人。追求更多安逸的倾向无可厚非，不过我们坚决反对认为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应该尽量少干活这样一种观点。这里又涉及到一些陈旧的人生态度。我们非常怀疑任何希望付出少于最大努力的倾向，因为付出最大努力一直是一种主要的经济美德。
即便如此，基本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追求更多安逸的纯粹表面理由不及把工作时间变得更加舒适的理由那么令人信服。值得重复的一点是，问题并不是对生产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人们没有认真讨论过这个问题：更短的周工作时间会提高生产力，人在更少的时间里会比在更多的时间里制造更多的产品。相反，人们所关心的是应该不应该在任何时候都选择更少的工作时间——而且是更加愉快的工作时间。
提高富足程度的第三种显而易见的可能性是减少工作人数。随着产品边际需求的日益减少，符合逻辑的做法是首先减轻老年人和孩子的劳累。然而，我们还得一致地全面地看待这一趋势。我们是可以不用那些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人提供劳动，因为他们所增加的产品不是很迫切需要的产品，而一个贫穷的社会则不得不榨取所有人的最后一丝劳动力。可是我们通常大幅度地降低那些退休者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显然，如果我们因为不再很迫切需要退休者所提供的产品而足以为他们提供退休保障的话，那么我们能够以同样的理由向他们提供满意的生活水平，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成了一种惯例。同样，我们把年轻人排除在劳动力市场外面，部分理由是过早地开始劳动是极其痛苦的，而且对健康有害；部分理由则是为了给他们创造受教育的机会。然而，尽管我们觉得可以不需要年轻人为我们提供产品，可是我们至少还得充分地满意地为他们提供教育，这是把他们排除劳动力市场的目的。如果我们的效率足够的高，能够把年轻人排除在劳动力市场
以外，那么我们就有足够的财富为他们提供教育，并以此取代劳动。
除了解放老年人和年轻人，有可能我们并不需要一直都投入所有的劳动力。假如产品的边际需求不大，那么同样也不需要雇佣劳动力大军中最后一个人或最后一百万个人。有了这份闲散，我们反过来可以把经济运作情况降低到一个与它的管理机制更加和谐的层次上。要己的生活中，他是新阶级所有抱负的代言人。他教育孩子，只给他们灌输一样东西，并不是要他们增加收入，这是可憎的事情。首先，他要他们拥有一份有趣味有意义的职业。在这方面，他真希望孩子们会以他们学识渊博的老子为榜样。减小通货膨胀(它会进一步持久地危及社会平衡) 的威胁．我们最大的看望就在于拓宽被认为是可以忍受的运作范围。
然而，我们所面临的员广阔的前景——的确。现在必须把它看作是我们社会的中心经济目标之一——就是不再把劳作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经济制度：这并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我们已经很接近这个目标了。只不过一类其复杂的社会假象使我们不能正视一直在发生的事情。
几乎一切社会在几乎任何时候都有一个安逸阶级——个可以不用劳作的群体。在现代，尤其在美国，至少作为一种可以确认的现象。这个安逸阶级已经消失了，不再有人认为闲散是有益的或者甚至是值得尊敬的：可是我们很少注意到．这个安逸阶级已经被另外一个更庞大的阶级所取代。对于这个更庞大的阶级来说，工作已经完全没有了以前的痛苦，疲劳或者其他心理或身体不适的内涵。我们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新阶级”可以这么简单地称呼它) 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受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古老最有生命力的错误观点之一的影响．那就是有人声称一切工作，不管是体力的，脑力的，艺术的或管理方面的．从根本上讲都是一样的：
事实上．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工作有着不同的意义．其差别简直再大不过了。对一些人而且很有可能是大多牧人来说，工作依然是每天必干不可的事。尤其是在人们对于生产的社会态度方面．工作总比什么都不干的要好。不过劳动累人，或者乏味，或者至少不特别快乐，工作的回报并不在于其任务，而在于所得到的报酬。
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工作则截然不同。工作是快乐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假如工作不快乐，这就成了失望或挫折的探层根源。假如一位广告商，企业大亨，诗人或教授突然发现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因此觉得自己应该向心理医生咨询，谁也不会认为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假如有人对企业经理或科学家说．他人生的根本动力是他所拿到的工资，那等于是侮辱这位经理或科学家：工资不是不重要，它和其他东西一道构成名望的主要指数。反过来，名望——别人所给予的尊敬，关心和尊重——又是由这种工作带来的满足感的更为重要的根源之一。然而一般来说，那些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期望尽其所能，他们不在乎补偿，任何相反的说法都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
