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的革命轨迹
饶漱石，曾用名梁朴、赵建生，1903年出生于江西临川县钟岭乡（现抚州市临川区）饶家村。应验了“古今临川多才子”的美誉。少时的饶漱石天资聪颖，念书过目不忘，乡学、中学，直至考入也算名牌大学的上海大学，可谓一帆风顺。饶漱石是1923年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春，饶漱石在沈阳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因其身份一直不为敌人所知，在关押了将近一年后被释放。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1935年11月，中共中央派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一纸电令，将饶漱石调到苏联，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从这时起至1939年10月，是饶漱石工作和学习上获益最大的四年。他不但全身心地投入主编《救国时报》、《华侨日报》的工作中，还有机会到美国、法国开展国际工运活动，这极大地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提高了他的马列主义政治水平。
1939年底，饶漱石奉命回国，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政治面目，出现在党内。而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则给他带来了新的政治契机。1941年1月9日，皖南事变已爆发，在新四军军力遭受重创、副军长项英与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率部不告而别的情形下，饶漱石与叶挺领衔，以中共东南局的名义，连向中央发出两封电报。前一封是痛陈敌情，要求中央速向国民党交涉；后一封要求由饶、叶相机处理军政大计。中共中央很快回示，明令饶、叶共挽危局，饶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这样一来，饶漱石就担任了中共东南局代书记及新四军中的数项要职。然而好景不长，同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饶漱石的地位一下有些尴尬了，中央考虑到邓子恢在安徽脱不开身，决定由饶漱石代理他的职务。3个月后，中共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建华中局，刘少奇为书记，饶漱石为第一副书记。这样的安排说明了中央对饶的器重。1942年3月，刘少奇奉调中央工作，饶漱石上升为华中局的一号人物：华中局代理书记并兼任新四军政委。在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饶漱石当选为中央委员，正式担任了中共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职务，地位日益显赫。
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后，饶漱石赶回山东，与陈毅一道指挥军民御敌。只半年时间，我军在山东的战局由开始的吃紧转变为节节获胜。饶漱石在中央、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地位日益上升。1948年下半年，党中央在所有的电报中，对各大战区党政负责人的排列，都是把饶漱石的名字放于前面，之后才依次是邓小平、贺龙、徐向前、薄一波、聂荣臻等人。
建国之初，饶漱石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这是一项没有第二人的殊誉。按照当时的惯例，各大区的军政委员会主席，都是由各大区的司令员兼任的，只有饶漱石是例外。1952年夏，饶漱石与高岗、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奉调中央，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就是有名的“五马进京”。翌年初，饶漱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成为令人瞩目的党内政要。
保位置挤走陈毅
1942年3月，刘少奇奉调中央离开新四军，饶漱石上升为中共华中局的一号人物――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当饶漱石在双重高位上工作了5个月的时候，这年9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之间关系的决定》。饶漱石大受触动，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政治上的危机感。他心里明白：自己在华中局和新四军的职位上五个月了，各方面的反应并不很佳，各种各样的议论甚多，说饶书记不能像少奇同志那样抓大事，理论水平也没有刘那样高超等等。饶想，如今中央决定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华中局书记一职势必更为重要，而在华中局来说，最有优势挤走自己的，头一个数陈毅！陈的资历老，起步高，具备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战功显赫，凭他在党内军内的影响与威望，自己难以匹敌。这一想法，紧紧地缠绕着他，他开始关注陈的言行，等待着某种机会的到来。他瞒着陈毅，直接给毛泽东、刘少奇发出电报，拉了一些有相当影响的干部签名。这份长达1560字的电文，火药味很浓，直接挑拨陈毅与毛、刘的关系，说陈一贯不满于毛，反对党的政治委员制度，并歪曲事实，反说陈毅暗地里对华中局、对饶漱石“搞鬼”。电报的结尾是：“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饶漱石的意图很清楚，要中央将陈毅调走。
后来，陈毅离开新四军去延安，有中央让他出席七大的因素，但在这种时候提前那么长时间离开，更多的成分是饶漱石“挤推”的结果。陈毅怀着噩梦缠绕般的恶劣心绪离开了新四军，饶漱石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联盟高岗欲倒刘、周
1953年春，国家领导机构发生了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大动作地改组了政务院，饶漱石担任令人瞩目的中组部部长要职。对于野心家来说，其政治贪欲是不会满足的，只要遇上机缘，就会不可遏制地膨胀起来。在某种意义上，饶漱石与高岗是一对天下难觅的伙伴，共同的政治利益让他们结合在一起，在党内形成了倒刘反周的联盟。
