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危险”：关系党生死存亡的现实威胁
建党90年，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赢得了亿万中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在成绩面前，在喝彩声中，我们应该保持冷静的头脑，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党存在的严峻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郑重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表明了我们党居安思危，反映了党的高度忧患意识。“四大危险”，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现实威胁，值得全党高度重视，并采取得力措施坚决排除掉。
一、精神懈怠的危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与时俱进，体现了改革创新的精神。正是依靠这种不断进取的精神，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成绩。但是，我们要看到，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党内存在着精神懈怠的严重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主要表现为：
第一，理想信仰的缺失。
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具有共产主义信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重要特征。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党是“主义的结合体”，“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共产主义信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革命烈士夏明翰就义前毅然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方志敏烈士斩钉截铁地表示：“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邓小平同志总结革命经验时指出，“为什么我们能够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分析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说：“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成员对它的事业抱有无私的献身精神，可悲的是某些国民党员缺乏这种精神。”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是革命力量的源泉，是革命事业成功的基本保证，不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淡化、削弱或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否则，革命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甚至会走上邪路。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问题。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一个没有信仰、思想空虚、精神萎靡的人，是不会有高尚的追求的，是很容易被各种邪恶势力引入邪路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作为共产党人，更应该有高尚的追求，如果没有精神、理想和信仰的支持，就会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就不配共产党员的称号。
从当前党内的实际状况看，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信仰缺失、意志衰退、精神不振，但求眼前实惠、缺乏远大理想的现象，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比较严重。因为缺乏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一些党员就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政治品格，成为金钱的奴隶，权力的俘虏，倒在美女的石榴裙下。
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源泉。高于合理利己主义的共同理想则是我们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保障。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纪律也是不行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应该像马克思一样崇奉：“那些为共同目标因而使自己变得更加高尚的人，历史承认他们是伟人；那些为最大多数人们带来幸福的人，经验赞扬他们为最幸福的人。”
第二，革命精神的衰退。
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坚忍不拔、百折不挠、无私奉献、誓死前进的革命奋斗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是这种精神的写照。在1998年的伟大抗洪斗争中，江泽民同志把这种革命精神进一步概括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忍不拔、敢于胜利”的精神。这种革命的奋斗精神，是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是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排除千难万险的重要精神动力。革命意志永不衰退，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重要特征。
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考验，就是可能被胜利冲昏头脑，丧失革命者的高尚品格，革命意志衰退，骄傲、官僚化，以至动摇、腐化和堕落。
现在一些党员认为，革命精神适合于革命战争时期，在和平发展时期已经不合时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过时了。所以这些人革命精神严重衰退。
近些年来，一些人把革命精神说成是假话、大话和空话，说成是一种过激的思想和行为，少数人甚至把一切革命都说成是坏事，声称要告别革命、躲避崇高。这样一种消极的、颓废的、没落的思想，对不少党员产生了不好的影响，腐蚀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破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于这种错误思想，应该像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些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个有党性、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
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革命精神，是共产党人的本色，永远是共产党人的重要标志。在和平建设时期，共产党人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要求的，“我们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只要你还能工作就多多少少应当工作。而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拼命精神。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
对共产党人来说，“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
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共产党人要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革命精神，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完全、彻底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
江泽民同志说过：“我们今日为之奋斗的建设事业，是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的继续。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何时候都不能涣散革命意志，懈怠奋斗精神。”
第三，艰苦奋斗精神的淡忘。
