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难忘的那碗豆腐花
作者：莫拉夫
近二十年来，在大大小小的各种宴席上，东西南北风味的菜吃过不少。远不敢夸口吃尽天下的美味珍馐，但酒楼食肆招牌上所谓的“生猛海鲜”“山珍野味”也已经多有品尝。但是，无论是星级酒店的精巧杰作，或是路边店、地摊、排档的小锅小炒，都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终生记忆的食物，说起来很是寒酸，但却是千真万确的——她，仅是一碗豆腐花！
大约是1973年的初夏，因为家里要急用钱，便把自留地的十几畦番薯挖了一牛车，要拉到镇上去卖。那时，十岁多点的我还没有走出过村子，便缠着父亲，要他带我去见见那魂牵梦萦的大场面。父亲说什么也不同意。第二天一早，趁父亲不在意，我钻进了他放在车斗里的一堆番薯藤叶里，那是给牛准备的食料。到了镇上父亲卸车时，我才从藤叶堆里钻出来。父亲恼怒而又心疼地盯了我一眼，叹了口气，说：你呀，就是要跟来捱饿？
那天，街上堆放的番薯很多，买家却很少。从日头挂在东边的树杈，一直守到她从西边的屋顶斜照过来，我父子俩也没有卖出一斤番薯。尽管，父亲已经把价钱从早上的每斤五分钱，半分半分地压减到了二分钱了。
早餐我没有敢和父亲坐在一起，就着萝卜干喝上几碗番薯稀粥，只是揣上了母亲在锅底草灰堆里焐熟的两只番薯。到中午时，肚皮早已是前腹贴后脊了。离我们父子不远的树荫下，摆着一挑卖豆腐花和芝麻糊的小食担。每当那个小贩顿挫抑扬地吆喝一声：“豆腐花——，芝——麻——糊——”，我就使劲地咽上一口粘粘稠稠的口水。令人讨厌又难捱的是，那个小贩一边吆喝，一边用眼神挑逗我，意思是：小弟弟，来一碗？我不停地看父亲，父亲却一眼也不看我。我知道，他口袋空空。刚才镇上的市场管理同志来收摊位费，他翻腾了半天，也翻不出要交的二角钱来。豆腐花五分钱一碗，芝麻糊要一角呢。那头从生产队借来的老黄牛，此时正卧在树荫下，优哉游哉地嚼着嫩绿的藤叶，享受着它拉了二十里路重车得来的报酬，绿色的泡沫从它的嘴角不停地往下滴淌。
一阵清脆的车铃声打破了街面的沉闷。有个干部模样的中年男人，崭新的永久牌单车后带着个和我年纪相近的小女孩，在小食担前停下。小女孩马尾辫上扎着蝴蝶结，蓝帆布工装短裤，印花文化衫，白袜子，白凉鞋，比我们村里的任何一个女孩子都漂亮。那个女孩子显然也注意到坐在牛车车辕上脸黄肌瘦衣衫褴褛的我了，露出了一脸刁蛮的优越感。她接过小贩恭恭敬敬地递上来的芝麻糊，拿着小汤匙故意在碗里上下翻搅，嘟起刚才还挺好看但现在实在令我讨厌的小嘴，吱吱作声地吸溜着。每吸溜一下，就挑衅似地扬起脸眯着双眼斜瞥我一眼，在嘲笑我。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屈辱，愤懑——不就是吃了一碗芝麻糊吗？凭什么狗眼看人低？！
哗，机会终于来了！大约在下午四时多，一个在街上转悠了几圈的中年妇女，终于停在我们父子跟前，叫父亲给她称一百斤番薯。过完称后，这个很挑剔的妇女对我父亲说，要送到家才给钱。父亲厚着脸皮讨好地恳求她说：“大姐，先借给我一角钱吧，这孩子一天都饿
着肚子呢。”那妇女看看我，很不情愿地从裤兜里掏出一张角币。
接过父亲端过来的这碗豆腐花，我的泪水涮涮的流满了两腮。父亲转身弯腰，叉开双腿，紧紧抓住麻袋的两角，臀部吃力地向后拱了几拱，才能够把那只装满番薯的麻袋扛上肩膀，摇摇晃晃地跟在那个女人的身后，向巷子深处走去。那时，父亲被政治运动赶回农村已有二十年了，一百斤重量对于正值壮年、体格硕健的他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和我一样，父亲也整整的饿了一天哪！
