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一旦成为我们的基因，渗入我们的血脉，铸造了我们的性格，那么我们对世界上的一切就采取了“吞下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也不管它能不能消化，先一口吞下再说，哪怕被撑死，有名言为证――“要死也落个饱死鬼”。“吞下主义”会让人丧失理智。饥饿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即使早过了饥饿年代，甚至已经是营养过剩，我们仍然是这种饥民性格、饥民作风和饥民文化，这才是最致命的。 形形色色的“饥饿后遗症”仍然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既有饥饿的尖锐记忆，又有“民以食为天”的蛊惑，中国人的味觉和肠胃系统异常敏感和发达，中国人的口腔一刻也难于停止运动，形成了习惯。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会发现，但凡餐厅、婚宴等场合，总是人声鼎沸，欢声笑语，碰杯猜拳，不绝于耳，以致于中国人的那种热闹不能称为兴奋，而应该叫亢奋。很多外国人到中国餐厅吃饭都很不适应。在中国，任何事情到最后都演化成了“吃”这种仪式，连死人也不会放过。 我们除了正餐时候大吃特吃，在工作、开会和学习时候也几乎是人手一个茶杯，汲汲溜溜个不停。我们可以常常在电视新闻上看到，在很多开会的场合，除了人手一杯，还有矿泉水、水果、瓜子甚至各种糖果和糕点，让外国人百思不得其解。 很多地方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在接待老外时常常是谈判还没有开始，一场接一场的宴席就先摆开了，没有时间和效率观念。必要的接待是可以的，但过于铺张就会引起外商的反感：我是来谈生意的，我又不缺饭吃。纯粹拿别人当灾民了。再说，别人可能会担心，我投资了会不会也被这样吃掉？ 在西方琳琅满目的商店、清净的餐馆和空空荡荡的机场里，那争前恐后、挤作一团的一定是中国人，而且是见多识广的上层精英，他们已经移居到物质天堂，他们大多有体面的职业和不菲的收入，他们还在争抢什么呢？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多次发生“抢购风”，人们提着现金跑到商场和粮油店疯狂地抢购能够抢到手的一切，有很多东西其实根本就用不上。我们进餐时抢，乘车时抢，入学时抢，参军时抢，分配时抢，转正时抢，提干时抢，农转非时抢，知青进城时抢，出国时抢，评职称时抢……我们像蝗虫一样争抢着眼前的一切，即使这些东西都已经过剩，我们还是要抢，就像一些暴发户买来“茅台酒”，喝一口吐一口。 这些都是“饥饿后遗症”的表现，是心理上的饥民，拿当代最出色的写食主义者沈宏非那句标志性的“自供状”来说，就是：“我是个很馋的人，我是个吃饱了依然很馋的人。”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和社会风气。在历史和现实中，中国的商人最擅长的是投机倒把、囤积居奇而不是创新和开拓，企业对所有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采取的是掠夺式开采，官员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而巧取豪夺，政府部门频频出现种种短期行为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老百姓信奉的“明哲保身”和“今朝有酒今朝醉”等人生哲学，作家缺乏原创精神，学者们靠考据和校对“圣人”的一切混饭吃，教师们几十年如一日地“照本宣科”，女人们的原则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僧侣们则“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中国人在世界上拥有最高的储蓄率，中国人建立起奢华的“殉葬”制度，中国人在宴请、祭祀时的铺张浪费等等怪现状，折射出的何尝不是内心深处对明天就会发生的饥饿的恐惧和投机心理。 饥饿是藏在中国文化内核里的永动机，是我们的个体人格和民族魂！这一切才是鲁迅先生关于中国历史“吃人”论断的最深层、最残酷的社会根源。