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
配套案例集
适用专业：本科财务管理
第一章 绪论
案例1：福特关于金牛车型的经济决策
1985年，福特公司推出了金牛车型，当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987年，金牛车型已使公司的利润翻了近一倍。它的成功不仅涉及工程学，也涉及到经济学的许多方面。
首先，福特公司必须考虑，公众会对这种新型设计做出什么反应，市场需求有多大，以多快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必须了解消费者的偏好和需求。
其次，福特公司必须考虑这种汽车的成本，即其生产成本有多高？随着每年产量的变化，成本又将怎样变化？工会的工资谈判对成本又有什么影响？公司每年应生产多少才能使利润最大化？
第三，福特公司必须为汽车设计一种定价策略，并考虑竞争对手的反应。 除以上列举以外，福特公司的经营决策还涉及到很多其他经济学的知识，没有这些知识，一个大公司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
案例2：关于“占座”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占座”这一现象在生活中时有发生，在大学校园里更是司空见惯。无论是三九严冬，还是烈日酷暑，总有一帮“占座族”手持书本忠诚地守侯在教学楼前，大门一开，争先恐后地奔入教室，瞅准座位，急忙将书本等物置于桌上，才松了一口气，不无得意地守护着自己的“殖民地”。后来之人，只能望座兴叹，屈居后排。上课的视听效果大打折扣，因而不免牢骚四起，大呼“占座无理”。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当我们假设所有的人都是理性人时，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制度本身不涉及道德问题，一项制度的制定如果能够满足理性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实现了普遍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就是一项合理的制度。下面将运用经济学原理对占座行为的合理性予以分析。
占座——理性人的选择
占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可以拥有令你满意的座位，可以不必伸长脖子穿过重重障碍捕捉老师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可以不必端起眼镜费神地辨认板书，可以不必伸长耳朵生怕漏听了什么，而这一切都意味着当你和你的同学同样用心时，你比他们更容易集中精神，获得更好的听课效果，最终得到更优异的成绩，而这一切都仅仅是因为你占了个好座位。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需要为占座付出一定的代价。你可能无法在床上多躺一会儿，可能无法吃顿悠闲的早餐，它们是你为占座付出的成本，关键在于成本与收益比较孰轻孰重。对于一个学生而言，取得好成绩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而上述的成本，当你用积极的态度看待它们时完全可以被压缩到很小，甚至为负值——早起有益于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这么看来，你为占座付出的成本是很小的，而得到的收益却大得多，那么占座无疑是理性人的最佳选择。
替他人占座——理性人考虑边际量
我们发现那些占座的同学往往不仅为自己占座，还会为自己的室友占座。当然，这可能表明这些同学比较细心周到。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里包含了“理性人考虑边际量”的原理。
当你已经提前赶到了教室，多占个座儿对你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在这里边际成本几乎不存在，而这一行为将带来怎样的边际收益呢？首先，你的室友可能会认为你很体贴，并因此提高对你的评价；其次，即便是你所服务的人不认为这是美德的表现，而将之视为一项投资，那么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在适当的场合
下，他也必定会为之付出某种程度的报酬。
这种情况，民间叫做“顺水人情”，本小利大，何乐而不为呢？
固定占座人——发挥相对优势使交易群体获利
如果说，你们寝室每天需要有一个人负责占座，那么是每天轮流由不同的人充当占座人好呢，还是固定专人占座好呢？答案是后者。这体现了人们发挥自己的相对优势，并将之与具有其他相对优势的人进行交易，从而使得交易各方从中获利的经济学原理。
规定轮流占座并非不可，大家的收益并未改变，问题在于，不同的人在这件事情上的机会成本是不同的。小王习惯晚睡，因此早起半个钟头对他来说无异于酷刑加身，勉强爬起来完成“神圣使命”，可能将导致一天的无精打采，哈欠连天。相反，小李习惯早起，占座对他来说不费吹灰之力。而小张不仅可以早起，而且拥有先进的代步工具——自行车，占座对他来说更加容易。三者在占座这方面的相对优势比较中，小张>小李>小王。那么当在三人中做出选择时，小张无疑是最合适的，而小王也许可以利用晚睡的时间为大家提水，小李也许可以利用早起时间去买早餐。于是各自发挥相对优势，结果使整个交易群体从中获利。
第二章 需求、供给和价格
案例1：纽约市的房租管制——最高限价例证
最低限价和最高限价能够，而且也的确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自1943年起，纽约市就实行了一个规定房租最高价格的房租管制制度，其目的当然是为了使房租(即租用一套公寓一个月的价格)低于其均衡价格水平。据说主张对房租实行最高限价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为了帮助穷人。在短期内，房租管制可能把收入从出租人转移给承租人。据《纽约时报》报道：“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房租管制曾经给数以万计的家庭提供了廉价而有效的生活保障或低于市场价格的住所。不管财力如何，这一直是纽约市的一项在政治上无人敢碰的政策。”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房租管制可能产生一些非常不合意的影响。最高限价导致住房短缺。也就是说，对公寓的需求量超过其供给量。据一些观察家的估计，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纽约人口大约减少了100万，并且国家对中等收入阶层和低租金公共住房实施了规模最大的资助计划，但纽约仍短缺价值大约30亿美元的可供出租的新住房。据报道，在1986年，有些人不得不花费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寻求租房。
由于需求量超过供给量，现有的公寓不得不采用价格以外的措施来进行分配。这自然可能使房东采取微妙的歧视方式来选择房客。同样，房东也可能从那些急于寻找住所的房客手中接受额外的支付或贿赂。在很多情况下，房东将减少对房屋的维修。由于住房短缺，承租人也只能接受较差的服务，许多事都得靠自己去做。在可能的情况下，房东会把一套公寓分成几个部分出租，因为从划分后的几个部分各自在最高限价下得到的租金之和超过原来整套公寓的租金。房东就是通过这些办法来对付最高限价的限制。
根据兰德公司的估计，在纽约，由于受房租管制法的影响，租金的增加远远低于成本的增加。对1943年以前建造的单元住宅来说，房租每年的平均增长幅度大约为2%，而房东的各种成本的平均增长幅度每年大约为6%。这样，新住宅难以兴建，老住宅又年久失修也就不足为奇了。
《纽约时报》呼吁：“当公寓空出来以后，就应当终止租金管制„„它将增加住房供给，这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肯定也会认为，房租
最高限价的继续施行，决非解决住房严重短缺的一项适当措施。但我们这里的目的决不是判断房租管制的反对者的是非曲直，而是要表明我们所讨论的微观经济学概念在了解这些问题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案例2：免费公共交通
需求的价格弹性、收入弹性和交叉价格弹性有很多实际用途。比如，让我们考察一下在城市中免费提供公共交通服务的建议。免费公共交通的倡导者指出，城市中交通拥挤的状况已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他们认为，如果公共交通是免费的，许多通勤者就会改乘公交车而不使用自己的汽车，交通堵塞可以因此而得到缓解，空气污染会减轻，对停车设施的需求也会下降。
公共交通应不应该免费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公共政策问题。为了对这种建议做出评价，决策者需要考虑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在不收费情况下怎样向公交部门提供资金。但最根本的两个问题是：免费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公共交通的使用量？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城市中汽车的使用量？显然，如果要预测免费公共交通所产生的后果，就必须回答这些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美国运输部要求查尔斯河协会的一组经济学家进行研究。关于免费对公共交通使用量的影响问题，经济学家们指出，答案取决于公共交通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如果价格弹性很高，那么价格从现在的水平降至0会导致公共交通使用量的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如果价格弹性很低，此种价格削减几乎不能使公共交通使用量增加。事实上，根据经济学家们的估计，价格弹性约为0.17，这意味着免费将使公共交通使用量增加40%。
关于免费公共交通对城市中汽车使用量的影响，经济学家们指出，答案依赖于汽车的使用量与城市中公共交通收费间的需求交叉弹性。因为汽车的使用与公共交通是替代品，所以交叉弹性值为正。如果交叉弹性很高，将公共交通的收费减为0将引起城市小汽车使用量的大幅度下降；相反，如果交叉弹性很低，这种收费的减少几乎不会对城市中的汽车使用量产生影响。事实上，根据经济学家们的估计，交叉弹性的值很低，免费公共交通仅能使城市中的汽车使用量下降7%。
在联邦政府官员、地方政府官员及其他官员和团体处理这个问题时，上述研究结果是很有价值的。根据这些研究结果，免费公共交通似乎不能使公共交通使用量大幅度增加，“降低公共交通收费很难使汽车的使用者转变为公共交通的使用者„„”。尽管仅根据上述研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这些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毫无疑问，需求的价格弹性和交叉弹性在说明这一重大的政策问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章 效用论与消费者行为
案例1：纽约州预算资金的配置
1993年，纽约州大约有30亿美元的政府收入(来源于联邦政府转移支付和州汽油税)要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用于建筑高速公路或提供大众交通设施(地铁、公共汽车、城市铁路线)。高速公路和大众交通设施部可以用于满足纽约州居民对运输的需要。但应该怎样在两者间配置这些政府收入呢？换句话说，有多少应用于修筑高速公路？有多少应用于提供大众交通设施？这是一项重大的决策，一项涉及巨额资金和大量时间、关系着许多人的舒适与便利的决策。
在解决纽约州预算资金配置问题时，经济学家们指出：让我们把纽约州政府看做是一位消费者，把高速公路和大众交通设施看做是州政府要购买的两种商品，每种商品都有一个价格，但用于购买这两种商品的货币量是固定的。在假设
州政府想使州运输体系发挥最大实效的情况下，让我们用州政府的无差异曲线表示能够使州总运输能力得到某种预期提高的额外高速公路英里数与额外大众交通设施英里数的组合。显然，这种能力预期提高的幅度越大，无差异曲线就越高。然后，让我们找到预算线上位于最高无差异曲线L的那点，这样的点就表示预算资金最优配置。
近些年来，此类经济分析在许多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在实践中，衡量“运输能力”或“社会价值”通常是极为困难的，因而也就不可能非常准确地画出无差异曲线。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分析是没有用的。相反，由于它提供了思考问题的正确方法，因而被证明是有意义的。它能够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相关的因素上，并使人们正确认识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 案例2：“恩格尔系数”降到50%以下标志着什么
“吃了吗？”这是过去相当一段时期中国人见面后再熟悉不过的口头语。那用意几乎相当于国际流行的“你好吗”。
渐渐地，“吃了吗”这口头语我们听得越来越少了，因为“吃”对于中国人越来越不像过去那样重要了。换句话说，“吃”在中国人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了。此现象在经济学上就叫做“恩格尔系数”降低。
何谓“恩格尔系数”？恩格尔是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他在研究人们的消费结构变化时发现了一条规律，即一个家庭收入越少，这个家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反过来也是一样。而这个家庭用以购买食物的支出与这个家庭的总收入之比，就叫恩格尔系数。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一个国家而言，这个国家越穷，其恩格尔系数就越高；反之，这个国家越富，其恩格尔系数越是下降。这就是世界经济学界所公认的恩格尔定律。
经济学上的名词不一定也没必要每个人都懂，但生活的变化和感受却是实实在在的。
权威部门的资料表明，“九五”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以恩格尔系数衡量，城镇居民由1995年的49.9%下降到1999年的41.9%，农村居民则由58.6%下降到52.6%。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第四章 生产和成本
案例1：劝业场平时为什么不延长营业时间？