父亲回来，见我还端着那碗豆腐花发呆，气喘吁吁地问我怎么不吃。我把装满豆腐花的碗默默地推给父亲。父亲苦笑了一下，又去花五分钱买来一碗，望着我，鼓励似地吸了一大口。在父亲慈爱的注视下，我轻轻地舔了一下碗中白馥馥细滑滑的尤物，呀，一股触电似的酥麻上冲脑门，下透脚底！父子俩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一勺一勺地享受了那碗我终生难忘的豆腐花，连碗底我都舔得干干净净。多年以后，有人问我在古典小说里读到的“醍醐灌顶”指的是什么感觉，我想，当年我吃这那碗豆腐花的感觉，绝对就是“醍醐灌顶”！
现在，在南方港城我居住的这条小巷子里，也经常流动着叫卖豆腐花芝麻糊的小贩。每次碰上，我都给钱叫儿子买回来。但儿子不是每次都能够干干净净地吃光。这时，我一定会对儿子发火。妻子说，你又何必呢，不就是剩下这一点点豆腐花吗？我想想也是，时代不同了，儿子他们对豆腐花一点也不稀罕了呀！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国人的舌蕾和胃口是大大地退化了。我想，这正是其伟大功绩之所在，也是千百年来饱受饥饿与贫困折磨的古老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巨变的最真实最有力之佐证。但愿我的后辈子孙们，再不会象我，因为童年的挨饥捱饿而对一碗再平常不过的小食——豆腐花留下如此刻骨铭心的记忆。
噢，我虔诚地祈祷着。
终生难忘的那碗豆腐花
作者：莫拉夫
近二十年来，在大大小小的各种宴席上，东西南北风味的菜吃过不少。远不敢夸口吃尽天下的美味珍馐，但酒楼食肆招牌上所谓的“生猛海鲜”“山珍野味”也已经多有品尝。但是，无论是星级酒店的精巧杰作，或是路边店、地摊、排档的小锅小炒，都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终生记忆的食物，说起来很是寒酸，但却是千真万确的——她，仅是一碗豆腐花！
大约是1973年的初夏，因为家里要急用钱，便把自留地的十几畦番薯挖了一牛车，要拉到镇上去卖。那时，十岁多点的我还没有走出过村子，便缠着父亲，要他带我去见见那魂牵梦萦的大场面。父亲说什么也不同意。第二天一早，趁父亲不在意，我钻进了他放在车斗里的一堆番薯藤叶里，那是给牛准备的食料。到了镇上父亲卸车时，我才从藤叶堆里钻出来。父亲恼怒而又心疼地盯了我一眼，叹了口气，说：你呀，就是要跟来捱饿？
那天，街上堆放的番薯很多，买家却很少。从日头挂在东边的树杈，一直守到她从西边的屋顶斜照过来，我父子俩也没有卖出一斤番薯。尽管，父亲已经把价钱从早上的每斤五分钱，半分半分地压减到了二分钱了。
早餐我没有敢和父亲坐在一起，就着萝卜干喝上几碗番薯稀粥，只是揣上了母亲在锅底草灰堆里焐熟的两只番薯。到中午时，肚皮早已是前腹贴后脊了。离我们父子不远的树荫下，摆着一挑卖豆腐花和芝麻糊的小食担。每当那个小贩顿挫抑扬地吆喝一声：“豆腐花——，芝——麻——糊——”，我就使劲地咽上一口粘粘稠稠的口水。令人讨厌又难捱的是，那个小贩一边吆喝，一边用眼神挑逗我，意思是：小弟弟，来一碗？我不停地看父亲，父亲却一眼也不看我。我知道，他口袋空空。刚才镇上的市场管理同志来收摊位费，他翻腾了半天，也翻不出要交的二角钱来。豆腐花五分钱一碗，芝麻糊要一角呢。那头从生产队借来的老黄牛，此时正卧在树荫下，优哉游哉地嚼着嫩绿的藤叶，享受着它拉了二十里路重车得来的报酬，绿色的泡沫从它的嘴角不停地往下滴淌。