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一个法宝，也是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政治素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如果不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只想在前人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上坐享其成，贪图享乐，不图进取，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政党，是毫无希望的，没有不走向衰落的。这些年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中有滋长蔓延之势，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一部分党员、干部那里被淡忘了，在少数人那里甚至被丢得差不多了。
大量事实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能不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对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是一个现实的考验。我们讲艰苦奋斗，当然不是要人们去过清教徒式、苦行僧式的生活，也不是要否定合理的物质利益，而是要大力提倡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要求每个党员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即使将来我们的国家发达了，人民的生活富裕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不能丢。那种认为艰苦奋斗是老一套、已经过时了的想法是错误的，也是很有害的。
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始终高度重视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传统。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来碰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炮弹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要求全党同志和领导干部要坚持艰苦奋斗。他说：“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
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全党：“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他还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还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永远艰苦奋斗。1997年，江泽民同志指出：“党的性质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了我们艰苦奋斗的本色。实现党的崇高理想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奋斗，广大党员和干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永不停步地前进。”2001年11月，他到河北考察工作时，再一次要求全党同志坚持“两个务必”，指出：“要结合新的实际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开展坚持„两个务必‟的教育，使全党同志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扎扎实实地为国家和人民工作。”
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同志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2002年12月6日，他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说：“我们必须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没有艰苦奋斗，就没有我们党今天的局面。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
革命先烈方志敏在《清贫》一文中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清贫，是革命者的阶级本色，无论在革命成功前的清贫生活中，还是在革命成功后比较富裕的生活中，清贫思想都是革命者纯洁革命品德和保持革命精神的原动力。当然，清贫生活本身不是革命的目的，革命的目的是追求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富裕生活。但是，革命者追求的富裕，是人民大众的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否则革命就失去了意义，革命者就失去了生活的理想。共产党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通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应该先让群众富裕起来，自己先行致富也是为了带动和帮助群众致富。
共产党人应该以实现理想为乐，以不能实现理想为苦。马寅初先生说过：“革命者的最大快乐，是为革命的理想而奋斗，是革命理想的实现。” 共产党人应像方志敏烈士所说的那样：“我们是为着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解放，抱定了斗争到底的决心，所以生活虽然痛苦，而精神还是非常愉快的。愈艰苦，愈奋斗！愈奋斗！愈快乐！”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中华民族自尊、自主、自强的基本立足点。共产党人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坚持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反对浪费，坚决抵制铺张排场、奢侈挥霍、纸醉金迷。
第四，停步不前情绪、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少数中国人已经率先富起来，可以过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富人一样的生活。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得到了世界的喝彩。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一些人出现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出现了停步不前的情绪，丧失了进取精神。这种情绪虽然只存在于少数人中，但却对党内、对社会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共产党人应该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但却不能自满，决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因为我们现在取得的成就离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还很远，现有的成就也是不平衡的，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去甚远。我们应该继续保持昂扬进取的精神，为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为了建成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为了防止党内精神懈怠，就应该像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指出的：“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
二、能力不足的危险
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领导全党紧紧围绕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着重从思想和作风、体制和机制、方式和方法、素质和本领等方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执政能力，在驾驭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等方面，有了很大提高，有力地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总体来看，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是适应的。进入新世界新阶段，国际局势发生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我们仍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期，既面临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矛盾突发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存在种种能力不足：