春节期间劝业场和许多大型商场都延长营业时间，为什么平时不延长？现在我们用边际分析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
从理论上说延长时间1小时，就要支付1小时所耗费的成本，这种成本即包括直接的物耗，如水、电等，也包括由于延时而需要的售货员的加班费，这种增加的成本就是边际成本。假如延长1小时增加的成本是l万元(注意这里讲的成本是西方经济学成本概念，包括成本和正常利润)，那么在延时的1小时里他们由于卖出商品而增加收益大于1万，作为一个精明的企业家他还应该将营业时间在此基础上再延长，因为这是他还有一部分该赚的钱还没赚到手。相反，如果他在延长1小时里增加的成本是1万，增加的收益是不足1万，他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情况下就应该取消延时的经营决定，因为他延长1小时成本大于收益。
春节期间，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旅游购物，使商场的收益增加，而平时紧张的工作、繁忙的家务使人们没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购物，就是延时服务也不会有更多的人光顾，增加的销售额不足以抵偿延时所增加的成本。这就能够解释在春节期间延长营业时间而在平时不延长营业时间的原因。
第五章 市场结构与厂商均衡
案例1：优惠券和回扣的经济学
加工食品和相关的消费物品的生产商常常发一些让人们以折扣价购买它的产品的优惠券。这些优惠券通常是作为该产品广告的一部分散发的，它们也可能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或者作为促销邮件的一部分。例如，一种特定的早餐麦片的优惠券在购买一盒该种麦片时值25美分。厂商为何要发这些优惠券？为什么它不只是降低产品的价格，并因而省下印制和回收这些优惠券的成本？
优惠券提供了一种价格歧视的方法。研究表明只有大约20%～30%的消费者有心去剪下、保存并在购物时使用优惠券。这些消费者比那些忽略优惠券的消费者对价格更敏感。通常他们需求的价格弹性更高而保留价格较低。因此通过发优惠券，一个麦片公司能够将它的顾客分成两组，并且实际上对那些对价格更敏感的顾客索取比对其他顾客较低的价格。
回扣方案以同样的方法起作用。例如，柯达公司有一个回扣方案是只要消费者寄回一张表格并附上购买三卷胶卷的证明，就能收到1.5美元的回扣。为什么不只是将一卷胶卷的价格降低50美分？这是因为只有那些具有相对价格敏感的需求的消费者才会不嫌麻烦寄回东西并要求回扣。该方案同样也是价格歧视的一种方法。
案例2：大型养鸡场为什么赔钱？
为了实现市长保证“菜篮子”的承诺，许多大城市都由政府投资修建了大型养鸡场，结果这些鸡场在市场上反而竞争不过农民，往往赔钱者多。这里的奥妙何在呢？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首先在于鸡蛋市场的市场结构。我们知道，鸡蛋市场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市场上买者与卖者很多，即使是一个大型养鸡场在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也是微不足道的，难以通过产量控制价格。用经济学的术语说，每家企业都是价格接受者。第二，鸡蛋是无差别产品，企业也不能用产品差别形成垄断力量。第三，自由进入与退出。这三个特点决定了鸡蛋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
在鸡蛋这样的完全竞争市场上，短期如果供大于求，整个市场价格低，养鸡可能亏本；如果供小于求，整个市场价格高，养鸡可以赚钱。但在长期，养鸡企业(包括农民和大型养鸡场)则要对供求做出反应；决定产量多少或进入还是退出。假如由于人们受胆固醇不利于健康的宣传而减少了鸡蛋的消费，价格下降，这时养鸡企业就应做出减少产量或退出该行业的决策。假如由于鸡蛋出口增加，价格上升，这时养鸡企业就应做出增加产量的决策或其他企业进入该行业。在长期中，通过供求的这种调节，鸡蛋市场实现均衡，社会得到满足，生产者也感到满意。这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上长期均衡的关键是生产者对市场供求变动做出反应。
大型养鸡场的不利之处正在于这种调节能力不如农民。我们知道，短期中，养鸡的成本分为固定成本(鸡舍等支出)和可变成本(鸡饲料、劳动等)。在短期中，如果价格低于平均总成本企业要亏本，但只要高于平均可变成本就可以维持生产。大型养鸡场的固定成本远远高于农民。当价格低时，农民由于固定成本低，甚至可以不计劳动成本，只要能弥补饲料成本就可以维持生产，而此时大型养鸡场要支付高额固定成本，必然难以经营，或大量亏损由政府补贴。当价格高时，许多
农民会迅速进入养鸡行业，大型养鸡场则难以迅速扩大。农民迅速进入使短暂的赢利机会消失，大型养鸡场则难以利用这个机会。船小好调头，养鸡市场上农民就是如此。在长期中，鸡蛋市场均衡价格等于农民的生产成本加正常利润。而这一价格低于大型鸡场的总成本。大型养鸡场当然必然亏损了。
第六章 寡头市场与博弈
案例1：欧佩克石油卡特尔
为了说明卡特尔所具有的特征，我们来考察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欧佩克卡特尔。欧佩克最先上报是在1973年末，当时，该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宣布将削减其向美国的石油出口量，此举进而触发了—次危机在美国的过早爆发。随后，欧佩克又极为抢镜：它采取了一系列促成原油价格节节攀升的行动。例如，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价格从1972年的每桶约2.5美元陡增至1974年年初的10美元强。伊朗革命之后，欧佩克旋即于1979年再度将价格大幅提高到每桶30美元以上。
何谓欧佩克？其功效又如何呢？欧佩克由12个主要石油生产国组成，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朗、委内瑞拉、利比亚和尼日利亚。欧佩克各国对在其国家生产的每桶石油均征收若干美分的货物税。税收公开是有好处的，并且像其他的货物税—样，可将此类税收视做在成员国运营的各家国际石油公司的生产成本。因此，借由抬高税率，欧佩克成员国提高了原油的价格，因为低于其生产成本加税收的石油卖价，是任何石油公司都不堪忍受的。根据“卡特尔”部分讨论过的模型，人们预料欧佩克卡特尔可能会将原油价格上推至垄断水平，因为这将增加其税收收入。事实上，正如人们所预期的。专家们估计，石油消费者手中的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收入经此落入了欧佩克囊中。
案例2：囚徒困境中的宝洁公司
宝洁(P&G)、联合利华和花牌同时计划进入日报杀虫胶带市场。它们都面临同样的成本和需求条件，而各厂商必须在考虑到它的竞争者们的情况下决定一个价格。如果P&G和它的竞争者都将价格定在1.50美元，它能得到更多的利润。这从下表中的支付矩阵中看得很清楚。如果所有厂商都定价1.50美元，它们每月各可赚到20000美元利润，而不是定价l.40美元可以赚到的12000美元。那么为什么它们不定价1.50美元呢？
联合利华和花牌定价
l.40美元 宝洁(P&G) 1.50美元 * 因为这些厂商处在一个囚徒的困境中，不管联合利华和花牌定价多少，宝洁定价l.40美元都能赚更多的钱。例如，若联合利华和花牌定价1.50美元，宝洁定价l.40美元每月可赚29000美元，而定价1.50美元只能赚20000美元。这对联合利华和花牌也是正确的。例如，宝洁定价l.50美元而联合利华和花牌定价
1.40美元，它们将各赚到21000美元而不是20000美元。结果，宝洁知道如果它定价1.50美元，它的竞争者会有强烈的低价竞争，定价l.40美元的冲动，这样P&G将只有一个很小的市场份额和只能赚到每月3000美元的利润。P&G应该冒险防信任竞争者定价1.50美元吗？如果你面对这样的困境，你会怎么做呢？
第七章 生产要素定价理论
案例1：明星收入与经济学
明星这种生产要素的高价格和高收入是有其供求关系决定的。在这种要素供给极为短缺时，决定明星价格的主要因素还是公众和企业的支付能力。一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是否合理取决于它的决定机制。如果这种高收入由政府人为决定，无论多少都不合理；如果这种高收入是市场决定的，无论多少都合理。这是我们判断一种收入是否合理的标准。
明星的高收入公正吗？公正是平等的竞争过程的参与权。如果每一个想成为明星的人都可以从事演艺业，并参与和其他做明星梦的人的竞争，结果只有极少数人成了高收入明星，就没什么不公正的。如果社会用种种手段限制人们进入演艺业，做明星梦的人之间没有平等竞争权，才会不公正。市场经济中明星们是竞争出来的，他们成功了，这就实现了公正。
明星的高收入有利于效率吗？作为一种激励制度，明星的高收入的确刺激了演艺业的效率。演艺业的效率就是充分利用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好要多的演出。高收入引起高效率的原因在于：第一，使更多的人渴望成为明星，其中必有少数成功者。明星的增加会使演艺事业繁荣；第二，明星受高收入的激励，到处去表演。这就给公众带来更多享受；第三，在竞争中，不断产生高水平的明星。明星的演艺水平不断提高。这些都繁荣了演艺事业。这就是效率的提高。
明星的高收入对社会也是有利的。他们不仅给人们带来更多更高的艺术享受，而且还会拉动经济增长。一场精彩的体育表演或电影会给多少人带来就业机会？又会拉动相关部门的多大增长？娱乐经济的产值已成为GDP的重要一部分。没有明星，有娱乐经济的繁荣吗？
案例2：军队的工资
许多年来，美国军队一直存在人事问题。在内战期间，大约90%的军人是进行地面战斗的不熟练工人。但是自那以来，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因此地面战斗部队现在只占整个军队的16%。同时，技术的变化导致技师、训练有素的飞行员、电脑分析员、机械师及其他操纵复杂军事设备所需要的人员严重短缺。为什么这样的短缺会发展？为什么军队没能留住其技术人员？最近的一项研究提供了某些答案。
在这些年里，军队的军阶结构基本上没有改变。在军官的军阶中，工资的增加主要由服役年数决定。其结果是，具有不同技术水平和能力的军官常常得到相同的工资，并且相对于他们在私人部门可能得到的工资来说，某些技术工人的工资偏低。结果，那些因为工资有吸引力而参军的技术工人发现，他们的边际产出最终高于他们的工资。虽然有些人还留在军队，但许多人离开了。
军队的工资结构选择影响到国家保持一支有效战斗部队的能力。作为对其人事问题的反应，军队已经开始调整工资结构，扩大其再服役奖金的数目和规模。选择性再服役奖金的目标是短缺的技术岗位，它能成为有效的征募机制。直接的奖金产生了一种激励，它比许诺将来给予较高的工资更有用。
第八章 一般均衡、市场失灵与政府的微观经济政策
案例1：棒球联合会中的柠檬
我们怎样能够测试市场中存在柠檬呢？一个办法是把再出售的产品与类似的但很少转卖的产品进行比较。在一个柠檬市场上，二手货的购买者只有有限的
信息，而再出售的产品的质量应当比很少在该市场出现的产品的质量差。近年来，由于棒球联合会合同规则的改变，一个这样的柠檬市场被创造出来。
在1976年以前，棒球联合会的球队有再续它们球员合同的排他权。在1976年的裁决宣布这个制度非法以后，一个新的合同安排产生了。在棒球联合会服务6年之后，球员现在能够与他们原来的球队签订新合同，或成为自由代理人，与新的球队签订合同。许多自由代理人的存在使棒球球员中出现了一个二手货市场。原来的球队可以提出条件，它可能使球员留在队里，也可能使他流失到自由代理人市场上去。
不对称信息在自由代理人市场上很突出。一个潜在的买主，即球员原来的球队，对该球员的能力具有比其他球队多的信息。如果我们是在看旧车，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它们的修理记录来测试不对称信息的存在。对棒球，我们可以比较球员无能的记录。如果球员努力工作，遵守严格规定的计划，我们可以预期他们受伤的可能性较低，并且如果受伤，他们打球的可能性也较高。换句话说，目的较明确的球员由于无能而坐冷板凳的时间较少。如果柠檬市场存在，我们可以预期自由代理人的无能率高于续约的球员。球员可能还有他们原来球队知道的、不适于成为再续合同候选人的先天身体条件。由于较多的这种球员会成为自由代理人，自由代理人出于健康原因会有较高的无能率。
案例2：从电池回收看外部性
“忽如一夜春风来”，在北大的各个宿舍楼及教学楼内，出现了一个个朴素的纸箱，这是环境发展协会的同学为回收废电池、减少环境污染特意设立的。这一举措不仅有利于保护环境，而且也为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出了力。可谓一箭双雕。
废弃的电池污染环境，具有负外部性。于是，生产单位电池的私人成本加上受到污染影响的旁观者的成本，社会成本加大。此时，由私人成本确定的电池最适当数量大于由社会成本确定的电池最适当数量，这时市场无效率。
面对这种负外部性，我们并非束手无措，既可私人解决，也可设立针对外部性的公共政策。
环境发展协会同学的电池回收箱就是私人解决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为回收提供了外部条件。但他们的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很多人对回收箱眼至心不到，视若无物。这时，还通过发传单、搞演讲等活动来扩大它的影响，用道德规范和社会约束来解决。
对于生产电池的厂家，政府应进行管制或征收庇古税。如国家环保局可以告诉每家工厂每年的排污量减少为50吨，或指定某些厂商生产环保型电池。当然，政府也可以用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向私人提供符合社会效率的激励，如可以对每个厂家每排出一吨废物征收一万元的税收。
第九章 宏观经济核算
案例1：蜜蜂的寓言
18世纪初，一个名叫孟迪维尔的英国医生写了一首题为“蜜蜂的寓言”的讽喻诗。这首诗描述了一群蜜蜂的兴衰史。最初，蜜蜂们追求豪华的生活，浪费成性，结果整个蜂群兴旺发达。后来，它们在一个“哲学蜂”的劝说下崇尚节约，结果弄得社会衰落，终于被另一个蜂群所消灭。这首诗因为宣扬“浪费有功”，当时被英国中塞克斯郡大陪审团判定为败类作品。但在200多年后，这部作品却启发凯恩斯建立了以总需求为中心的宏观经济理论。
在凯恩斯之前，经济学家相信“供给决定需求”。但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
时的供给过剩、失业严重使凯恩斯从供给转向需求，建立了以总需求为中心的宏观经济理论。凯恩斯认为，在短期中，总供给水平是既定的，因此，国民收入水平的大小取决于总需求。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增加；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减少。总需求不足正是引起供给过剩和失业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宏观经济学中简单的国民收入决定模型，或称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模型。
