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化历史，自古以来，中国都是重视礼仪道德的。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师徒之间，都有严格的礼教约束。当然，其中守旧，不合理，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思想、行为固然有，但某些蕴涵中华民族灵魂的精神，原本值得一直继承下去的，也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人们追逐“自由”的步伐中被一起。人们一边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边却有意无意的做着一些不道德的事。一直以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总是落后于物质文明建设。直到中共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们才重新认识到“道德”一词的重要性。许多学者都对“道德”一词做出了解释，及中国人道德缺失现象做出了说明。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茅于轼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第一章“道德的悖论”中，茅于轼通过《镜花缘》里君子国中两人因双方互相让利而很难达成协议的例子，说明了以别人的利益作为自己行动的原则同样会引起争论。如果人人都这样，我们同样得不到一个和谐的社会。但这毕竟是小说，小说虽然来源于生活，但它毕竟是虚构的。在现实中，如果看到两个做生意的人争执不下，买方硬要都付钱，卖方偏要少收钱，那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两人是熟识，大家客套一下。试想，如果每人商人都想方设法降低自己商品的价格，那么市场经济中，还有所谓的“竞争性”这一所谓的基本特征存在吗？
书中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学雷峰的好心人义务为附近的群众修理锅碗瓢盆，于是他的面前排起了几十人的长队，每个人手里都拿了一个破损待修的的器皿。一直以来，雷峰精神都是我们传统中值得夸耀的东西，但经过茅于轼的剖析，我们不禁也会与他一样对这一精神产生质疑。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无私奉献的好形象，但同时也诞生的二十多人拣便宜的人，这恐怕不是大家希望的。我们来算一算，这样一个“雷峰”行为，我们会瞬时多少？一、人们拿去修理的，往往是本应该被新商品所代替的废旧物品。这样就不利于商品的优胜劣汰。二、如果物品修理后，人们不使用它，那么“雷峰”用来修理的材料就会浪费。三、人群等待的时间和“雷峰”修理的时间如果用来从事生产，将会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其实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只要我们去认真的分析，就会发现问题，它们无不于我们信奉的道德相悖，于常理不合。所以如果不是整个社会的道德素质同步上升，那么一两个“雷峰”的出现，会滋生出更多好逸恶劳，贪图便宜的小人，他们的出现反而会带来社会的损失。
书中提到“先人后己”的原则让我想到了孔融让梨的故事。后人把它改了一下——“有人问孔融，你为什么把小梨留给自己？孔融说，因为我从来都不喜欢吃梨。”这虽然是个笑话，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现代人大多都奉信“人性自私论”，甚至将礼让的精神当作笑话。我们其实小时候都受过很好道德教育，比如我小时候，虽然是独生女，但有很多表弟堂妹，我有东西，都会分给他们，而且的大的那份，这一方面是因为从小就被教育“有了好东西要大家分享”，一方面是怕被爸爸妈妈责备，或被伙伴们说成“小气”，这也许也算是一种舆论压力吧。但是我们长大以后，关于道德的教育就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关于“竞争”的教育：获奖名额要靠竞争，就业岗位要靠竞争，这个社会是个竞争的社会，竞争压力有多大……一切的“礼让”都给“竞争”所取代。心里装满了竞争，又有谁还会相信“孔融让梨”的故事呢？
第二章“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中，茅于轼就“善”“恶”问题做出了一些诠释。他认为，善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说明何所谓善，何所谓恶。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善恶的标准经常变化。绝对的标准根本不存在，不能以个人的利益为立足点来评估一个行为的善恶，这样的判断是唯心的，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整体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身边发生的事。