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一些领导班子整体作用发挥不够，推动科学发展、处理复杂问题能力不够，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一些党组织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力，有的对中央决策部署执行不认真，有的对党员民主权利保障落实不到位；一些党
员干部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淡薄；一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软弱涣散，有的领域党组织覆盖面不广，部分党员党的意识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影响党的执政成效，关系党的前途，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
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条件下，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必须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政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当前，国内外形势总体上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比较有利。全党要抓住机遇、锐意进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把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脱离群众的危险
作为一个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和光荣传统。毋庸讳言，我们党现在存在严重脱离群众的危险，党群关系方面出现了疏离化，甚至出现了冲突化。
一些党员没有代表群众利益，甚至与群众争利。一些党员违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宗旨，寻求自己的私利，引起了群众的恶感。个别群众甚至提出，“一个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权，实际上连资本主义都不如，这是共产党执政最对不起人民的地方，也是最失民心和最不邀人原谅的地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党的主义与政策，完全与执行政策的人的利益相冲突。”一些群众还拿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相比较，说目前的中国共产党与解体前的苏联共产党非常相似。1990年6月《西伯利亚报》针对“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作用”为题进行的一份民意调查说明，当人们被问及“你认为苏共的政策代表谁的利益时”，回答代表苏共党员的人占被调查人数的11%，回答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回答代表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的均为2%，而回答代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到了85%，还有13%的人回答除此之外的“其他集团”。 苏联部长会议原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在总结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原因时，十分痛心地说：“是党的领导者们，正是他们背叛了党，出卖了国家和人民。”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卫?科兹在剖析苏共当权者为什么大肆鲸吞公有资产时说：“苏联精英分子的物质利益虽然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营者相比，他们在物质上所享受的特权也就相形见绌了”；“在苏联体制下，社会上层和底层之间的收入差别，比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差别要小得多”，“在苏联体制下，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比一般产业工人高出8倍”，“大企业的总经理的报酬大约是一般产业工人的4倍”，而美国高层精英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150-400多倍；“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的合法途径积累物质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积累了物质财富的苏联领导人总是担惊受怕，唯恐有一天被人发现或被起诉”，因此，“苏联体制的瓦解”，“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 少数党员不争人民的利益，而争自己的私利，这是脱离群众的根本原因。
一些党组织和党员作用退化，基层党组织为群众服务意识和能力下降，党员在群众心中地位下降。个别群众甚至认为：“今天的党员太不把自己当人了！小焉者只要有一个位置，便坐以待„币‟；大焉者无非争权夺利，很少为民族国家想的。”
由于以上原因，造成党在群众中的地位下降，失信于民，与民争利，党群出现了心理鸿沟和利益冲突，群众对党的感情疏远，呈现政治冷淡倾向，对党的认同度下降。
20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国民党存在的问题值得我们以史为鉴。其时国民党内流行一首顺口溜：
党离党员，党员离党；党离民众，民众离党；
上层有党，下层无党；都市有党，乡村无党；
做官有党，做事无党；为私有党，为公无党；
空谈有党，实行无党；党外有党，党内有党；
党的头大，党的脚小；党的名存，党的实亡。
由于党与党员脱节，党与民众疏离，国民党不仅缺乏社会基础，甚至缺乏党员基础。大多数党员只是挂名党员，与党组织不发生关系，只见党部活动，不见党员活动。党成了少数办党吃党饭的人的党，而不是党员的党。这种状况是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在大陆垮台的教训，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毛泽东同志说过：“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只有从人民利益出发，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不会脱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像江泽民同志要求的：“作为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和正确理解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处理好„先富‟和共同富裕的关系，在工作中要时刻想到还没有富裕起来的地区和群众，千方百计帮助他们富裕起来；在个人生活上，要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如果以为党和政府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自己就可以不择手段地捞钱，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了钱就可以花天酒地、纵欲无度，那就大错特错了，那就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了。”
我们从事的是革命先烈未竟的事业。毛泽东同志指出，“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９０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全党同志必须牢记，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我们必须始终把人
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权益。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各级党政机关和干部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要把基层一线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基础阵地，引导干部在同群众朝夕相处中增进对群众的思想感情、增强服务群众本领。要把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作为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任务和基层干部的基本职责，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坚强战斗堡垒。