总需求包括消费、投资、政府购买支出和净出口(出口—进口)。因此，增加消费，哪怕是浪费性消费也可以刺激经济繁荣。这正是孟迪维尔《蜜蜂的寓言》的中心思想，不过凯恩斯用现代经济学概念表述了这一思想。我们知道，居民的收入分为两部分，即消费与储蓄，消费增加则储蓄减少。这就又得出一个推论，减少储蓄可以使经济繁荣。但是，这与传统的“节约光荣”正好相反。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悖论：节约是个人的美德，却使社会萧条；浪费是个人的恶行，却使社会繁荣。人们把这种似乎矛盾的结论称为“节约的悖论”。
当然，这种悖论是一种假象。如果我们分开短期与长期，这个悖论就不存在了。在短期中，总供给能力是固定的(资源与技术不变)。因此，总需求大小决定了国民收入水平。从这种意义上说，当处于30年代那样的萧条或衰退时期时，刺激总需求的确是重要的。但在长期中，一个经济的总供给还取决于资源与技术，这就要增加储蓄了。凯恩斯认为“在长期中我们都要死”，而没有考虑长期问题，仅进行短期分析，所以，节约的悖论就变得“似非而是”了。
案例2：GNP、GDP与经济全球化
20世纪90年代之前，大多数国家都用GNP(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国家年所生产的最终产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20世纪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用GDP(国内生产总值)来代替GNP。1993年，联合国统计司正式决定用GDP代替GNP。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和意义呢？
从定义上说，GNP和GDP都是指一国一年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但它们所说的“一国”的含义不同。GNP所说“一国”指一国国民，只要是该国公民，无论在什么地方创造的最终产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都应计入。GDP所说的“一国”指一国境内，只要是在该国领土上，无论哪国人所创造的最终产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都应计入。GDP中减去外国公民在该国创造的最终产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再加上本国公民在外国创造的最终产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就等于GNP。由于在许多国家GNP与ODP差别很小(往往为l％左右)，所以有人也把这两者等同起来。
但应该强调的是，无论GNP与GDP在数量上的判别是否重要，用GDP取代GNP是一个极重要的变动，它代表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经济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很难找出哪一件产品完全是由本国人生产的民族产品了。例如，美国福特公司生产的福特牌伊斯柯特型汽车，其零件来自15个国家，你说它是不是美国民族工业产品？说是吧，美国零件的国产化率很低；说不是吧，品牌无疑是美国的。其实你看看现实中的产品，有多少还可以称得上是原来意义上的民族工业产品？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许多经济学家强调用境内工业的概念来取代民族工业。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工业实际已很难确认了，但境内工业是好确认的。外国人在一国办的企业并非国人所有的民族工业，但也是一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境内工业。这种企业要遵守所在国法律，向该政府交税，雇用该国工人，繁荣该国经济，为什么要加以排斥？用GDP取代GNP与用境内工业代替民族工业是相应的。
第十章 凯恩斯模型
案例1：中国改革开放后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动
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迅速增加。随着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改革初期，增加的收入首先是补足消费。进入80年代后期，中国进入大规模的耐用消费品普及时期。在1988年，中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还在90%以上，此后，平均消费倾向开始明显下降，1995年比1988年平均消费倾向降低了1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边际消费倾向也明显下降，到1994年，边际消费倾向降到64%。
从城市居民消费倾向来看，平均消费倾向由1982年的91%下降到1995年的64%，降了27个百分点，边际消费倾向也呈下降趋势；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从1982年的95%下降到了1995年74%，降了21个百分点。
案例2：破窗经济的启示
一个流氓打破了一家商店的窗子玻璃。店主无奈只有再买一块，假如，为此花了200美元。玻璃店的老板把这200美元中的80%，即160美元用于其他支出。得到这笔支出的人收入增加160美元，又把其中的80%支出„„如此循环下去最后整个经济中的收入增加了1 000美元。流氓打破玻璃不仅无过，反而有“功”，因为刺激了经济发展。这就是所谓的破窗经济。
破窗经济说明最初投资增加(店主买玻璃)会引起经济中相关部门收入与支出增加的连锁反应，从而使最后国民收入的增加大于最初投资的增加，这种过程被称为乘数效应。最后国民收入的增加量与最初投资增加量的比称为乘数。由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相互关联，某一部门投资的增加一定会引起其他部门收入与支出的增加，所以，乘数必定大于1。乘数的大小取决于得到收入的部门支出多少。即边际支出倾向的大小(如果支出用于消费也可以用边际消费倾向的概念)。边际支出倾向是增加的支出在增加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边际消费倾向是增加的消费在增加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例如，增加的收入为200美元，增加的支出为160美元，则边际支出倾向为0.8(如果支出的160美元为消费，就是边际消费倾向为0.8)。乘数是1减边际支出倾向(或边际消费倾向)的倒数。在上例中，当边际支出倾向为0.8时，乘数为5，所以，最初投资增加200美元，最后使国民收入增加了1000美元。
破窗经济的例子所揭示的是现实中存在的乘数原理。但要注意两点。一是乘数原理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只有经济中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乘数才起作用，最初投资的增加才能起到使国民收入数倍增加的作用。衰退时期，政府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正是利用乘数的作用。但如果经济已实现了充分就业，最初投资的增加就不会引起这种乘数效应，只会引起通货膨胀。二是乘数也是一把“双刃剑”，投资增加会引起国民收入成倍增加，投资减少也会引起国民收入成倍减少。所以，乘数效应会加剧经济波动。
当然，尽管破窗经济形象地说明了乘数原理，但我们并不是要把打破窗户作为最初的投资刺激，因为这毕竟是一种浪费行为。我们要以有经济效益的投资引起乘数效应，不能用浪费刺激经济。“流氓破坏有功”是谬论。我们也不能把自然灾害看做是刺激经济的好事。灾害毕竟要使经济蒙受损失，何况经济中可以刺激投资的好事还是很多的。经济学家用破窗经济的例子无非是要形象地说明乘数原理，如果把它理解为“破坏有功”，那就歪曲其本意了。
第十一章 AS—AD模型
案例1：肯尼迪的减税政策
1963年美国的失业率似乎停顿在5.5%这样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高水平。而10年前，失业率是2.8%。属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们相信，削减个人所得税可以促使家庭更多地消费。这将引起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他们相信总需求曲线的移动将导致产量的增加而价格并不上升。这是因为他们相信经济具有过剩的生产能力，生产性工人与机器处于闲置状态。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当时的均衡点处在总供给曲线的相对平坦的部位。所以总需求曲线的增加将主要地转换为产量的增加，而价格水平并不提高。
我们已经知道产量的增加意味着就业增加。肯尼迪顾问们的预测被证明是正确的。失业率在1965年下降到4.4%的水平。另外，从1964年到1966年实际GDP以令人注目的5.5%的平均速度增长。肯尼迪减税政策的成功通常被认为是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伟大成就之一。
案例2：石油价格冲击
当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用于越南战争开支降低时，经济又受到一次供给冲击，1973年，由中东国家组成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提高了石油价格。就整个美国经济而言，石油价格的提高使许多高度依赖于石油的行业生产成本提高。这使得总供给曲线向上移动从而导致了一个更高的均衡价格水平与更低的产量水平。面对更高的石油价格，厂商在每一价格水平上愿意生产的产量降低了。总供给曲线的移动使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
第十二章 通货膨胀和失业
案例1：阿根廷的通货膨胀
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阿根廷一直是一个典型的经济案例，年通货膨胀率平均达到450%，1990年初之前的12个月，其通货膨胀率更升至2 000%。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只是避免通货膨胀吞噬一切。作家V．S．奈保尔在访问阿根廷时，与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阿根廷商人约格交谈。约格告诉奈保尔：
“通胀使你终日战战兢兢。我们公司所在的产业只能给你4天到5天的赊账。否则在这样的通胀下，流动资本就全被扼杀。通胀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人们不再关心生产力乃至技术，而所有进步的秘密全在于生产力。然而在世界任何地方，生产力的年增长不可能超过4%。而在我国这样的通胀下只要你知道应该在何时何地进行投资，一日之内你就可以赚取10%(当然是名义回报)，你的流动资产比包括技术在内的长期目标更重要，尽管你希望两者兼顾。
这是通胀的不可避免的恶果，即货币疾病。你的钱分崩离析，就像癌症。你得过且过。当通胀率超过每天1%时，你别无选择。你放弃计划只要可以支撑到周末就全感到满足。然后我就会呆在贝尔格拉博的公寓里阅读有关古代板球比赛的书籍。
人均而言目前我们比1975年贫穷25%。真正的受害者是你看不见的穷人、老人和年轻人。他们被赶出大型火车站——那些人是阿根廷的游民和弃儿，像大海的浪花。”
阿根廷的高通胀终于出现一个充满希望的转机。1989年刚刚当选总统的卡洛斯·内姆宣布了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反通胀的计划。此外，他还支持许多以市场
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包括在1991年初任命由哈佛大学培养的经济学家多明戈卡瓦洛为经济大臣。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通胀已降为每年30%左右，真实GDP的增长达到每年5%，超过了约格的想象。
案例2：里根计划
当里根于1981年入主白宫时，人们普遍认为应当采取措施制止通货膨胀，这时的通货膨胀已经很高，并且正在继续上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以采取下面两种形式的政策中的一种，或者设计政策影响总供给曲线，使其向右或向下移动，或者使总需求曲线向左移动。里根总统集中注意力于总供给曲线的移动，采取了减税的办法，最高税率在1981年从70%降到50%。使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导致了均衡价格水平的降低。里根强调供给的重要性，他用移动供给曲线作为控制通货膨胀的办法。这种观点的倡导者被称为“供给学派经济学家”。通货膨胀虽然已得到控制，但有证据表明，这一结果是由于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而不完全是由于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首先，里根的税收削减措施刺激了整个美国经济的支出增加，从而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与此同时总供给曲线略微向右移动。至少在减税政策的第二年，总需求效应大于总供给效应，里根的税收削减政策实际上提高了均衡价格水平。
第十三章 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
案例1：“新经济世界”跳出了经济周期率？
经历多次经济衰退后，美国经济走进了20世纪60年代。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后，希望重振美国经济，在那个年代，被称为“新经济学”的凯恩斯主宰了华盛顿政府。后来的约翰逊总统的顾问班子极力主张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企图刺激经济，包括1963年的大幅度削减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在20世纪早期，GDP年增长4%，失业下降，价格稳定。到1965年，美国经济已达到潜在产出水平。
可是，政府低估了越战的军费支出，国防支出从1965—1968年增长了55%。在通货膨胀已相当严重时，政府仍推迟实施抑制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直到1968年，增税和减少民用支出的措施才得以出台。但是，为时已晚。当时的美联储也采取货币供给快速增长和低利率政策，容忍经济的扩张。结果，在1966—197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在高于潜在产出能力上运行，在低失业和高增长的运转压力下，通货膨胀逐步攀高，开始了从1966—1981年的“通货膨胀时代”。
