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1-26 03:5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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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中国改革
杂谈
分类： 政经
中国面临政、经体制的冲突
－－福莱德曼对中国的临终遗言
袁晓明
（旧文重发。五年前提出这样的设想：建立政治特区，如深圳试验经济改革一样，在政治特区实施民选和法制，为中国全面政治改革开路。这是对中国新领导班子的厚望。）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已经过世，他在生前与中国和印度有特殊的缘分，上世纪５０年代，弗里德曼去印度指点国家的经济方针政策，后来弗里德曼又去了中国，为中国经济政策提供指导。因此，弗里德曼对中印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有特殊的了解，并对这两大经济体在二十一世纪的角色有他独特的见解。去年，弗里德曼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采访，那是他去世前的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据《华尔街日报》刊登的采访记录，在并不长的采访中，弗里德曼用特别对中国与印度的前景做了特别的论述，这应该是弗里德曼对中印两国的临终遗言。
《华尔街日报》：“你对中国ＶＳ印度有什么看法？”
弗里德曼：“当然有。鲜明的对比。中国在政治上至今是集中（collectivism ）的制度，经济体制上却逐渐放开，走向了市场经济，至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在前面却面临一个政、经体制的冲突（Clash），因为这两者最终不能够相融。印度有民主的政治体制，但过去却是集中的计划经济，如今印度放开了经济体制，从而在各方面增加自由的程度，因此，相比之下，印度却是处在更好的境地。”
弗里德曼的上述论点似乎有这样一个简单的比喻，过去中国与印度是１：１的比分，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因此，从短期与现状来看，中国有一定的领先。在印度放开经济管制后，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重大改革的情况下，两个国家的比分就变成了１：２，印度比中国多了一个优势。当然，国家的竞争状态也不能用这么简单的比分来打分。并且，弗里德曼的论述并非是比分的简单增加，而是政治与经济体制的相融与排斥，这是弗里德曼论点的关键。换言之，在改革的顺序上，国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去执行，在一定的时间内，可以只对一边进行改革，但最终要看政经体制之间的相互冲突还是相融。作为全球最著名的自由经济学者和倡导者，同时也曾是一些国家的经济改革顾问，弗里德曼的“冲突”论并非完全出于直觉，而是有他的经济理论作为基础，有他多年来的实践的作为例证。
弗里德曼赞扬中国经济的成功，其实就是对邓小平发起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肯定，弗里德曼提出政、经体制的“冲突”，也是对当今中国领导人的一个挑战。
今年是邓小平去世１０周年，毋须置疑，今天中国的经济崛起是邓小平的世纪之作。
邓小平最著名的改革论点无疑是他的“猫论”，即“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对于“猫论”，有诸多的解读，其中一种解读就是邓小平要把市场经济是姓“资”还是姓“社”放到一边，不要因为这样的争论而影响了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同意这样的解读，但邓小平也可能是要经济体制改革先行，并且，中央集权下更容易推行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事实上也是如此，当全国上下对市场经济是否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争论不休的时候，邓小平以他的南巡讲话再一次把争论推到一边，从而经济体制才能继续改革、中国的经济才能得以不断的发展。邓小平的“猫论”是一个创新，走出了一条与其他国家不同的中国式的改革道路。创新之处主要有两点，首先，在一段时间内，集中的政治体制能推动自由经济的进程；其次，经济体制的改革可以先行，尤其是在只涉及到释放生产力、与产权关系不大的阶段，自由经济体制与集中政治体制并非有多大的冲突。中国并非需要去管理资本市场，也并非需要去处理产权问题等等，中国原有的福利体系包括公费医疗和教育都还在延续之中，并没有当今这么突出的问题。
