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娱乐视角下“王西厢”中的老夫人形象
摘 要：自《莺莺传》到“董西厢”到“王西厢”，老夫人逐渐参与到崔、张爱情发展的全过程，并且愈发明显地成为诸恶所归和温和慈善的矛盾集合。老夫人形象的发展变化和积极娱乐有重要关系，“王西厢”对老夫人形象的改造，一方面，使形象本身和作品整体都具有更好的娱乐效果；另一方面，在娱人的同时更加凸显了作品反抗束缚、征服环境、追求理想生活的精神，在带给观众读者娱乐的同时能够唤起深层次的情感共鸣，这是老夫人形象具有特出魅力和久远生命力所不可或缺的。
关键词：《西厢记》；老夫人形象；积极娱乐视角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Mrs.Cui ’s character under the Positive-entertainment Perspective
Wang Lingmei,Chen Hengxin
(1.QuFu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Art, Shandong Qufu 273165;2.QuFu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Art, Shandong Qufu 273165)
Abstract: From “Yingying Zhuan ” to “Dong Xi Xiang ” and then to “Wang Xi Xiang ”,Mrs.Cui gradually participated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love story, and had a greater influence. In “WangXi Xiang ”, Mrs.Cui became a more independent an distinctive character, as well as a character of contradictions such as evil and moderate. To get a full appreciation of the caused of these changes with the positive-entertainment perspective, the request for positive entertainment was an important aspect. “Wang Xi Xiang” recoposited some plot related to Mrs.Cui, on the one hand, made the character itself as well as the whole work have better effects of entertainment; on the other hand, highlighted the spirit of the work, including the revolt agaist bondage, the conquest of the environment, the pursuit of the ideal life. Mrs.Cui in “Wang Xi Xiang ” fulfilled the requirement of positive entertainment betterly. As a result, the character brought more entertainment to the audience, meanwhile, arouse emotional resonace among the audience.This kind of resonance was actually an indispensable ingredient for a character to lure audience and to circulate enduringly.
Keywords:Xi Xiang Ji、Mrs.Cui 、Positive-entertainment perspective
故事题材一旦进入文化消费领域，其娱人特质势必突出，但是，能够使作品和人物不朽的，不只是娱乐，更是超出娱乐之上的精神。“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