经济学家由此看到：面临高通货膨胀时，刺激经济发展比说服政策制定者通过提高税收来抑制经济发展更容易，面对这一教训，许多人对运用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是否明智产生了怀疑。
到20世纪70年代，工业界受到一种新的宏观经济症的冲击——供给冲击。所谓供给冲击，就是指生产成本或生产率状况发生突变，从而使总供给发生急剧变动。供给冲击在1973年达到极为严重程度，被称为“七灾之年”。其标志就是：农业欠收、海洋环流转变、世界市场投机猖獗、外汇市场波动剧烈以及由中东战争引发的世界石油价格暴涨，等等。
供给冲击引起价格上升，同时又使产出水平下降和失业率上升。从而导致所有宏观经济指标恶化。
到1979年美国经济才从供给冲击中恢复过来，回到了潜在产出水平。但是好景不长，中东的动荡、伊朗革命又引起了石油价格再度上涨。从1978年初每桶14美元跃升到1979年的每桶34美元，引发了又一轮石油冲击。通货膨胀率也急剧上涨，从1978年到1980年平均每年上升12%。
如此高的通货膨胀逼使美联储采取措施，在经济学家保罗·沃尔克的领导下，为缓解通货膨胀压力，开出货币紧缩的一剂“猛药方”。1979年和1980年，利率大幅上升，股市下跌，企业贷款陷入困难，美联储的紧缩措施抑制了消费和投资增长。1979年后，住宅建设、汽车购买、商业投资以及净出口全面下降。实行紧缩货币政策的直接结果是通货膨胀下降。从1979—1980年的平均12%下降到1983—1988年的平均4%。货币政策成功地结束了“通货膨胀时代”，但是国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引发了经济增长下降和较高的失业率。
20世纪80年代初，果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出台，为1982—1997长期经济扩张奠定了基础。里根和克林顿执政期间，除1990—1991年的一段时间温和衰退外，这个时期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稳定时期。实际GDP以3%的速度增长。而通货膨胀率仅略高于3%，直到20时90年代末，许多劳工没有经历过痛苦的经济周期和高通货膨胀的打击。有一些人竟天真地宣布：经济周期在“美好的新经济世界”中已经消失，这个世界的经济开始进入永久的繁荣。你认为，美国经济真的会跳出“经济周期率”吗？
案例2：增长悖论的经济解释
许多国内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即使中国经济有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不能够从中受益；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度的增长的话，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中受害。这个现实背后隐藏的经济学故事就是我们所说的“增长悖论”。“增长悖论”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着非一致性，也就是说，一方面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率却不断下降。对此，学术界有多种不同的解释。
技术进步论认为，中国的技术进步通过其内在的创新机制以及扩散机制把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推移，与此同时，也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由于中国的资本深化速度过快，使得资本对劳动的吸收能力大为削弱，从而降低了就业增长率。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资本深化速度过快还会降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不利。
结构调整论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不是一种内生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自主型增长”，而是一种“调整型增长”。中国就业增长率的下降正是由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快速调整所致，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就业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换句话说，就业下降或者说失业上升是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是必要成本。结构调整论能够解释中国的许多特殊现象，可以当作中国经济学界的一根最有用的“稻草”。
有效劳动需求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相应的就业增长。但是，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使得原来已经处于有效就业状态的职工的劳动工时增加，表现为劳动效率和质量的提高，而不是表现为劳动者数量的增加。再有就是，即使有劳动者数量的增加(如外来民工流入城镇就业岗位和自我雇用)，也常常因为无法进入官方的统计数据而使得城镇登记失业率看起来不断上升。所以，整个过程就会表现为所谓的“增长悖论”。
以上的三种分析在某种程度上都很有道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力度不够大(至少没有达到潜在增长率)，不足以弥补由于激励机制的提升和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使劳动效率提高以外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有潜力的，这就是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的一个主要原因。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的经济亮点必须从就业方面去找，不管是“效率型就业”，还是“数量型就业”。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索洛模型，我们可以知道，经济增长可以促进就业增长，而就业增长又可以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使得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加强效应”。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还没有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一种坏的均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增长悖论”实质上是一种“锁入效应”。
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政府应该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在就业增长上，只有这样才能够打破“增长悖论”。
第十四章 宏观经济政策
案例1：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实践
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宏观经济调节也逐步从以计划的手段为主转向以经济手段为主，体现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紧密结合。从1988—2000年，宏观经济形势和调节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8年9月至1990年9月)，“紧财政紧货币”的双紧政策。从1988年初开始，中国经济进入过热状态，表现为经济高速增长(工业产值增幅超过20%)、投资迅速扩张(1988年固定资产额比上年同期上升27.1%)、货币回笼缓慢(流通中的货币增加了46.7%)和经济秩序混乱。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于1988年9月开始实行“双紧政策”。具体措施是：压缩财政支出、压缩信贷规模、严格控制现金投放和物价上涨、严格税收管理等等。
“双紧政策”很快见效，经济增长速度从20%左右跌至5%左右，社会消费需求大幅下降，通货膨胀得到遏止，1990年第三季度物价涨幅降到最低水平，还不到1%。
第二阶段(1990年9月至1991年12月)，“紧财政松货币”的一紧一松政策。在“双紧政策”之后，中国经济又出现了新的失衡。表现为市场销售疲软，企业开工不足，企业资金严重不足，三角债问题突出，生产大幅下降。
针对上述情况，从1991年初开始，中国实行了松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陆续多次调低存贷款利率以刺激消费，鼓励投资。这些政策在实施之处，效果并不显著，直到1991年下半年，市场销售才转向正常。
第三阶段(1992年1月至1993年6月)，“松财政松货币”的双松政策。1992年，财政支出4 426亿元，其中财政投资1 670亿元，分别比年初预算增长107%和108%。信贷规模也大幅度增长，货币净投放额创历史最高水平。
“双松政策”的成效是：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1992年后GDP增长12.8%，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增长8.8%，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5.9%。但是，“双松政策”又带来了老问题：通货膨胀加剧，物价指数再次超过两位数，短线资源再度紧张。
第四阶段(1993年7月至1996年底)，“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体措施为：控制预算外投资规模，控制社会集资搞建设，控制银行同业拆借，提高存贷利率等等。与1988年的紧缩相比，财政没有大的动作，但是货币紧缩力度较小。
适度的“双紧政策”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终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各项宏观经济指标表现出明显的改善：1996年GDP的增长率为9.7%，通货膨胀率降为
6.1%，外汇储备达到1 000亿美元以上。这次经济政策配合实施，被认为是中国治理宏观经济成效较好的一次，为中国以后实施经济政策积累了正面的经验。
第五阶段(1997年至2005年初)，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1997年到1998年，中国经济发展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自然灾害等多方面的冲
击。经济总体表现为通货紧缩式的宏观失衡，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物价水平持续下降，失业增加，有效需求不足，出口不振等。面对新的经济形势，中国政府果断决定实施较有力度的财政扩张政策。其措施是：大量发行国债，投资于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继续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改革商业银行体系等。这些政策使中国经济成功地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挑战，保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
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手段有两只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时是“两手都要硬”；有时则是“一手软，一手硬”。但是，一般多是两手并用。
案例2：美国1979年货币政策的改变——醉汉开车的故事
1979年前后，美国货币政策发生了巨大转变，对美国的经济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这恐怕是当时美国政府没有料到的事情。
在20世纪70年代，卡特总统上台执政之前，福特政府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很快，失业率由9%下降到5.6%。但是，也产生了明显的负效应，通货膨胀率迅速上升，从4.3%上升到12.3%。卡特竞选时许下稳定经济的宏愿，但是屁股坐在这个热椅子上，滋味也挺苦。卡特上台后，到了1979年第三季度，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高通货膨胀，高通货膨胀使工薪层蒙受经济利益的损失，低收入者和工薪层怨声载道。卡特以慈善和温和而著称，决意要扭转被动局面，提高自己的信任度，因此，卡特转而实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给，货币供给率一下子从1979年的13.9%下降到1979年第四季度的4.4%，货币增长率下降的幅度达到惊人的程度。货币供给下降的后果是：利率迅速从9.7%上升到第四季度的11.8%，1980年第一季度的13.4%；国民生产总值大幅下降，变成了负增长，1980年第一季度增长率为－9.5%。卡特政府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严重的经济危机似乎即将到来。
由于担心爆发经济危机，卡特政符又转而采取货币扩张的政策。1980年第三季度，货币增长一下子又有猛增达到了19.5%。其结果是：通货膨胀率再度飞升，而投资仅略有回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由－9.5%回升到5.1%。但是，原本脆弱的经济再也经不起忽冷忽热的折腾。1981年以后，美国终于陷入了经济危机之中。有人形容美联储这个时期的行为就像一个醉汉开车，忽左忽右。虽然工薪层认为卡特是位“慈善老人”，但是，在经济危机压力下，卡特的连任成为泡影，至终在竞选中不光彩地下台了。
