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山杠爷》观后有感
——
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情理
东方学院08软件一班蔡月姣
“杠爷我不怕你杠。”
一场闹剧，可笑可悲可怜可叹，万般皆是可，无奈不由人。
旺平乡里有个堆堆平，堆堆平里有个山杠爷。山杠爷，便是这堆堆平的天，是这堆堆平
的地，是这堆堆平的统治者。在杠爷的心里，”国家村子”说是极为正确的，国家缩小了就是一个村子，村子往大了说便是一个国家。国法就等于村规，村规就是国法。乍一看也的确是有道理，可国家，永远是超越村子的存在。就像国家永远大于地区一样。
可笑的是，那些剧中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无知与粗鄙；可笑的是，道德观上有缺陷的人
知错不改，好像自己做的那些自私事儿完全不应该得到惩罚；可笑的是，这剧中那么多与现实矛盾之处产生的摩擦火花„„太可笑，并不仅仅是那些乡野村人，便是那下乡来调查的检察官也让人觉得发笑。事实上，他们自己也无法否认，山杠爷的做法的确是可以促进堆堆平的发展，然而，法不容情，即使他们再敬佩山杠爷的种种，仍旧是避免不了对山杠爷的罪责进行处罚。而虎娃，那个学堂里的学童，也是山杠爷的孙子，作为这场闹剧的伏笔，的确是真的可笑了。没有人会想到，写信揭发山杠爷的人居然是那个可爱的小虎娃，没想到这份所谓的无名揭发信，不过是虎娃想要弄清楚自己爷爷的各种处罚到底犯不犯法。而山杠爷他们绞尽脑汁思来想去，怀疑的那么许多人，都是徒劳，谁会想到，是那个学没上多久还是个半大孩子的虎娃呢？！
可悲的是，不论怎么说，一条人命的代价，让村子再也无法平静下去，山杠爷统治时期
也逐渐远去。那些盼着山杠爷定罪的人们，大多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那个酒鬼是希望自己能够喝上酒，山杠爷再也不能多管闲事。所以才会在检察官的耳边嚼舌头，不断地挑唆。而那个曾经因为抗粮不交而被山杠爷处罚的兄妹俩，兄长显然是记仇之人，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检察官不过是为了报私仇。然而那时候，若不是他妹妹给他求情，照着山杠爷说一便是一说二便是二的性格，哪会这般轻易放过他？可悲的是，山杠爷从头至尾都是为了这堆堆平能更好的发展，为了不给上头添麻烦，一个人撑起了堆堆平这片天，可结果呢？
可怜的是，那些一辈子在山杠爷的领导下活着的村里人，包括山杠爷的儿子儿媳。虽然
说，这个世界不会因为离开了谁就停止了前进。但一向依赖山杠爷活着的那些人，离了山杠爷，日子到底应该怎么过？他们大多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他们大多是推崇山杠爷，信仰山杠爷的人，离了山杠爷，他们会怎么样？看着那些泪流满面，呼唤着山杠爷的人们，我真真觉得他们可怜。那些孤苦的老人，仰仗着山杠爷而活，而他们自己的孩子呢？我最看不得的便是不孝顺的人，可是，他们再可怜，我们在同情又能如何呢？
可叹的是，这场闹剧究竟给我们这些人带来的是什么？那些山旮旯里活着的人们，他们
的世界观人生观法律观与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还带着浓厚的未开化的气息。山杠爷错了
么？是的，他错了。可是究其他错的原因，总是出于好意，而一向两袖清风的他，若是能够知法懂法，定然是极好的一个官员。这错的又何止是山杠爷？我从来都不反对以暴制暴，只要是能达到我们所期待想要的结果。如果说，现在的我们能够以最轻微的手段得到最好的惩治人的效果，那么，这个世界也就太平了，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间惨剧发生了！可是，温柔的手真的可以拯救这个世界么？我看不见得，最起码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是不现实的。
