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兵素质的差距 国内的一些作者和军事评论家,往往喜欢从经济发展、政治运作、武器装备等方面,对比过去中日两国实力的巨大差距,多以清廷的颟顸腐败、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其主要依据。 在我看来,倘若对中国和日本军人的文化素质多加考量,或许能引发更加深刻的民族自省。 抗战前,在中国,95%的士兵是文盲;在日本,98%以上的士兵是小学毕业。中国只有不足10%的军士,接受过小学以上教育或是专门的士兵学校培训;在日本,90%以上军士,接受过中学以上教育或毕业于专业的士官学校。在中国,只有50%的低级军官,接受过中学以上教育或毕业于军事学校;在日本,超过50%的军官,具有高等教育或军事专科学历。 抗战前,在中国,不到2%的士兵有钢笔;日本士兵基本上都使用钢笔。在中国,只有军官才有手表或闹钟;日本的军曹或少部分上等兵,大多有手表。在中国,只有少数下级军官才有望远镜;在日本,军曹这一级就有。在中国,只有少数中级军官才会用照相机;在日本,很多下级军官就有照相机。在中国,只有高级军官才配有无线电或电话机;在日本,中级军官这一层基本配备无线电或电话机。 看过《东史郎日记》《荻岛静夫日记》的中国读者,大概都会留下深刻印象。 “二战”期间,东史郎和狄岛静夫都是日本派遣到中国战场的普通士兵,前者能够细致描写他在侵华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见闻和心理活动,同时,会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后者除文笔同样不错外,还能熟练地使用照相机,掌握全套暗房冲洗技术。而像东史郎、荻岛静夫这样的士兵,在侵华日军中绝非少数。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拥有坚强的体魄及意志,掌握基本的摄影和绘画技术,拥有合格的文字描写和数据搜集、分析能力,便具备从事情报活动的基本素质。当时,大多数中国平民不具备这种素质。 难啃的硬骨头 作家方军说:“看了《荻岛静夫日记》,真是百感交集。我的父亲参加过八路军,他对我说,他所在的连队,只有3个人有文化,当时,‘有文化’的概念就是‘识字’。多少次与日本鬼子的战斗表明,光靠勇敢也不成,使用常规武器也需要文化。掌握步枪的弹道、架桥、使用望远镜、看军事地图、通信联络、打旗语、掷弹筒发射的角度等等,都需要有文化的战士。在战场上,日本鬼子的单兵作战技术很完美。” 指挥过淞沪抗战、武汉战役和滇西大战的宋希濂将军,曾经作过一个估计:一个日军士兵的作战能力,相当于七八名国军士兵;一个日军士兵,凭借一支步枪,经常能阻击国军一个连的运动。 李宗仁将军在抗日战争中担任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取得了台儿庄大捷。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对日本人的战争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仍然难以忘怀。 “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以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对方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 虽然“失道寡助”,日本军队仍像一根难啃的硬骨头,摆在中国人面前。这种感受,不但国民党人如此,共产党人亦是如此。 1945年元旦那天,延安《解放日报》的新年献词是《争取胜利早日实现》,基调是胜利的前景还不十分明朗。中国的欠缺之处,便在于“如果不驱除政府中的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分子,以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代之以代表人民意志与力量、能够领导中国走向胜利和自由的新人物,那么,日寇继续深入是无法阻止的,更谈不上配合盟国在远东战场上的海陆攻势。”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两封电报。 1945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正在实施南下战略(即与国民党军队争夺南方广大地区)的王震、李先念等:“美军由欧洲东调需要时间,日美决战当在明年夏季以后,故你们尚有一年至一年半以上时间可以利用。” 直至美国投放原子弹的前两天,8月4日,毛泽东在致李先念等人的电报中,仍然有着这种判断:“估计日寇明冬可能失败,还有一年时间供农民做准备工作。” 败军之师有纪律 原《南方日报》社社长彦修写于半个世纪后的一篇杂文里,有一段话,直截了当地传递了共产党人的真实感受: “千万不要忘记,美国投掷原子弹时,日本还有一百几十万人(一说二百万人以上,包括东北在内)强大的军队,占领中国的领土……日本投降前的整整两年,田家英和我就在胡乔木的耳提面命下,编了两年高中语文教科书,专供根据地农村使用,精神上已准备好还要在山沟里待一二十年,我从未听说过要准备大反攻的半句话。