这种人格已经藏不住，可以外化为文学形象，鲁迅先生曾经塑造了“阿Q”这个不朽的形象来高度浓缩蒙昧的中国人，对于病入膏肓的国民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觉得早就另有一双慧眼，为我们刻画了一幅更加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嘴脸摆在那里――大家不妨到一部著名古典神话小说里面去找，该同志宰相肚，女人心，身体魁梧，形象龌龊，婆婆妈妈，唧唧歪歪，见利忘义，鼠目寸光，军衔很高，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玉帝“双规”，带过赎罪，最后还有一点，该君进餐时有里氏5.8级震感。 口腔民族是如何形成的？ 所谓“民以食为天”，对应的是“千里做官，为的吃穿。”所谓“仁政”就是自己有饭吃的时候也让老百姓有一口饭吃，只要天下的老百姓有一口饭吃，善良而质朴的他们就绝不会胡思乱想，根本就不会想到什么“人格”、“人权”、“民权”等先进概念。有古训作证：“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管子曰：“味者，所以守民口也。”唐朝诗人刘禹锡在《口兵诫》中说：“我诫于口，惟心之门。毋为我兵，当为我藩。以慎为键，以忍为阍。可以多食，勿以多言。”还是老子一语道破天机：“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无知无欲。”一句话，抓住老百姓的胃，只管“食而不言”，早日达到“达膘待宰”――那岂不是将人“牲畜化”了吗？ 我想起王朔的一部小说《浮出海面》，里面描述了一舞台剧里面的一个情节：说的是农村形势大好，连猪圈里的猪也帮着主人高兴，以主人公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争分夺秒地吃，夜以继日地长肉，每一口都兢兢业业，每一口都特安详特沉稳。很快，这些猪看着整天噌噌噌地窜膘，很快就够了斤头，就整天引吭高歌，一见到主人就争先恐后地伸长了脖子对主人嚷嚷：“先杀我！先杀我！……”真是快乐的猪！我想这台舞台剧的剧名最好就叫《以食为天》。 ――但以食为己任，以食为天职，那还是人吗？ 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初大兴“文字狱”，从“阳谋”后的“引蛇出洞”到“文革”中的噤若寒蝉，中国以言论治罪的惨剧史不绝书、骇人听闻，从而使国人笃信“口可以食，不可以言。”“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小时候，父母也很为婆婆妈妈、唧唧歪歪、口无遮拦的我担心，常常教诲我“多吃饭，少说话。”长此以往，中国人也就养成严口舌之戒而驰口腹之防，惧祸过于畏病，落得个处世难于摄身的悲哀，从而将嘴巴严格地限制在动物性的层面上。“民主”、“人权”、“法治”等现代概念只可远观，不可近玩。 传统文化中这种对饮食、味觉的片面强调，把人的生命意向和人生观导向“身体化”，将老百姓所有的兴奋点始终牢牢地钳制在形而下的口腔阶段、味觉阶段、生殖阶段等生物性层面，是不折不扣的“身体化生存”。 直到现在，这样的影响在一些落后地区还坚如磐石，我记得曾经有记者在陕北黄土高原采访辍学的牧羊娃，对话如下： “你为什么不上学？” “爷爷让我放羊。” “为什么要放羊？” “吃馍，生娃。” “然后呢？” “放养。” “然后呢？” “吃馍，生娃。” …… 按照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行为受动机支配，而动机又是由需求引起的。人的需求由低级到高级可以分为五个基本层次： 生理需求：是人生存必须的最原始、最基本的需求，如衣、食、住、行、性等； 安全需求：是人类对各方面出于一种保障的预期，如社会、劳动保障、就业、职业安全等； 社会需求：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必定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联系，这方面的需求表现为归属感、友谊、志趣、情感、爱与被爱、理解等； 尊重需求：希望能被承认、被尊重，包括自尊、尊重、权威、地位、价值等； 自我实现需求：追求实现自我的价值、取得事业的成就等。 一般而言，当低级需求得到相对满足后，高级需求就越发突出，成为行为的激励因素，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需求越到上层，越难满足。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以看出，那个陕北放羊娃的生命轨迹就是“吃→生殖→吃→生殖→吃”，起点就是终点，划了个圈，完全在原地徘徊，他的一辈子和他的一天没有任何区别。