暴政与严刑，看起来似乎都是藐视人权，不尊重生命的存在。然而法不严则礼不正。正如正义女神手中的利剑一般，若是这把剑变得温柔不锋利了，那还可以称之为利剑么？对于那些知法犯法者，对于那些本身便不尊重生命的人，我们还要温柔劝慰之？怎么做才能最大范围地肃清不法行为，怎么样才能使这个世界更为美好，更为和平？
从剧中各方面的矛盾体现看，中国的情理与法律文化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冲撞。法与情、理之间，确实有一种令中国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特殊东西在。流传于今的成语或熟语，诸如表示行为属性时所用的”合理合法”、”合法合理”、”合情合理合法”，标示着情理与法的可能的一致性；甚至标明情理与法律在实践中不一致的熟语，如”合理的不合法”、”合法的不合理”，也在昭示着情理与法的错位与背离情形的普遍性。情理与法有着特殊的联系，而中国人似乎也有一种理解法律必得牵扯上情理的特殊情愫。
“论情”、”量情”、”原情”而立法，将法律与人事、人情勾连了起来。这样一种由对法律依据、法律精神的理解，而到立法之贯彻，如前所述，确实是中国古代立法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唐代立法时已考虑到”事理”、”情状”等的不同，因而予以差别对待。
唐太宗时，谋反罪连坐的法律在涉及祖孙、兄弟连坐时，出现了矛盾。一方面，“兄弟分后，荫不相及”，而“连坐俱死”，明显过重；另一方面，孙荫庇祖，祖荫庇孙，法律上却“祖孙配没”，明显过轻。当时有个“同州人房强，弟任统军于岷州，以谋反伏诛，强当从坐”。太宗在录囚徒时，“悯其将死，为之动容”，对侍臣说：“刑典仍用，盖风化未洽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更彰朕之不德也。用刑之道，当审事理之轻重，然后加之以刑罚。何有不察其本而一概加诛，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然则反逆有二：一为兴师动众，一为恶言犯法。轻重有差，而连坐皆死，岂朕情之所安哉？”于是命令百僚详议。房玄龄等人议定说： 案礼，孙为王父尸；案令，祖有荫孙之义。然则祖孙亲重，而兄弟属轻，应重反流（作者注：“流”当为“没”），合轻翻死，据礼论情，深为未惬。今定律：“祖孙与兄弟缘坐，俱配没。其以恶言犯法不能为害者，情状稍轻，兄弟免死，配流为允。”从之。
这次改法，实际上是回到了利害一致原则上。原来的法律显然是利害不一致，或利大害小，或利小害大。唐太宗所谓“事理”，要求区分谋反罪的不同情节；朝臣的“据礼论情”，“礼”也即“理”，“情”为亲情，情理也就是亲属关系“轻”或“重”之“理”，亲情大小之“情”。所谓情理的发掘，到头来不过是在寻找一个“利害一致原则”。
实际上，唐律中情理之说与情理之考虑非常较多，甚至在行文上也直接使用“情”、“理”二字。这里重点以较典型的“不应得为”罪的有关规定，作集中说明。《唐律疏议》卷27断狱：诸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谓律令无条，理不可为者）；事理重者，杖八十。疏议曰：“„„临时处断，量情为罪，庶补遗缺，故立此条。情轻者，笞四十；事理重者，其“理不可为”、“事理重者”、“量情为罪”、“情轻者”等说明，表明“情”、“理”二字可以互训。“事理重者”也即“情重者”，“情轻者”也即“事理轻者”，二者均属“理不可为”者，法律上都要“量情为罪”。在唐律的各分篇中，这样的精神也是贯彻一致的。 类似的规定，直至大清律都是从情理上作解释的。 唐律中的“原情”，为推原其“本情”，与前相同，也是指推原其“本心”。卷23诬告谋反大逆条：“若事不容审，原情非诬者，上请。疏议曰：或奉别敕阅兵，或欲修葺宗庙，见阅兵疑是欲反，见修宗庙疑为大逆之类，本情非是诬告者。”同样，“情理”也是“原情及理”，即推原其“本情”及“事理”。《唐律疏议》卷10职制：
诸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斩（言议政事乖失而涉乘舆者，上请）；非切害者，徒二年。疏议曰：指斥，谓言议乘舆，原情及理，俱有切害者，斩。注云”言议政事乖失而涉乘舆者，上请”，谓论国家法式，言议是非，而因涉乘舆者，与”指斥乘舆”情理稍异，故律不定刑名临时上请。“非切害者，徒二年”，谓语虽指斥乘舆，而情理非切害者，处徒二年。