四、消极腐败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反对腐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反对腐败的完整体系，积累了丰富的反对腐败经验，取得了反对腐败的重大成效。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党内消极腐败的危险，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消极腐败的危险，已经成为影响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苏联共产党垮台时民众之所以漠然视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腐败导致苏共严重丧失了人心。
早在1968年11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呈送苏共中央关于青年学生的情绪的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就折射出苏联青年乃至社会大众对苏共的态度。这份报告在“大学生与党”部分中认为，“多数学生群中在许多方面把自己和党对立起来”，同苏共有“抵触的情绪”。
报告描绘了党在当时大学生中的诸多形象：“党对他们已不是最光明、最先进东西的化身”，“真正有原则的共产党员很少遇到”，“学生之间谈话中毫不客气地把党证叫做„红色的浮子‟”，“赫赫有名的„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这几个词只能引起讥笑或者愤怒”，“共产党员既可能是个醉汉，又可能是个淫棍，也可能是个毫无原则的人”，“现阶段的党是升官发财方便的跳板，但绝不是按照思想观点而联合起来的最优秀分子的组织”
1945年7月，毛泽东与国民参政员黄炎培交谈时，问他的感想怎样？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更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认为：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共产党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行使权力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决不能把权力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各级干部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９０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共产党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全党必须警钟长鸣，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紧紧依靠人民，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党存在的“四大危险”是对我们党的严重挑战，消除“四大威胁”是共产党人的重大任务。全党同志要牢记历史使命，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更加奋发有为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权为民所赋”，指的是权力的来源和基础问题，也即党和政府的权力只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授权；这个搞清楚了，才能正确地使用权力，权力才能造福于人民，也即“权为民所用”。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这个权力观鲜明地体现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性质。
要告诫全党在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力上必须始终保持敬畏之心，正确地行使手中之权，根子就在于，一部分领导干部忘记了自己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忘记了曾经承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为权力天然地属于自己，或者是上级给予自己的，从而在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出现种种滥权行为，导致中共和政府的威信在人民群众中受损，
削弱执政合法性。
毫无疑问，中共执政地位的取得，是经过了人民群众的充分认可。然而，正如十六届四中全会所警告的，“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就要求党和政府的执政方式和手段，必须随着人民权利意识的提升而与时俱进。如果说，过去人民希望自己被代表，那么，今天人民更希望自己参与公共生活，影响政府决策，而不仅仅被代表。
这就需要中共改变执政方式，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全心全意做好群众工作，力求做到执政的权力来源符合程序正义和正当。一般来说，执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意识形态、政府政绩以及程序正当的基础上的。在某些时候，可能更强调前两个方面，但程序正当作为衡量合法性的一个基础因素则贯穿始终。
要做到“权为民所赋”，有几个问题须明确，即人民采取什么方式授权；所授之权如何行使，是否违背授权者的意愿，以及人民能否有效地约束行权者。若人民对执政党的授权没有法定的公正的过程和程序，也不能监督和约束官僚群体，那么，官员在行使权力时就难免滥用权力，授权就会被虚置，最后出现权力所有者反被权力奴役的情况。
目前，由于没有建立一整套规范的受法律约束的授权和行权制度与机制，无论在授权和行权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如选举过程不透明，选举程序不规范，选举结果不公正，暗箱操作严重；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腐败现象严重等。要解决上述种种问
题，必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可能建立这样一套体制和机制。
政治体制改革首要的任务是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现阶段，公民的政治参与因受制度、体制和文化习俗的影响而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某些政治参与行为也很不规范，这就需要营造政治参与的舆论氛围，通过包括选举在内的手段和形式，拓宽民主参与渠道，丰富民主形式，提高公民参与公共生活、政府政策和决策的积极性与质量。
其次是要建立起对权力的制衡。对权力不仅要有制约，还要有制衡，也就是制约必须要有足够的力度，制约者本身必须要有权，否则，就不可能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力进行实质性制约。这就需要提升现有监督机构的地位，赋予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同等的权力。另外，制衡也来自于外部，所以需要强化人大和舆论对政府的监督，允许公民可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具体政策、政治过程提出批评和建议，各级党政官员不得滥用公权力和所谓名誉权、隐私权等予以限制和打压。
第三是要树立法治的权威。要限制领导干部过大的权力，做到权为民所用，必须依法行权。事实上，从民主角度看，民主作为一种权利构架和生活方式，有赖于法律的保障，民主权利也需要依法来表达和实现。所以，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政党和政府的权力运行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公民个人也须依法行使民主权利，这就是法治的过程。执政党不仅要建立起领导干部“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机制，还应利用执政地位，在全社会维护并确保宪法法律的绝对权威，使法治意识深入人心。
习近平所倡导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不只是一项抽象的理论原则，更是一种民主宪政的制度构建和实践过程。惟有权力的行使建立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领导干部才会去真正实践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够对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保持敬畏之心。