中国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和放羊娃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常常在人的最低级的需求层次――口腔和生殖层次里折腾！ 中国文化严厉压制性，所谓“万恶淫为首”、“男女授受不亲”等等。在汉语中，以前是没有“性器官”这个词汇的，叫“生殖器”，将性牢牢地钳制在传宗接代的生殖层面，除此之外关于性的娱乐和审美功能皆被视为淫亵和罪恶。既然口不可以言语，既不能议论时政，又不能谈论男女之欲，渐渐地，就自然地、别无选择地沉溺于味觉、口腔快感而不能自拔，味觉系统在日复一日地口腹之欲中畸形发达，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口腔民族”。 味觉麻痹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根据弗罗伊德的理论，当一个人长期被一种压力所困扰而无法摆脱时，求生的本能会迫使他放弃抵抗，转而迷恋起这种梦魇般的压力或折磨。这种情况跟吸毒一样，无药可救。用弗罗伊德的这个理论来阐释中国人超验思维的缺失退化、对美食的迷恋、对暴力的崇拜以及对明君的幻想等等怪诞的现象，一切迎刃而解。 中国历史是一部暴君横行、佞臣当道、冤狱丛生，天灾、人祸、战乱频繁的血腥历史，弱小的老百姓出于求生的本能，人生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明哲保身是最高处世哲学，通俗地讲，人生的目的无非是个“养”字，即养自己、养双亲、养老婆、养孩子以及老有所养，即使达到了超越个体存在的最高境界，所谓“大同”社会，也无非是普天之下皆有所养。正如《养生主篇》所宣扬的那样，人生的理想无非是“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延年。”在民间，最通俗的说法中“人生在世，吃穿二字”。“吃、喝、玩、乐”，将“吃”放到了人生第一目标。在中国，凡是那些被确诊患了绝症的病人，都会从医生那里听到一句标志性的心照不宣、而且最具有人道主义的话：“想吃点啥，就尽管吃吧！”而那些绝症患者也真的会彻底放下包袱，倾其所有，分秒必争，大快朵颐，享我们却没有看到，挂着脉脉温情的面纱的“民以食为天”的蛊惑背后的东西。统治阶级片面夸大“民以食为天”，而和“民以食为天”同等重要的“君以民为天”的却往往被刻意忽略了，或者流于形式。这是个阴谋，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垂而不死的弥天大慌，它一边抓住了贫苦大众的最大软肋――胃，一边利用超强的话语霸权，让“吃”变得大义凛然，神圣而不可侵犯。它置换和异化了权利的内涵，模糊和瓦解了权利的外延，掩盖了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捏造出一种怪诞而积重难返的“口腔民族心理”，使这些众生群氓庸众们的意识始终无法超越“群畜意识”阶段，始终处于自生自灭的“准蒙昧”状态而浑然不自觉。孔子和老子已经说得赤裸裸的了，让你尽情地吃，但不让你尽情地想。千秋万代的最好方式就是永远让你保持半饥饿半温饱状态，让你永远在口腹之欲中折腾，就像猪打滚，永远超不出猪圈的范围。你刨你的食，我做我的皇帝。 就这样，“民以食为天”这个农业文明的天条和文化核心使中国的历史车轮在泥潭里越陷越深，始于口腔，终于肛肠，循环往复，严重地停滞和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终于成为中国几千年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最坚固的材料之一。学者埃通加・曼格尔提出一个命题：“文化是制度之母”。莫伊尼汉也有类似的一句名言：“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 用这个理论来诠释中国的食文化和历史、文化和制度的关系，多么恰当！问题是，江山社稷似乎倒是稳定了，可是我们的嘴巴却又被迫向另外的方向畸形进化了，而其它更重要的功能却退化了。这就像失去视力的瞎子的听觉异常发达，更像猴子直立行走以后，四肢异常发达了，而尾巴就慢慢地退化了一样。 我们不妨观察一下我们周围的人，但凡沉溺于口腔快感的人往往特别情绪化，不理智，常常有人因为“贪杯”而耽误大事。在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原则常常让位于味觉快感，因而也很容易妥协和被控制，作为一个民族，也如此。