卷6名例注疏曰：“此谓情有觖望，发言谤毁，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若使无心怨天，唯欲诬构人罪，自依反坐之法，不入十恶之条。”戴炎辉说：“据上，须有直接谤毁皇帝之故意，始得此罪。”又，名例注疏云：“旧律云'言理切害’，今改为情理切害者，盖欲原其本情，广恩慎罚故也。”那么，“言”与“情”的一字之改，差别在哪里？疏议说是为了“原其本情”。此“情”又为何物？戴炎辉云：“此罪?以谤毁尚不足，须更论其动机、目的（原本情），即动机恶劣始坐。”故所谓“情”者，只是恶劣的动机目的而已。
当然，观此处之“原情及理，俱有切害者”之“俱”，表明“情”、“理”是二事，与前述用法不同。至少在立法上是这样。
立法上讲究情理，会促使法律尽可能的统一，因为情理有时是其他法律条文的原则、规定或精神。
“论情”、“量情”、“原情”而立法，在细微处就是“缘情制罚”，即给予刑罚处罚的不同，是据情而定的——“情”用来解决罪之大小的问题。
虽然，这里有个“酌情而立法”与“原情以定罪”的孰为先后，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不论如何，一旦在制定法律时考虑不周——没能准据情理而立定，司法上情理分析的重要性就显露出来了。它的功能之一，就是检验法律的正当性（适当性）。因而，情理分析是一种检验法律正当性（适当性）的分析方法（而不是检验其合法性）。情理之说能对既定的法的规则进行实践领域的矫正或纠正。
正因为情理的讲究，常常会使貌似合理的法律规定显出其不合理性，因此，情理分析是检验法律是否具有适当性的一面镜子，尽管有时我们会看到所谓情理分析脱不出法律原定的范围，但传统法文化中仍喜欢在此时使用情理分析方法。
从《被告山杠爷》剧中，看到了乡村法文化中的情理，我们有太多太多需要思考的地方，值得我们去质疑去批判去改变。
“要盖座新学堂。”听着杠爷的自言自语，让人忍不住心酸。是啊，要盖座新学堂，要让每个孩子都学习知识，懂法才能守法！
《被告山杠爷》观后有感
——
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情理
东方学院08软件一班蔡月姣
“杠爷我不怕你杠。”
一场闹剧，可笑可悲可怜可叹，万般皆是可，无奈不由人。
旺平乡里有个堆堆平，堆堆平里有个山杠爷。山杠爷，便是这堆堆平的天，是这堆堆平
的地，是这堆堆平的统治者。在杠爷的心里，”国家村子”说是极为正确的，国家缩小了就是一个村子，村子往大了说便是一个国家。国法就等于村规，村规就是国法。乍一看也的确是有道理，可国家，永远是超越村子的存在。就像国家永远大于地区一样。
可笑的是，那些剧中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无知与粗鄙；可笑的是，道德观上有缺陷的人
知错不改，好像自己做的那些自私事儿完全不应该得到惩罚；可笑的是，这剧中那么多与现实矛盾之处产生的摩擦火花„„太可笑，并不仅仅是那些乡野村人，便是那下乡来调查的检察官也让人觉得发笑。事实上，他们自己也无法否认，山杠爷的做法的确是可以促进堆堆平的发展，然而，法不容情，即使他们再敬佩山杠爷的种种，仍旧是避免不了对山杠爷的罪责进行处罚。而虎娃，那个学堂里的学童，也是山杠爷的孙子，作为这场闹剧的伏笔，的确是真的可笑了。没有人会想到，写信揭发山杠爷的人居然是那个可爱的小虎娃，没想到这份所谓的无名揭发信，不过是虎娃想要弄清楚自己爷爷的各种处罚到底犯不犯法。而山杠爷他们绞尽脑汁思来想去，怀疑的那么许多人，都是徒劳，谁会想到，是那个学没上多久还是个半大孩子的虎娃呢？！
可悲的是，不论怎么说，一条人命的代价，让村子再也无法平静下去，山杠爷统治时期
也逐渐远去。那些盼着山杠爷定罪的人们，大多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那个酒鬼是希望自己能够喝上酒，山杠爷再也不能多管闲事。所以才会在检察官的耳边嚼舌头，不断地挑唆。而那个曾经因为抗粮不交而被山杠爷处罚的兄妹俩，兄长显然是记仇之人，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检察官不过是为了报私仇。然而那时候，若不是他妹妹给他求情，照着山杠爷说一便是一说二便是二的性格，哪会这般轻易放过他？可悲的是，山杠爷从头至尾都是为了这堆堆平能更好的发展，为了不给上头添麻烦，一个人撑起了堆堆平这片天，可结果呢？