饶漱石和刘少奇渊源颇深，对他怨愤亦多。早在1929年初，从苏联回国的饶漱石在东北代理中共满州里省委书记，刘少奇也在东北，担任省委宣传部长。在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的刘少奇，是满州里省委书记最具实力的人选。对此，饶漱石深感不安，几次向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反映刘的“问题”。李立三却公允地说：“少奇同志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三个月后，刘正式任省委书记，饶漱石只好重新做青年工作，改任团省委书记。
1932年初，饶漱石由中央调到上海，担任中华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后来又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兼秘书长。而此时的刘少奇，已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又成为饶的上级。
皖南事变发生后，饶漱石一下身兼中共东南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政委等重要职务。然而只十几天，中央就任命刘少奇出任新四军政委，并任合并后的中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只是副书记，又是刘的下级。饶对此极为不快，私下对人埋怨说：“我这辈子算倒了霉，总摆脱不了刘少奇的阴影。”
高岗以其敏锐的目光，岂不了解饶漱石对刘少奇心有怨愤？和饶进行政治结盟，联合起来对付刘少奇、周恩来的图谋，自然就萌生了。然而，饶漱石、高岗低估了中央其他领导人洞察水平。邓小平、陈云等人对高饶的反常活动感到愤慨，向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也从许多现象中形成这样的看法：这个高岗是党内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伙同饶漱石要把刘少奇、周恩来扳倒，由他们取而代之。若这样的话，我们党不是面临着一次分裂吗？刘少奇、周恩来，那是中央所要倚重的左臂右膀呀，他们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是，甚至错误，然而大方向是对的，起码不像你两个那样野心勃勃嘛……
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饶漱石在家闭门不出。他用半年的时间，写出一份两万余字的检查书，主要交代了四个大的错误。其中第一条是“挤走陈毅，独揽大权”，第四条是“与高岗配合斗安（子文）反刘（少奇）。
正值前途无量时，结果还被野心误。急剧膨胀的政治野心，成为饶漱石从政治巅峰坠入谷底的最好注脚。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否认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场党的政治斗争的“路线斗争”之说，但还是将饶漱石定论为“党内野心家”。
（摘自《党史文苑》）
非凡的革命轨迹
饶漱石，曾用名梁朴、赵建生，1903年出生于江西临川县钟岭乡（现抚州市临川区）饶家村。应验了“古今临川多才子”的美誉。少时的饶漱石天资聪颖，念书过目不忘，乡学、中学，直至考入也算名牌大学的上海大学，可谓一帆风顺。饶漱石是1923年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春，饶漱石在沈阳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因其身份一直不为敌人所知，在关押了将近一年后被释放。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1935年11月，中共中央派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一纸电令，将饶漱石调到苏联，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从这时起至1939年10月，是饶漱石工作和学习上获益最大的四年。他不但全身心地投入主编《救国时报》、《华侨日报》的工作中，还有机会到美国、法国开展国际工运活动，这极大地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提高了他的马列主义政治水平。
1939年底，饶漱石奉命回国，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政治面目，出现在党内。而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则给他带来了新的政治契机。1941年1月9日，皖南事变已爆发，在新四军军力遭受重创、副军长项英与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率部不告而别的情形下，饶漱石与叶挺领衔，以中共东南局的名义，连向中央发出两封电报。前一封是痛陈敌情，要求中央速向国民党交涉；后一封要求由饶、叶相机处理军政大计。中共中央很快回示，明令饶、叶共挽危局，饶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这样一来，饶漱石就担任了中共东南局代书记及新四军中的数项要职。然而好景不长，同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饶漱石的地位一下有些尴尬了，中央考虑到邓子恢在安徽脱不开身，决定由饶漱石代理他的职务。3个月后，中共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建华中局，刘少奇为书记，饶漱石为第一副书记。这样的安排说明了中央对饶的器重。1942年3月，刘少奇奉调中央工作，饶漱石上升为华中局的一号人物：华中局代理书记并兼任新四军政委。在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饶漱石当选为中央委员，正式担任了中共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职务，地位日益显赫。