人性本善的观点本人以为是不完全正确的。原始社会人们群居生活，物品分配平均，人人都照顾弱小，看似和谐公平，但那完全是应该当时社会生产里水平极其低下，出外打猎要靠集体活动，家中老小妇女处理日常生活，各人有各人的分工。试想，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做出“恶行”，独吞了食物，那他以后如何独自面对凶猛的野兽，如何获得自己的下一餐呢？后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出现的产品的剩余，有些人想依仗自己出力多而多分得点东西，有的人还保持着原始的观念，要平均分配物品。这也许就是最原始的“恶”于“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恶”，生产资料又如何会集中起来，奴隶社会也不会随之产生，社会也就不会发展了。我认为，只要是不侵犯他人的利益（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不管这样的侵犯对自己有没有好处）这就是善，侵犯了他人的利益（在有意识的条件下，不管这样的侵犯对自己有没有好处）。
茅于轼认为，有能力做出正确道德判断的人未必愿意去实践，文化素养高的人未必是德行高的人，而凡夫俗子倒可能是忠实憨厚的。也就是说，不是越知道什么的道德的人就越有道德。道德是一种自我约束，他只能立足于公平与合理的感觉。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的处境不公平，那他也很难会遵守道德。假如你不巧被人外地人打劫了，那以后难道不会对外地人留个心眼吗？当小偷光顾了你家以后，你难道不会对现在人们的素质产生质疑吗？
他还以林彪，尼克松，约翰逊的例子说明，当社会暴露巨大的丑闻时，一些伪善的把戏被揭穿，大家有一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感受，这将导致社会道德水平的迅速降低。因为越是身居要职的人，越是要提高个人道德水平。此外，他还以鲁智深，蒋爱珍的事例说明合情合理，不一定合法。我国的法制建设还不够完善，我们应该了解一些法律知识，以免无意识的做出一些违法行为。
茅于轼书中第三章“祖先教给了我们什么？”中说到，道德是残酷的，君主专制社会的秩序是建立在不问是非，甚至违反人性的顺从上。这种“道德”所酿成的悲剧绝大多数是由盲目顺从造成的。“顺从”已经深入中国人的骨髓，渗透中国人的血液了。自古以来。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不需要理由，没有选择的余地。就是因为这样，历史上才会有那么多的家庭悲剧，才会有那么多愚忠的人存在，才会有这么多性命枉送。
茅于轼在书中用一位外国大学教授用平等礼貌的态度征求四岁的女儿让座的事例说明中国人的家庭成员之间缺乏平等处世的习惯。我没去过国外，不知道国外的家庭如何，但我还清楚的记得小时候，每到逢年过节，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饭，如果人太多，位置不够，爸爸就会要求我和我表妹让座，结果就是我们两个到一边的小桌子上去吃。在某些西方国家的公司里，是不分大小的，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商量。但中国的公司就有严格的限制，领导做的事，甚至的领导待的地方，都是不允许下级职工参与或是逗留的。
中国古代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商人受到歧视和迫害，但茅于轼在书中第四章“ 金钱.权力--商品经济中的两大支配力量 ”中指出商人是光荣的。商人和从事任何生产活动的人一样，其工作都是使商品越来越接近去可供使用，他们都同样的创造价值。可是，从前的中国人却认为“无奸不商”，认为商人们囤积粮食，肆意提高稀有商品的价格。其实这不能完全怪罪于商人，毕竟这里还有市场经济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操控。但经商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有一些缺少道德的商人也会做出假冒伪劣，以次冲好，缺斤短两，欺骗毁约的行为，这就学要用道德以及法律的手段来共同约束。
金钱具有它独特的魅力，会使人不知不觉的臣服于它。所以有钱的人不能有权，有权的人不能有钱，因为钱权的结合就是贪。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提出了要谨防反动派“糖衣炮弹”的袭击，虽然主席有先见，也有所预防，但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刘青山和张子善还是难挡“糖衣炮弹”的诱惑，以权谋私，最终还是受到了法律是制裁，落的一无所有的下场。这还不是仅有的例子，前有清代大贪官和绅，后有北京原副市长刘金宝。种种例子表明，钱权是不能集于一人只手的。
关于职业道德，茅于轼在第五章“个人和社会的致富之道 ”中举例说明社会上存在着许多不守道德的行为，这些行为出现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优质的服务得不到相应的报酬，二是不遵守职业道德的行为得不到严厉的惩罚。其实，优质的服务可以提高商品的附加价值，提高顾客的满意度，也会使企业的利润得到提高。所以一些大型企业都是比较注重服务的。当然，职工在昨天的公司里的工资也较高，自然也会遵守职业道德，毕竟谁都不想会因不守道德而被炒。而一些有着铁饭碗制度的企业就不这么想，因为他们经营的商品一般处于垄断地位，人们没有别的商品可以用来替代它，所以，就算没有很好的服务，人民也同样会使用他们的产品。这样，他们当然就不会对顾客有笑脸，服务水平也不会好了。
茅于轼在第六章“再造中国人”中提出，道德是一种公共服务，可以认为道德是个人和社会的单方面的不成文的契约，这个契约要求，我为他人提够道德服务，他人为我提供道德服务。就比如一连很整洁的校园里，学生们就会很自觉的把垃圾丢入垃圾桶。因为他人遵守道德，为你创造了一个优美的环境，那你也应该遵守道德，保持这个环境。