原子弹一丢,一切都变了,忽然如梦一般,日本投降了。单靠中国的力量,要把日本打到无条件投降,是很难的。因此,美苏对日本的致命打击,我们都应该同样的感谢。”(《陈独秀与中国》) 投降之师也非一盘散沙。青岛的一位老人回忆,日本投降后,解除武装的日本兵,列队走过市区,围观的老百姓吐唾沫,扔石头,吼骂声震天。脸上沾有唾沫和血迹的日本兵,不为所动,步履整齐地行进。 作为战俘,日军官兵每日只有给养,没有薪金。国军的薪给虽然有限,军官们还能酒足饭饱。一天,一名负责守卫、监工之责的国军连长,购了不少酒食,私下招待几名日俘军官,被当时在国军中任中级军官,后来成了美籍华裔历史学家的黄仁宇发现,他刚一责问,连长说:“报告参谋,人家打了败仗,亡了国,实在可怜。我不过带他们吃一顿饭,叫他们散散心,也没有旁的啦。” 动了恻隐之心的这位连长,显然低估了日本人。 (摘自《情报日本》) 【链接】称日本侵略者为“鬼子”的由来 即明清以来,日本海盗经常烧杀抢掠,侵扰、骚乱我国沿海各地。当时人们称日本海盗为“倭寇”,那是因为他们长得矮小丑陋,行为实比盗匪有过之而无不及,故以此名之。 可到了近代,人们却称日本侵略者为“鬼子”,何也? 话说中日甲午海战前夕,清廷委派一位大臣出使日本。当时的日本不但要在世人面前炫耀武力,还妄想在文化上下玷辱中国。 当记者汇聚集齐之时,日方突然提了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说:“我们日本有一个上联却对不出下联,只好求于汉字发源地的人了。” 说完以后,日本人亮出上联:骑奇马,张长弓,琴瑟琵琶,八大王,并肩居头上,单戈独战! 这是一个拆字联,难度较大。而且其好战侵略气焰十分骄狂嚣张。意思是,大日本兵强马壮,驾驭的是奇马,张的是强弓,文的也不简单,无论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光“大王”就有八个,盖世无双,言外之意,日本“单戈独战”即可踏平中国。 清廷大使也不示弱。当即大笔一挥立就写出下联:倭委人,袭龙衣,魑魅魍魉,四小鬼,屈膝跪身旁,合手擒拿! 此下联也用的是拆字联,对仗十分工整,且与上联针锋相对,其意思是,你们日本骑奇马张长弓,其实就是一伙来偷抢我大清龙衣的倭寇,琴瑟琵琶八大王,就是魑魅魍魉四个小鬼子,并肩居头上,其实已经屈膝跪在身旁,你如胆敢单戈独战,我就合手擒拿。 从此,大家便称日本“鬼子”。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更激起了国人的愤怒与仇恨,于是“日本鬼子”、“小日本鬼子”、“鬼子”、“小鬼子”等称呼也就传遍了中华大地。至今仍众口痛骂日本鬼子在中国的滔天罪行! (摘自《博客中国》)
官兵素质的差距 国内的一些作者和军事评论家,往往喜欢从经济发展、政治运作、武器装备等方面,对比过去中日两国实力的巨大差距,多以清廷的颟顸腐败、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其主要依据。 在我看来,倘若对中国和日本军人的文化素质多加考量,或许能引发更加深刻的民族自省。 抗战前,在中国,95%的士兵是文盲;在日本,98%以上的士兵是小学毕业。中国只有不足10%的军士,接受过小学以上教育或是专门的士兵学校培训;在日本,90%以上军士,接受过中学以上教育或毕业于专业的士官学校。在中国,只有50%的低级军官,接受过中学以上教育或毕业于军事学校;在日本,超过50%的军官,具有高等教育或军事专科学历。 抗战前,在中国,不到2%的士兵有钢笔;日本士兵基本上都使用钢笔。在中国,只有军官才有手表或闹钟;日本的军曹或少部分上等兵,大多有手表。在中国,只有少数下级军官才有望远镜;在日本,军曹这一级就有。在中国,只有少数中级军官才会用照相机;在日本,很多下级军官就有照相机。在中国,只有高级军官才配有无线电或电话机;在日本,中级军官这一层基本配备无线电或电话机。 看过《东史郎日记》《荻岛静夫日记》的中国读者,大概都会留下深刻印象。 “二战”期间,东史郎和狄岛静夫都是日本派遣到中国战场的普通士兵,前者能够细致描写他在侵华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见闻和心理活动,同时,会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后者除文笔同样不错外,还能熟练地使用照相机,掌握全套暗房冲洗技术。而像东史郎、荻岛静夫这样的士兵,在侵华日军中绝非少数。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拥有坚强的体魄及意志,掌握基本的摄影和绘画技术,拥有合格的文字描写和数据搜集、分析能力,便具备从事情报活动的基本素质。当时,大多数中国平民不具备这种素质。 难啃的硬骨头 作家方军说:“看了《荻岛静夫日记》,真是百感交集。我的父亲参加过八路军,他对我说,他所在的连队,只有3个人有文化,当时,‘有文化’的概念就是‘识字’。多少次与日本鬼子的战斗表明,光靠勇敢也不成,使用常规武器也需要文化。掌握步枪的弹道、架桥、使用望远镜、看军事地图、通信联络、打旗语、掷弹筒发射的角度等等,都需要有文化的战士。在战场上,日本鬼子的单兵作战技术很完美。” 指挥过淞沪抗战、武汉战役和滇西大战的宋希濂将军,曾经作过一个估计:一个日军士兵的作战能力,相当于七八名国军士兵;一个日军士兵,凭借一支步枪,经常能阻击国军一个连的运动。 