邓小平先以“猫论”解决了思想观念上的问题，他又以大力发展沿海的出口加工业作为市场经济的操作性政策。中国的出口加工业并非只是为出口创汇、引进外资，更重要的是通过出口加工直接将沿海开放城市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到全球化的自由经济体系之中，生产完全取决于国际市场的需求、并由跨国公司管理的供应链所引导，中国需要投入的就是廉价劳动力以及对出口加工的政策。利用已经形成的全球化自由经济系统带动中国经济以及经济体系的改革，那无疑是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最大亮点，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二十年来一直胜过印度经济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在全球的经济体系之中，中国的出口加工业仅仅是处在附加值较低的环节，但那也是在一个远比国内经济体系效率高得多的环节，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大多在东南沿海地段。因此，一方面沿海地区的出口加工业在全球化的自由经济体系之中高效的运行，那一部分完全取决于国际市场的需求、并由跨国公司管理的供应链所引导，中国需要投入的就是廉价劳动力以及对出口加工的政策。另一方面，国内的其他产业，主要是基础设施却利用外资贷款和出口加工所获得的外汇大力发展，其中浪费不少，但与计划经济时代的项目却是在投资回报上有不小的提高，在逐渐的转制之中满足内需以及基础设施的投入。
除了“猫论”，邓小平还有另一个著名的论点，那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目的就是要打破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邓小平预料到打破中国几十年的平均主义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此他先搞出了沿海的几个经济特区，形成一种地理和思想上的暂时隔离，并有试验性的意义，也同时给更大规模的改革提供一个缓冲的地带，当时特区的人工资更高并没有对内地的人有多大的刺激。在内地的先富也就是“万元户”的水平，政策性的腐败也都没有那么透明和大胆，加之大众还生活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之下，并对经济改革有向往，也有相当大对政策失误的容忍。不知道邓小平在提出“先让一部分富起来”的时候，是否他已经预见到在短短的十年来，中国的富者可以有数十亿的家产，而穷者却只有几百元的月收入，更失去了从前的国家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福利。
那么，弗里德曼认同了邓小平集中政治体制下先改革经济体制的思想，反过来，邓小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弗里德曼的政、经体制“冲突”论吗？更重要的是，中国是否真地就面临政治集中与经济自由的政、经之冲突？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首先让我们来看当前中国最严重的几个社会问题，我们可以解析这些问题是否源于中国政、经体制的冲突。
腐败是当今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为什么腐败屡禁不止，前几年北京惩治了一批高官的腐败，去年，上海又挖出了市委书记为首的特大腐败团伙。腐败不仅涉及政府高官，而且金额越来越大，并且腐败的手段越来越智能化，从愚笨地收受现炒发展到表面合法地侵吞国有资产。当前最快的致富途径就是权力致富，而腐败是权力致富的根源。集中政治体制之下，大众难以直接参与到反腐败的之中，反腐败的重担全部交给了政府，即便政府建立起香港廉政公署那样的机构，中国之大，一个廉政公署也是反不过来的。其实，最为彻底的反腐败就是将反腐败的权力让民众拥有和发挥，这是世界范围内证明了的最有效的反腐败措施。去年美国国会一些议员腐败严重，共和党的国会领导起初就试图掩盖自己党内议员的，最后，还是美国选民让腐败议员下台，并促使国会制定了新的反腐败规章。除了美国选民可以通过选票惩治腐败，政治家们相互竞争无疑也是非常有效的反腐措施，当然更有媒体的大力监督。
民众缺乏市场经济下应有的权力是另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过去这些年来，对民工的欠薪是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劳资关系是一个市场的契约关系，欠薪的机构必须按法律偿还拖欠的民工的工资，但最后还得靠一些地方搞出了刑拘、游街欠薪人的政府行为来弥补民工们权力的缺乏，也告知民众政府行为更为有效，法律保证的权力却无能为力。过去的二十多年来，中国人被推进了市场经济之中，无疑他们获得了许多计划经济下没有的机会，但他们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境就是，他们承担了市场经济所给他们的责任，但却缺乏应该拥有的许多权力。过去计划经济下的中国人就如一个大“家庭”里未成年的孩子，由于有“家庭”所提供的一定的经济保障，他们并不需要多少的权力，在当今市场经济的体制下，中国人就如已经成年的人一样，“家庭”不再提供经济上的保障，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也同时需要相应的权力比如不要受户口的限制等等。当今的一些中国人开始怀念过去的日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觉得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多少个人的权力，但象未成年的孩子一样却得到国家这个大“家庭”的基本喂养，比如有工作保障、能免费上大学、能报销药费等等。