“四大危险”：关系党生死存亡的现实威胁
建党90年，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赢得了亿万中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在成绩面前，在喝彩声中，我们应该保持冷静的头脑，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党存在的严峻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郑重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表明了我们党居安思危，反映了党的高度忧患意识。“四大危险”，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现实威胁，值得全党高度重视，并采取得力措施坚决排除掉。
一、精神懈怠的危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与时俱进，体现了改革创新的精神。正是依靠这种不断进取的精神，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成绩。但是，我们要看到，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党内存在着精神懈怠的严重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主要表现为：
第一，理想信仰的缺失。
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具有共产主义信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重要特征。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党是“主义的结合体”，“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共产主义信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革命烈士夏明翰就义前毅然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方志敏烈士斩钉截铁地表示：“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邓小平同志总结革命经验时指出，“为什么我们能够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分析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说：“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成员对它的事业抱有无私的献身精神，可悲的是某些国民党员缺乏这种精神。”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是革命力量的源泉，是革命事业成功的基本保证，不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淡化、削弱或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否则，革命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甚至会走上邪路。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问题。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一个没有信仰、思想空虚、精神萎靡的人，是不会有高尚的追求的，是很容易被各种邪恶势力引入邪路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作为共产党人，更应该有高尚的追求，如果没有精神、理想和信仰的支持，就会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就不配共产党员的称号。
从当前党内的实际状况看，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信仰缺失、意志衰退、精神不振，但求眼前实惠、缺乏远大理想的现象，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比较严重。因为缺乏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一些党员就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政治品格，成为金钱的奴隶，权力的俘虏，倒在美女的石榴裙下。
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源泉。高于合理利己主义的共同理想则是我们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保障。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纪律也是不行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应该像马克思一样崇奉：“那些为共同目标因而使自己变得更加高尚的人，历史承认他们是伟人；那些为最大多数人们带来幸福的人，经验赞扬他们为最幸福的人。”
第二，革命精神的衰退。
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坚忍不拔、百折不挠、无私奉献、誓死前进的革命奋斗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是这种精神的写照。在1998年的伟大抗洪斗争中，江泽民同志把这种革命精神进一步概括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忍不拔、敢于胜利”的精神。这种革命的奋斗精神，是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是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排除千难万险的重要精神动力。革命意志永不衰退，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重要特征。
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考验，就是可能被胜利冲昏头脑，丧失革命者的高尚品格，革命意志衰退，骄傲、官僚化，以至动摇、腐化和堕落。
现在一些党员认为，革命精神适合于革命战争时期，在和平发展时期已经不合时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过时了。所以这些人革命精神严重衰退。
近些年来，一些人把革命精神说成是假话、大话和空话，说成是一种过激的思想和行为，少数人甚至把一切革命都说成是坏事，声称要告别革命、躲避崇高。这样一种消极的、颓废的、没落的思想，对不少党员产生了不好的影响，腐蚀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破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于这种错误思想，应该像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些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个有党性、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
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革命精神，是共产党人的本色，永远是共产党人的重要标志。在和平建设时期，共产党人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要求的，“我们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只要你还能工作就多多少少应当工作。而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拼命精神。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
对共产党人来说，“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
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共产党人要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革命精神，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完全、彻底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
江泽民同志说过：“我们今日为之奋斗的建设事业，是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的继续。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何时候都不能涣散革命意志，懈怠奋斗精神。”
第三，艰苦奋斗精神的淡忘。