[1]480者终于亨”对“悲”、“离”、“困”的摒弃，正是对现状的不满、对束缚的反抗、对环境的征服，对“欢”、“合”、“亨”的实现，正是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实现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一部分。这种精神又是通过娱乐的方式，给读者积极的引导或启示，使娱乐具有鲜明的积极倾向，这种灌注了具有积极倾向精神的娱乐即积极娱乐。积极娱乐的要求以及作品对这种要求的实现程度，将影响作品的改编和流传。读者的积极娱乐要求通过审美和消费过程反映出来，民间艺人和文人作家等创作者恰当把握这种要求，抑或融入个体情志，通过对故事安排和人物形象的改造更充分地实现积极娱乐。因此，积极娱乐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影响故事和人物形象的形成。对积极娱乐的充分实现，在带给读者娱乐的同时，让他们感受到追求自由的信念和实现理想的希望，这种深层次的情感交流和共鸣，是作品和其中的人物得以广远流传所不可或缺的。《莺莺传》、“董西厢”和“王西厢”①三部作品中崔、张故事从文人传奇进入①12 王实甫《西厢记》采用王季思先生校注、张人和先生集评的《集评校注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4月版；董解元《西厢记》采用凌景埏先生校注《董解元西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1月第1版；
民间流传系统，故事结构和人物形象都发生了变化，从积极娱乐视角探讨这些变化产生的原因和意义、考察作品和人物生命力的源泉，将有助于更全面准确地认识作品和人物形象。
《莺莺传》中，老夫人不仅出现得次数少，而且对莺、生的情感生活并没有过多直接的干预和影响，人物也只是模糊的背景而非鲜活的面容。“董西厢”中，老夫人的分量明显加重，而且作为反面力量直接干预崔、张的爱情婚姻。至“王西厢”，则参与到崔、张相识相爱悲欢离合的全过程，成为更加独立鲜明的形象。当代学者对老夫人形象的研究相当全面深入，但是对人物某些动作的理解见仁见智，比如，就遣红娘伴莺莺佛殿闲散心之举，戴不
[2]36[3]365凡先生看到的是老夫人对女儿的疼爱，张人和先生看到的是封建家长的爱的阶级性；
就应允搭斋、留请书院等做法，蒋星煜先生认为这个老夫人愚蠢无比、处处被动而无主见
[4]192-197，吴国钦先生则认为上述种种加上遣红问药可见她对崔、张的关怀备至，认为这是封
[5]30-31建家长的伪善表现。对人物形象的认识亦同中有异，比如，张人和先生认为老夫人形
象“揭露了封建家长的狠毒、专横，封建礼教、封建道德的虚伪、冷酷和封建势力的罪恶”
[3]367[2]40[6]103-114；戴不凡先生指出老夫人的自私心理，张燕瑾先生则认为她既不自私也不虚伪。上述各家论述从不同的角度发掘由人物的内心世界，分析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及蕴含的社会思想内容，但是较少结合《西厢记》的娱人文学特质将这些动作串联起来，放到整个剧情发展过程中考察它们产生的动因和存在的意义。那么，对《西厢记》中老夫人形象到底该如何理解？从《莺莺传》到《西厢记》，老夫人形象变化的动因何在？这个形象在流传过程中的生命力何在？
一、诸恶所归与温和慈善的矛盾结合
“王西厢”中的老夫人成为剧中诸恶所归，对莺莺行监坐守、无夜无明并女红，口口声声以家谱门第为念，赖婚，逼试，悔婚，但是，这位诸恶所归的老夫人，对莺莺、张生的爱情婚姻百般阻挠的同时又有一系列温和慈善的言行。
她遣红娘伴莺莺佛殿上闲散心，“董西厢”未交待莺莺缘何出得闺门使张生得见，“王西厢”中则是因为老夫人感觉“今日暮春天气，好生困人”，所以分付红娘“和小姐闲散心耍一回去来”。她应允张生搭斋，“董西厢”中只是法本应允张生搭斋的请求，无干老夫人事。“王西厢”中固然也有法本应允，但是又安排法本请求老夫人，而老夫人爽快准许。她在白马解围后留请张生家内书院安歇，《莺莺传》中是张生与崔氏共寓普救，“董西厢”中张生为接近莺莺借厢普救，都没有张生移居崔家书院的安排，“王西厢”中，白马解围之后老夫人即请张生来家内书院里安歇。她得知张生病重后遣红问药。她做主葬了郑恒，安排莺莺、张生的婚庆，“董西厢”中郑恒投阶而死，结果太守仅仅是令手下拽尸于门外便退厅张宴。如此处理不免草草，何况还是当朝郑相之子、老夫人之侄，而且崔、张之结合只是杜确一人做主，没有显示老夫人知晓此事，“王西厢”则安排老夫人做主葬了郑恒，并张罗喜庆茶饭，着莺莺张生成合。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老夫人已经成为诸恶所归和温和慈善的矛盾集合，老夫人既有作为相国夫人所不当有的做法，也有作为一个母亲所当有的做法；既有具有控制力的一面，也有失去控制的一面；既有对崔、张的阻挠和破坏，也有对崔、张的助力和成就。论者着眼于人物形象不同的方面，于是得出不同的结论，而将这矛盾的方面综合起来才是完整的老夫人。
二、老夫人形象的娱乐意义