《西方经济学》
配套案例集
适用专业：本科财务管理
第一章 绪论
案例1：福特关于金牛车型的经济决策
1985年，福特公司推出了金牛车型，当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987年，金牛车型已使公司的利润翻了近一倍。它的成功不仅涉及工程学，也涉及到经济学的许多方面。
首先，福特公司必须考虑，公众会对这种新型设计做出什么反应，市场需求有多大，以多快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必须了解消费者的偏好和需求。
其次，福特公司必须考虑这种汽车的成本，即其生产成本有多高？随着每年产量的变化，成本又将怎样变化？工会的工资谈判对成本又有什么影响？公司每年应生产多少才能使利润最大化？
第三，福特公司必须为汽车设计一种定价策略，并考虑竞争对手的反应。 除以上列举以外，福特公司的经营决策还涉及到很多其他经济学的知识，没有这些知识，一个大公司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
案例2：关于“占座”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占座”这一现象在生活中时有发生，在大学校园里更是司空见惯。无论是三九严冬，还是烈日酷暑，总有一帮“占座族”手持书本忠诚地守侯在教学楼前，大门一开，争先恐后地奔入教室，瞅准座位，急忙将书本等物置于桌上，才松了一口气，不无得意地守护着自己的“殖民地”。后来之人，只能望座兴叹，屈居后排。上课的视听效果大打折扣，因而不免牢骚四起，大呼“占座无理”。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当我们假设所有的人都是理性人时，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制度本身不涉及道德问题，一项制度的制定如果能够满足理性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实现了普遍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就是一项合理的制度。下面将运用经济学原理对占座行为的合理性予以分析。
占座——理性人的选择
占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可以拥有令你满意的座位，可以不必伸长脖子穿过重重障碍捕捉老师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可以不必端起眼镜费神地辨认板书，可以不必伸长耳朵生怕漏听了什么，而这一切都意味着当你和你的同学同样用心时，你比他们更容易集中精神，获得更好的听课效果，最终得到更优异的成绩，而这一切都仅仅是因为你占了个好座位。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需要为占座付出一定的代价。你可能无法在床上多躺一会儿，可能无法吃顿悠闲的早餐，它们是你为占座付出的成本，关键在于成本与收益比较孰轻孰重。对于一个学生而言，取得好成绩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而上述的成本，当你用积极的态度看待它们时完全可以被压缩到很小，甚至为负值——早起有益于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这么看来，你为占座付出的成本是很小的，而得到的收益却大得多，那么占座无疑是理性人的最佳选择。
替他人占座——理性人考虑边际量
我们发现那些占座的同学往往不仅为自己占座，还会为自己的室友占座。当然，这可能表明这些同学比较细心周到。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里包含了“理性人考虑边际量”的原理。
当你已经提前赶到了教室，多占个座儿对你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在这里边际成本几乎不存在，而这一行为将带来怎样的边际收益呢？首先，你的室友可能会认为你很体贴，并因此提高对你的评价；其次，即便是你所服务的人不认为这是美德的表现，而将之视为一项投资，那么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在适当的场合
下，他也必定会为之付出某种程度的报酬。
这种情况，民间叫做“顺水人情”，本小利大，何乐而不为呢？
固定占座人——发挥相对优势使交易群体获利
如果说，你们寝室每天需要有一个人负责占座，那么是每天轮流由不同的人充当占座人好呢，还是固定专人占座好呢？答案是后者。这体现了人们发挥自己的相对优势，并将之与具有其他相对优势的人进行交易，从而使得交易各方从中获利的经济学原理。
规定轮流占座并非不可，大家的收益并未改变，问题在于，不同的人在这件事情上的机会成本是不同的。小王习惯晚睡，因此早起半个钟头对他来说无异于酷刑加身，勉强爬起来完成“神圣使命”，可能将导致一天的无精打采，哈欠连天。相反，小李习惯早起，占座对他来说不费吹灰之力。而小张不仅可以早起，而且拥有先进的代步工具——自行车，占座对他来说更加容易。三者在占座这方面的相对优势比较中，小张>小李>小王。那么当在三人中做出选择时，小张无疑是最合适的，而小王也许可以利用晚睡的时间为大家提水，小李也许可以利用早起时间去买早餐。于是各自发挥相对优势，结果使整个交易群体从中获利。
第二章 需求、供给和价格
案例1：纽约市的房租管制——最高限价例证
最低限价和最高限价能够，而且也的确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自1943年起，纽约市就实行了一个规定房租最高价格的房租管制制度，其目的当然是为了使房租(即租用一套公寓一个月的价格)低于其均衡价格水平。据说主张对房租实行最高限价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为了帮助穷人。在短期内，房租管制可能把收入从出租人转移给承租人。据《纽约时报》报道：“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房租管制曾经给数以万计的家庭提供了廉价而有效的生活保障或低于市场价格的住所。不管财力如何，这一直是纽约市的一项在政治上无人敢碰的政策。”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房租管制可能产生一些非常不合意的影响。最高限价导致住房短缺。也就是说，对公寓的需求量超过其供给量。据一些观察家的估计，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纽约人口大约减少了100万，并且国家对中等收入阶层和低租金公共住房实施了规模最大的资助计划，但纽约仍短缺价值大约30亿美元的可供出租的新住房。据报道，在1986年，有些人不得不花费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寻求租房。
由于需求量超过供给量，现有的公寓不得不采用价格以外的措施来进行分配。这自然可能使房东采取微妙的歧视方式来选择房客。同样，房东也可能从那些急于寻找住所的房客手中接受额外的支付或贿赂。在很多情况下，房东将减少对房屋的维修。由于住房短缺，承租人也只能接受较差的服务，许多事都得靠自己去做。在可能的情况下，房东会把一套公寓分成几个部分出租，因为从划分后的几个部分各自在最高限价下得到的租金之和超过原来整套公寓的租金。房东就是通过这些办法来对付最高限价的限制。
根据兰德公司的估计，在纽约，由于受房租管制法的影响，租金的增加远远低于成本的增加。对1943年以前建造的单元住宅来说，房租每年的平均增长幅度大约为2%，而房东的各种成本的平均增长幅度每年大约为6%。这样，新住宅难以兴建，老住宅又年久失修也就不足为奇了。
《纽约时报》呼吁：“当公寓空出来以后，就应当终止租金管制„„它将增加住房供给，这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肯定也会认为，房租
最高限价的继续施行，决非解决住房严重短缺的一项适当措施。但我们这里的目的决不是判断房租管制的反对者的是非曲直，而是要表明我们所讨论的微观经济学概念在了解这些问题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案例2：免费公共交通
需求的价格弹性、收入弹性和交叉价格弹性有很多实际用途。比如，让我们考察一下在城市中免费提供公共交通服务的建议。免费公共交通的倡导者指出，城市中交通拥挤的状况已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他们认为，如果公共交通是免费的，许多通勤者就会改乘公交车而不使用自己的汽车，交通堵塞可以因此而得到缓解，空气污染会减轻，对停车设施的需求也会下降。
公共交通应不应该免费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公共政策问题。为了对这种建议做出评价，决策者需要考虑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在不收费情况下怎样向公交部门提供资金。但最根本的两个问题是：免费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公共交通的使用量？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城市中汽车的使用量？显然，如果要预测免费公共交通所产生的后果，就必须回答这些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美国运输部要求查尔斯河协会的一组经济学家进行研究。关于免费对公共交通使用量的影响问题，经济学家们指出，答案取决于公共交通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如果价格弹性很高，那么价格从现在的水平降至0会导致公共交通使用量的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如果价格弹性很低，此种价格削减几乎不能使公共交通使用量增加。事实上，根据经济学家们的估计，价格弹性约为0.17，这意味着免费将使公共交通使用量增加40%。
关于免费公共交通对城市中汽车使用量的影响，经济学家们指出，答案依赖于汽车的使用量与城市中公共交通收费间的需求交叉弹性。因为汽车的使用与公共交通是替代品，所以交叉弹性值为正。如果交叉弹性很高，将公共交通的收费减为0将引起城市小汽车使用量的大幅度下降；相反，如果交叉弹性很低，这种收费的减少几乎不会对城市中的汽车使用量产生影响。事实上，根据经济学家们的估计，交叉弹性的值很低，免费公共交通仅能使城市中的汽车使用量下降7%。
在联邦政府官员、地方政府官员及其他官员和团体处理这个问题时，上述研究结果是很有价值的。根据这些研究结果，免费公共交通似乎不能使公共交通使用量大幅度增加，“降低公共交通收费很难使汽车的使用者转变为公共交通的使用者„„”。尽管仅根据上述研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这些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毫无疑问，需求的价格弹性和交叉弹性在说明这一重大的政策问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章 效用论与消费者行为
案例1：纽约州预算资金的配置
1993年，纽约州大约有30亿美元的政府收入(来源于联邦政府转移支付和州汽油税)要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用于建筑高速公路或提供大众交通设施(地铁、公共汽车、城市铁路线)。高速公路和大众交通设施部可以用于满足纽约州居民对运输的需要。但应该怎样在两者间配置这些政府收入呢？换句话说，有多少应用于修筑高速公路？有多少应用于提供大众交通设施？这是一项重大的决策，一项涉及巨额资金和大量时间、关系着许多人的舒适与便利的决策。
在解决纽约州预算资金配置问题时，经济学家们指出：让我们把纽约州政府看做是一位消费者，把高速公路和大众交通设施看做是州政府要购买的两种商品，每种商品都有一个价格，但用于购买这两种商品的货币量是固定的。在假设
州政府想使州运输体系发挥最大实效的情况下，让我们用州政府的无差异曲线表示能够使州总运输能力得到某种预期提高的额外高速公路英里数与额外大众交通设施英里数的组合。显然，这种能力预期提高的幅度越大，无差异曲线就越高。然后，让我们找到预算线上位于最高无差异曲线L的那点，这样的点就表示预算资金最优配置。
近些年来，此类经济分析在许多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在实践中，衡量“运输能力”或“社会价值”通常是极为困难的，因而也就不可能非常准确地画出无差异曲线。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分析是没有用的。相反，由于它提供了思考问题的正确方法，因而被证明是有意义的。它能够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相关的因素上，并使人们正确认识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 案例2：“恩格尔系数”降到50%以下标志着什么
“吃了吗？”这是过去相当一段时期中国人见面后再熟悉不过的口头语。那用意几乎相当于国际流行的“你好吗”。
渐渐地，“吃了吗”这口头语我们听得越来越少了，因为“吃”对于中国人越来越不像过去那样重要了。换句话说，“吃”在中国人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了。此现象在经济学上就叫做“恩格尔系数”降低。
何谓“恩格尔系数”？恩格尔是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他在研究人们的消费结构变化时发现了一条规律，即一个家庭收入越少，这个家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反过来也是一样。而这个家庭用以购买食物的支出与这个家庭的总收入之比，就叫恩格尔系数。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一个国家而言，这个国家越穷，其恩格尔系数就越高；反之，这个国家越富，其恩格尔系数越是下降。这就是世界经济学界所公认的恩格尔定律。
经济学上的名词不一定也没必要每个人都懂，但生活的变化和感受却是实实在在的。
权威部门的资料表明，“九五”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以恩格尔系数衡量，城镇居民由1995年的49.9%下降到1999年的41.9%，农村居民则由58.6%下降到52.6%。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第四章 生产和成本
案例1：劝业场平时为什么不延长营业时间？
春节期间劝业场和许多大型商场都延长营业时间，为什么平时不延长？现在我们用边际分析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
