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 K 2 单位代码： 116
密 级： 一般 学 号： [1**********]11
本 科 毕 业 论 文
题 目： 王维奉佛原因之探究
专 业： 历史学
姓 名： 姜明波 指导老师： 杨宇宁
职 称： 讲 师
答辩日期： 二〇一一年五月廿九日
王维奉佛原因之探究
摘 要：王维奉佛，作诗多萌发禅趣，被后人美誉为“诗佛”。其与佛结缘并“奉佛”的原因是由多种因素综合所致，其中客观环境的影响包括崇佛的社会风气与家庭浓郁的奉佛氛围；自身方面包括不幸的人生境遇：情感上的不幸以及仕途上的坎坷，王维自身软弱的性格特征等。本文试图通过对以上诸方面进行分析进而对王维奉佛的原因进行略探。
关键词：王维；奉佛；佛教
Explore the reasons of Wangwei Buddhist
Abstract: Wang Wei Buddhist, Zen poetry and more interested in germination, was later praised as "poetry Buddha." Lasting bonds with Buddhism and "Buddhist" is caused by caused by many factors, including the impact of the objective environment, including Buddhist social atmosphere and rich Buddhist family atmosphere; its aspects, including the unfortunate circumstances of life: emotional Unfortunately, the rough and career, Wa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own weakness of character; Moreover, Buddhism has made its own development Wei Buddhist possibl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se aspects in turn on the Wang Wei of the Buddhist cause.
Keywords: Wang Wei; Buddhist; Buddhism
王维（701—761），字摩诘，山西太原祁县人。“父处廉，终汾州司马，徙家于蒲[1](P5051)”，因蒲州古属河东道，故称王维为河东蒲人。王维博学多才，“与弟缙俱有俊才[1](P5051)”。故友苑咸称其为“当代诗匠，又精禅理”。（《酬王维序》）[2]（P1317）其以禅入诗，被后人冠以“诗佛”美称。诗人笃志奉佛的原因是由多种因素导致，各个因素在不同时期对其影响程度不尽相同，各有侧重。
一、崇佛氛围浓郁的客观环境
王维之所以能笃志习佛，成为一代“诗佛”，这与当时大的社会风气以及早年在家中受母亲的耳濡目染分不开的，这些客观存在的外部环境是其奉佛的思想根源以及基础，使王维接受佛教、习佛、奉佛成为可能。
（一）崇佛的社会风气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逐渐成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唐代更是盛况空前，达到鼎盛之际，蔚为大观。王维生活的时代，
佛教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禅宗的兴起契合了士大夫们的人生观与生活情趣，受到他们的极力推崇。佛教风靡于全社会，社会各界、朝野上下莫不尊佛，尤其是得了到统治者的提倡。如对于北宗僧人神秀，据《旧唐书·方伎传》记载：“则天闻其名，追赴都，招赴都，肩與上殿，亲家跪礼。内道场丰其供施，时时问道。”“时王公已下及京都士庶，闻风争来谒见，望尘拜伏，日以数万，中宗即位尤加異”。[1]P5110又如，武则天颁布《释教在道法上制》的诏书，曰：“朕先蒙胧金口之记，又承宝偈之文，历教表于当今，本愿标于曩劫。大云阐奥，明王国之祯符；方等发扬，显自在之丕业。驭一境而教化，宏五戒以训人，爰开革命之阶，放启维新之运。宜叶随时之义，以申自我之规。„„布告遐迩，知朕意焉。”[3]P981从而钦定“佛教在道教之上”，以强权政治的手段抬高佛教的社会地位。而在武则天之前的唐代帝王中，如唐太宗、唐高宗等亦推崇佛教[5]。
唐玄宗开始对佛教采取限制措施，禁止百官与僧道交往，禁止市坊随便铸佛写经，并下令淘汰僧尼。但佛教此时已是一股巨大的传统势力，其不得不利用这股宗教势力。
[4]开元元年（713），玄宗敕令用他的寝殿材料修建安国寺的弥勒佛像；开元二十三年（735），玄宗亲自注释《金刚般若经》，次年颁行天下。不仅如此其还受密宗“灌顶法”，愿做“佛弟子”。
对于统治者虽然有些排佛言论与措施，但总的说起来还是积极提倡的。他们广建寺塔，广度僧尼，广写佛经，广交僧侣，广做佛事，广给布施，并赐予高僧以爵位。“在他们的推崇之下，在皇宫乃至全国上下形成了一种崇佛为时尚的社会风气”。士大夫们“外服儒风，内修梵行”，这对于王维来说应是颇具影响的。
（二）佛教气氛浓郁的家庭熏陶