按照国际标准，中国贫富悬殊指数已经过了警戒线，贫富悬殊无疑是中国另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其贫富悬殊的根源并非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并非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所致，而是中国政、经体制难以融合的一个具体表现。由于钱权的关系，富有的人就更能接近权力和政策，由于没有政治体制上授予的人人都平等的权力，贫穷的人在话语权上就处于弱势，这并非是中国社会特有，这是世界性的问题，因此，必须通过制度给所有人的政治权利予以保护，让他们不要因为经济状态的原因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所有国家都面临一个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挑战，许多发达国家采用税收等经济政策去帮助穷人，但更重要的是要保证大众的政治权力去影响政策和法规。同样的，要缓解贫富悬殊，中国也可以有几个途径，一是通过政府行为如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那样向穷人发放救济；二是通过政府行为或立法机构大大提供工资水平；三是来一个财富和产权上的重新“革命”，最彻底地做到共同“富裕”。前两个途径既是违背自由经济法则，又是由上至下的政府施恩，更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依靠，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第三个途径则是将市场经济体制推倒重来，那是逆了改革的潮流。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人们应该减少对政府依靠，多靠市场经济的法则和规律去脱贫致富，也靠在言论上权力，通过民主的程序表达对法规和政策的支持和反对。
为了解决中国政、经制度的冲突，中国需要放开集中的政治制度，但中国需要吸取其他国家的教训，前苏联的政体的急速放松，以及南美在自由经济体制上倒退都是失败的先例。邓小平当年放松经济体制，但仍然保持集中的政治体制，其实是走出了一条与前苏联不一样的道路，是一条更成功的改革之路。从当今南美国家的极端左转比如委内瑞拉，中国也应该可以得到一些提示。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无疑是为中国崛起以及将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建立起基础，任何原因即便是为了大众的暂时利益，致使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倒退对中国总体发展都极为不利。委内瑞拉的总统查韦斯为了给他的国民更多的利益，他在市场经济上大步倒退，暂时顺服了民意，他也同时在政治上加强了集中的管制，从而经济体制上的严格控制带来政治体制上的集中，查韦斯正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实现了民主制度下的一人政治，那不仅是在经济体制上的倒退，而且还是政治体制上的紧缩。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之路，政治体制改革则需要更长的时间，也要面临更大的挑战。从邓小平发起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至后邓小平的中国领导对经济改革继续执行，中国经济改革之路已经为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供了一个蓝图，即不用死守什么主义，正如邓小平的“猫论”所创新的那样，中国需要建立起对经济发展有利、对人民大众有利的政治体制，让政治家们在民众的市场上去竞争，而不是在官场上争斗，当今的中国也可以如当年邓小平建立起经济特区一样，建立起政治体制改革的特区，并从特区的试验中吸取经验教训，给更大范围的改革提供一个缓冲和纠正的机会，同时让民众既看到政体改革的希望，也看到政体改革的艰难和长期性。
如当年的经济特区一样，政体改革特区需要有特殊的政策，比如，在舆论上对当地政府完全独立的监督，政府的领导先在党内竞争初选，推出多位候选人再由民众选出，为竞选政府的领导职位，参选者需要拿出竞选纲领，当选后，要兑现竞选纲领，并受到大众的监督。通过政治特区的改革试点，中国最终能够找出符合中国国情以及中国经济体制的民主的政治体制，那将是这个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国强民富、民主、平等之中国全面崛起的机会，那无疑是过去一个世纪中国反帝、反封建先驱们所为之奋斗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今中国的领导如果能成功地领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民主、平等的政治体制，那既是破了弗里德曼政、经体制冲突的预言，也是对邓小平思想的继承，更是对邓小平改革的超越，将是另一个中国的世纪之作，从而成就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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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应该注意中小城市的发展，中央应给予地方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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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体制，不是完全私有化；是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不是完全的自由市场、自由竞争的运行机制。政权的性质就是主要维护哪些人的利益，如何运用权力是关键。事实证明，集中的权力可以实施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
