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西游
清代乾隆时期的西游大评家张书绅是西游评点史上的一大怪才，他的很多观点也很怪，认为“西游”这个书名，来自于《孟子》所引用的《诗经》中的“率西”二字。
孟子讲的是这样一则故事，一天，齐宣王对孟子说，我有病，好色的病，所以没有施行仁政。孟子就鼓励齐宣王说，《诗经》上有这样一个传说，当年周朝的先祖，带着他的娇妻，早上骑着马“率西水浒”——沿着渭水西行，去视察民情。引用完诗经上的传说，孟子继续教育齐宣王说，当初这位先祖就是如此好色，到外地视察都带着老婆，但他治下的百姓却安居乐业，好得不得了，所以，好色根本就不是问题，更不是不施行仁政的理由。
张书绅老先生一口咬定，“率西”二字便是西游的由来。所谓的“率西”在《诗经》中仅仅表示向西行走，也没有太多的微言大义。但张书绅硬说其是西游书名的渊源。有趣的是，在孟子所引的这一段《诗经》中还出现了“水浒”二字，那么，是不是《水浒传》之书名亦来源于此呢？所谓的“水浒”，在诗经中也仅仅只是表示“水边”之意，更没有什么圣贤大义。
如果按照孟子和《诗经》对圣人的要求，那么即便是好色如西门庆之流，也只要其在好色之余，不荒废一些做人的基本道理，那就善莫大焉了。按照这个标准，唐僧在西天路上对女人几近偏执的排斥，那就太做作和没有必要了。
中国古人如近代西方学者言必称希腊一样，对夏、商、周三代的祖先有着近乎盲从的情感，并立他们为圣人，而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则都是字字珠玑，连标点符号都是镶钻的。从孔子开始，儒家大师们就坚持认为，四书五经都是记录三代圣人之言行的，只可奉为圭臬，不可有一丝怀疑精神。
那么，作为五经之一的《诗经》所记载的，周朝王室祖先去考察民生疾苦之时，还不忘带着妻子，沿着渭水，浪漫地“率西”（向西走），就充分说明先祖圣人并不排斥女人，女色也根本不是男人成功路上的障碍物。
此外， 张老先生在他的西游总评中继续神侃，说四书有圣人朱熹作注，而西游全书便是为朱熹的注解再次作注。换言之，西游其实归根到底是阐释和解读四书的。四书大家都知道，是古典中国读书人的必备教材，即《大学》、《中庸》、《孔子》和《孟子》。朱熹是南宋大儒，是中国圣人排行榜上，可以列在孔孟之后的第三人。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曾下蛮力啃过余英时的一本有关朱熹的大作，至今虽无甚印象，但依稀记得，朱熹对四书大规模系统的注解和发挥，终成中国儒学史和学术史的高潮，并为后人学习经典和科举考试定下了千古不变的官方标准。
中国古代人总喜欢为小说传奇之类的作品找渊薮，找来寻去，亦无外乎儒家、道家和佛家的经典。反正好找，只要有只字片语偶合典籍，就可以上天入地，把作品置于典籍的大纛之下。正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呗。因典籍的大纛永远坚挺、飘扬，小说就可以跟着走入庙堂之上，供人奉养。
就连《封神演义》，张书绅也认为是在演绎道士的心路历程，而道士的“道”也本起源于老子所创立的道家哲学。还有《红楼梦》，很多古人都认为它是儒家的入世思想与佛家出世哲学之间猛烈碰撞的产物，贾宝玉不过是其最为集中的代言人而已。
明代有一个为《金瓶梅》作序的学者曾写道：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言外之意，就连《金瓶梅》这部中国第一淫书，既能让人读出“菩萨”和佛的味道，也能有“君子”和儒家之大义隐含于其中。只不过，一不小心，它就会成为“小人”和“禽兽”效仿的葵花宝典。
总之，为小说找思想的源头，在中国小说评点的历史上，是一条行之有效、皆大欢喜的路子。张书绅为西游找朱熹与四书五经的影子，并不特立独行，亦是遵循前人的路子。可关键是，这位老先生，又马上强调，西游更具体地是在阐述四书五经之一的《大学》。
《大学》是个什么典籍呢？大家翻开任何四书的合集，就会发现，这篇在中国古代享有崇高地位、并列为四书五经之首的大作，不过才两千字不到。《大学》这篇千字文本，选自儒家经典《礼记》。而《礼记》与《周礼》、《仪礼》合称儒家“三礼”。三礼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做人处世的基本行为规范和要求，相当于现代社会的法律法规，甚至宪法。
为了肯定西游与《大学》的关系，张书绅相当细致和“科学”地用数字来说明问题。他认为唐僧一行人在西天雷音寺所取的经书共计5048卷，而《大学》的原文和朱熹的注解共计5047字，两者基本差不多。连数字上都如此接近，无疑，西游便是《大学》的衍生物。
张书绅的这个观点，很难判断对错。从西游作者的角度来看，他是否有意把西天所取真经的卷数与朱熹注解版的《大学》文字数量扯到一块，这基本是一个历史之迷。古人写小说，大多喜欢攀附典籍，西游作者可能也有此雅好。可难保他不是无意间就想到了5048这个数字，但又不能排除他对《大学》的字数做过统计，或者从外界得到过这方面的一些信息。