从理论上说延长时间1小时，就要支付1小时所耗费的成本，这种成本即包括直接的物耗，如水、电等，也包括由于延时而需要的售货员的加班费，这种增加的成本就是边际成本。假如延长1小时增加的成本是l万元(注意这里讲的成本是西方经济学成本概念，包括成本和正常利润)，那么在延时的1小时里他们由于卖出商品而增加收益大于1万，作为一个精明的企业家他还应该将营业时间在此基础上再延长，因为这是他还有一部分该赚的钱还没赚到手。相反，如果他在延长1小时里增加的成本是1万，增加的收益是不足1万，他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情况下就应该取消延时的经营决定，因为他延长1小时成本大于收益。
春节期间，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旅游购物，使商场的收益增加，而平时紧张的工作、繁忙的家务使人们没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购物，就是延时服务也不会有更多的人光顾，增加的销售额不足以抵偿延时所增加的成本。这就能够解释在春节期间延长营业时间而在平时不延长营业时间的原因。
第五章 市场结构与厂商均衡
案例1：优惠券和回扣的经济学
加工食品和相关的消费物品的生产商常常发一些让人们以折扣价购买它的产品的优惠券。这些优惠券通常是作为该产品广告的一部分散发的，它们也可能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或者作为促销邮件的一部分。例如，一种特定的早餐麦片的优惠券在购买一盒该种麦片时值25美分。厂商为何要发这些优惠券？为什么它不只是降低产品的价格，并因而省下印制和回收这些优惠券的成本？
优惠券提供了一种价格歧视的方法。研究表明只有大约20%～30%的消费者有心去剪下、保存并在购物时使用优惠券。这些消费者比那些忽略优惠券的消费者对价格更敏感。通常他们需求的价格弹性更高而保留价格较低。因此通过发优惠券，一个麦片公司能够将它的顾客分成两组，并且实际上对那些对价格更敏感的顾客索取比对其他顾客较低的价格。
回扣方案以同样的方法起作用。例如，柯达公司有一个回扣方案是只要消费者寄回一张表格并附上购买三卷胶卷的证明，就能收到1.5美元的回扣。为什么不只是将一卷胶卷的价格降低50美分？这是因为只有那些具有相对价格敏感的需求的消费者才会不嫌麻烦寄回东西并要求回扣。该方案同样也是价格歧视的一种方法。
案例2：大型养鸡场为什么赔钱？
为了实现市长保证“菜篮子”的承诺，许多大城市都由政府投资修建了大型养鸡场，结果这些鸡场在市场上反而竞争不过农民，往往赔钱者多。这里的奥妙何在呢？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首先在于鸡蛋市场的市场结构。我们知道，鸡蛋市场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市场上买者与卖者很多，即使是一个大型养鸡场在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也是微不足道的，难以通过产量控制价格。用经济学的术语说，每家企业都是价格接受者。第二，鸡蛋是无差别产品，企业也不能用产品差别形成垄断力量。第三，自由进入与退出。这三个特点决定了鸡蛋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
在鸡蛋这样的完全竞争市场上，短期如果供大于求，整个市场价格低，养鸡可能亏本；如果供小于求，整个市场价格高，养鸡可以赚钱。但在长期，养鸡企业(包括农民和大型养鸡场)则要对供求做出反应；决定产量多少或进入还是退出。假如由于人们受胆固醇不利于健康的宣传而减少了鸡蛋的消费，价格下降，这时养鸡企业就应做出减少产量或退出该行业的决策。假如由于鸡蛋出口增加，价格上升，这时养鸡企业就应做出增加产量的决策或其他企业进入该行业。在长期中，通过供求的这种调节，鸡蛋市场实现均衡，社会得到满足，生产者也感到满意。这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上长期均衡的关键是生产者对市场供求变动做出反应。
大型养鸡场的不利之处正在于这种调节能力不如农民。我们知道，短期中，养鸡的成本分为固定成本(鸡舍等支出)和可变成本(鸡饲料、劳动等)。在短期中，如果价格低于平均总成本企业要亏本，但只要高于平均可变成本就可以维持生产。大型养鸡场的固定成本远远高于农民。当价格低时，农民由于固定成本低，甚至可以不计劳动成本，只要能弥补饲料成本就可以维持生产，而此时大型养鸡场要支付高额固定成本，必然难以经营，或大量亏损由政府补贴。当价格高时，许多
农民会迅速进入养鸡行业，大型养鸡场则难以迅速扩大。农民迅速进入使短暂的赢利机会消失，大型养鸡场则难以利用这个机会。船小好调头，养鸡市场上农民就是如此。在长期中，鸡蛋市场均衡价格等于农民的生产成本加正常利润。而这一价格低于大型鸡场的总成本。大型养鸡场当然必然亏损了。
第六章 寡头市场与博弈
案例1：欧佩克石油卡特尔
为了说明卡特尔所具有的特征，我们来考察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欧佩克卡特尔。欧佩克最先上报是在1973年末，当时，该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宣布将削减其向美国的石油出口量，此举进而触发了—次危机在美国的过早爆发。随后，欧佩克又极为抢镜：它采取了一系列促成原油价格节节攀升的行动。例如，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价格从1972年的每桶约2.5美元陡增至1974年年初的10美元强。伊朗革命之后，欧佩克旋即于1979年再度将价格大幅提高到每桶30美元以上。
何谓欧佩克？其功效又如何呢？欧佩克由12个主要石油生产国组成，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朗、委内瑞拉、利比亚和尼日利亚。欧佩克各国对在其国家生产的每桶石油均征收若干美分的货物税。税收公开是有好处的，并且像其他的货物税—样，可将此类税收视做在成员国运营的各家国际石油公司的生产成本。因此，借由抬高税率，欧佩克成员国提高了原油的价格，因为低于其生产成本加税收的石油卖价，是任何石油公司都不堪忍受的。根据“卡特尔”部分讨论过的模型，人们预料欧佩克卡特尔可能会将原油价格上推至垄断水平，因为这将增加其税收收入。事实上，正如人们所预期的。专家们估计，石油消费者手中的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收入经此落入了欧佩克囊中。
案例2：囚徒困境中的宝洁公司
宝洁(P&G)、联合利华和花牌同时计划进入日报杀虫胶带市场。它们都面临同样的成本和需求条件，而各厂商必须在考虑到它的竞争者们的情况下决定一个价格。如果P&G和它的竞争者都将价格定在1.50美元，它能得到更多的利润。这从下表中的支付矩阵中看得很清楚。如果所有厂商都定价1.50美元，它们每月各可赚到20000美元利润，而不是定价l.40美元可以赚到的12000美元。那么为什么它们不定价1.50美元呢？
联合利华和花牌定价
l.40美元 宝洁(P&G) 1.50美元 * 因为这些厂商处在一个囚徒的困境中，不管联合利华和花牌定价多少，宝洁定价l.40美元都能赚更多的钱。例如，若联合利华和花牌定价1.50美元，宝洁定价l.40美元每月可赚29000美元，而定价1.50美元只能赚20000美元。这对联合利华和花牌也是正确的。例如，宝洁定价l.50美元而联合利华和花牌定价
1.40美元，它们将各赚到21000美元而不是20000美元。结果，宝洁知道如果它定价1.50美元，它的竞争者会有强烈的低价竞争，定价l.40美元的冲动，这样P&G将只有一个很小的市场份额和只能赚到每月3000美元的利润。P&G应该冒险防信任竞争者定价1.50美元吗？如果你面对这样的困境，你会怎么做呢？
第七章 生产要素定价理论
案例1：明星收入与经济学
明星这种生产要素的高价格和高收入是有其供求关系决定的。在这种要素供给极为短缺时，决定明星价格的主要因素还是公众和企业的支付能力。一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是否合理取决于它的决定机制。如果这种高收入由政府人为决定，无论多少都不合理；如果这种高收入是市场决定的，无论多少都合理。这是我们判断一种收入是否合理的标准。
明星的高收入公正吗？公正是平等的竞争过程的参与权。如果每一个想成为明星的人都可以从事演艺业，并参与和其他做明星梦的人的竞争，结果只有极少数人成了高收入明星，就没什么不公正的。如果社会用种种手段限制人们进入演艺业，做明星梦的人之间没有平等竞争权，才会不公正。市场经济中明星们是竞争出来的，他们成功了，这就实现了公正。
明星的高收入有利于效率吗？作为一种激励制度，明星的高收入的确刺激了演艺业的效率。演艺业的效率就是充分利用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好要多的演出。高收入引起高效率的原因在于：第一，使更多的人渴望成为明星，其中必有少数成功者。明星的增加会使演艺事业繁荣；第二，明星受高收入的激励，到处去表演。这就给公众带来更多享受；第三，在竞争中，不断产生高水平的明星。明星的演艺水平不断提高。这些都繁荣了演艺事业。这就是效率的提高。
明星的高收入对社会也是有利的。他们不仅给人们带来更多更高的艺术享受，而且还会拉动经济增长。一场精彩的体育表演或电影会给多少人带来就业机会？又会拉动相关部门的多大增长？娱乐经济的产值已成为GDP的重要一部分。没有明星，有娱乐经济的繁荣吗？
案例2：军队的工资
许多年来，美国军队一直存在人事问题。在内战期间，大约90%的军人是进行地面战斗的不熟练工人。但是自那以来，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因此地面战斗部队现在只占整个军队的16%。同时，技术的变化导致技师、训练有素的飞行员、电脑分析员、机械师及其他操纵复杂军事设备所需要的人员严重短缺。为什么这样的短缺会发展？为什么军队没能留住其技术人员？最近的一项研究提供了某些答案。
在这些年里，军队的军阶结构基本上没有改变。在军官的军阶中，工资的增加主要由服役年数决定。其结果是，具有不同技术水平和能力的军官常常得到相同的工资，并且相对于他们在私人部门可能得到的工资来说，某些技术工人的工资偏低。结果，那些因为工资有吸引力而参军的技术工人发现，他们的边际产出最终高于他们的工资。虽然有些人还留在军队，但许多人离开了。
军队的工资结构选择影响到国家保持一支有效战斗部队的能力。作为对其人事问题的反应，军队已经开始调整工资结构，扩大其再服役奖金的数目和规模。选择性再服役奖金的目标是短缺的技术岗位，它能成为有效的征募机制。直接的奖金产生了一种激励，它比许诺将来给予较高的工资更有用。
第八章 一般均衡、市场失灵与政府的微观经济政策
案例1：棒球联合会中的柠檬
我们怎样能够测试市场中存在柠檬呢？一个办法是把再出售的产品与类似的但很少转卖的产品进行比较。在一个柠檬市场上，二手货的购买者只有有限的
信息，而再出售的产品的质量应当比很少在该市场出现的产品的质量差。近年来，由于棒球联合会合同规则的改变，一个这样的柠檬市场被创造出来。
在1976年以前，棒球联合会的球队有再续它们球员合同的排他权。在1976年的裁决宣布这个制度非法以后，一个新的合同安排产生了。在棒球联合会服务6年之后，球员现在能够与他们原来的球队签订新合同，或成为自由代理人，与新的球队签订合同。许多自由代理人的存在使棒球球员中出现了一个二手货市场。原来的球队可以提出条件，它可能使球员留在队里，也可能使他流失到自由代理人市场上去。
不对称信息在自由代理人市场上很突出。一个潜在的买主，即球员原来的球队，对该球员的能力具有比其他球队多的信息。如果我们是在看旧车，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它们的修理记录来测试不对称信息的存在。对棒球，我们可以比较球员无能的记录。如果球员努力工作，遵守严格规定的计划，我们可以预期他们受伤的可能性较低，并且如果受伤，他们打球的可能性也较高。换句话说，目的较明确的球员由于无能而坐冷板凳的时间较少。如果柠檬市场存在，我们可以预期自由代理人的无能率高于续约的球员。球员可能还有他们原来球队知道的、不适于成为再续合同候选人的先天身体条件。由于较多的这种球员会成为自由代理人，自由代理人出于健康原因会有较高的无能率。
案例2：从电池回收看外部性
“忽如一夜春风来”，在北大的各个宿舍楼及教学楼内，出现了一个个朴素的纸箱，这是环境发展协会的同学为回收废电池、减少环境污染特意设立的。这一举措不仅有利于保护环境，而且也为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出了力。可谓一箭双雕。
废弃的电池污染环境，具有负外部性。于是，生产单位电池的私人成本加上受到污染影响的旁观者的成本，社会成本加大。此时，由私人成本确定的电池最适当数量大于由社会成本确定的电池最适当数量，这时市场无效率。
面对这种负外部性，我们并非束手无措，既可私人解决，也可设立针对外部性的公共政策。
环境发展协会同学的电池回收箱就是私人解决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为回收提供了外部条件。但他们的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很多人对回收箱眼至心不到，视若无物。这时，还通过发传单、搞演讲等活动来扩大它的影响，用道德规范和社会约束来解决。
对于生产电池的厂家，政府应进行管制或征收庇古税。如国家环保局可以告诉每家工厂每年的排污量减少为50吨，或指定某些厂商生产环保型电池。当然，政府也可以用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向私人提供符合社会效率的激励，如可以对每个厂家每排出一吨废物征收一万元的税收。
第九章 宏观经济核算
案例1：蜜蜂的寓言
18世纪初，一个名叫孟迪维尔的英国医生写了一首题为“蜜蜂的寓言”的讽喻诗。这首诗描述了一群蜜蜂的兴衰史。最初，蜜蜂们追求豪华的生活，浪费成性，结果整个蜂群兴旺发达。后来，它们在一个“哲学蜂”的劝说下崇尚节约，结果弄得社会衰落，终于被另一个蜂群所消灭。这首诗因为宣扬“浪费有功”，当时被英国中塞克斯郡大陪审团判定为败类作品。但在200多年后，这部作品却启发凯恩斯建立了以总需求为中心的宏观经济理论。
在凯恩斯之前，经济学家相信“供给决定需求”。但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
时的供给过剩、失业严重使凯恩斯从供给转向需求，建立了以总需求为中心的宏观经济理论。凯恩斯认为，在短期中，总供给水平是既定的，因此，国民收入水平的大小取决于总需求。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增加；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减少。总需求不足正是引起供给过剩和失业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宏观经济学中简单的国民收入决定模型，或称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模型。