李宗仁将军在抗日战争中担任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取得了台儿庄大捷。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对日本人的战争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仍然难以忘怀。 “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以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对方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 虽然“失道寡助”,日本军队仍像一根难啃的硬骨头,摆在中国人面前。这种感受,不但国民党人如此,共产党人亦是如此。 1945年元旦那天,延安《解放日报》的新年献词是《争取胜利早日实现》,基调是胜利的前景还不十分明朗。中国的欠缺之处,便在于“如果不驱除政府中的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分子,以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代之以代表人民意志与力量、能够领导中国走向胜利和自由的新人物,那么,日寇继续深入是无法阻止的,更谈不上配合盟国在远东战场上的海陆攻势。”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两封电报。 1945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正在实施南下战略(即与国民党军队争夺南方广大地区)的王震、李先念等:“美军由欧洲东调需要时间,日美决战当在明年夏季以后,故你们尚有一年至一年半以上时间可以利用。” 直至美国投放原子弹的前两天,8月4日,毛泽东在致李先念等人的电报中,仍然有着这种判断:“估计日寇明冬可能失败,还有一年时间供农民做准备工作。” 败军之师有纪律 原《南方日报》社社长彦修写于半个世纪后的一篇杂文里,有一段话,直截了当地传递了共产党人的真实感受: “千万不要忘记,美国投掷原子弹时,日本还有一百几十万人(一说二百万人以上,包括东北在内)强大的军队,占领中国的领土……日本投降前的整整两年,田家英和我就在胡乔木的耳提面命下,编了两年高中语文教科书,专供根据地农村使用,精神上已准备好还要在山沟里待一二十年,我从未听说过要准备大反攻的半句话。原子弹一丢,一切都变了,忽然如梦一般,日本投降了。单靠中国的力量,要把日本打到无条件投降,是很难的。因此,美苏对日本的致命打击,我们都应该同样的感谢。”(《陈独秀与中国》) 投降之师也非一盘散沙。青岛的一位老人回忆,日本投降后,解除武装的日本兵,列队走过市区,围观的老百姓吐唾沫,扔石头,吼骂声震天。脸上沾有唾沫和血迹的日本兵,不为所动,步履整齐地行进。 作为战俘,日军官兵每日只有给养,没有薪金。国军的薪给虽然有限,军官们还能酒足饭饱。一天,一名负责守卫、监工之责的国军连长,购了不少酒食,私下招待几名日俘军官,被当时在国军中任中级军官,后来成了美籍华裔历史学家的黄仁宇发现,他刚一责问,连长说:“报告参谋,人家打了败仗,亡了国,实在可怜。我不过带他们吃一顿饭,叫他们散散心,也没有旁的啦。” 动了恻隐之心的这位连长,显然低估了日本人。 (摘自《情报日本》) 【链接】称日本侵略者为“鬼子”的由来 即明清以来,日本海盗经常烧杀抢掠,侵扰、骚乱我国沿海各地。当时人们称日本海盗为“倭寇”,那是因为他们长得矮小丑陋,行为实比盗匪有过之而无不及,故以此名之。 可到了近代,人们却称日本侵略者为“鬼子”,何也? 话说中日甲午海战前夕,清廷委派一位大臣出使日本。当时的日本不但要在世人面前炫耀武力,还妄想在文化上下玷辱中国。 当记者汇聚集齐之时,日方突然提了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说:“我们日本有一个上联却对不出下联,只好求于汉字发源地的人了。” 说完以后,日本人亮出上联:骑奇马,张长弓,琴瑟琵琶,八大王,并肩居头上,单戈独战! 这是一个拆字联,难度较大。而且其好战侵略气焰十分骄狂嚣张。意思是,大日本兵强马壮,驾驭的是奇马,张的是强弓,文的也不简单,无论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光“大王”就有八个,盖世无双,言外之意,日本“单戈独战”即可踏平中国。 清廷大使也不示弱。当即大笔一挥立就写出下联:倭委人,袭龙衣,魑魅魍魉,四小鬼,屈膝跪身旁,合手擒拿! 此下联也用的是拆字联,对仗十分工整,且与上联针锋相对,其意思是,你们日本骑奇马张长弓,其实就是一伙来偷抢我大清龙衣的倭寇,琴瑟琵琶八大王,就是魑魅魍魉四个小鬼子,并肩居头上,其实已经屈膝跪在身旁,你如胆敢单戈独战,我就合手擒拿。 从此,大家便称日本“鬼子”。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更激起了国人的愤怒与仇恨,于是“日本鬼子”、“小日本鬼子”、“鬼子”、“小鬼子”等称呼也就传遍了中华大地。至今仍众口痛骂日本鬼子在中国的滔天罪行! (摘自《博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