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后，饶漱石赶回山东，与陈毅一道指挥军民御敌。只半年时间，我军在山东的战局由开始的吃紧转变为节节获胜。饶漱石在中央、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地位日益上升。1948年下半年，党中央在所有的电报中，对各大战区党政负责人的排列，都是把饶漱石的名字放于前面，之后才依次是邓小平、贺龙、徐向前、薄一波、聂荣臻等人。
建国之初，饶漱石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这是一项没有第二人的殊誉。按照当时的惯例，各大区的军政委员会主席，都是由各大区的司令员兼任的，只有饶漱石是例外。1952年夏，饶漱石与高岗、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奉调中央，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就是有名的“五马进京”。翌年初，饶漱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成为令人瞩目的党内政要。
保位置挤走陈毅
1942年3月，刘少奇奉调中央离开新四军，饶漱石上升为中共华中局的一号人物――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当饶漱石在双重高位上工作了5个月的时候，这年9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之间关系的决定》。饶漱石大受触动，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政治上的危机感。他心里明白：自己在华中局和新四军的职位上五个月了，各方面的反应并不很佳，各种各样的议论甚多，说饶书记不能像少奇同志那样抓大事，理论水平也没有刘那样高超等等。饶想，如今中央决定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华中局书记一职势必更为重要，而在华中局来说，最有优势挤走自己的，头一个数陈毅！陈的资历老，起步高，具备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战功显赫，凭他在党内军内的影响与威望，自己难以匹敌。这一想法，紧紧地缠绕着他，他开始关注陈的言行，等待着某种机会的到来。他瞒着陈毅，直接给毛泽东、刘少奇发出电报，拉了一些有相当影响的干部签名。这份长达1560字的电文，火药味很浓，直接挑拨陈毅与毛、刘的关系，说陈一贯不满于毛，反对党的政治委员制度，并歪曲事实，反说陈毅暗地里对华中局、对饶漱石“搞鬼”。电报的结尾是：“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饶漱石的意图很清楚，要中央将陈毅调走。
后来，陈毅离开新四军去延安，有中央让他出席七大的因素，但在这种时候提前那么长时间离开，更多的成分是饶漱石“挤推”的结果。陈毅怀着噩梦缠绕般的恶劣心绪离开了新四军，饶漱石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联盟高岗欲倒刘、周
1953年春，国家领导机构发生了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大动作地改组了政务院，饶漱石担任令人瞩目的中组部部长要职。对于野心家来说，其政治贪欲是不会满足的，只要遇上机缘，就会不可遏制地膨胀起来。在某种意义上，饶漱石与高岗是一对天下难觅的伙伴，共同的政治利益让他们结合在一起，在党内形成了倒刘反周的联盟。
饶漱石和刘少奇渊源颇深，对他怨愤亦多。早在1929年初，从苏联回国的饶漱石在东北代理中共满州里省委书记，刘少奇也在东北，担任省委宣传部长。在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的刘少奇，是满州里省委书记最具实力的人选。对此，饶漱石深感不安，几次向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反映刘的“问题”。李立三却公允地说：“少奇同志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三个月后，刘正式任省委书记，饶漱石只好重新做青年工作，改任团省委书记。
1932年初，饶漱石由中央调到上海，担任中华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后来又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兼秘书长。而此时的刘少奇，已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又成为饶的上级。
皖南事变发生后，饶漱石一下身兼中共东南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政委等重要职务。然而只十几天，中央就任命刘少奇出任新四军政委，并任合并后的中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只是副书记，又是刘的下级。饶对此极为不快，私下对人埋怨说：“我这辈子算倒了霉，总摆脱不了刘少奇的阴影。”
高岗以其敏锐的目光，岂不了解饶漱石对刘少奇心有怨愤？和饶进行政治结盟，联合起来对付刘少奇、周恩来的图谋，自然就萌生了。然而，饶漱石、高岗低估了中央其他领导人洞察水平。邓小平、陈云等人对高饶的反常活动感到愤慨，向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也从许多现象中形成这样的看法：这个高岗是党内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伙同饶漱石要把刘少奇、周恩来扳倒，由他们取而代之。若这样的话，我们党不是面临着一次分裂吗？刘少奇、周恩来，那是中央所要倚重的左臂右膀呀，他们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是，甚至错误，然而大方向是对的，起码不像你两个那样野心勃勃嘛……
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饶漱石在家闭门不出。他用半年的时间，写出一份两万余字的检查书，主要交代了四个大的错误。其中第一条是“挤走陈毅，独揽大权”，第四条是“与高岗配合斗安（子文）反刘（少奇）。
正值前途无量时，结果还被野心误。急剧膨胀的政治野心，成为饶漱石从政治巅峰坠入谷底的最好注脚。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否认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场党的政治斗争的“路线斗争”之说，但还是将饶漱石定论为“党内野心家”。
（摘自《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