总需求包括消费、投资、政府购买支出和净出口(出口—进口)。因此，增加消费，哪怕是浪费性消费也可以刺激经济繁荣。这正是孟迪维尔《蜜蜂的寓言》的中心思想，不过凯恩斯用现代经济学概念表述了这一思想。我们知道，居民的收入分为两部分，即消费与储蓄，消费增加则储蓄减少。这就又得出一个推论，减少储蓄可以使经济繁荣。但是，这与传统的“节约光荣”正好相反。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悖论：节约是个人的美德，却使社会萧条；浪费是个人的恶行，却使社会繁荣。人们把这种似乎矛盾的结论称为“节约的悖论”。
当然，这种悖论是一种假象。如果我们分开短期与长期，这个悖论就不存在了。在短期中，总供给能力是固定的(资源与技术不变)。因此，总需求大小决定了国民收入水平。从这种意义上说，当处于30年代那样的萧条或衰退时期时，刺激总需求的确是重要的。但在长期中，一个经济的总供给还取决于资源与技术，这就要增加储蓄了。凯恩斯认为“在长期中我们都要死”，而没有考虑长期问题，仅进行短期分析，所以，节约的悖论就变得“似非而是”了。
案例2：GNP、GDP与经济全球化
20世纪90年代之前，大多数国家都用GNP(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国家年所生产的最终产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20世纪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用GDP(国内生产总值)来代替GNP。1993年，联合国统计司正式决定用GDP代替GNP。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和意义呢？
从定义上说，GNP和GDP都是指一国一年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但它们所说的“一国”的含义不同。GNP所说“一国”指一国国民，只要是该国公民，无论在什么地方创造的最终产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都应计入。GDP所说的“一国”指一国境内，只要是在该国领土上，无论哪国人所创造的最终产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都应计入。GDP中减去外国公民在该国创造的最终产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再加上本国公民在外国创造的最终产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就等于GNP。由于在许多国家GNP与ODP差别很小(往往为l％左右)，所以有人也把这两者等同起来。
但应该强调的是，无论GNP与GDP在数量上的判别是否重要，用GDP取代GNP是一个极重要的变动，它代表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经济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很难找出哪一件产品完全是由本国人生产的民族产品了。例如，美国福特公司生产的福特牌伊斯柯特型汽车，其零件来自15个国家，你说它是不是美国民族工业产品？说是吧，美国零件的国产化率很低；说不是吧，品牌无疑是美国的。其实你看看现实中的产品，有多少还可以称得上是原来意义上的民族工业产品？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许多经济学家强调用境内工业的概念来取代民族工业。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工业实际已很难确认了，但境内工业是好确认的。外国人在一国办的企业并非国人所有的民族工业，但也是一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境内工业。这种企业要遵守所在国法律，向该政府交税，雇用该国工人，繁荣该国经济，为什么要加以排斥？用GDP取代GNP与用境内工业代替民族工业是相应的。
第十章 凯恩斯模型
案例1：中国改革开放后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动
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迅速增加。随着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改革初期，增加的收入首先是补足消费。进入80年代后期，中国进入大规模的耐用消费品普及时期。在1988年，中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还在90%以上，此后，平均消费倾向开始明显下降，1995年比1988年平均消费倾向降低了1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边际消费倾向也明显下降，到1994年，边际消费倾向降到64%。
从城市居民消费倾向来看，平均消费倾向由1982年的91%下降到1995年的64%，降了27个百分点，边际消费倾向也呈下降趋势；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从1982年的95%下降到了1995年74%，降了21个百分点。
案例2：破窗经济的启示
一个流氓打破了一家商店的窗子玻璃。店主无奈只有再买一块，假如，为此花了200美元。玻璃店的老板把这200美元中的80%，即160美元用于其他支出。得到这笔支出的人收入增加160美元，又把其中的80%支出„„如此循环下去最后整个经济中的收入增加了1 000美元。流氓打破玻璃不仅无过，反而有“功”，因为刺激了经济发展。这就是所谓的破窗经济。
破窗经济说明最初投资增加(店主买玻璃)会引起经济中相关部门收入与支出增加的连锁反应，从而使最后国民收入的增加大于最初投资的增加，这种过程被称为乘数效应。最后国民收入的增加量与最初投资增加量的比称为乘数。由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相互关联，某一部门投资的增加一定会引起其他部门收入与支出的增加，所以，乘数必定大于1。乘数的大小取决于得到收入的部门支出多少。即边际支出倾向的大小(如果支出用于消费也可以用边际消费倾向的概念)。边际支出倾向是增加的支出在增加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边际消费倾向是增加的消费在增加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例如，增加的收入为200美元，增加的支出为160美元，则边际支出倾向为0.8(如果支出的160美元为消费，就是边际消费倾向为0.8)。乘数是1减边际支出倾向(或边际消费倾向)的倒数。在上例中，当边际支出倾向为0.8时，乘数为5，所以，最初投资增加200美元，最后使国民收入增加了1000美元。
破窗经济的例子所揭示的是现实中存在的乘数原理。但要注意两点。一是乘数原理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只有经济中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乘数才起作用，最初投资的增加才能起到使国民收入数倍增加的作用。衰退时期，政府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正是利用乘数的作用。但如果经济已实现了充分就业，最初投资的增加就不会引起这种乘数效应，只会引起通货膨胀。二是乘数也是一把“双刃剑”，投资增加会引起国民收入成倍增加，投资减少也会引起国民收入成倍减少。所以，乘数效应会加剧经济波动。
当然，尽管破窗经济形象地说明了乘数原理，但我们并不是要把打破窗户作为最初的投资刺激，因为这毕竟是一种浪费行为。我们要以有经济效益的投资引起乘数效应，不能用浪费刺激经济。“流氓破坏有功”是谬论。我们也不能把自然灾害看做是刺激经济的好事。灾害毕竟要使经济蒙受损失，何况经济中可以刺激投资的好事还是很多的。经济学家用破窗经济的例子无非是要形象地说明乘数原理，如果把它理解为“破坏有功”，那就歪曲其本意了。
第十一章 AS—AD模型
案例1：肯尼迪的减税政策
1963年美国的失业率似乎停顿在5.5%这样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高水平。而10年前，失业率是2.8%。属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们相信，削减个人所得税可以促使家庭更多地消费。这将引起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他们相信总需求曲线的移动将导致产量的增加而价格并不上升。这是因为他们相信经济具有过剩的生产能力，生产性工人与机器处于闲置状态。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当时的均衡点处在总供给曲线的相对平坦的部位。所以总需求曲线的增加将主要地转换为产量的增加，而价格水平并不提高。
我们已经知道产量的增加意味着就业增加。肯尼迪顾问们的预测被证明是正确的。失业率在1965年下降到4.4%的水平。另外，从1964年到1966年实际GDP以令人注目的5.5%的平均速度增长。肯尼迪减税政策的成功通常被认为是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伟大成就之一。
案例2：石油价格冲击
当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用于越南战争开支降低时，经济又受到一次供给冲击，1973年，由中东国家组成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提高了石油价格。就整个美国经济而言，石油价格的提高使许多高度依赖于石油的行业生产成本提高。这使得总供给曲线向上移动从而导致了一个更高的均衡价格水平与更低的产量水平。面对更高的石油价格，厂商在每一价格水平上愿意生产的产量降低了。总供给曲线的移动使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
第十二章 通货膨胀和失业
案例1：阿根廷的通货膨胀
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阿根廷一直是一个典型的经济案例，年通货膨胀率平均达到450%，1990年初之前的12个月，其通货膨胀率更升至2 000%。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只是避免通货膨胀吞噬一切。作家V．S．奈保尔在访问阿根廷时，与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阿根廷商人约格交谈。约格告诉奈保尔：
“通胀使你终日战战兢兢。我们公司所在的产业只能给你4天到5天的赊账。否则在这样的通胀下，流动资本就全被扼杀。通胀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人们不再关心生产力乃至技术，而所有进步的秘密全在于生产力。然而在世界任何地方，生产力的年增长不可能超过4%。而在我国这样的通胀下只要你知道应该在何时何地进行投资，一日之内你就可以赚取10%(当然是名义回报)，你的流动资产比包括技术在内的长期目标更重要，尽管你希望两者兼顾。
这是通胀的不可避免的恶果，即货币疾病。你的钱分崩离析，就像癌症。你得过且过。当通胀率超过每天1%时，你别无选择。你放弃计划只要可以支撑到周末就全感到满足。然后我就会呆在贝尔格拉博的公寓里阅读有关古代板球比赛的书籍。
人均而言目前我们比1975年贫穷25%。真正的受害者是你看不见的穷人、老人和年轻人。他们被赶出大型火车站——那些人是阿根廷的游民和弃儿，像大海的浪花。”
阿根廷的高通胀终于出现一个充满希望的转机。1989年刚刚当选总统的卡洛斯·内姆宣布了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反通胀的计划。此外，他还支持许多以市场
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包括在1991年初任命由哈佛大学培养的经济学家多明戈卡瓦洛为经济大臣。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通胀已降为每年30%左右，真实GDP的增长达到每年5%，超过了约格的想象。
案例2：里根计划
当里根于1981年入主白宫时，人们普遍认为应当采取措施制止通货膨胀，这时的通货膨胀已经很高，并且正在继续上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以采取下面两种形式的政策中的一种，或者设计政策影响总供给曲线，使其向右或向下移动，或者使总需求曲线向左移动。里根总统集中注意力于总供给曲线的移动，采取了减税的办法，最高税率在1981年从70%降到50%。使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导致了均衡价格水平的降低。里根强调供给的重要性，他用移动供给曲线作为控制通货膨胀的办法。这种观点的倡导者被称为“供给学派经济学家”。通货膨胀虽然已得到控制，但有证据表明，这一结果是由于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而不完全是由于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首先，里根的税收削减措施刺激了整个美国经济的支出增加，从而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与此同时总供给曲线略微向右移动。至少在减税政策的第二年，总需求效应大于总供给效应，里根的税收削减政策实际上提高了均衡价格水平。
第十三章 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
案例1：“新经济世界”跳出了经济周期率？
经历多次经济衰退后，美国经济走进了20世纪60年代。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后，希望重振美国经济，在那个年代，被称为“新经济学”的凯恩斯主宰了华盛顿政府。后来的约翰逊总统的顾问班子极力主张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企图刺激经济，包括1963年的大幅度削减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在20世纪早期，GDP年增长4%，失业下降，价格稳定。到1965年，美国经济已达到潜在产出水平。
可是，政府低估了越战的军费支出，国防支出从1965—1968年增长了55%。在通货膨胀已相当严重时，政府仍推迟实施抑制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直到1968年，增税和减少民用支出的措施才得以出台。但是，为时已晚。当时的美联储也采取货币供给快速增长和低利率政策，容忍经济的扩张。结果，在1966—197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在高于潜在产出能力上运行，在低失业和高增长的运转压力下，通货膨胀逐步攀高，开始了从1966—1981年的“通货膨胀时代”。