2012-12-16 18:31回复(0)
wybeseen
你不预测美国大选拉？改胡扯中国政经拉？？？
2012-12-19 12:56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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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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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已经过世，他在生前与中国和印度有特殊的缘分，上世纪５０年代，弗里德曼去印度指点国家的经济方针政策，后来弗里德曼又去了中国，为中国经济政策提供指导。因此，弗里德曼对中印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有特殊的了解，并对这两大经济体在二十一世纪的角色有他独特的见解。去年，弗里德曼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采访，那是他去世前的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据《华尔街日报》刊登的采访记录，在并不长的采访中，弗里德曼用特别对中国与印度的前景做了特别的论述，这应该是弗里德曼对中印两国的临终遗言。
《华尔街日报》：“你对中国ＶＳ印度有什么看法？”
弗里德曼：“当然有。鲜明的对比。中国在政治上至今是集中（collectivism ）的制度，经济体制上却逐渐放开，走向了市场经济，至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在前面却面临一个政、经体制的冲突（Clash），因为这两者最终不能够相融。印度有民主的政治体制，但过去却是集中的计划经济，如今印度放开了经济体制，从而在各方面增加自由的程度，因此，相比之下，印度却是处在更好的境地。”
弗里德曼的上述论点似乎有这样一个简单的比喻，过去中国与印度是１：１的比分，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因此，从短期与现状来看，中国有一定的领先。在印度放开经济管制后，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重大改革的情况下，两个国家的比分就变成了１：２，印度比中国多了一个优势。当然，国家的竞争状态也不能用这么简单的比分来打分。并且，弗里德曼的论述并非是比分的简单增加，而是政治与经济体制的相融与排斥，这是弗里德曼论点的关键。换言之，在改革的顺序上，国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去执行，在一定的时间内，可以只对一边进行改革，但最终要看政经体制之间的相互冲突还是相融。作为全球最著名的自由经济学者和倡导者，同时也曾是一些国家的经济改革顾问，弗里德曼的“冲突”论并非完全出于直觉，而是有他的经济理论作为基础，有他多年来的实践的作为例证。
弗里德曼赞扬中国经济的成功，其实就是对邓小平发起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肯定，弗里德曼提出政、经体制的“冲突”，也是对当今中国领导人的一个挑战。
今年是邓小平去世１０周年，毋须置疑，今天中国的经济崛起是邓小平的世纪之作。
邓小平最著名的改革论点无疑是他的“猫论”，即“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对于“猫论”，有诸多的解读，其中一种解读就是邓小平要把市场经济是姓“资”还是姓“社”放到一边，不要因为这样的争论而影响了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同意这样的解读，但邓小平也可能是要经济体制改革先行，并且，中央集权下更容易推行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事实上也是如此，当全国上下对市场经济是否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争论不休的时候，邓小平以他的南巡讲话再一次把争论推到一边，从而经济体制才能继续改革、中国的经济才能得以不断的发展。邓小平的“猫论”是一个创新，走出了一条与其他国家不同的中国式的改革道路。创新之处主要有两点，首先，在一段时间内，集中的政治体制能推动自由经济的进程；其次，经济体制的改革可以先行，尤其是在只涉及到释放生产力、与产权关系不大的阶段，自由经济体制与集中政治体制并非有多大的冲突。中国并非需要去管理资本市场，也并非需要去处理产权问题等等，中国原有的福利体系包括公费医疗和教育都还在延续之中，并没有当今这么突出的问题。