饥饿一旦成为我们的基因，渗入我们的血脉，铸造了我们的性格，那么我们对世界上的一切就采取了“吞下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也不管它能不能消化，先一口吞下再说，哪怕被撑死，有名言为证――“要死也落个饱死鬼”。“吞下主义”会让人丧失理智。饥饿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即使早过了饥饿年代，甚至已经是营养过剩，我们仍然是这种饥民性格、饥民作风和饥民文化，这才是最致命的。 形形色色的“饥饿后遗症”仍然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既有饥饿的尖锐记忆，又有“民以食为天”的蛊惑，中国人的味觉和肠胃系统异常敏感和发达，中国人的口腔一刻也难于停止运动，形成了习惯。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会发现，但凡餐厅、婚宴等场合，总是人声鼎沸，欢声笑语，碰杯猜拳，不绝于耳，以致于中国人的那种热闹不能称为兴奋，而应该叫亢奋。很多外国人到中国餐厅吃饭都很不适应。在中国，任何事情到最后都演化成了“吃”这种仪式，连死人也不会放过。 我们除了正餐时候大吃特吃，在工作、开会和学习时候也几乎是人手一个茶杯，汲汲溜溜个不停。我们可以常常在电视新闻上看到，在很多开会的场合，除了人手一杯，还有矿泉水、水果、瓜子甚至各种糖果和糕点，让外国人百思不得其解。 很多地方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在接待老外时常常是谈判还没有开始，一场接一场的宴席就先摆开了，没有时间和效率观念。必要的接待是可以的，但过于铺张就会引起外商的反感：我是来谈生意的，我又不缺饭吃。纯粹拿别人当灾民了。再说，别人可能会担心，我投资了会不会也被这样吃掉？ 在西方琳琅满目的商店、清净的餐馆和空空荡荡的机场里，那争前恐后、挤作一团的一定是中国人，而且是见多识广的上层精英，他们已经移居到物质天堂，他们大多有体面的职业和不菲的收入，他们还在争抢什么呢？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多次发生“抢购风”，人们提着现金跑到商场和粮油店疯狂地抢购能够抢到手的一切，有很多东西其实根本就用不上。我们进餐时抢，乘车时抢，入学时抢，参军时抢，分配时抢，转正时抢，提干时抢，农转非时抢，知青进城时抢，出国时抢，评职称时抢……我们像蝗虫一样争抢着眼前的一切，即使这些东西都已经过剩，我们还是要抢，就像一些暴发户买来“茅台酒”，喝一口吐一口。 这些都是“饥饿后遗症”的表现，是心理上的饥民，拿当代最出色的写食主义者沈宏非那句标志性的“自供状”来说，就是：“我是个很馋的人，我是个吃饱了依然很馋的人。”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和社会风气。在历史和现实中，中国的商人最擅长的是投机倒把、囤积居奇而不是创新和开拓，企业对所有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采取的是掠夺式开采，官员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而巧取豪夺，政府部门频频出现种种短期行为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老百姓信奉的“明哲保身”和“今朝有酒今朝醉”等人生哲学，作家缺乏原创精神，学者们靠考据和校对“圣人”的一切混饭吃，教师们几十年如一日地“照本宣科”，女人们的原则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僧侣们则“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中国人在世界上拥有最高的储蓄率，中国人建立起奢华的“殉葬”制度，中国人在宴请、祭祀时的铺张浪费等等怪现状，折射出的何尝不是内心深处对明天就会发生的饥饿的恐惧和投机心理。 饥饿是藏在中国文化内核里的永动机，是我们的个体人格和民族魂！这一切才是鲁迅先生关于中国历史“吃人”论断的最深层、最残酷的社会根源。