一阵清脆的车铃声打破了街面的沉闷。有个干部模样的中年男人，崭新的永久牌单车后带着个和我年纪相近的小女孩，在小食担前停下。小女孩马尾辫上扎着蝴蝶结，蓝帆布工装短裤，印花文化衫，白袜子，白凉鞋，比我们村里的任何一个女孩子都漂亮。那个女孩子显然也注意到坐在牛车车辕上脸黄肌瘦衣衫褴褛的我了，露出了一脸刁蛮的优越感。她接过小贩恭恭敬敬地递上来的芝麻糊，拿着小汤匙故意在碗里上下翻搅，嘟起刚才还挺好看但现在实在令我讨厌的小嘴，吱吱作声地吸溜着。每吸溜一下，就挑衅似地扬起脸眯着双眼斜瞥我一眼，在嘲笑我。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屈辱，愤懑——不就是吃了一碗芝麻糊吗？凭什么狗眼看人低？！
哗，机会终于来了！大约在下午四时多，一个在街上转悠了几圈的中年妇女，终于停在我们父子跟前，叫父亲给她称一百斤番薯。过完称后，这个很挑剔的妇女对我父亲说，要送到家才给钱。父亲厚着脸皮讨好地恳求她说：“大姐，先借给我一角钱吧，这孩子一天都饿
着肚子呢。”那妇女看看我，很不情愿地从裤兜里掏出一张角币。
接过父亲端过来的这碗豆腐花，我的泪水涮涮的流满了两腮。父亲转身弯腰，叉开双腿，紧紧抓住麻袋的两角，臀部吃力地向后拱了几拱，才能够把那只装满番薯的麻袋扛上肩膀，摇摇晃晃地跟在那个女人的身后，向巷子深处走去。那时，父亲被政治运动赶回农村已有二十年了，一百斤重量对于正值壮年、体格硕健的他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和我一样，父亲也整整的饿了一天哪！
父亲回来，见我还端着那碗豆腐花发呆，气喘吁吁地问我怎么不吃。我把装满豆腐花的碗默默地推给父亲。父亲苦笑了一下，又去花五分钱买来一碗，望着我，鼓励似地吸了一大口。在父亲慈爱的注视下，我轻轻地舔了一下碗中白馥馥细滑滑的尤物，呀，一股触电似的酥麻上冲脑门，下透脚底！父子俩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一勺一勺地享受了那碗我终生难忘的豆腐花，连碗底我都舔得干干净净。多年以后，有人问我在古典小说里读到的“醍醐灌顶”指的是什么感觉，我想，当年我吃这那碗豆腐花的感觉，绝对就是“醍醐灌顶”！
现在，在南方港城我居住的这条小巷子里，也经常流动着叫卖豆腐花芝麻糊的小贩。每次碰上，我都给钱叫儿子买回来。但儿子不是每次都能够干干净净地吃光。这时，我一定会对儿子发火。妻子说，你又何必呢，不就是剩下这一点点豆腐花吗？我想想也是，时代不同了，儿子他们对豆腐花一点也不稀罕了呀！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国人的舌蕾和胃口是大大地退化了。我想，这正是其伟大功绩之所在，也是千百年来饱受饥饿与贫困折磨的古老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巨变的最真实最有力之佐证。但愿我的后辈子孙们，再不会象我，因为童年的挨饥捱饿而对一碗再平常不过的小食——豆腐花留下如此刻骨铭心的记忆。
噢，我虔诚地祈祷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