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一个法宝，也是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政治素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如果不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只想在前人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上坐享其成，贪图享乐，不图进取，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政党，是毫无希望的，没有不走向衰落的。这些年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中有滋长蔓延之势，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一部分党员、干部那里被淡忘了，在少数人那里甚至被丢得差不多了。
大量事实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能不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对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是一个现实的考验。我们讲艰苦奋斗，当然不是要人们去过清教徒式、苦行僧式的生活，也不是要否定合理的物质利益，而是要大力提倡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要求每个党员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即使将来我们的国家发达了，人民的生活富裕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不能丢。那种认为艰苦奋斗是老一套、已经过时了的想法是错误的，也是很有害的。
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始终高度重视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传统。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来碰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炮弹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要求全党同志和领导干部要坚持艰苦奋斗。他说：“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
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全党：“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他还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还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永远艰苦奋斗。1997年，江泽民同志指出：“党的性质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了我们艰苦奋斗的本色。实现党的崇高理想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奋斗，广大党员和干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永不停步地前进。”2001年11月，他到河北考察工作时，再一次要求全党同志坚持“两个务必”，指出：“要结合新的实际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开展坚持„两个务必‟的教育，使全党同志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扎扎实实地为国家和人民工作。”
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同志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2002年12月6日，他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说：“我们必须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没有艰苦奋斗，就没有我们党今天的局面。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
革命先烈方志敏在《清贫》一文中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清贫，是革命者的阶级本色，无论在革命成功前的清贫生活中，还是在革命成功后比较富裕的生活中，清贫思想都是革命者纯洁革命品德和保持革命精神的原动力。当然，清贫生活本身不是革命的目的，革命的目的是追求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富裕生活。但是，革命者追求的富裕，是人民大众的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否则革命就失去了意义，革命者就失去了生活的理想。共产党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通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应该先让群众富裕起来，自己先行致富也是为了带动和帮助群众致富。
共产党人应该以实现理想为乐，以不能实现理想为苦。马寅初先生说过：“革命者的最大快乐，是为革命的理想而奋斗，是革命理想的实现。” 共产党人应像方志敏烈士所说的那样：“我们是为着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解放，抱定了斗争到底的决心，所以生活虽然痛苦，而精神还是非常愉快的。愈艰苦，愈奋斗！愈奋斗！愈快乐！”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中华民族自尊、自主、自强的基本立足点。共产党人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坚持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反对浪费，坚决抵制铺张排场、奢侈挥霍、纸醉金迷。
第四，停步不前情绪、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少数中国人已经率先富起来，可以过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富人一样的生活。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得到了世界的喝彩。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一些人出现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出现了停步不前的情绪，丧失了进取精神。这种情绪虽然只存在于少数人中，但却对党内、对社会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共产党人应该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但却不能自满，决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因为我们现在取得的成就离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还很远，现有的成就也是不平衡的，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去甚远。我们应该继续保持昂扬进取的精神，为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为了建成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为了防止党内精神懈怠，就应该像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指出的：“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
二、能力不足的危险
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领导全党紧紧围绕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着重从思想和作风、体制和机制、方式和方法、素质和本领等方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执政能力，在驾驭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等方面，有了很大提高，有力地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总体来看，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是适应的。进入新世界新阶段，国际局势发生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我们仍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期，既面临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矛盾突发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存在种种能力不足：