这种人格已经藏不住，可以外化为文学形象，鲁迅先生曾经塑造了“阿Q”这个不朽的形象来高度浓缩蒙昧的中国人，对于病入膏肓的国民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觉得早就另有一双慧眼，为我们刻画了一幅更加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嘴脸摆在那里――大家不妨到一部著名古典神话小说里面去找，该同志宰相肚，女人心，身体魁梧，形象龌龊，婆婆妈妈，唧唧歪歪，见利忘义，鼠目寸光，军衔很高，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玉帝“双规”，带过赎罪，最后还有一点，该君进餐时有里氏5.8级震感。 口腔民族是如何形成的？ 所谓“民以食为天”，对应的是“千里做官，为的吃穿。”所谓“仁政”就是自己有饭吃的时候也让老百姓有一口饭吃，只要天下的老百姓有一口饭吃，善良而质朴的他们就绝不会胡思乱想，根本就不会想到什么“人格”、“人权”、“民权”等先进概念。有古训作证：“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管子曰：“味者，所以守民口也。”唐朝诗人刘禹锡在《口兵诫》中说：“我诫于口，惟心之门。毋为我兵，当为我藩。以慎为键，以忍为阍。可以多食，勿以多言。”还是老子一语道破天机：“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无知无欲。”一句话，抓住老百姓的胃，只管“食而不言”，早日达到“达膘待宰”――那岂不是将人“牲畜化”了吗？ 我想起王朔的一部小说《浮出海面》，里面描述了一舞台剧里面的一个情节：说的是农村形势大好，连猪圈里的猪也帮着主人高兴，以主人公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争分夺秒地吃，夜以继日地长肉，每一口都兢兢业业，每一口都特安详特沉稳。很快，这些猪看着整天噌噌噌地窜膘，很快就够了斤头，就整天引吭高歌，一见到主人就争先恐后地伸长了脖子对主人嚷嚷：“先杀我！先杀我！……”真是快乐的猪！我想这台舞台剧的剧名最好就叫《以食为天》。 ――但以食为己任，以食为天职，那还是人吗？ 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初大兴“文字狱”，从“阳谋”后的“引蛇出洞”到“文革”中的噤若寒蝉，中国以言论治罪的惨剧史不绝书、骇人听闻，从而使国人笃信“口可以食，不可以言。”“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小时候，父母也很为婆婆妈妈、唧唧歪歪、口无遮拦的我担心，常常教诲我“多吃饭，少说话。”长此以往，中国人也就养成严口舌之戒而驰口腹之防，惧祸过于畏病，落得个处世难于摄身的悲哀，从而将嘴巴严格地限制在动物性的层面上。“民主”、“人权”、“法治”等现代概念只可远观，不可近玩。 传统文化中这种对饮食、味觉的片面强调，把人的生命意向和人生观导向“身体化”，将老百姓所有的兴奋点始终牢牢地钳制在形而下的口腔阶段、味觉阶段、生殖阶段等生物性层面，是不折不扣的“身体化生存”。 直到现在，这样的影响在一些落后地区还坚如磐石，我记得曾经有记者在陕北黄土高原采访辍学的牧羊娃，对话如下： “你为什么不上学？” “爷爷让我放羊。” “为什么要放羊？” “吃馍，生娃。” “然后呢？” “放养。” “然后呢？” “吃馍，生娃。” …… 按照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行为受动机支配，而动机又是由需求引起的。人的需求由低级到高级可以分为五个基本层次： 生理需求：是人生存必须的最原始、最基本的需求，如衣、食、住、行、性等； 安全需求：是人类对各方面出于一种保障的预期，如社会、劳动保障、就业、职业安全等； 社会需求：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必定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联系，这方面的需求表现为归属感、友谊、志趣、情感、爱与被爱、理解等； 尊重需求：希望能被承认、被尊重，包括自尊、尊重、权威、地位、价值等； 自我实现需求：追求实现自我的价值、取得事业的成就等。 一般而言，当低级需求得到相对满足后，高级需求就越发突出，成为行为的激励因素，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需求越到上层，越难满足。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以看出，那个陕北放羊娃的生命轨迹就是“吃→生殖→吃→生殖→吃”，起点就是终点，划了个圈，完全在原地徘徊，他的一辈子和他的一天没有任何区别。