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代章碣并非著名诗人，他的这两句诗却广为流传。因为从批判秦始皇焚书坑儒来说，他能见人之所未见，说出了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害怕读书人蛊惑人民思想，影响其江山稳定。他的这个目的好像达到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后却是两个基本没有文化的人推翻了他奋斗一生建立起来的秦王朝的统治。
人不读书，没文化，往往思想上就较少束缚，敢作敢为。秦始皇东巡，场面盛大，刘邦见了，十分羡慕，感叹说：“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见了，十分眼热，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后来两个人分率主力义军，攻入咸阳，把秦王朝送进了坟墓。由于“一山难容二虎”，最后项羽又被刘邦吃掉了。
两个“不读书”的人为什么能改朝换代？
回想起来，当时想要推翻秦王朝的人可谓多矣，其中不乏博学鸿儒、雄才大略之士。他们的学识、谋略均在刘项之上。如张良，曾安排力士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误中副车，未能如愿；后来襄助刘邦，却终成大业。还有萧何、韩信，其才能也在刘邦之上，这是刘邦个人也公开承认的。但他们这类人虽才华盖世，智谋非凡，却只能作助手。
后来的许多例子也是如此。例如，刘备者，何人也？“贩席织屦之徒”也。虽然攀上了个“皇叔”的身份，但却既无实力，又无学问。不过也正因为他不读书，所以竟能不自量力地产生“光复汉室”的宏大想法。曹操能说出“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就是因为知道其志不在小。诸葛亮读书很多，且绝顶聪明，被当作智慧的化身，在士林有“卧龙”之美誉，却只能“自比管仲乐毅”，梦想成为将相。最终还是借助刘备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当然，刘备也是借助诸葛亮才能建立蜀国，偏安一隅。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简单的概括，揭示了一个历史现象：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没有几个是读书人。
这又是为什么？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中国历代圣贤的学问，尤其占主流的儒家的学说，其主要内容是让人通过读书逐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树立的最高典范是周公，表明他们所要培养的人才最高为将相，只是君主的辅佐和臣下，而不是君主。也就是说，儒家研究的“治国之术”，是“将相之术”，而非“帝王之术”。这样的书读得越多，越不可能有那种目空一切、睥睨天下的气概。但这样的读书人越多，对君主却越有利。所以从帝王的角度来说，既然知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那么儒家学说自然就成为帮助其治理天下的最好工具。汉代以后，历代王朝莫不崇儒，就很好理解了。
历代读书人“学成文武艺”，是为了“货与帝王家”，为此自然要揣摩帝王的喜好，千方百计满足帝王的需求，直至以帝王之是非为是非，曲意逢迎。长此以往，读书人就不免养成了根深蒂固的奴性。明清以后，更是登峰造极。流弊所至，为害甚远，以至于现在虽然早已共和，没有君主了，这种奴性仍不能根除。中国历史上，“士”这个阶层本来应该成为社会的良心，代表“农工商”各阶层的利益，但却很少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却往往成为君权的附庸
或奴婢，根源也在这里。
话说到这里，历代帝王尤其开国帝王为什么大多数出于“不读书”之人，也许就有了答案。
君主制早已废除，现代社会需要的是知识型的领导集体。“不读书”的人主宰天下的现象，从此成为历史中的往事。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代章碣并非著名诗人，他的这两句诗却广为流传。因为从批判秦始皇焚书坑儒来说，他能见人之所未见，说出了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害怕读书人蛊惑人民思想，影响其江山稳定。他的这个目的好像达到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后却是两个基本没有文化的人推翻了他奋斗一生建立起来的秦王朝的统治。
人不读书，没文化，往往思想上就较少束缚，敢作敢为。秦始皇东巡，场面盛大，刘邦见了，十分羡慕，感叹说：“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见了，十分眼热，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后来两个人分率主力义军，攻入咸阳，把秦王朝送进了坟墓。由于“一山难容二虎”，最后项羽又被刘邦吃掉了。
两个“不读书”的人为什么能改朝换代？
回想起来，当时想要推翻秦王朝的人可谓多矣，其中不乏博学鸿儒、雄才大略之士。他们的学识、谋略均在刘项之上。如张良，曾安排力士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误中副车，未能如愿；后来襄助刘邦，却终成大业。还有萧何、韩信，其才能也在刘邦之上，这是刘邦个人也公开承认的。但他们这类人虽才华盖世，智谋非凡，却只能作助手。
后来的许多例子也是如此。例如，刘备者，何人也？“贩席织屦之徒”也。虽然攀上了个“皇叔”的身份，但却既无实力，又无学问。不过也正因为他不读书，所以竟能不自量力地产生“光复汉室”的宏大想法。曹操能说出“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就是因为知道其志不在小。诸葛亮读书很多，且绝顶聪明，被当作智慧的化身，在士林有“卧龙”之美誉，却只能“自比管仲乐毅”，梦想成为将相。最终还是借助刘备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当然，刘备也是借助诸葛亮才能建立蜀国，偏安一隅。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简单的概括，揭示了一个历史现象：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没有几个是读书人。
这又是为什么？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中国历代圣贤的学问，尤其占主流的儒家的学说，其主要内容是让人通过读书逐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树立的最高典范是周公，表明他们所要培养的人才最高为将相，只是君主的辅佐和臣下，而不是君主。也就是说，儒家研究的“治国之术”，是“将相之术”，而非“帝王之术”。这样的书读得越多，越不可能有那种目空一切、睥睨天下的气概。但这样的读书人越多，对君主却越有利。所以从帝王的角度来说，既然知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那么儒家学说自然就成为帮助其治理天下的最好工具。汉代以后，历代王朝莫不崇儒，就很好理解了。
历代读书人“学成文武艺”，是为了“货与帝王家”，为此自然要揣摩帝王的喜好，千方百计满足帝王的需求，直至以帝王之是非为是非，曲意逢迎。长此以往，读书人就不免养成了根深蒂固的奴性。明清以后，更是登峰造极。流弊所至，为害甚远，以至于现在虽然早已共和，没有君主了，这种奴性仍不能根除。中国历史上，“士”这个阶层本来应该成为社会的良心，代表“农工商”各阶层的利益，但却很少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却往往成为君权的附庸
或奴婢，根源也在这里。
话说到这里，历代帝王尤其开国帝王为什么大多数出于“不读书”之人，也许就有了答案。
君主制早已废除，现代社会需要的是知识型的领导集体。“不读书”的人主宰天下的现象，从此成为历史中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