目前小偷日益猖獗，特别是快过年的时候。前不久，我还看见我校校门口贴出了一张通知——近日在白云小区多次发生外地人抢劫、殴打学生事件，请同学们出门注意安全，特别是晚上，不要独自外出。出现这一现象，一部分原因是现在贫富差距的拉大，许多人都达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了。另一部分是因为现在的人都本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行为，见义勇为，勇斗歹徒的事例是越来越少。路人对正在发生的犯罪行为不闻不问，歹徒越来越大胆。那将来，如果他们的目标是你，又有谁会来相住呢？这让我想起了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晚年的忏悔，“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没有出声；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没有出声；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没有出声……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为我发声。”我们对恶行的纵容和麻木往往会成为另一中可怕的“自戕”。
第七章“道德于快乐”中指出，道德会使人快乐。父子和睦，夫妻和睦，婆媳和睦，家庭其乐融融；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市场经济井然有序；遵守各项规则，见义勇为，拾金不昧，社会风气蒸蒸日上。其实只要人人遵守道德，处处遵守道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就指日可待了。
茅于轼的这本《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观点独特，不似从前看过的有关道德的书那么守旧。他指出了社会上种种不道德的现象，及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文中大量引用了国内外各种事例，加以深刻清晰是说明，不但增添了文章的可度性，不会使说理显得枯燥无味，也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更容易设身处地的体会其中的道理。而且书中还多次提到“文革”这一历史敏感问题，更体现茅于轼实事求是的可贵精神。《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这本书有抛砖引玉的作用，能唤起中国人关注到自己国家的道德现实，呼吁人们提高道德素养。是一本值得一看并广泛推广的好书。
2006年12月16日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化历史，自古以来，中国都是重视礼仪道德的。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师徒之间，都有严格的礼教约束。当然，其中守旧，不合理，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思想、行为固然有，但某些蕴涵中华民族灵魂的精神，原本值得一直继承下去的，也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人们追逐“自由”的步伐中被一起。人们一边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边却有意无意的做着一些不道德的事。一直以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总是落后于物质文明建设。直到中共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们才重新认识到“道德”一词的重要性。许多学者都对“道德”一词做出了解释，及中国人道德缺失现象做出了说明。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茅于轼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第一章“道德的悖论”中，茅于轼通过《镜花缘》里君子国中两人因双方互相让利而很难达成协议的例子，说明了以别人的利益作为自己行动的原则同样会引起争论。如果人人都这样，我们同样得不到一个和谐的社会。但这毕竟是小说，小说虽然来源于生活，但它毕竟是虚构的。在现实中，如果看到两个做生意的人争执不下，买方硬要都付钱，卖方偏要少收钱，那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两人是熟识，大家客套一下。试想，如果每人商人都想方设法降低自己商品的价格，那么市场经济中，还有所谓的“竞争性”这一所谓的基本特征存在吗？
书中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学雷峰的好心人义务为附近的群众修理锅碗瓢盆，于是他的面前排起了几十人的长队，每个人手里都拿了一个破损待修的的器皿。一直以来，雷峰精神都是我们传统中值得夸耀的东西，但经过茅于轼的剖析，我们不禁也会与他一样对这一精神产生质疑。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无私奉献的好形象，但同时也诞生的二十多人拣便宜的人，这恐怕不是大家希望的。我们来算一算，这样一个“雷峰”行为，我们会瞬时多少？一、人们拿去修理的，往往是本应该被新商品所代替的废旧物品。这样就不利于商品的优胜劣汰。二、如果物品修理后，人们不使用它，那么“雷峰”用来修理的材料就会浪费。三、人群等待的时间和“雷峰”修理的时间如果用来从事生产，将会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其实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只要我们去认真的分析，就会发现问题，它们无不于我们信奉的道德相悖，于常理不合。所以如果不是整个社会的道德素质同步上升，那么一两个“雷峰”的出现，会滋生出更多好逸恶劳，贪图便宜的小人，他们的出现反而会带来社会的损失。