邓小平先以“猫论”解决了思想观念上的问题，他又以大力发展沿海的出口加工业作为市场经济的操作性政策。中国的出口加工业并非只是为出口创汇、引进外资，更重要的是通过出口加工直接将沿海开放城市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到全球化的自由经济体系之中，生产完全取决于国际市场的需求、并由跨国公司管理的供应链所引导，中国需要投入的就是廉价劳动力以及对出口加工的政策。利用已经形成的全球化自由经济系统带动中国经济以及经济体系的改革，那无疑是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最大亮点，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二十年来一直胜过印度经济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在全球的经济体系之中，中国的出口加工业仅仅是处在附加值较低的环节，但那也是在一个远比国内经济体系效率高得多的环节，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大多在东南沿海地段。因此，一方面沿海地区的出口加工业在全球化的自由经济体系之中高效的运行，那一部分完全取决于国际市场的需求、并由跨国公司管理的供应链所引导，中国需要投入的就是廉价劳动力以及对出口加工的政策。另一方面，国内的其他产业，主要是基础设施却利用外资贷款和出口加工所获得的外汇大力发展，其中浪费不少，但与计划经济时代的项目却是在投资回报上有不小的提高，在逐渐的转制之中满足内需以及基础设施的投入。
除了“猫论”，邓小平还有另一个著名的论点，那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目的就是要打破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邓小平预料到打破中国几十年的平均主义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此他先搞出了沿海的几个经济特区，形成一种地理和思想上的暂时隔离，并有试验性的意义，也同时给更大规模的改革提供一个缓冲的地带，当时特区的人工资更高并没有对内地的人有多大的刺激。在内地的先富也就是“万元户”的水平，政策性的腐败也都没有那么透明和大胆，加之大众还生活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之下，并对经济改革有向往，也有相当大对政策失误的容忍。不知道邓小平在提出“先让一部分富起来”的时候，是否他已经预见到在短短的十年来，中国的富者可以有数十亿的家产，而穷者却只有几百元的月收入，更失去了从前的国家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福利。
那么，弗里德曼认同了邓小平集中政治体制下先改革经济体制的思想，反过来，邓小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弗里德曼的政、经体制“冲突”论吗？更重要的是，中国是否真地就面临政治集中与经济自由的政、经之冲突？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首先让我们来看当前中国最严重的几个社会问题，我们可以解析这些问题是否源于中国政、经体制的冲突。
腐败是当今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为什么腐败屡禁不止，前几年北京惩治了一批高官的腐败，去年，上海又挖出了市委书记为首的特大腐败团伙。腐败不仅涉及政府高官，而且金额越来越大，并且腐败的手段越来越智能化，从愚笨地收受现炒发展到表面合法地侵吞国有资产。当前最快的致富途径就是权力致富，而腐败是权力致富的根源。集中政治体制之下，大众难以直接参与到反腐败的之中，反腐败的重担全部交给了政府，即便政府建立起香港廉政公署那样的机构，中国之大，一个廉政公署也是反不过来的。其实，最为彻底的反腐败就是将反腐败的权力让民众拥有和发挥，这是世界范围内证明了的最有效的反腐败措施。去年美国国会一些议员腐败严重，共和党的国会领导起初就试图掩盖自己党内议员的，最后，还是美国选民让腐败议员下台，并促使国会制定了新的反腐败规章。除了美国选民可以通过选票惩治腐败，政治家们相互竞争无疑也是非常有效的反腐措施，当然更有媒体的大力监督。
民众缺乏市场经济下应有的权力是另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过去这些年来，对民工的欠薪是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劳资关系是一个市场的契约关系，欠薪的机构必须按法律偿还拖欠的民工的工资，但最后还得靠一些地方搞出了刑拘、游街欠薪人的政府行为来弥补民工们权力的缺乏，也告知民众政府行为更为有效，法律保证的权力却无能为力。过去的二十多年来，中国人被推进了市场经济之中，无疑他们获得了许多计划经济下没有的机会，但他们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境就是，他们承担了市场经济所给他们的责任，但却缺乏应该拥有的许多权力。过去计划经济下的中国人就如一个大“家庭”里未成年的孩子，由于有“家庭”所提供的一定的经济保障，他们并不需要多少的权力，在当今市场经济的体制下，中国人就如已经成年的人一样，“家庭”不再提供经济上的保障，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也同时需要相应的权力比如不要受户口的限制等等。当今的一些中国人开始怀念过去的日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觉得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多少个人的权力，但象未成年的孩子一样却得到国家这个大“家庭”的基本喂养，比如有工作保障、能免费上大学、能报销药费等等。