可怜的是，那些一辈子在山杠爷的领导下活着的村里人，包括山杠爷的儿子儿媳。虽然
说，这个世界不会因为离开了谁就停止了前进。但一向依赖山杠爷活着的那些人，离了山杠爷，日子到底应该怎么过？他们大多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他们大多是推崇山杠爷，信仰山杠爷的人，离了山杠爷，他们会怎么样？看着那些泪流满面，呼唤着山杠爷的人们，我真真觉得他们可怜。那些孤苦的老人，仰仗着山杠爷而活，而他们自己的孩子呢？我最看不得的便是不孝顺的人，可是，他们再可怜，我们在同情又能如何呢？
可叹的是，这场闹剧究竟给我们这些人带来的是什么？那些山旮旯里活着的人们，他们
的世界观人生观法律观与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还带着浓厚的未开化的气息。山杠爷错了
么？是的，他错了。可是究其他错的原因，总是出于好意，而一向两袖清风的他，若是能够知法懂法，定然是极好的一个官员。这错的又何止是山杠爷？我从来都不反对以暴制暴，只要是能达到我们所期待想要的结果。如果说，现在的我们能够以最轻微的手段得到最好的惩治人的效果，那么，这个世界也就太平了，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间惨剧发生了！可是，温柔的手真的可以拯救这个世界么？我看不见得，最起码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是不现实的。
暴政与严刑，看起来似乎都是藐视人权，不尊重生命的存在。然而法不严则礼不正。正如正义女神手中的利剑一般，若是这把剑变得温柔不锋利了，那还可以称之为利剑么？对于那些知法犯法者，对于那些本身便不尊重生命的人，我们还要温柔劝慰之？怎么做才能最大范围地肃清不法行为，怎么样才能使这个世界更为美好，更为和平？
从剧中各方面的矛盾体现看，中国的情理与法律文化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冲撞。法与情、理之间，确实有一种令中国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特殊东西在。流传于今的成语或熟语，诸如表示行为属性时所用的”合理合法”、”合法合理”、”合情合理合法”，标示着情理与法的可能的一致性；甚至标明情理与法律在实践中不一致的熟语，如”合理的不合法”、”合法的不合理”，也在昭示着情理与法的错位与背离情形的普遍性。情理与法有着特殊的联系，而中国人似乎也有一种理解法律必得牵扯上情理的特殊情愫。
“论情”、”量情”、”原情”而立法，将法律与人事、人情勾连了起来。这样一种由对法律依据、法律精神的理解，而到立法之贯彻，如前所述，确实是中国古代立法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唐代立法时已考虑到”事理”、”情状”等的不同，因而予以差别对待。
唐太宗时，谋反罪连坐的法律在涉及祖孙、兄弟连坐时，出现了矛盾。一方面，“兄弟分后，荫不相及”，而“连坐俱死”，明显过重；另一方面，孙荫庇祖，祖荫庇孙，法律上却“祖孙配没”，明显过轻。当时有个“同州人房强，弟任统军于岷州，以谋反伏诛，强当从坐”。太宗在录囚徒时，“悯其将死，为之动容”，对侍臣说：“刑典仍用，盖风化未洽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更彰朕之不德也。用刑之道，当审事理之轻重，然后加之以刑罚。何有不察其本而一概加诛，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然则反逆有二：一为兴师动众，一为恶言犯法。轻重有差，而连坐皆死，岂朕情之所安哉？”于是命令百僚详议。房玄龄等人议定说： 案礼，孙为王父尸；案令，祖有荫孙之义。然则祖孙亲重，而兄弟属轻，应重反流（作者注：“流”当为“没”），合轻翻死，据礼论情，深为未惬。今定律：“祖孙与兄弟缘坐，俱配没。其以恶言犯法不能为害者，情状稍轻，兄弟免死，配流为允。”从之。