无论是诸恶所归的老夫人还是温和慈善的老夫人，其形象设计和动作安排与观众读者的娱乐需要有关，于娱乐效果的实现有重要意义。无论是赖婚、逼试、悔婚还是口口声声相国 《莺莺传》采用《集评校注西厢记》第259-264页《附录一•莺莺传》。折目多采用金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版，亦有以金评本的折目代指“董西厢”和“王西厢”相应情节的情况，不一一注出。文中“《西厢记》”特指“王西厢”。
家谱门第，都是《莺莺传》和“董西厢”中所没有的，加强了矛盾冲突，使故事更“新”更“奇”，更加曲折好看，从而具有更好的娱乐效果。通观全剧，赖婚、逼试、悔婚，每每出现在崔、张爱情婚姻胜利在望的时候，临危许婚，崔、张、红皆大喜过望，赖婚却让这千万般好的畅想瞬间破裂；待到幽会已然有日，拷红有惊无险，既得老夫人允婚，看看接近苦尽甘来的欢喜极致，却急转直下紧跟逼试，顿时跌入离泪别酒的悲伤低谷；张生夺魁荣归，迎娶莺莺是众望所归，似乎可以欢笑一场收锣罢鼓，偏偏老夫人先起悔婚之心，后信郑恒诬陷又坚更婚之意，使得夺魁完配之喜转而成为再次失婚之虞。老夫人赖婚、逼试、悔婚的安排，使故事发展由欢而悲，由合而离，波澜突起，一折之中，七情具备，既尽悲欢离合之情，又极美满团圆之趣。
至于相国家谱门第之所以从开始就反复强调，正是为老夫人的诸多障碍行径提供足够多的根据，这样的安排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因为合乎剧中老夫人治家作风，也合乎读者的生活经验和想象中的相国夫人形象。老夫人的确有时候以相国家谱门第阻挠生、莺结合，比如逼试和悔婚，但是也不尽然。《寺警》折，老夫人固然对不是门当户对感到遗憾，但是毕竟许婚了；《拷艳》折，老夫人是诸般不乐意将莺莺与张生为妻，但是到底允婚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强调相国家谱门第的时候，其实也是老夫人让步的时候。这时的强调不是为了坚持，而是为了放弃，这种言行方式可谓人之常情，因此能够得到认同，同时亦可见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同样是强调相国家谱门第的安排，目的却不尽相同。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老夫人的家谱门第原则并非始终如一，而是不时变化的。寺警时许婚，老夫人守住了“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却也放弃了门当户对；拷红后允婚是因为“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但是为了不做次妻，又欲赖婚。而变化的根据正是剧情发展的需要，寺警之前，虽然崔、张彼此增强了了解、加深了感情，但是缺少继续发展下去的理由，许婚正好打破坚冰，将崔、张紧密联系。允婚使崔、张在几经曲折之后终于结合，既是崔、张阶段性的胜利，又是逼试送别等新一轮的悲欢离合的开始。安排许婚、允婚的让步使剧情得以顺利发展，而且给崔、张的爱情婚姻历程带来戏剧性的转折，娱乐效果无疑是非常明显的。
温和慈善的老夫人也和娱乐密切相关。在崔、张的爱情历程中，老夫人可谓贯彻始终，而温和慈善的言行往往出现在崔、张爱情婚姻发展遇到困境的时候，让似乎山穷水尽的崔、张爱情出现转机。莺莺乃故相千金，张生是白衣书生，本无缘相关，正是由于佛殿一遇才成
[7]7就“《西厢》一部命脉”，悲欢离合的故事才得以展开。虽然张生一见之下便已钟情，但
是佛殿邂逅时一瞥匆匆，隔墙酬和时月色朦胧，莺莺张生并没有很多能够互相交流的机会，甚至都还看不清彼此真模样，正是由于搭斋使生、莺互相窥视彼此知意，崔、张故事于是进一步发展。老夫人留请张生到家内书院里安下，拉近了崔、张空间上的距离，实际上为以后的听琴、传简、约会甚至佳期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在赖婚的阴霾里似乎又暗伏了崔、张情感继续的契机。赖简之后张生病重，“董西厢”中莺莺是借着兄妹之名当着老夫人的面提出“送药”的，“王西厢”中，偏偏老夫人只安排了红娘前去，不仅实现了生、红、莺之间的交流，而且就此定下佳期，使故事倏然进入新的境界。郑恒身死，此事无论生、莺、红，抑或杜确、法本诸人，都难以收场，但是老夫人干脆地以亲姑娘之身份做主葬了，结局更加美满团圆，少不了老夫人此番做主。
总之，这些情节安排对故事发展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正是由于这一系列安排，崔、张相识、相处、相知，感情步步深厚最后终成眷属，故事也几多曲折回转，层层推进最后团圆收煞。而且这些情节安排往往为《莺莺传》所无，“董西厢”中或是没有，或是有的与老夫人相关，又有的与莺莺、法本、杜确相关，失之散乱，“王西厢”中则集于老夫人一身，
[8]29一方面，使故事发展一线到底，人物形象也更加鲜明突出；另一方面，老夫人费尽心机
严加防范，实际上却不断为崔、张的结合制造转机提供便利，甚至他们的相遇也是由老夫人的“严命”而来，他们的喜庆茶饭也是老夫人张罗，这种对比本身就具有相当多的娱乐因素。
