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天地间，经受某些自然灾害，虽然很可怖、很可怜也很可叹，但毕竟是大自然的一个侧面，就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人类对大自然应有足够的敬畏。人类在顺境时候，好夸张地说“人定胜天”，其实在一些小领域或者可以这样讲，领域扩展之后，再那样讲，就几乎等同于自傲了。直到今天，人类对大自然并不十分了解。倘若以小成绩为满足，进而以为自己高大得无以复加，实际是妄自尊大，是变态。 复杂的大自然，常使我们这片土地发生可怕的天灾。据记载，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1949年，大水灾就发生了1029次，几乎每两年就有一次。同样可怕的是，天灾往往与人祸相连，天灾肆虐程度因人祸而加重。天灾多见于水灾、旱灾、蝗灾，人祸则以战争、民变、盗贼为重，契机则往往是失误的政策。可见，天灾与人祸同时啮咬这片土地及土地上的民众。 《汉书・武帝纪》：建元三年(前138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平原，就是平原郡，在今山东省。茂陵，在长安西北。灾难突起，汉武帝不是毫无作为，最少那个赏赐迁往茂陵居住的每户“20万钱，田2顷”的行为，对解饥民于倒悬还是有一点作用的。然而，不可能所有的灾民都迁往茂陵，他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史书很少记载。茂陵是他的陵寝，他究竟有多大成分是为灾民考虑呢?恐怕只有上苍知道。元鼎三年(公元前115年)，汉武帝建成了两座瑰丽的宫殿――甘泉通天台和长安飞廉馆。到了6月，甘泉宫中生出一颗九茎连叶的芝草，汉武帝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认为这是上帝赐给自己的祥瑞，赶紧颁诏大赦天下，还十分得意地写了一首《芝房之歌》。然而，三个月之后，泛滥的黄河水，袭击了天子脚下的三辅(相当于今日陕西省中部地区)，百姓十之二三被淹。第二年，黄河又在山东泛滥，关东十余个郡国暴发大饥荒，人相食。此类惨祸，直到西汉末期，还在发生。 秦皇汉武，常被人赞颂，夸耀那个时候如何强大，如何繁荣。其实，能不能给百姓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能不能使百姓免于恐惧，才是硬指标。汉献帝兴平四年(194年)，三辅地区自4月起便滴雨未下，干渴的黄土地裂开无数道缝隙。到了7月，一斛谷的价格高至50万钱，豆麦一斛价至20万钱。白骨堆积，人相啖食。军阀并未因天灾而停止厮杀。以残忍和无能名扬天下的军阀李赚攻城陷邑，劫杀无辜灾民。人民数十万户遭此浩劫，两年之中人相食殆尽。一些饥民结成团伙，专门劫掠老弱病残者，伤其命，食其肉，饮其血，被称之为“啖人贼”。魏晋南北朝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战乱、大分裂的非常时期，自然灾难的发生也十分频繁，人相食的惨况经常出现。晋怀帝永嘉年间(307年一312年)，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发生蝗灾，横冲直撞的蝗虫吃光了庄稼，吃光了草木，最后连牛马皮毛都吃。蝗灾之后大饥饿连同大瘟疫一起爆发，病死、饿死的老百姓不计其数，尸体遍野，腐臭冲天，人多相食。这里，天灾与人祸纠缠在一起，居心叵测的人借天灾以售人祸，比如有士兵杀了许多人。人祸反过来又加重了天灾。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皇帝中受到颂扬最多的一位，“贞观之治”犹如招牌，与这位皇帝一起同受到膜拜。然而，就在贞观十二年(638年)，吴、楚及巴蜀等州旱情严重。到第二年5月终于导致大饥荒。饥饿的人们又一次被逼得兽性发作，人皆相食，狂暴地吞噬着对方的骨与皮。这次灾荒如此严重，史书直述其事的文字却很少，多是描述“贞观之治”的安定与繁荣。倘若不是着史者有意隐瞒，就是那个社会发展太不平衡了，穷人根本不值一提。也许这属于“一个手指与九个手指”的关系，与成绩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但这正好证明，所谓繁荣，仅仅局限于社会某一方面某一阶层是蹩脚的，是难以经受风雨的。 人们往往认为社会动乱是一种孤立的行为，充其量是某一件事造成的，其实远不止于此。它与政治、经济紧密相连。自然灾变奠定了社会动乱的自然基础，然后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之间，以及各种社会动乱之间交替出现。历史上所谓的“盛世”，实际与长时间“乱世”有关系，是“乱世”照射的结果。就如一个饥肠辘辘的人，但凡见到一点吃的，就以为是美味。中国的平民百姓在“乱世”苟活的时间太久了，一旦过上相对稳定的日子，就以为进入了“盛世”。因此，世人不仅要重视天灾，更要重视天灾后面政治经济文化，重视悠长的“乱世”给中国留下的阴影，有意识克服容易满足的心理，研究解决更深刻的问题。 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面对天灾而临危不乱，人祸就没有可乘之机，抵御天灾也就充满力量。