这就是新阶级的工作：一个贵族在失去封建特权时思想上的痛苦也比不上这个阶级的成员在“堕落”为只有通过领取工资才能获得回报的普通劳动者时的痛苦。在二战后的几年里，一些小学教师离开自己的岗位去报酬更高的工厂里工作。这件事情成了各大报纸争相报道的题材，因为它表明有人放弃一种被认为是代表新阶级的尊严的职业，这是前所未有的。大学教授是比小学教师更有资格的新阶级成员，即使把这种变化当作一种古怪行为，不管他认为自己的收入多么微薄，他也绝不会考虑这样去改变自己的职业。
与以往阶级的所有行为相同的是，新阶级拼命设法使自己永恒存在。他们并
不期望自己的后代赚取大把金钱以筹划他们的生活。(那些经商的颇有点例外，至少部分原因是，在商界收入绝对是名气的指数。) 然而从他们一出生开始，他们就被精心灌输这种思想：找一份可以从中得到满足的职业，一份没有劳累只有享受的工作。新阶级中悲哀和挫折的主要根源之一就
是培养一个不成器的儿子，他凤凰落架，只找得一份单调乏味毫无意义的工作。遭遇到这种不幸的人，比如一个外科医生的儿子当了汽车库的帮手，他的社会对他既同情又震惊。不过新阶级有非凡的保护能力。外科医生的儿子很少真的成为一个汽车库帮手，他一般都能凭借自己的社会地位设法生存下来，也许是有点勉强。即使他在自己所干的销售员或投资顾问工作中找不到多少乐趣，他很可能也会硬着头皮说相反的话，以表示他是新阶级中的一员。
新阶级并不排外。不但几乎没有一个人离它而去，而且每年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跻身其中。要加入这个阶级，首要资格是教育。任何人，只要他在学术培养方面投入足够的金钱和时间，就可以成为新阶级的一个成员。新阶级内部有一个等级层次。工厂工人的儿子当上了电力工程师，他处于较低层次；这位工程师的儿子学习研究生课程．成了一位大学物理学家，他就渐渐上升到较高层次。在这两个例子中，接受教育的机会是开门的咒语。
我敢冒昧地说，外行的读者会觉得这里所提出的一些想法是相当合理相当理性的。尽管要付出的代价是很多小时沉闷无聊的劳动，可是人类为什么还要努力增加收入? 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商品更加富裕，更不缺乏，可是为什么他们还要这么做? 为什么他们不反过来努力增加每一天工作时间的快乐呢? 既然这是许多而且是越来越多的最有见识的人显而易见的抱负，为什么它就不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主要目标呢? 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我们想提出一个改进的计划，这就是教育，
或者范围更广一些，就是人类资本——以区别于物质资本——方面的投资。 但是按照更加复杂的传统观点的各项标准，包括一些职业经济学家的标准．任何这样的目标都很不受欢迎。不管迫切与否，物质商品的生产已经是人们所接受的衡量我们的进步的尺度。物质资本方面的投资是我们前进的基本动力。这种产品以及增加这种产品的手段都是可以衡量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可以衡量的就是更好的东西。一旦说让越来越多的人不要把生命浪费在传统劳作上，而是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愉快地生活，这样就很难从数量的角度准确地衡量它。由于在个人方面的投资不像在炼钢炉方面的投资，它无法提供一种既能看得见又能估价的产品，所以这种投资是低级投资。这时候，传统观点总算有话可说了：既然这些成就不容易衡量，那么作为一种目标，它们就很“滑稽。”这种观点被广泛认为是一种致命的定论。诚然，能够准确衡量的东西一般是旧有的熟悉的东西。因为它是旧有的熟悉的，所以已经被定义过、衡量过了。于是准确衡量的主张又成了多此一举，传统观点正是用它来保护自己的，我们绝不应该怀疑它的能力。 不过，任何一个觉得这一分析和这些建议有道理的人不必彻底感到气馁。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情况已经远远超过传统观点的范围，我们已经看到有多少人在努力加入新阶级的行列，也看到它的扩展速度有多么快。我们并不是在制定一种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而是在认识一种已经被广泛(假如只是悄无声息地) 认可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传统观点就不能无限制地抵制了。在一般人眼里，经济学家学位高知识渊博，他相信生活中没有哪个目标能够同增加全民和个人的实际收入相提并论，他绝不会想到自己去身体力行这样一个标准。可是在他自减少一周的工作时间，这是对于产品边际需求日益减少所做出的看似极其合理的反应。不幸的是，按照一般人的看法，好像减少工作时敷成了对财富日益增加的惟一合
法反应。至少自己的生活中，他是新阶级所有抱负的代言人。他教育孩子，只给他们灌输一样东西，并不是要他们增加收入，这是可憎的事情。首先，他要他们拥有一份有趣味有意义的职业。在这方面，他真希望孩子们会以他们学识渊博的老子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