王维出生在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家庭里，佛教气氛很浓，使其终生受之熏陶、影响，最终为他虔诚奉佛奠定了基础。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1]P5052又根据王维写的《请施庄为寺表》云：“亡母故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年，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3]P3290大照即北宗名僧神秀弟子。据此表可知王维母亲崔氏事佛虔诚，三十年如一日，最晚在王维八九岁之时，即已师事北宗高僧，王维从小就受到母亲的熏陶。同时，又有一篇《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文中述及了诗人同当代名僧道光禅师的关系，云：“维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欲以毫末度量虚空，无有是处，志其舍利所在而已。”[3]P3312
[6]又王维字摩诘，他的名字就是由于崇佛而取典于佛教维摩诘居士的。王维《终南别业》[5]
诗云：“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2]P1276又《饭覆釜山僧》说：“晚知清净理，日与人群疏。”[2]P1249他在《叹白发》诗中说：“人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2]P1308由此可见王维确实与佛家姻缘不浅。其早年便耳濡目染，深受母亲影响开始信佛。王维事母至孝，营山居一所，让母亲居期间，一心修行。维晚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
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1]P5052其行为举止颇有母亲遗风。因此，王维深受母亲影响而奉佛，这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风气以及家庭的影响对王维奉佛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是其奉佛的思想根源与基础。
二、个人自身的不幸境遇
（一）个人不幸的情感经历
其一，亲情对王维的打击。王维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父亲曾官至汾州司马，然却早年去世。幸而“闺门友悌，多士推之”，[1]P5051王维与弟弟妹妹以及母亲相依为命，然父亲的去世使得生活的重担落在了作为长子的王维身上。十五岁便“昆仲宦游两都”
[1]P5051早年丧父对于王维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然而毕竟还有母亲以及友悌的弟弟妹妹作为慰藉。开元十九年(731)，在王维三十一岁之年再次遭受情感打击，是年妻亡。据此，《旧唐书·王维传》有记载曰：“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
[1]P5052以致晚年“阒然孤独，窘无子孙（《责躬荐弟表》）”。[3]P3289早年丧父、中年丧妻，按中国传统观念人生三大不幸王维独具其二。王维对母亲孝顺至极，“事母崔氏以孝闻”，母亲去世后“居母丧，柴毁骨立，殆不胜丧（《旧唐书·王维传》），”[1]P5051王维服丧的三年期间没有创作一首诗，也不曾和友人唱和、游玩，在创作上一片空白。这充分显示他的孝心同时也可知母亲的亡故对他打击之大是何等的沉痛。
其二，友情对王维的打击。除了亲人的离去对王维产生巨大的心理打击还亦有亲朋好友的离别与去世。《旧唐书·王维传》记载，王维在临终之际，仍“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舍笔而绝”。[1]P5052陈铁名先生亦在其《王维新论》一书中指出：“王维是个重友情的人”。[8]P193王维现存诗有四百一十五首，而离别题材就占了六分之一多的篇幅，共七十余首。[7]王维表现友情的诗歌数量甚多，内容多阐发朋友间离别相思之情以及相互关怀体贴、慰勉敦励之意。亲友间的聚散离合常常引发王维的感情波澜。如《河上送赵仙舟》云：“相逢方一笑，相送还成泣。”[2]P1242《齐州送祖二》云：“送军南浦泪如丝，君向东州使我悲。为报故人憔悴尽，如今不似洛阳时。”[2]P1307《临高台送黎拾遗》曰：“日暮飞鸟还，行人去不息。”[2]P1260在与友人相送话别之时，那种寂寞之感、惆怅之情油然而生，而离别之后，在“终年无客长闭关，终日无心长自闭”《答张五弟》[2]P1261的孤独环境中那种离愁别恨变得更难排遣。而一旦闻之故友去世，王维内心更是承受着巨大悲痛。[7]如诗《哭孟浩然》云：“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2]P1305《哭殷遥》曰：“念君等为死，万事伤人情。”“泱漭寒郊外，萧条闻哭声。”[2]P1256从诗文中可见王维对友人情意之真挚。
在王维的一生中，朋友给了他极大的慰藉。亲人、朋友的离别、去世，使王维对爱[7]
别离苦感受至深。世事多变，王维不得不思考摆脱痛苦、以期精神上的解脱之道。[9]恰好佛教所贯注着的解脱思想，使诗人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归宿。
（二）坎坷艰辛的仕途生涯