因此，诸恶所归和温和慈善都是必须的，矛盾集合的老夫人更好地实现了娱乐效果。
三、老夫人形象凸显了作品的反抗精神
老夫人全新形象的形成不仅具有更好的娱乐效果，而且作为反面力量的存在，凸显了作品反抗束缚、征服环境的精神。《莺莺传》中，崔、张的情感悲剧和当时的社会规则密切相关，张生屈从了那套规则所以始乱终弃，莺莺屈从了那套规则所以自言“固其宜也”，自始至终很难看到男女主人公反抗的火花。“董西厢”和“王西厢”中，老夫人形象作为反面力量的代表，对崔、张的爱情婚姻多加阻碍，而莺、生、红的反抗也通过与老夫人的斗争具体地呈现出来。
“董西厢”中老夫人只说继亲并未许婚，所以谢宴之上对张生的自媒是婉言谢绝而非赖婚。老夫人席间的言行既没有不尊重张生，也没有对他的婚事施加阻力，莺莺此时尚未对张生动心，因此也不会有太强烈的不满。所以，崔、张都没有、也难能有更多的反抗。“王西厢”中，老夫人不仅赖婚，而且欲以金帛“补偿”张生，还令莺莺不终席而去，正是她的这些做法，使张生怒发冲冠，让红娘义愤填膺，甚至莺莺也要埋怨母亲“即即世世老婆婆”。席上张生的慷慨陈词，事后红娘的献计献策，以及之后莺莺对张生的鼓励和追求，可以说都由赖婚激发而出。赖婚是老夫人对莺莺张生、对自由爱情的压制和摧残，而崔、张、红对现状的不满、对束缚的反抗、对爱情的追求，却也因之得到充分展现。
“董西厢”中张生是自请赴试，虽然也有离别的伤感、相思的痛苦，但是这是张生自己的选择。没有老夫人的压力，也就看不到张生、莺莺为争取爱情婚姻而与外在环境进行的斗争，缺少震撼人心的力量。“王西厢”中逼试全出于老夫人不仅令张生“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而且放言“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逼试加深了卫道者的冷酷残忍，也凸显了叛逆者的坚强可贵，长亭送别以及草桥惊梦、寄物缄愁，渲染了崔、张承受的痛苦，也突出了他们的重情轻名，突出了他们对爱情的坚贞不渝，而张生的慷慨赴试夺魁荣归，也正是对外在环境的反抗和征服。
“董西厢”中老夫人是因为听信了郑恒的诬陷才有悔婚的打算，误会的成分更多，崔、张面对的也只是郑恒的诬陷，而张生“郑公，贤相也，稍蒙见知。吾与其子争一妇人，似涉非礼”的态度，则怯懦有余，刚强不足，更谈不上反抗。“王西厢”中，老夫人在刚闻知郑恒过来的时候已心生悔意，后来偏信诬陷，悔上添怒，所以决心更婚郑恒。这样，崔、张、红面对的就不仅是郑恒的诬陷，还有老夫人的阻挠。而在这双重重压下，张生据理力争，莺莺建言求助杜将军，红娘则在痛斥郑恒之外左右斡旋，勇于反抗、善于反抗的崔、张、红，应该可以给观众和读者更强大的精神震撼和鼓舞。
自《莺莺传》、“董西厢”至“王西厢”，老夫人变得时时强调相国家谱门第，对莺莺严加管束，对张生轻视有加，她赖婚、逼试、悔婚，对崔、张的爱情婚姻造成的阻力越来越大，老夫人越是集诸恶于一身，主人公所处的环境就越恶劣，其反抗精神就越突出。自《莺莺传》、“董西厢”至“王西厢”，老夫人有时又变得温和慈善，而正是这温和慈善往往使得她的诸般防范功亏一篑，这在带给观众娱乐的同时也给他们一种信念：礼教的罗网密而有疏，不但是有隙可乘，甚而是可以利用的。这个老夫人形象的设计其实正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外在环境是可以征服的，只要敢于反抗善于反抗，也可以像主人公那样实现理想，这就在带给读者娱乐的同时给他们反抗的勇气和胜利的信心。
结 语
张燕瑾先生指出:“指导老夫人行动的一条思想主线，就是对女儿、对家庭声誉的爱。”
[6]106戴不凡先生也论及老夫人的行动有一个总的打算，“那主要是确保崔相国的家风，以治
[2]39家严肃而闻名朝野，竭力防止和避免破坏她家门风的‘丑事’发生。”这可以说是揭示了
人物行动的内在逻辑，即老夫人的这一系列动作于她在剧中的身份和性格而言是合情合理的，而将老夫人的形象设计和动作安排放到全剧中进行整体考察的话，老夫人这一系列动作
的安排和全新形象的形成与积极娱乐的要求有密切关系。“王西厢”的创作，理解并接受读者积极娱乐的需求，并通过对人物形象的改造加以反映和实现，一方面使作品和其中的人物形象具有更好的娱乐效果，另一方面既让读者看到外在环境的束缚和重压，也让他们看到反抗的力量和胜利的希望，在给读者带来娱乐的同时满足了他们深层次的精神需要，人物形象因此也获得了持久的魅力和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陈多，叶长海. 中国历代剧论选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戴不凡. 论崔莺莺[M].上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3]《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 古典文学论丛[C].济南：齐鲁书社，1981.