人生天地间，经受某些自然灾害，虽然很可怖、很可怜也很可叹，但毕竟是大自然的一个侧面，就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人类对大自然应有足够的敬畏。人类在顺境时候，好夸张地说“人定胜天”，其实在一些小领域或者可以这样讲，领域扩展之后，再那样讲，就几乎等同于自傲了。直到今天，人类对大自然并不十分了解。倘若以小成绩为满足，进而以为自己高大得无以复加，实际是妄自尊大，是变态。 复杂的大自然，常使我们这片土地发生可怕的天灾。据记载，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1949年，大水灾就发生了1029次，几乎每两年就有一次。同样可怕的是，天灾往往与人祸相连，天灾肆虐程度因人祸而加重。天灾多见于水灾、旱灾、蝗灾，人祸则以战争、民变、盗贼为重，契机则往往是失误的政策。可见，天灾与人祸同时啮咬这片土地及土地上的民众。 《汉书・武帝纪》：建元三年(前138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平原，就是平原郡，在今山东省。茂陵，在长安西北。灾难突起，汉武帝不是毫无作为，最少那个赏赐迁往茂陵居住的每户“20万钱，田2顷”的行为，对解饥民于倒悬还是有一点作用的。然而，不可能所有的灾民都迁往茂陵，他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史书很少记载。茂陵是他的陵寝，他究竟有多大成分是为灾民考虑呢?恐怕只有上苍知道。元鼎三年(公元前115年)，汉武帝建成了两座瑰丽的宫殿――甘泉通天台和长安飞廉馆。到了6月，甘泉宫中生出一颗九茎连叶的芝草，汉武帝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认为这是上帝赐给自己的祥瑞，赶紧颁诏大赦天下，还十分得意地写了一首《芝房之歌》。然而，三个月之后，泛滥的黄河水，袭击了天子脚下的三辅(相当于今日陕西省中部地区)，百姓十之二三被淹。第二年，黄河又在山东泛滥，关东十余个郡国暴发大饥荒，人相食。此类惨祸，直到西汉末期，还在发生。 秦皇汉武，常被人赞颂，夸耀那个时候如何强大，如何繁荣。其实，能不能给百姓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能不能使百姓免于恐惧，才是硬指标。汉献帝兴平四年(194年)，三辅地区自4月起便滴雨未下，干渴的黄土地裂开无数道缝隙。到了7月，一斛谷的价格高至50万钱，豆麦一斛价至20万钱。白骨堆积，人相啖食。军阀并未因天灾而停止厮杀。以残忍和无能名扬天下的军阀李赚攻城陷邑，劫杀无辜灾民。人民数十万户遭此浩劫，两年之中人相食殆尽。一些饥民结成团伙，专门劫掠老弱病残者，伤其命，食其肉，饮其血，被称之为“啖人贼”。魏晋南北朝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战乱、大分裂的非常时期，自然灾难的发生也十分频繁，人相食的惨况经常出现。晋怀帝永嘉年间(307年一312年)，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发生蝗灾，横冲直撞的蝗虫吃光了庄稼，吃光了草木，最后连牛马皮毛都吃。蝗灾之后大饥饿连同大瘟疫一起爆发，病死、饿死的老百姓不计其数，尸体遍野，腐臭冲天，人多相食。这里，天灾与人祸纠缠在一起，居心叵测的人借天灾以售人祸，比如有士兵杀了许多人。人祸反过来又加重了天灾。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皇帝中受到颂扬最多的一位，“贞观之治”犹如招牌，与这位皇帝一起同受到膜拜。然而，就在贞观十二年(638年)，吴、楚及巴蜀等州旱情严重。到第二年5月终于导致大饥荒。饥饿的人们又一次被逼得兽性发作，人皆相食，狂暴地吞噬着对方的骨与皮。这次灾荒如此严重，史书直述其事的文字却很少，多是描述“贞观之治”的安定与繁荣。倘若不是着史者有意隐瞒，就是那个社会发展太不平衡了，穷人根本不值一提。也许这属于“一个手指与九个手指”的关系，与成绩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但这正好证明，所谓繁荣，仅仅局限于社会某一方面某一阶层是蹩脚的，是难以经受风雨的。 人们往往认为社会动乱是一种孤立的行为，充其量是某一件事造成的，其实远不止于此。它与政治、经济紧密相连。自然灾变奠定了社会动乱的自然基础，然后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之间，以及各种社会动乱之间交替出现。历史上所谓的“盛世”，实际与长时间“乱世”有关系，是“乱世”照射的结果。就如一个饥肠辘辘的人，但凡见到一点吃的，就以为是美味。中国的平民百姓在“乱世”苟活的时间太久了，一旦过上相对稳定的日子，就以为进入了“盛世”。因此，世人不仅要重视天灾，更要重视天灾后面政治经济文化，重视悠长的“乱世”给中国留下的阴影，有意识克服容易满足的心理，研究解决更深刻的问题。 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面对天灾而临危不乱，人祸就没有可乘之机，抵御天灾也就充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