按照国际标准，中国贫富悬殊指数已经过了警戒线，贫富悬殊无疑是中国另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其贫富悬殊的根源并非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并非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所致，而是中国政、经体制难以融合的一个具体表现。由于钱权的关系，富有的人就更能接近权力和政策，由于没有政治体制上授予的人人都平等的权力，贫穷的人在话语权上就处于弱势，这并非是中国社会特有，这是世界性的问题，因此，必须通过制度给所有人的政治权利予以保护，让他们不要因为经济状态的原因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所有国家都面临一个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挑战，许多发达国家采用税收等经济政策去帮助穷人，但更重要的是要保证大众的政治权力去影响政策和法规。同样的，要缓解贫富悬殊，中国也可以有几个途径，一是通过政府行为如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那样向穷人发放救济；二是通过政府行为或立法机构大大提供工资水平；三是来一个财富和产权上的重新“革命”，最彻底地做到共同“富裕”。前两个途径既是违背自由经济法则，又是由上至下的政府施恩，更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依靠，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第三个途径则是将市场经济体制推倒重来，那是逆了改革的潮流。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人们应该减少对政府依靠，多靠市场经济的法则和规律去脱贫致富，也靠在言论上权力，通过民主的程序表达对法规和政策的支持和反对。
为了解决中国政、经制度的冲突，中国需要放开集中的政治制度，但中国需要吸取其他国家的教训，前苏联的政体的急速放松，以及南美在自由经济体制上倒退都是失败的先例。邓小平当年放松经济体制，但仍然保持集中的政治体制，其实是走出了一条与前苏联不一样的道路，是一条更成功的改革之路。从当今南美国家的极端左转比如委内瑞拉，中国也应该可以得到一些提示。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无疑是为中国崛起以及将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建立起基础，任何原因即便是为了大众的暂时利益，致使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倒退对中国总体发展都极为不利。委内瑞拉的总统查韦斯为了给他的国民更多的利益，他在市场经济上大步倒退，暂时顺服了民意，他也同时在政治上加强了集中的管制，从而经济体制上的严格控制带来政治体制上的集中，查韦斯正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实现了民主制度下的一人政治，那不仅是在经济体制上的倒退，而且还是政治体制上的紧缩。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之路，政治体制改革则需要更长的时间，也要面临更大的挑战。从邓小平发起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至后邓小平的中国领导对经济改革继续执行，中国经济改革之路已经为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供了一个蓝图，即不用死守什么主义，正如邓小平的“猫论”所创新的那样，中国需要建立起对经济发展有利、对人民大众有利的政治体制，让政治家们在民众的市场上去竞争，而不是在官场上争斗，当今的中国也可以如当年邓小平建立起经济特区一样，建立起政治体制改革的特区，并从特区的试验中吸取经验教训，给更大范围的改革提供一个缓冲和纠正的机会，同时让民众既看到政体改革的希望，也看到政体改革的艰难和长期性。
如当年的经济特区一样，政体改革特区需要有特殊的政策，比如，在舆论上对当地政府完全独立的监督，政府的领导先在党内竞争初选，推出多位候选人再由民众选出，为竞选政府的领导职位，参选者需要拿出竞选纲领，当选后，要兑现竞选纲领，并受到大众的监督。通过政治特区的改革试点，中国最终能够找出符合中国国情以及中国经济体制的民主的政治体制，那将是这个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国强民富、民主、平等之中国全面崛起的机会，那无疑是过去一个世纪中国反帝、反封建先驱们所为之奋斗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今中国的领导如果能成功地领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民主、平等的政治体制，那既是破了弗里德曼政、经体制冲突的预言，也是对邓小平思想的继承，更是对邓小平改革的超越，将是另一个中国的世纪之作，从而成就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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