王维早年虽然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然作为正统，儒家的积极入世、担当道义的思想在诗人心中仍占主导地位。青年的王维认为“圣代无隐者，英灵尽归来”，（《送綦毋潜落第还乡》）[2]P1243渴望“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送赵都督赴蔡州》）[2]P1271建功立业，施展抱负。然而仕途却沉浮不定，坎坷而曲折，主要经历了三次大的打击。最终从一位意气风发的致仕青年沦变为“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2]P1267的佛教徒。在这一过程中王维内心充满了苦闷与矛盾。
其一，初入仕途的打击。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1]P5051其诗歌在这一时期多充满了豪迈刚强之气。如在《少年行》其一中写道：“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2]P1306流露出少年饮酒时那种豪迈气概。又如王维在《少年行》其二中写道：“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2]P1306赞扬了少年不为边苦，誓死杀敌建功的战斗意志，表现出诗人对于功名事业的向往，诗风健朗。这些正是王维当时积极乐观生活态度的反应。“王维在贵族阶层活动以寻求发展空间，其目的是实现‘布仁施义，活国济人’的政治理想”。[10]
开元九年(721)，王维是年二十一岁，擢进士第。按“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可谓少年得志。其担任大乐丞一职，然入仕仅数月就因“黄狮子案”被贬济州。《新唐书》称维“调太乐丞，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11]P5764《集异记》记载：“及为太乐丞，为伶人舞黄狮子坐出官。黄狮子者，非一人不舞也。”《唐语林》亦记载道：“黄狮子者，非天子不舞也，后辈慎之。”[12]P690这是唐王朝内部复杂的政治斗争所致。唐玄宗从武则天手中夺取皇权，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而采取的措施。据《资治通鉴》记载：“上 (玄宗) 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13]P6741与岐王、薛王等王宫交往的一批官吏轻者贬、流，重者杖死。王维被贬即与此有关。王维入仕踌躇满志，但仅数月就遭遇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毫无政治经验和心理准备的王维对此颇感突然与迷茫。其赋诗云：
“微官易得罪，谪去济州阴。
执政方持法，明君无此心。
闾阎河润上，井邑海云深。
纵有归来日，多愁年鬓侵。”（《初出济州别城中故人》）[2]P1273
这首诗文充分反映了王维对此次打击的心有余悸，然而又并非完全的心灰意冷。在被贬济州最初的几年中王维欲有所作为的思想没有完全消沉，在《赠房卢氏琯》一诗中
以“达人无不可，忘己爱苍生”[2]P1238称赞好友，同时这也是在表达自己渴望施展抱负的理想。然王维担心自己永无出头之日便离开了济州，有诗云：“今人作人多自私，我心不说君应知。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不遇咏》）[2]P1259-1260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痛苦以及渴望证明自身价值的迫切心情。其后离济州司仓参军任，改官淇上。其诗《偶然作六首》其三云：
“日夕见太行，沈吟未能去。
问君何以然？世网婴我故。
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
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
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
孙登长啸台，松竹有遗处。
相去讵几许，故人在中路。
爱染日已薄，禅寂日已固。
忽乎吾将行，宁俟岁云暮。”[2]P1253
诗的前半部分道出王维在此期间的处境与心境：仕途的失志，使王维萌发了遁隐之心，但考虑到家中生活贫困，有弟弟妹妹需要照顾，不得不留下来做官。“爱染”二句表明，自己对佛教信仰已日益牢固，说明王维接受佛教影响已不浅，向佛之心以萌发。这首诗最早谈到了王维的佛教信仰。王维真正开始接受佛教思想则大约始于开元十五年（727）左右即作此诗。[8]P137
在经历了仕途第一次打击，王维在仕与隐之间徘徊多年后，于开元十七年（729）回到长安，在大荐福寺拜道光禅师潜心学佛。便有了前文提到的“维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欲以毫末度量虚空，无有是处，志其舍利所在而已。”一个人在遭受挫折的时候，最容易投向宗教的怀抱。所以在被贬后多年来的苦闷中王维走向佛门，寻求一种精神寄托。[14]
其二，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专权。开元二十二年（734），张九龄任中书令，他是保持唐朝政治开明的最后一位宰相。王维认为张九龄乃正直之士，又是文硕大儒，必能够任人唯贤，于是大大激发了王维积极入世的热情。[15]是年王维34岁，仍闲居长安，同年秋赴洛阳，献诗张九龄求汲引，旋隐于嵩山。