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一些领导班子整体作用发挥不够，推动科学发展、处理复杂问题能力不够，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一些党组织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力，有的对中央决策部署执行不认真，有的对党员民主权利保障落实不到位；一些党
员干部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淡薄；一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软弱涣散，有的领域党组织覆盖面不广，部分党员党的意识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影响党的执政成效，关系党的前途，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
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条件下，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必须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政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当前，国内外形势总体上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比较有利。全党要抓住机遇、锐意进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把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脱离群众的危险
作为一个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和光荣传统。毋庸讳言，我们党现在存在严重脱离群众的危险，党群关系方面出现了疏离化，甚至出现了冲突化。
一些党员没有代表群众利益，甚至与群众争利。一些党员违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宗旨，寻求自己的私利，引起了群众的恶感。个别群众甚至提出，“一个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权，实际上连资本主义都不如，这是共产党执政最对不起人民的地方，也是最失民心和最不邀人原谅的地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党的主义与政策，完全与执行政策的人的利益相冲突。”一些群众还拿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相比较，说目前的中国共产党与解体前的苏联共产党非常相似。1990年6月《西伯利亚报》针对“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作用”为题进行的一份民意调查说明，当人们被问及“你认为苏共的政策代表谁的利益时”，回答代表苏共党员的人占被调查人数的11%，回答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回答代表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的均为2%，而回答代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到了85%，还有13%的人回答除此之外的“其他集团”。 苏联部长会议原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在总结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原因时，十分痛心地说：“是党的领导者们，正是他们背叛了党，出卖了国家和人民。”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卫?科兹在剖析苏共当权者为什么大肆鲸吞公有资产时说：“苏联精英分子的物质利益虽然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营者相比，他们在物质上所享受的特权也就相形见绌了”；“在苏联体制下，社会上层和底层之间的收入差别，比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差别要小得多”，“在苏联体制下，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比一般产业工人高出8倍”，“大企业的总经理的报酬大约是一般产业工人的4倍”，而美国高层精英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150-400多倍；“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的合法途径积累物质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积累了物质财富的苏联领导人总是担惊受怕，唯恐有一天被人发现或被起诉”，因此，“苏联体制的瓦解”，“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 少数党员不争人民的利益，而争自己的私利，这是脱离群众的根本原因。
一些党组织和党员作用退化，基层党组织为群众服务意识和能力下降，党员在群众心中地位下降。个别群众甚至认为：“今天的党员太不把自己当人了！小焉者只要有一个位置，便坐以待„币‟；大焉者无非争权夺利，很少为民族国家想的。”
由于以上原因，造成党在群众中的地位下降，失信于民，与民争利，党群出现了心理鸿沟和利益冲突，群众对党的感情疏远，呈现政治冷淡倾向，对党的认同度下降。
20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国民党存在的问题值得我们以史为鉴。其时国民党内流行一首顺口溜：
党离党员，党员离党；党离民众，民众离党；
上层有党，下层无党；都市有党，乡村无党；
做官有党，做事无党；为私有党，为公无党；
空谈有党，实行无党；党外有党，党内有党；
党的头大，党的脚小；党的名存，党的实亡。
由于党与党员脱节，党与民众疏离，国民党不仅缺乏社会基础，甚至缺乏党员基础。大多数党员只是挂名党员，与党组织不发生关系，只见党部活动，不见党员活动。党成了少数办党吃党饭的人的党，而不是党员的党。这种状况是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在大陆垮台的教训，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毛泽东同志说过：“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只有从人民利益出发，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不会脱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像江泽民同志要求的：“作为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和正确理解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处理好„先富‟和共同富裕的关系，在工作中要时刻想到还没有富裕起来的地区和群众，千方百计帮助他们富裕起来；在个人生活上，要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如果以为党和政府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自己就可以不择手段地捞钱，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了钱就可以花天酒地、纵欲无度，那就大错特错了，那就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了。”
我们从事的是革命先烈未竟的事业。毛泽东同志指出，“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９０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全党同志必须牢记，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我们必须始终把人
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权益。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各级党政机关和干部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要把基层一线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基础阵地，引导干部在同群众朝夕相处中增进对群众的思想感情、增强服务群众本领。要把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作为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任务和基层干部的基本职责，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坚强战斗堡垒。