中国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和放羊娃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常常在人的最低级的需求层次――口腔和生殖层次里折腾！ 中国文化严厉压制性，所谓“万恶淫为首”、“男女授受不亲”等等。在汉语中，以前是没有“性器官”这个词汇的，叫“生殖器”，将性牢牢地钳制在传宗接代的生殖层面，除此之外关于性的娱乐和审美功能皆被视为淫亵和罪恶。既然口不可以言语，既不能议论时政，又不能谈论男女之欲，渐渐地，就自然地、别无选择地沉溺于味觉、口腔快感而不能自拔，味觉系统在日复一日地口腹之欲中畸形发达，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口腔民族”。 味觉麻痹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根据弗罗伊德的理论，当一个人长期被一种压力所困扰而无法摆脱时，求生的本能会迫使他放弃抵抗，转而迷恋起这种梦魇般的压力或折磨。这种情况跟吸毒一样，无药可救。用弗罗伊德的这个理论来阐释中国人超验思维的缺失退化、对美食的迷恋、对暴力的崇拜以及对明君的幻想等等怪诞的现象，一切迎刃而解。 中国历史是一部暴君横行、佞臣当道、冤狱丛生，天灾、人祸、战乱频繁的血腥历史，弱小的老百姓出于求生的本能，人生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明哲保身是最高处世哲学，通俗地讲，人生的目的无非是个“养”字，即养自己、养双亲、养老婆、养孩子以及老有所养，即使达到了超越个体存在的最高境界，所谓“大同”社会，也无非是普天之下皆有所养。正如《养生主篇》所宣扬的那样，人生的理想无非是“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延年。”在民间，最通俗的说法中“人生在世，吃穿二字”。“吃、喝、玩、乐”，将“吃”放到了人生第一目标。在中国，凡是那些被确诊患了绝症的病人，都会从医生那里听到一句标志性的心照不宣、而且最具有人道主义的话：“想吃点啥，就尽管吃吧！”而那些绝症患者也真的会彻底放下包袱，倾其所有，分秒必争，大快朵颐，享我们却没有看到，挂着脉脉温情的面纱的“民以食为天”的蛊惑背后的东西。统治阶级片面夸大“民以食为天”，而和“民以食为天”同等重要的“君以民为天”的却往往被刻意忽略了，或者流于形式。这是个阴谋，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垂而不死的弥天大慌，它一边抓住了贫苦大众的最大软肋――胃，一边利用超强的话语霸权，让“吃”变得大义凛然，神圣而不可侵犯。它置换和异化了权利的内涵，模糊和瓦解了权利的外延，掩盖了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捏造出一种怪诞而积重难返的“口腔民族心理”，使这些众生群氓庸众们的意识始终无法超越“群畜意识”阶段，始终处于自生自灭的“准蒙昧”状态而浑然不自觉。孔子和老子已经说得赤裸裸的了，让你尽情地吃，但不让你尽情地想。千秋万代的最好方式就是永远让你保持半饥饿半温饱状态，让你永远在口腹之欲中折腾，就像猪打滚，永远超不出猪圈的范围。你刨你的食，我做我的皇帝。 就这样，“民以食为天”这个农业文明的天条和文化核心使中国的历史车轮在泥潭里越陷越深，始于口腔，终于肛肠，循环往复，严重地停滞和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终于成为中国几千年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最坚固的材料之一。学者埃通加・曼格尔提出一个命题：“文化是制度之母”。莫伊尼汉也有类似的一句名言：“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 用这个理论来诠释中国的食文化和历史、文化和制度的关系，多么恰当！问题是，江山社稷似乎倒是稳定了，可是我们的嘴巴却又被迫向另外的方向畸形进化了，而其它更重要的功能却退化了。这就像失去视力的瞎子的听觉异常发达，更像猴子直立行走以后，四肢异常发达了，而尾巴就慢慢地退化了一样。 我们不妨观察一下我们周围的人，但凡沉溺于口腔快感的人往往特别情绪化，不理智，常常有人因为“贪杯”而耽误大事。在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原则常常让位于味觉快感，因而也很容易妥协和被控制，作为一个民族，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