他在《上张令公》一诗中写道：“致君光帝典，荐士满公车”“贾生非不遇，汲黯自堪疏。”[2]P1287-1288张令公即张九龄，诗中不仅抒发对张九龄钦佩之情，同时也委婉地希望能够得到他的赏识与引荐。次年，张九龄起用王维为右拾遗。对此《新唐书》亦有记载：“张九龄执政，擢右拾遗。”[11]P5765赴任前，王维作《留别山中温古上人兄并示舍弟缙》一诗，与同隐者道别。前两句写道：“解薜登天朝，去师偶时哲。”[2]P1244“解蔽”意
[8]P10为脱下隐者之服，自己要与贤哲同朝为官共事。拜右拾遗后，王维赋诗《献始兴公》：
“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2]P1236诗文中不仅称赞张九龄为国为民、正直无私的精神，同时亦表明自己愿意作张九龄的下属。如出于“公义”，将使自己感动奋发，如有偏私，则不是自己所希望的。[8]P11由此可知，此时王维在任上十分尽心尽职，政治热情再次高涨。
然未几，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罢相，唐王朝开始了李林甫专权把持朝政，盛唐气象从此日渐颓废。王维再次受到排挤，以监察御史充河西节度判官，从而被逐出朝廷。王维在《寄荆州张丞相》一诗中写道：
“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
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
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
目尽南飞雁，何由寄一言。”[2]P1266不仅表达了对张九龄的思念以及对故人知遇之恩的答谢之情，同时亦向张九龄透露出自己归隐山田的思想。[16]P73在河西期间，王维写了《赞佛文》等文章，其对佛理的悟解更深了。开元二十八年（740）冬，王维知南选，赴岭南，归途中赋《谒璇上人》，诗云：
“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已长。
事往安可悔，余生幸能养。
誓从断荤血，不复婴世网。
浮名寄缨佩，空性无羁鞅。”[2]P1249可知，王维自己决心跟从佛教徒，摆脱尘世的束缚。面对李林甫的专权，政治的黑暗，王维既不愿同流合污，又“既寡遂性观，空遭负时累”，（《赠从弟司库员外絿》）[2]P1237终归隐终南山。其作诗《积雨辋川庄作》云：“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2]P1298又在诗《戏赠张五弟諲三首》其三云中云：“吾生好清静。蔬食去情尘。”[2]P1238-1239由此可知，王维的隐居与学佛是相互结合着的，时常奉佛持斋，习静修禅，用佛法调理自己。[8]P137-138其置辋川别墅，一作为供奉母亲静养礼佛之地，亦为自己归隐习佛置下一处清静之所。
李林甫的专权以及张九龄的罢相，自身被贬，对王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他亦流露出失落之情与归隐之心。然又没下决心退出污浊的官场，结果不能不走上一条随世俗浮沉、同现实妥协的道路。这样做其内心是矛盾而又痛苦的。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王维最终走上了身在朝廷，心在山野，身心相离的半官半隐生活。[15]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安慰王维便更加潜心修佛。
其三，安史之乱，身受伪职。这是王维仕途上的第三次打击，也是最为沉重的一次，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叛军攻陷长安。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禄山陷两都，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维服
药取痢，伪称喑病。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阳，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1]P5052在此期间，“禄山大宴凝碧池，维闻悲甚，赋诗悼痛”，云：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槐落叶空宫里，凝碧池上奏管弦。”(《凝碧池上作》) [17]P236抒发对唐王朝的怀念之情，同时也抒发自己对叛军的憎恨。“后有罪，以此诗豁免”。[17]P236其后又赋诗： “安得舍尘网，佛衣辞世喧。
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菩提寺禁口号又示裴迪》）[2]P1304表达自己渴望脱离罗网，向往自由的心情。
安史之乱后，王维被“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乾元中，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复拜给事中，转尚书右丞。”(《旧唐书·王维传》) [1]P5052贼平之后，尽管得到朝廷的赦免与重用，然那种被仕人看做比生命还重要的气节问题，使得王维觉得蒙受巨大的屈辱，这种心理创伤是难以愈合的。他对自己不能死节的行为感到羞耻和痛心。在《谢除太子中允表》中说：