书中提到“先人后己”的原则让我想到了孔融让梨的故事。后人把它改了一下——“有人问孔融，你为什么把小梨留给自己？孔融说，因为我从来都不喜欢吃梨。”这虽然是个笑话，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现代人大多都奉信“人性自私论”，甚至将礼让的精神当作笑话。我们其实小时候都受过很好道德教育，比如我小时候，虽然是独生女，但有很多表弟堂妹，我有东西，都会分给他们，而且的大的那份，这一方面是因为从小就被教育“有了好东西要大家分享”，一方面是怕被爸爸妈妈责备，或被伙伴们说成“小气”，这也许也算是一种舆论压力吧。但是我们长大以后，关于道德的教育就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关于“竞争”的教育：获奖名额要靠竞争，就业岗位要靠竞争，这个社会是个竞争的社会，竞争压力有多大……一切的“礼让”都给“竞争”所取代。心里装满了竞争，又有谁还会相信“孔融让梨”的故事呢？
第二章“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中，茅于轼就“善”“恶”问题做出了一些诠释。他认为，善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说明何所谓善，何所谓恶。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善恶的标准经常变化。绝对的标准根本不存在，不能以个人的利益为立足点来评估一个行为的善恶，这样的判断是唯心的，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整体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身边发生的事。
人性本善的观点本人以为是不完全正确的。原始社会人们群居生活，物品分配平均，人人都照顾弱小，看似和谐公平，但那完全是应该当时社会生产里水平极其低下，出外打猎要靠集体活动，家中老小妇女处理日常生活，各人有各人的分工。试想，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做出“恶行”，独吞了食物，那他以后如何独自面对凶猛的野兽，如何获得自己的下一餐呢？后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出现的产品的剩余，有些人想依仗自己出力多而多分得点东西，有的人还保持着原始的观念，要平均分配物品。这也许就是最原始的“恶”于“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恶”，生产资料又如何会集中起来，奴隶社会也不会随之产生，社会也就不会发展了。我认为，只要是不侵犯他人的利益（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不管这样的侵犯对自己有没有好处）这就是善，侵犯了他人的利益（在有意识的条件下，不管这样的侵犯对自己有没有好处）。
茅于轼认为，有能力做出正确道德判断的人未必愿意去实践，文化素养高的人未必是德行高的人，而凡夫俗子倒可能是忠实憨厚的。也就是说，不是越知道什么的道德的人就越有道德。道德是一种自我约束，他只能立足于公平与合理的感觉。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的处境不公平，那他也很难会遵守道德。假如你不巧被人外地人打劫了，那以后难道不会对外地人留个心眼吗？当小偷光顾了你家以后，你难道不会对现在人们的素质产生质疑吗？
他还以林彪，尼克松，约翰逊的例子说明，当社会暴露巨大的丑闻时，一些伪善的把戏被揭穿，大家有一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感受，这将导致社会道德水平的迅速降低。因为越是身居要职的人，越是要提高个人道德水平。此外，他还以鲁智深，蒋爱珍的事例说明合情合理，不一定合法。我国的法制建设还不够完善，我们应该了解一些法律知识，以免无意识的做出一些违法行为。
茅于轼书中第三章“祖先教给了我们什么？”中说到，道德是残酷的，君主专制社会的秩序是建立在不问是非，甚至违反人性的顺从上。这种“道德”所酿成的悲剧绝大多数是由盲目顺从造成的。“顺从”已经深入中国人的骨髓，渗透中国人的血液了。自古以来。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不需要理由，没有选择的余地。就是因为这样，历史上才会有那么多的家庭悲剧，才会有那么多愚忠的人存在，才会有这么多性命枉送。
茅于轼在书中用一位外国大学教授用平等礼貌的态度征求四岁的女儿让座的事例说明中国人的家庭成员之间缺乏平等处世的习惯。我没去过国外，不知道国外的家庭如何，但我还清楚的记得小时候，每到逢年过节，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饭，如果人太多，位置不够，爸爸就会要求我和我表妹让座，结果就是我们两个到一边的小桌子上去吃。在某些西方国家的公司里，是不分大小的，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商量。但中国的公司就有严格的限制，领导做的事，甚至的领导待的地方，都是不允许下级职工参与或是逗留的。