四、消极腐败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反对腐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反对腐败的完整体系，积累了丰富的反对腐败经验，取得了反对腐败的重大成效。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党内消极腐败的危险，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消极腐败的危险，已经成为影响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苏联共产党垮台时民众之所以漠然视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腐败导致苏共严重丧失了人心。
早在1968年11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呈送苏共中央关于青年学生的情绪的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就折射出苏联青年乃至社会大众对苏共的态度。这份报告在“大学生与党”部分中认为，“多数学生群中在许多方面把自己和党对立起来”，同苏共有“抵触的情绪”。
报告描绘了党在当时大学生中的诸多形象：“党对他们已不是最光明、最先进东西的化身”，“真正有原则的共产党员很少遇到”，“学生之间谈话中毫不客气地把党证叫做„红色的浮子‟”，“赫赫有名的„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这几个词只能引起讥笑或者愤怒”，“共产党员既可能是个醉汉，又可能是个淫棍，也可能是个毫无原则的人”，“现阶段的党是升官发财方便的跳板，但绝不是按照思想观点而联合起来的最优秀分子的组织”
1945年7月，毛泽东与国民参政员黄炎培交谈时，问他的感想怎样？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更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认为：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共产党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行使权力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决不能把权力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各级干部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９０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共产党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全党必须警钟长鸣，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紧紧依靠人民，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党存在的“四大危险”是对我们党的严重挑战，消除“四大威胁”是共产党人的重大任务。全党同志要牢记历史使命，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更加奋发有为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权为民所赋”，指的是权力的来源和基础问题，也即党和政府的权力只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授权；这个搞清楚了，才能正确地使用权力，权力才能造福于人民，也即“权为民所用”。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这个权力观鲜明地体现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性质。
要告诫全党在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力上必须始终保持敬畏之心，正确地行使手中之权，根子就在于，一部分领导干部忘记了自己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忘记了曾经承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为权力天然地属于自己，或者是上级给予自己的，从而在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出现种种滥权行为，导致中共和政府的威信在人民群众中受损，
削弱执政合法性。
毫无疑问，中共执政地位的取得，是经过了人民群众的充分认可。然而，正如十六届四中全会所警告的，“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就要求党和政府的执政方式和手段，必须随着人民权利意识的提升而与时俱进。如果说，过去人民希望自己被代表，那么，今天人民更希望自己参与公共生活，影响政府决策，而不仅仅被代表。
这就需要中共改变执政方式，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全心全意做好群众工作，力求做到执政的权力来源符合程序正义和正当。一般来说，执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意识形态、政府政绩以及程序正当的基础上的。在某些时候，可能更强调前两个方面，但程序正当作为衡量合法性的一个基础因素则贯穿始终。
要做到“权为民所赋”，有几个问题须明确，即人民采取什么方式授权；所授之权如何行使，是否违背授权者的意愿，以及人民能否有效地约束行权者。若人民对执政党的授权没有法定的公正的过程和程序，也不能监督和约束官僚群体，那么，官员在行使权力时就难免滥用权力，授权就会被虚置，最后出现权力所有者反被权力奴役的情况。
目前，由于没有建立一整套规范的受法律约束的授权和行权制度与机制，无论在授权和行权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如选举过程不透明，选举程序不规范，选举结果不公正，暗箱操作严重；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腐败现象严重等。要解决上述种种问
题，必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可能建立这样一套体制和机制。
政治体制改革首要的任务是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现阶段，公民的政治参与因受制度、体制和文化习俗的影响而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某些政治参与行为也很不规范，这就需要营造政治参与的舆论氛围，通过包括选举在内的手段和形式，拓宽民主参与渠道，丰富民主形式，提高公民参与公共生活、政府政策和决策的积极性与质量。
其次是要建立起对权力的制衡。对权力不仅要有制约，还要有制衡，也就是制约必须要有足够的力度，制约者本身必须要有权，否则，就不可能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力进行实质性制约。这就需要提升现有监督机构的地位，赋予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同等的权力。另外，制衡也来自于外部，所以需要强化人大和舆论对政府的监督，允许公民可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具体政策、政治过程提出批评和建议，各级党政官员不得滥用公权力和所谓名誉权、隐私权等予以限制和打压。
第三是要树立法治的权威。要限制领导干部过大的权力，做到权为民所用，必须依法行权。事实上，从民主角度看，民主作为一种权利构架和生活方式，有赖于法律的保障，民主权利也需要依法来表达和实现。所以，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政党和政府的权力运行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公民个人也须依法行使民主权利，这就是法治的过程。执政党不仅要建立起领导干部“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机制，还应利用执政地位，在全社会维护并确保宪法法律的绝对权威，使法治意识深入人心。
习近平所倡导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不只是一项抽象的理论原则，更是一种民主宪政的制度构建和实践过程。惟有权力的行使建立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领导干部才会去真正实践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够对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保持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