这次改法，实际上是回到了利害一致原则上。原来的法律显然是利害不一致，或利大害小，或利小害大。唐太宗所谓“事理”，要求区分谋反罪的不同情节；朝臣的“据礼论情”，“礼”也即“理”，“情”为亲情，情理也就是亲属关系“轻”或“重”之“理”，亲情大小之“情”。所谓情理的发掘，到头来不过是在寻找一个“利害一致原则”。
实际上，唐律中情理之说与情理之考虑非常较多，甚至在行文上也直接使用“情”、“理”二字。这里重点以较典型的“不应得为”罪的有关规定，作集中说明。《唐律疏议》卷27断狱：诸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谓律令无条，理不可为者）；事理重者，杖八十。疏议曰：“„„临时处断，量情为罪，庶补遗缺，故立此条。情轻者，笞四十；事理重者，其“理不可为”、“事理重者”、“量情为罪”、“情轻者”等说明，表明“情”、“理”二字可以互训。“事理重者”也即“情重者”，“情轻者”也即“事理轻者”，二者均属“理不可为”者，法律上都要“量情为罪”。在唐律的各分篇中，这样的精神也是贯彻一致的。 类似的规定，直至大清律都是从情理上作解释的。 唐律中的“原情”，为推原其“本情”，与前相同，也是指推原其“本心”。卷23诬告谋反大逆条：“若事不容审，原情非诬者，上请。疏议曰：或奉别敕阅兵，或欲修葺宗庙，见阅兵疑是欲反，见修宗庙疑为大逆之类，本情非是诬告者。”同样，“情理”也是“原情及理”，即推原其“本情”及“事理”。《唐律疏议》卷10职制：
诸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斩（言议政事乖失而涉乘舆者，上请）；非切害者，徒二年。疏议曰：指斥，谓言议乘舆，原情及理，俱有切害者，斩。注云”言议政事乖失而涉乘舆者，上请”，谓论国家法式，言议是非，而因涉乘舆者，与”指斥乘舆”情理稍异，故律不定刑名临时上请。“非切害者，徒二年”，谓语虽指斥乘舆，而情理非切害者，处徒二年。
卷6名例注疏曰：“此谓情有觖望，发言谤毁，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若使无心怨天，唯欲诬构人罪，自依反坐之法，不入十恶之条。”戴炎辉说：“据上，须有直接谤毁皇帝之故意，始得此罪。”又，名例注疏云：“旧律云'言理切害’，今改为情理切害者，盖欲原其本情，广恩慎罚故也。”那么，“言”与“情”的一字之改，差别在哪里？疏议说是为了“原其本情”。此“情”又为何物？戴炎辉云：“此罪?以谤毁尚不足，须更论其动机、目的（原本情），即动机恶劣始坐。”故所谓“情”者，只是恶劣的动机目的而已。
当然，观此处之“原情及理，俱有切害者”之“俱”，表明“情”、“理”是二事，与前述用法不同。至少在立法上是这样。
立法上讲究情理，会促使法律尽可能的统一，因为情理有时是其他法律条文的原则、规定或精神。
“论情”、“量情”、“原情”而立法，在细微处就是“缘情制罚”，即给予刑罚处罚的不同，是据情而定的——“情”用来解决罪之大小的问题。
虽然，这里有个“酌情而立法”与“原情以定罪”的孰为先后，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不论如何，一旦在制定法律时考虑不周——没能准据情理而立定，司法上情理分析的重要性就显露出来了。它的功能之一，就是检验法律的正当性（适当性）。因而，情理分析是一种检验法律正当性（适当性）的分析方法（而不是检验其合法性）。情理之说能对既定的法的规则进行实践领域的矫正或纠正。
正因为情理的讲究，常常会使貌似合理的法律规定显出其不合理性，因此，情理分析是检验法律是否具有适当性的一面镜子，尽管有时我们会看到所谓情理分析脱不出法律原定的范围，但传统法文化中仍喜欢在此时使用情理分析方法。
从《被告山杠爷》剧中，看到了乡村法文化中的情理，我们有太多太多需要思考的地方，值得我们去质疑去批判去改变。
“要盖座新学堂。”听着杠爷的自言自语，让人忍不住心酸。是啊，要盖座新学堂，要让每个孩子都学习知识，懂法才能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