[4]蒋星煜. 《西厢记》研究与欣赏[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5]吴国钦. 《西厢记》艺术谈[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6]张燕瑾. 张燕瑾讲《西厢记》[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7]张人和，王季思. 集评校注《西厢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李渔. 李笠翁曲话[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积极娱乐视角下“王西厢”中的老夫人形象
摘 要：自《莺莺传》到“董西厢”到“王西厢”，老夫人逐渐参与到崔、张爱情发展的全过程，并且愈发明显地成为诸恶所归和温和慈善的矛盾集合。老夫人形象的发展变化和积极娱乐有重要关系，“王西厢”对老夫人形象的改造，一方面，使形象本身和作品整体都具有更好的娱乐效果；另一方面，在娱人的同时更加凸显了作品反抗束缚、征服环境、追求理想生活的精神，在带给观众读者娱乐的同时能够唤起深层次的情感共鸣，这是老夫人形象具有特出魅力和久远生命力所不可或缺的。
关键词：《西厢记》；老夫人形象；积极娱乐视角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Mrs.Cui ’s character under the Positive-entertainment Perspective
Wang Lingmei,Chen Hengxin
(1.QuFu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Art, Shandong Qufu 273165;2.QuFu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Art, Shandong Qufu 273165)
Abstract: From “Yingying Zhuan ” to “Dong Xi Xiang ” and then to “Wang Xi Xiang ”,Mrs.Cui gradually participated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love story, and had a greater influence. In “WangXi Xiang ”, Mrs.Cui became a more independent an distinctive character, as well as a character of contradictions such as evil and moderate. To get a full appreciation of the caused of these changes with the positive-entertainment perspective, the request for positive entertainment was an important aspect. “Wang Xi Xiang” recoposited some plot related to Mrs.Cui, on the one hand, made the character itself as well as the whole work have better effects of entertainment; on the other hand, highlighted the spirit of the work, including the revolt agaist bondage, the conquest of the environment, the pursuit of the ideal life. Mrs.Cui in “Wang Xi Xiang ” fulfilled the requirement of positive entertainment betterly. As a result, the character brought more entertainment to the audience, meanwhile, arouse emotional resonace among the audience.This kind of resonance was actually an indispensable ingredient for a character to lure audience and to circulate enduringly.
Keywords:Xi Xiang Ji、Mrs.Cui 、Positive-entertainment perspective