经济学家由此看到：面临高通货膨胀时，刺激经济发展比说服政策制定者通过提高税收来抑制经济发展更容易，面对这一教训，许多人对运用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是否明智产生了怀疑。
到20世纪70年代，工业界受到一种新的宏观经济症的冲击——供给冲击。所谓供给冲击，就是指生产成本或生产率状况发生突变，从而使总供给发生急剧变动。供给冲击在1973年达到极为严重程度，被称为“七灾之年”。其标志就是：农业欠收、海洋环流转变、世界市场投机猖獗、外汇市场波动剧烈以及由中东战争引发的世界石油价格暴涨，等等。
供给冲击引起价格上升，同时又使产出水平下降和失业率上升。从而导致所有宏观经济指标恶化。
到1979年美国经济才从供给冲击中恢复过来，回到了潜在产出水平。但是好景不长，中东的动荡、伊朗革命又引起了石油价格再度上涨。从1978年初每桶14美元跃升到1979年的每桶34美元，引发了又一轮石油冲击。通货膨胀率也急剧上涨，从1978年到1980年平均每年上升12%。
如此高的通货膨胀逼使美联储采取措施，在经济学家保罗·沃尔克的领导下，为缓解通货膨胀压力，开出货币紧缩的一剂“猛药方”。1979年和1980年，利率大幅上升，股市下跌，企业贷款陷入困难，美联储的紧缩措施抑制了消费和投资增长。1979年后，住宅建设、汽车购买、商业投资以及净出口全面下降。实行紧缩货币政策的直接结果是通货膨胀下降。从1979—1980年的平均12%下降到1983—1988年的平均4%。货币政策成功地结束了“通货膨胀时代”，但是国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引发了经济增长下降和较高的失业率。
20世纪80年代初，果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出台，为1982—1997长期经济扩张奠定了基础。里根和克林顿执政期间，除1990—1991年的一段时间温和衰退外，这个时期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稳定时期。实际GDP以3%的速度增长。而通货膨胀率仅略高于3%，直到20时90年代末，许多劳工没有经历过痛苦的经济周期和高通货膨胀的打击。有一些人竟天真地宣布：经济周期在“美好的新经济世界”中已经消失，这个世界的经济开始进入永久的繁荣。你认为，美国经济真的会跳出“经济周期率”吗？
案例2：增长悖论的经济解释
许多国内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即使中国经济有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不能够从中受益；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度的增长的话，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中受害。这个现实背后隐藏的经济学故事就是我们所说的“增长悖论”。“增长悖论”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着非一致性，也就是说，一方面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率却不断下降。对此，学术界有多种不同的解释。
技术进步论认为，中国的技术进步通过其内在的创新机制以及扩散机制把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推移，与此同时，也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由于中国的资本深化速度过快，使得资本对劳动的吸收能力大为削弱，从而降低了就业增长率。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资本深化速度过快还会降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不利。
结构调整论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不是一种内生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自主型增长”，而是一种“调整型增长”。中国就业增长率的下降正是由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快速调整所致，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就业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换句话说，就业下降或者说失业上升是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是必要成本。结构调整论能够解释中国的许多特殊现象，可以当作中国经济学界的一根最有用的“稻草”。
有效劳动需求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相应的就业增长。但是，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使得原来已经处于有效就业状态的职工的劳动工时增加，表现为劳动效率和质量的提高，而不是表现为劳动者数量的增加。再有就是，即使有劳动者数量的增加(如外来民工流入城镇就业岗位和自我雇用)，也常常因为无法进入官方的统计数据而使得城镇登记失业率看起来不断上升。所以，整个过程就会表现为所谓的“增长悖论”。
以上的三种分析在某种程度上都很有道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力度不够大(至少没有达到潜在增长率)，不足以弥补由于激励机制的提升和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使劳动效率提高以外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有潜力的，这就是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的一个主要原因。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的经济亮点必须从就业方面去找，不管是“效率型就业”，还是“数量型就业”。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索洛模型，我们可以知道，经济增长可以促进就业增长，而就业增长又可以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使得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加强效应”。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还没有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一种坏的均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增长悖论”实质上是一种“锁入效应”。
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政府应该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在就业增长上，只有这样才能够打破“增长悖论”。
第十四章 宏观经济政策
案例1：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实践
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宏观经济调节也逐步从以计划的手段为主转向以经济手段为主，体现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紧密结合。从1988—2000年，宏观经济形势和调节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8年9月至1990年9月)，“紧财政紧货币”的双紧政策。从1988年初开始，中国经济进入过热状态，表现为经济高速增长(工业产值增幅超过20%)、投资迅速扩张(1988年固定资产额比上年同期上升27.1%)、货币回笼缓慢(流通中的货币增加了46.7%)和经济秩序混乱。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于1988年9月开始实行“双紧政策”。具体措施是：压缩财政支出、压缩信贷规模、严格控制现金投放和物价上涨、严格税收管理等等。
“双紧政策”很快见效，经济增长速度从20%左右跌至5%左右，社会消费需求大幅下降，通货膨胀得到遏止，1990年第三季度物价涨幅降到最低水平，还不到1%。
第二阶段(1990年9月至1991年12月)，“紧财政松货币”的一紧一松政策。在“双紧政策”之后，中国经济又出现了新的失衡。表现为市场销售疲软，企业开工不足，企业资金严重不足，三角债问题突出，生产大幅下降。
针对上述情况，从1991年初开始，中国实行了松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陆续多次调低存贷款利率以刺激消费，鼓励投资。这些政策在实施之处，效果并不显著，直到1991年下半年，市场销售才转向正常。
第三阶段(1992年1月至1993年6月)，“松财政松货币”的双松政策。1992年，财政支出4 426亿元，其中财政投资1 670亿元，分别比年初预算增长107%和108%。信贷规模也大幅度增长，货币净投放额创历史最高水平。
“双松政策”的成效是：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1992年后GDP增长12.8%，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增长8.8%，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5.9%。但是，“双松政策”又带来了老问题：通货膨胀加剧，物价指数再次超过两位数，短线资源再度紧张。
第四阶段(1993年7月至1996年底)，“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体措施为：控制预算外投资规模，控制社会集资搞建设，控制银行同业拆借，提高存贷利率等等。与1988年的紧缩相比，财政没有大的动作，但是货币紧缩力度较小。
适度的“双紧政策”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终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各项宏观经济指标表现出明显的改善：1996年GDP的增长率为9.7%，通货膨胀率降为
6.1%，外汇储备达到1 000亿美元以上。这次经济政策配合实施，被认为是中国治理宏观经济成效较好的一次，为中国以后实施经济政策积累了正面的经验。
第五阶段(1997年至2005年初)，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1997年到1998年，中国经济发展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自然灾害等多方面的冲
击。经济总体表现为通货紧缩式的宏观失衡，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物价水平持续下降，失业增加，有效需求不足，出口不振等。面对新的经济形势，中国政府果断决定实施较有力度的财政扩张政策。其措施是：大量发行国债，投资于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继续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改革商业银行体系等。这些政策使中国经济成功地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挑战，保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
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手段有两只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时是“两手都要硬”；有时则是“一手软，一手硬”。但是，一般多是两手并用。
案例2：美国1979年货币政策的改变——醉汉开车的故事
1979年前后，美国货币政策发生了巨大转变，对美国的经济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这恐怕是当时美国政府没有料到的事情。
在20世纪70年代，卡特总统上台执政之前，福特政府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很快，失业率由9%下降到5.6%。但是，也产生了明显的负效应，通货膨胀率迅速上升，从4.3%上升到12.3%。卡特竞选时许下稳定经济的宏愿，但是屁股坐在这个热椅子上，滋味也挺苦。卡特上台后，到了1979年第三季度，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高通货膨胀，高通货膨胀使工薪层蒙受经济利益的损失，低收入者和工薪层怨声载道。卡特以慈善和温和而著称，决意要扭转被动局面，提高自己的信任度，因此，卡特转而实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给，货币供给率一下子从1979年的13.9%下降到1979年第四季度的4.4%，货币增长率下降的幅度达到惊人的程度。货币供给下降的后果是：利率迅速从9.7%上升到第四季度的11.8%，1980年第一季度的13.4%；国民生产总值大幅下降，变成了负增长，1980年第一季度增长率为－9.5%。卡特政府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严重的经济危机似乎即将到来。
由于担心爆发经济危机，卡特政符又转而采取货币扩张的政策。1980年第三季度，货币增长一下子又有猛增达到了19.5%。其结果是：通货膨胀率再度飞升，而投资仅略有回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由－9.5%回升到5.1%。但是，原本脆弱的经济再也经不起忽冷忽热的折腾。1981年以后，美国终于陷入了经济危机之中。有人形容美联储这个时期的行为就像一个醉汉开车，忽左忽右。虽然工薪层认为卡特是位“慈善老人”，但是，在经济危机压力下，卡特的连任成为泡影，至终在竞选中不光彩地下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