“臣闻食君之禄，死君之难，当逆胡干纪，上皇出宫，臣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情虽可察，罪不容诛„„ 仰厕群臣，亦复何施其面。距天内省，无地自容„„臣得奉佛报恩，自宽不死之痛。”[3]P3286
这时的王维，一方面因曾任伪官而甚感愧疚，另一方面又因被宥复官而对天子感恩戴德，于是产生了“奉佛报恩”的思想，其焚香诵经等举动，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做出来的。[8]P30又王维《请施庄为寺表》云：
“又属元圣中兴，群生受福，臣至庸朽，得备周行，无以谢生，将何答施。愿献如天之寿，长为率土之君，惟佛之力可凭，施寺之心转切。效微尘于天地，固先国而后家，敢以鸟鼠私情，冒触天听，伏乞施此庄为一小寺，兼望抽诸寺名行僧七人，精勤禅育，斋戒住持，上报圣恩，下酬慈爱。”从诗文可知，其并非为己能获善报而修功德，而是为君主可得福佑而修功德。在这里，王维对宗教的愚妄信仰与对君主的忠心融合为一。
[8]P139
在《责躬荐弟表》中，王维向皇帝表示“昔在贼地，泣血自思，一日得见圣朝，即愿出家修道。”[3]P3289-3290又有诗云：“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
[2]P1308“酌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酌酒与裴迪》）[2]P1298在亲身经历仕途沉浮，诗人看淡了功名利禄，希望得到内心的清净自在，潜心奉佛。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安史之乱的变故对其造成的心理创伤何等之严重。
在经受安史之乱的挫折以后，王维对现实生活的期望可以说是完全破灭了，更加努力地在佛教教义中寻找精神上的寄托和安慰。王维的思想更加消极、悲观、颓唐，“退朝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1]P5052这是王维政治生涯中最为沉重的一次打击。
王维的仕途生涯共遭受过三次大的打击，正是这三次大的打击使王维在矛盾与痛苦中徘徊。少年得志与日后官宦仕途的坎坷形成极为强烈的反差。其内心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佛教消极避世的思想。王维就是这样在矛盾与痛苦中一步步走上了奉佛入世、奉佛报国的道路。“至于晚年，弥加进道，端坐虚室，兹念无生”。
[17]P237这亦是其内心的一种解脱。
（三）自身软弱的性格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上，都明显的表现出这样的特点：认为天生我才必有用，积极入世，渴望达济天下。在得到朝廷重用时便抱定士为知己者死的愚忠态度，至死不渝。然而一旦为上流社会所不容，便觉得怀才不遇，消极避世，隐于山林, [9]寻求内心的解脱与慰藉。这种极其脆弱的政治热情和人生性格在王维身上表现的更为明显。
正如葛兆光在其著作《禅宗与中国文化》中提到的：“中国士大夫的人生分为两个的部分，入世与处世，进取与退隐，杀身成仁与保全天年，就好像天平的两端时时在摇摆。„„当社会，时代给士大夫创造了进取的条件，创造了外在的理想追求和内在的欲望满足的可行之路时，儒家人生观的积极开始占主导地位；反之，则退归自己的躯壳之中。„„几乎每一个士大夫都是如此，只是天平两端的重量在每个人心中不一样而已。”
[18]P28
“心理学家将人类心理性格分为‘外倾型’与‘内倾型’两种类型。（也有人称之为‘日神’与‘酒神’类型）”[18]P41王维的性格类型，在心理学上应归属于“内倾型”一类，在发现外部世界并不令人满意便转而向内心寻求完美。[14] 通过将王维自身的不幸遭际与其学佛、奉佛的经历结合在一起，可以看出王维的这种内倾型软弱的性格使他在遭遇仕途和现实挫折时，更倾向于退避。其总是在外部现实世界遭遇痛苦挫折时及会退避到其内心世界而佛教则成为王维精神寄托的必然选择；当周围环境转好，自己看到仕途光明前景时王维报国入世的思想便会重新萌发。
王维一方面想从佛学那里为自己的思想行为寻找理论根据，另一方面有企图从佛学中获得精神上的安慰。逃避现实、消极妥协，使诗人转向佛学，而接受佛学影响又导致他进一步走上逃避现实、消极妥协的道路，两者互为因果。
三、结语
王维大抵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来汲取佛学思想的。总的来说是广泛汲取、兼收并蓄的。社会浓郁的崇佛氛围以及家庭的熏陶是王维能够足以较早的接触到佛教，使其奉佛成为可能。而个人不幸的人生境遇尤其是仕途上的三次沉重打击是王维成为佛信徒的最为主要原因。纵观王维一生，无论是在个人生活还是在仕途上都不是一帆风顺，不幸的人生境遇几乎伴随王维一生。太多的不幸与坎坷逐渐使他力竭心衰，对官场生活由希望而失望而惆怅而厌弃，建功立勋之心逐渐淡化，进而归隐“奉佛”之心日益强烈。[19]
综述分析得知，在诸多因素综合的影响下，王维最终奉佛习法，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
参考文献：
[1] 刘昫. 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曹寅等. 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 董诰等. 全唐文（影印）[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姜光斗. 论王维的禅宗思想[J].唐都学刊，1994年（10）：33-37.