哲学西游
清代乾隆时期的西游大评家张书绅是西游评点史上的一大怪才，他的很多观点也很怪，认为“西游”这个书名，来自于《孟子》所引用的《诗经》中的“率西”二字。
孟子讲的是这样一则故事，一天，齐宣王对孟子说，我有病，好色的病，所以没有施行仁政。孟子就鼓励齐宣王说，《诗经》上有这样一个传说，当年周朝的先祖，带着他的娇妻，早上骑着马“率西水浒”——沿着渭水西行，去视察民情。引用完诗经上的传说，孟子继续教育齐宣王说，当初这位先祖就是如此好色，到外地视察都带着老婆，但他治下的百姓却安居乐业，好得不得了，所以，好色根本就不是问题，更不是不施行仁政的理由。
张书绅老先生一口咬定，“率西”二字便是西游的由来。所谓的“率西”在《诗经》中仅仅表示向西行走，也没有太多的微言大义。但张书绅硬说其是西游书名的渊源。有趣的是，在孟子所引的这一段《诗经》中还出现了“水浒”二字，那么，是不是《水浒传》之书名亦来源于此呢？所谓的“水浒”，在诗经中也仅仅只是表示“水边”之意，更没有什么圣贤大义。
如果按照孟子和《诗经》对圣人的要求，那么即便是好色如西门庆之流，也只要其在好色之余，不荒废一些做人的基本道理，那就善莫大焉了。按照这个标准，唐僧在西天路上对女人几近偏执的排斥，那就太做作和没有必要了。
中国古人如近代西方学者言必称希腊一样，对夏、商、周三代的祖先有着近乎盲从的情感，并立他们为圣人，而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则都是字字珠玑，连标点符号都是镶钻的。从孔子开始，儒家大师们就坚持认为，四书五经都是记录三代圣人之言行的，只可奉为圭臬，不可有一丝怀疑精神。
那么，作为五经之一的《诗经》所记载的，周朝王室祖先去考察民生疾苦之时，还不忘带着妻子，沿着渭水，浪漫地“率西”（向西走），就充分说明先祖圣人并不排斥女人，女色也根本不是男人成功路上的障碍物。
此外， 张老先生在他的西游总评中继续神侃，说四书有圣人朱熹作注，而西游全书便是为朱熹的注解再次作注。换言之，西游其实归根到底是阐释和解读四书的。四书大家都知道，是古典中国读书人的必备教材，即《大学》、《中庸》、《孔子》和《孟子》。朱熹是南宋大儒，是中国圣人排行榜上，可以列在孔孟之后的第三人。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曾下蛮力啃过余英时的一本有关朱熹的大作，至今虽无甚印象，但依稀记得，朱熹对四书大规模系统的注解和发挥，终成中国儒学史和学术史的高潮，并为后人学习经典和科举考试定下了千古不变的官方标准。
中国古代人总喜欢为小说传奇之类的作品找渊薮，找来寻去，亦无外乎儒家、道家和佛家的经典。反正好找，只要有只字片语偶合典籍，就可以上天入地，把作品置于典籍的大纛之下。正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呗。因典籍的大纛永远坚挺、飘扬，小说就可以跟着走入庙堂之上，供人奉养。
就连《封神演义》，张书绅也认为是在演绎道士的心路历程，而道士的“道”也本起源于老子所创立的道家哲学。还有《红楼梦》，很多古人都认为它是儒家的入世思想与佛家出世哲学之间猛烈碰撞的产物，贾宝玉不过是其最为集中的代言人而已。
明代有一个为《金瓶梅》作序的学者曾写道：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言外之意，就连《金瓶梅》这部中国第一淫书，既能让人读出“菩萨”和佛的味道，也能有“君子”和儒家之大义隐含于其中。只不过，一不小心，它就会成为“小人”和“禽兽”效仿的葵花宝典。
总之，为小说找思想的源头，在中国小说评点的历史上，是一条行之有效、皆大欢喜的路子。张书绅为西游找朱熹与四书五经的影子，并不特立独行，亦是遵循前人的路子。可关键是，这位老先生，又马上强调，西游更具体地是在阐述四书五经之一的《大学》。
《大学》是个什么典籍呢？大家翻开任何四书的合集，就会发现，这篇在中国古代享有崇高地位、并列为四书五经之首的大作，不过才两千字不到。《大学》这篇千字文本，选自儒家经典《礼记》。而《礼记》与《周礼》、《仪礼》合称儒家“三礼”。三礼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做人处世的基本行为规范和要求，相当于现代社会的法律法规，甚至宪法。
为了肯定西游与《大学》的关系，张书绅相当细致和“科学”地用数字来说明问题。他认为唐僧一行人在西天雷音寺所取的经书共计5048卷，而《大学》的原文和朱熹的注解共计5047字，两者基本差不多。连数字上都如此接近，无疑，西游便是《大学》的衍生物。
张书绅的这个观点，很难判断对错。从西游作者的角度来看，他是否有意把西天所取真经的卷数与朱熹注解版的《大学》文字数量扯到一块，这基本是一个历史之迷。古人写小说，大多喜欢攀附典籍，西游作者可能也有此雅好。可难保他不是无意间就想到了5048这个数字，但又不能排除他对《大学》的字数做过统计，或者从外界得到过这方面的一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