故事题材一旦进入文化消费领域，其娱人特质势必突出，但是，能够使作品和人物不朽的，不只是娱乐，更是超出娱乐之上的精神。“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
[1]480者终于亨”对“悲”、“离”、“困”的摒弃，正是对现状的不满、对束缚的反抗、对环境的征服，对“欢”、“合”、“亨”的实现，正是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实现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一部分。这种精神又是通过娱乐的方式，给读者积极的引导或启示，使娱乐具有鲜明的积极倾向，这种灌注了具有积极倾向精神的娱乐即积极娱乐。积极娱乐的要求以及作品对这种要求的实现程度，将影响作品的改编和流传。读者的积极娱乐要求通过审美和消费过程反映出来，民间艺人和文人作家等创作者恰当把握这种要求，抑或融入个体情志，通过对故事安排和人物形象的改造更充分地实现积极娱乐。因此，积极娱乐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影响故事和人物形象的形成。对积极娱乐的充分实现，在带给读者娱乐的同时，让他们感受到追求自由的信念和实现理想的希望，这种深层次的情感交流和共鸣，是作品和其中的人物得以广远流传所不可或缺的。《莺莺传》、“董西厢”和“王西厢”①三部作品中崔、张故事从文人传奇进入①12 王实甫《西厢记》采用王季思先生校注、张人和先生集评的《集评校注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4月版；董解元《西厢记》采用凌景埏先生校注《董解元西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1月第1版；
民间流传系统，故事结构和人物形象都发生了变化，从积极娱乐视角探讨这些变化产生的原因和意义、考察作品和人物生命力的源泉，将有助于更全面准确地认识作品和人物形象。
《莺莺传》中，老夫人不仅出现得次数少，而且对莺、生的情感生活并没有过多直接的干预和影响，人物也只是模糊的背景而非鲜活的面容。“董西厢”中，老夫人的分量明显加重，而且作为反面力量直接干预崔、张的爱情婚姻。至“王西厢”，则参与到崔、张相识相爱悲欢离合的全过程，成为更加独立鲜明的形象。当代学者对老夫人形象的研究相当全面深入，但是对人物某些动作的理解见仁见智，比如，就遣红娘伴莺莺佛殿闲散心之举，戴不
[2]36[3]365凡先生看到的是老夫人对女儿的疼爱，张人和先生看到的是封建家长的爱的阶级性；
就应允搭斋、留请书院等做法，蒋星煜先生认为这个老夫人愚蠢无比、处处被动而无主见
[4]192-197，吴国钦先生则认为上述种种加上遣红问药可见她对崔、张的关怀备至，认为这是封
[5]30-31建家长的伪善表现。对人物形象的认识亦同中有异，比如，张人和先生认为老夫人形
象“揭露了封建家长的狠毒、专横，封建礼教、封建道德的虚伪、冷酷和封建势力的罪恶”
[3]367[2]40[6]103-114；戴不凡先生指出老夫人的自私心理，张燕瑾先生则认为她既不自私也不虚伪。上述各家论述从不同的角度发掘由人物的内心世界，分析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及蕴含的社会思想内容，但是较少结合《西厢记》的娱人文学特质将这些动作串联起来，放到整个剧情发展过程中考察它们产生的动因和存在的意义。那么，对《西厢记》中老夫人形象到底该如何理解？从《莺莺传》到《西厢记》，老夫人形象变化的动因何在？这个形象在流传过程中的生命力何在？
一、诸恶所归与温和慈善的矛盾结合
“王西厢”中的老夫人成为剧中诸恶所归，对莺莺行监坐守、无夜无明并女红，口口声声以家谱门第为念，赖婚，逼试，悔婚，但是，这位诸恶所归的老夫人，对莺莺、张生的爱情婚姻百般阻挠的同时又有一系列温和慈善的言行。
她遣红娘伴莺莺佛殿上闲散心，“董西厢”未交待莺莺缘何出得闺门使张生得见，“王西厢”中则是因为老夫人感觉“今日暮春天气，好生困人”，所以分付红娘“和小姐闲散心耍一回去来”。她应允张生搭斋，“董西厢”中只是法本应允张生搭斋的请求，无干老夫人事。“王西厢”中固然也有法本应允，但是又安排法本请求老夫人，而老夫人爽快准许。她在白马解围后留请张生家内书院安歇，《莺莺传》中是张生与崔氏共寓普救，“董西厢”中张生为接近莺莺借厢普救，都没有张生移居崔家书院的安排，“王西厢”中，白马解围之后老夫人即请张生来家内书院里安歇。她得知张生病重后遣红问药。她做主葬了郑恒，安排莺莺、张生的婚庆，“董西厢”中郑恒投阶而死，结果太守仅仅是令手下拽尸于门外便退厅张宴。如此处理不免草草，何况还是当朝郑相之子、老夫人之侄，而且崔、张之结合只是杜确一人做主，没有显示老夫人知晓此事，“王西厢”则安排老夫人做主葬了郑恒，并张罗喜庆茶饭，着莺莺张生成合。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老夫人已经成为诸恶所归和温和慈善的矛盾集合，老夫人既有作为相国夫人所不当有的做法，也有作为一个母亲所当有的做法；既有具有控制力的一面，也有失去控制的一面；既有对崔、张的阻挠和破坏，也有对崔、张的助力和成就。论者着眼于人物形象不同的方面，于是得出不同的结论，而将这矛盾的方面综合起来才是完整的老夫人。