中国古代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商人受到歧视和迫害，但茅于轼在书中第四章“ 金钱.权力--商品经济中的两大支配力量 ”中指出商人是光荣的。商人和从事任何生产活动的人一样，其工作都是使商品越来越接近去可供使用，他们都同样的创造价值。可是，从前的中国人却认为“无奸不商”，认为商人们囤积粮食，肆意提高稀有商品的价格。其实这不能完全怪罪于商人，毕竟这里还有市场经济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操控。但经商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有一些缺少道德的商人也会做出假冒伪劣，以次冲好，缺斤短两，欺骗毁约的行为，这就学要用道德以及法律的手段来共同约束。
金钱具有它独特的魅力，会使人不知不觉的臣服于它。所以有钱的人不能有权，有权的人不能有钱，因为钱权的结合就是贪。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提出了要谨防反动派“糖衣炮弹”的袭击，虽然主席有先见，也有所预防，但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刘青山和张子善还是难挡“糖衣炮弹”的诱惑，以权谋私，最终还是受到了法律是制裁，落的一无所有的下场。这还不是仅有的例子，前有清代大贪官和绅，后有北京原副市长刘金宝。种种例子表明，钱权是不能集于一人只手的。
关于职业道德，茅于轼在第五章“个人和社会的致富之道 ”中举例说明社会上存在着许多不守道德的行为，这些行为出现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优质的服务得不到相应的报酬，二是不遵守职业道德的行为得不到严厉的惩罚。其实，优质的服务可以提高商品的附加价值，提高顾客的满意度，也会使企业的利润得到提高。所以一些大型企业都是比较注重服务的。当然，职工在昨天的公司里的工资也较高，自然也会遵守职业道德，毕竟谁都不想会因不守道德而被炒。而一些有着铁饭碗制度的企业就不这么想，因为他们经营的商品一般处于垄断地位，人们没有别的商品可以用来替代它，所以，就算没有很好的服务，人民也同样会使用他们的产品。这样，他们当然就不会对顾客有笑脸，服务水平也不会好了。
茅于轼在第六章“再造中国人”中提出，道德是一种公共服务，可以认为道德是个人和社会的单方面的不成文的契约，这个契约要求，我为他人提够道德服务，他人为我提供道德服务。就比如一连很整洁的校园里，学生们就会很自觉的把垃圾丢入垃圾桶。因为他人遵守道德，为你创造了一个优美的环境，那你也应该遵守道德，保持这个环境。
目前小偷日益猖獗，特别是快过年的时候。前不久，我还看见我校校门口贴出了一张通知——近日在白云小区多次发生外地人抢劫、殴打学生事件，请同学们出门注意安全，特别是晚上，不要独自外出。出现这一现象，一部分原因是现在贫富差距的拉大，许多人都达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了。另一部分是因为现在的人都本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行为，见义勇为，勇斗歹徒的事例是越来越少。路人对正在发生的犯罪行为不闻不问，歹徒越来越大胆。那将来，如果他们的目标是你，又有谁会来相住呢？这让我想起了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晚年的忏悔，“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没有出声；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没有出声；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没有出声……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为我发声。”我们对恶行的纵容和麻木往往会成为另一中可怕的“自戕”。
第七章“道德于快乐”中指出，道德会使人快乐。父子和睦，夫妻和睦，婆媳和睦，家庭其乐融融；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市场经济井然有序；遵守各项规则，见义勇为，拾金不昧，社会风气蒸蒸日上。其实只要人人遵守道德，处处遵守道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就指日可待了。
茅于轼的这本《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观点独特，不似从前看过的有关道德的书那么守旧。他指出了社会上种种不道德的现象，及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文中大量引用了国内外各种事例，加以深刻清晰是说明，不但增添了文章的可度性，不会使说理显得枯燥无味，也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更容易设身处地的体会其中的道理。而且书中还多次提到“文革”这一历史敏感问题，更体现茅于轼实事求是的可贵精神。《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这本书有抛砖引玉的作用，能唤起中国人关注到自己国家的道德现实，呼吁人们提高道德素养。是一本值得一看并广泛推广的好书。
2006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