二、老夫人形象的娱乐意义
无论是诸恶所归的老夫人还是温和慈善的老夫人，其形象设计和动作安排与观众读者的娱乐需要有关，于娱乐效果的实现有重要意义。无论是赖婚、逼试、悔婚还是口口声声相国 《莺莺传》采用《集评校注西厢记》第259-264页《附录一•莺莺传》。折目多采用金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版，亦有以金评本的折目代指“董西厢”和“王西厢”相应情节的情况，不一一注出。文中“《西厢记》”特指“王西厢”。
家谱门第，都是《莺莺传》和“董西厢”中所没有的，加强了矛盾冲突，使故事更“新”更“奇”，更加曲折好看，从而具有更好的娱乐效果。通观全剧，赖婚、逼试、悔婚，每每出现在崔、张爱情婚姻胜利在望的时候，临危许婚，崔、张、红皆大喜过望，赖婚却让这千万般好的畅想瞬间破裂；待到幽会已然有日，拷红有惊无险，既得老夫人允婚，看看接近苦尽甘来的欢喜极致，却急转直下紧跟逼试，顿时跌入离泪别酒的悲伤低谷；张生夺魁荣归，迎娶莺莺是众望所归，似乎可以欢笑一场收锣罢鼓，偏偏老夫人先起悔婚之心，后信郑恒诬陷又坚更婚之意，使得夺魁完配之喜转而成为再次失婚之虞。老夫人赖婚、逼试、悔婚的安排，使故事发展由欢而悲，由合而离，波澜突起，一折之中，七情具备，既尽悲欢离合之情，又极美满团圆之趣。
至于相国家谱门第之所以从开始就反复强调，正是为老夫人的诸多障碍行径提供足够多的根据，这样的安排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因为合乎剧中老夫人治家作风，也合乎读者的生活经验和想象中的相国夫人形象。老夫人的确有时候以相国家谱门第阻挠生、莺结合，比如逼试和悔婚，但是也不尽然。《寺警》折，老夫人固然对不是门当户对感到遗憾，但是毕竟许婚了；《拷艳》折，老夫人是诸般不乐意将莺莺与张生为妻，但是到底允婚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强调相国家谱门第的时候，其实也是老夫人让步的时候。这时的强调不是为了坚持，而是为了放弃，这种言行方式可谓人之常情，因此能够得到认同，同时亦可见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同样是强调相国家谱门第的安排，目的却不尽相同。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老夫人的家谱门第原则并非始终如一，而是不时变化的。寺警时许婚，老夫人守住了“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却也放弃了门当户对；拷红后允婚是因为“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但是为了不做次妻，又欲赖婚。而变化的根据正是剧情发展的需要，寺警之前，虽然崔、张彼此增强了了解、加深了感情，但是缺少继续发展下去的理由，许婚正好打破坚冰，将崔、张紧密联系。允婚使崔、张在几经曲折之后终于结合，既是崔、张阶段性的胜利，又是逼试送别等新一轮的悲欢离合的开始。安排许婚、允婚的让步使剧情得以顺利发展，而且给崔、张的爱情婚姻历程带来戏剧性的转折，娱乐效果无疑是非常明显的。
温和慈善的老夫人也和娱乐密切相关。在崔、张的爱情历程中，老夫人可谓贯彻始终，而温和慈善的言行往往出现在崔、张爱情婚姻发展遇到困境的时候，让似乎山穷水尽的崔、张爱情出现转机。莺莺乃故相千金，张生是白衣书生，本无缘相关，正是由于佛殿一遇才成
[7]7就“《西厢》一部命脉”，悲欢离合的故事才得以展开。虽然张生一见之下便已钟情，但
是佛殿邂逅时一瞥匆匆，隔墙酬和时月色朦胧，莺莺张生并没有很多能够互相交流的机会，甚至都还看不清彼此真模样，正是由于搭斋使生、莺互相窥视彼此知意，崔、张故事于是进一步发展。老夫人留请张生到家内书院里安下，拉近了崔、张空间上的距离，实际上为以后的听琴、传简、约会甚至佳期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在赖婚的阴霾里似乎又暗伏了崔、张情感继续的契机。赖简之后张生病重，“董西厢”中莺莺是借着兄妹之名当着老夫人的面提出“送药”的，“王西厢”中，偏偏老夫人只安排了红娘前去，不仅实现了生、红、莺之间的交流，而且就此定下佳期，使故事倏然进入新的境界。郑恒身死，此事无论生、莺、红，抑或杜确、法本诸人，都难以收场，但是老夫人干脆地以亲姑娘之身份做主葬了，结局更加美满团圆，少不了老夫人此番做主。
总之，这些情节安排对故事发展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正是由于这一系列安排，崔、张相识、相处、相知，感情步步深厚最后终成眷属，故事也几多曲折回转，层层推进最后团圆收煞。而且这些情节安排往往为《莺莺传》所无，“董西厢”中或是没有，或是有的与老夫人相关，又有的与莺莺、法本、杜确相关，失之散乱，“王西厢”中则集于老夫人一身，
[8]29一方面，使故事发展一线到底，人物形象也更加鲜明突出；另一方面，老夫人费尽心机
严加防范，实际上却不断为崔、张的结合制造转机提供便利，甚至他们的相遇也是由老夫人的“严命”而来，他们的喜庆茶饭也是老夫人张罗，这种对比本身就具有相当多的娱乐因素。
因此，诸恶所归和温和慈善都是必须的，矛盾集合的老夫人更好地实现了娱乐效果。
三、老夫人形象凸显了作品的反抗精神
老夫人全新形象的形成不仅具有更好的娱乐效果，而且作为反面力量的存在，凸显了作品反抗束缚、征服环境的精神。《莺莺传》中，崔、张的情感悲剧和当时的社会规则密切相关，张生屈从了那套规则所以始乱终弃，莺莺屈从了那套规则所以自言“固其宜也”，自始至终很难看到男女主人公反抗的火花。“董西厢”和“王西厢”中，老夫人形象作为反面力量的代表，对崔、张的爱情婚姻多加阻碍，而莺、生、红的反抗也通过与老夫人的斗争具体地呈现出来。
“董西厢”中老夫人只说继亲并未许婚，所以谢宴之上对张生的自媒是婉言谢绝而非赖婚。老夫人席间的言行既没有不尊重张生，也没有对他的婚事施加阻力，莺莺此时尚未对张生动心，因此也不会有太强烈的不满。所以，崔、张都没有、也难能有更多的反抗。“王西厢”中，老夫人不仅赖婚，而且欲以金帛“补偿”张生，还令莺莺不终席而去，正是她的这些做法，使张生怒发冲冠，让红娘义愤填膺，甚至莺莺也要埋怨母亲“即即世世老婆婆”。席上张生的慷慨陈词，事后红娘的献计献策，以及之后莺莺对张生的鼓励和追求，可以说都由赖婚激发而出。赖婚是老夫人对莺莺张生、对自由爱情的压制和摧残，而崔、张、红对现状的不满、对束缚的反抗、对爱情的追求，却也因之得到充分展现。
“董西厢”中张生是自请赴试，虽然也有离别的伤感、相思的痛苦，但是这是张生自己的选择。没有老夫人的压力，也就看不到张生、莺莺为争取爱情婚姻而与外在环境进行的斗争，缺少震撼人心的力量。“王西厢”中逼试全出于老夫人不仅令张生“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而且放言“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逼试加深了卫道者的冷酷残忍，也凸显了叛逆者的坚强可贵，长亭送别以及草桥惊梦、寄物缄愁，渲染了崔、张承受的痛苦，也突出了他们的重情轻名，突出了他们对爱情的坚贞不渝，而张生的慷慨赴试夺魁荣归，也正是对外在环境的反抗和征服。
“董西厢”中老夫人是因为听信了郑恒的诬陷才有悔婚的打算，误会的成分更多，崔、张面对的也只是郑恒的诬陷，而张生“郑公，贤相也，稍蒙见知。吾与其子争一妇人，似涉非礼”的态度，则怯懦有余，刚强不足，更谈不上反抗。“王西厢”中，老夫人在刚闻知郑恒过来的时候已心生悔意，后来偏信诬陷，悔上添怒，所以决心更婚郑恒。这样，崔、张、红面对的就不仅是郑恒的诬陷，还有老夫人的阻挠。而在这双重重压下，张生据理力争，莺莺建言求助杜将军，红娘则在痛斥郑恒之外左右斡旋，勇于反抗、善于反抗的崔、张、红，应该可以给观众和读者更强大的精神震撼和鼓舞。
自《莺莺传》、“董西厢”至“王西厢”，老夫人变得时时强调相国家谱门第，对莺莺严加管束，对张生轻视有加，她赖婚、逼试、悔婚，对崔、张的爱情婚姻造成的阻力越来越大，老夫人越是集诸恶于一身，主人公所处的环境就越恶劣，其反抗精神就越突出。自《莺莺传》、“董西厢”至“王西厢”，老夫人有时又变得温和慈善，而正是这温和慈善往往使得她的诸般防范功亏一篑，这在带给观众娱乐的同时也给他们一种信念：礼教的罗网密而有疏，不但是有隙可乘，甚而是可以利用的。这个老夫人形象的设计其实正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外在环境是可以征服的，只要敢于反抗善于反抗，也可以像主人公那样实现理想，这就在带给读者娱乐的同时给他们反抗的勇气和胜利的信心。
结 语
张燕瑾先生指出:“指导老夫人行动的一条思想主线，就是对女儿、对家庭声誉的爱。”
[6]106戴不凡先生也论及老夫人的行动有一个总的打算，“那主要是确保崔相国的家风，以治
[2]39家严肃而闻名朝野，竭力防止和避免破坏她家门风的‘丑事’发生。”这可以说是揭示了
人物行动的内在逻辑，即老夫人的这一系列动作于她在剧中的身份和性格而言是合情合理的，而将老夫人的形象设计和动作安排放到全剧中进行整体考察的话，老夫人这一系列动作
的安排和全新形象的形成与积极娱乐的要求有密切关系。“王西厢”的创作，理解并接受读者积极娱乐的需求，并通过对人物形象的改造加以反映和实现，一方面使作品和其中的人物形象具有更好的娱乐效果，另一方面既让读者看到外在环境的束缚和重压，也让他们看到反抗的力量和胜利的希望，在给读者带来娱乐的同时满足了他们深层次的精神需要，人物形象因此也获得了持久的魅力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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