[5] 王辉斌. 王维崇佛原因综论[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6):43-46.
[6] 郭绍林. 唐代士大夫与佛教[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7] 叶碧云. 王维的痛苦内容及其解脱方式[J].唐都学刊，2007(23):12-16
[8] 陈铁民. 王维新论[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
[9] 王金英. 试论王维的入佛因缘及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J].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3(2):77-80
[10] 毕宝魁. 谈王维的儒家情怀[J].山西大学学报，2009年(32):35-39
[11] 欧阳修. 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 周勋初. 唐人轶事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3] 司马光. 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4] 查志强. 王维奉佛原因新探[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3):64-67
[15] 王志超 李巨才. 王维成为“诗佛’的心理历程探微[J].五台山研究，1994年(1):36-42
[16] 陈贻焮. 王维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7] 计有功. 唐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8] 葛兆光. 禅宗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1991.
[19] 付兴林. 人生遭际与王维心境及诗境之关系[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20）：49-52
谢 辞
经过数月资料整理，几易文稿，今天论文终于写到了最后。回首这段写作历程，真是百感交集。有遇到困难时的痛苦与焦急，有查阅资料时的忙碌与疲劳，亦有完成初稿时的激动与喜悦。
本论文顺利的完成，得益于导师杨宇宁老师的指导。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杨老师不辞辛劳，多次与我就论文中诸多核心问题作深入细致地探讨，为我提出切实可行的指导性建议，并细心全面地修改了我的论文。杨老师这种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使我深受感动。师之教导，授之以言，感之于怀；师学风之严谨，辅导之耐心，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在此，请允许我向尊敬的杨宇宁老师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另外，历史文化学院的领导及其他老师也为我的论文写作工作提供了各种便利，在此学生表示最衷心的感谢！而室中好友也不仅在精神上鼓励和支持我，而且同我一起思考论文的写作思路，帮助我搜集材料。在这里我亦要向他们表示真挚的感谢！
四年的大学生涯即将结束，我有幸能够接触到这些不仅传授我知识，而且从更高层次指导我人生与价值追求的良师。在此，我真诚地向我尊敬的老师们和母校表达我深深的谢意！用心将这段文字写在这个五月，愿所有的老师都健康幸福，愿所有的同学朋友都实现自己的理想，愿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都平平安安！
（全文共计8883字）
10
分类号： K 2 单位代码： 116
密 级： 一般 学 号： [1**********]11
本 科 毕 业 论 文
题 目： 王维奉佛原因之探究
专 业： 历史学
姓 名： 姜明波 指导老师： 杨宇宁
职 称： 讲 师
答辩日期： 二〇一一年五月廿九日
王维奉佛原因之探究
摘 要：王维奉佛，作诗多萌发禅趣，被后人美誉为“诗佛”。其与佛结缘并“奉佛”的原因是由多种因素综合所致，其中客观环境的影响包括崇佛的社会风气与家庭浓郁的奉佛氛围；自身方面包括不幸的人生境遇：情感上的不幸以及仕途上的坎坷，王维自身软弱的性格特征等。本文试图通过对以上诸方面进行分析进而对王维奉佛的原因进行略探。
关键词：王维；奉佛；佛教
Explore the reasons of Wangwei Buddhist
Abstract: Wang Wei Buddhist, Zen poetry and more interested in germination, was later praised as "poetry Buddha." Lasting bonds with Buddhism and "Buddhist" is caused by caused by many factors, including the impact of the objective environment, including Buddhist social atmosphere and rich Buddhist family atmosphere; its aspects, including the unfortunate circumstances of life: emotional Unfortunately, the rough and career, Wa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own weakness of character; Moreover, Buddhism has made its own development Wei Buddhist possibl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se aspects in turn on the Wang Wei of the Buddhist cause.
Keywords: Wang Wei; Buddhist; Buddhism
王维（701—761），字摩诘，山西太原祁县人。“父处廉，终汾州司马，徙家于蒲[1](P5051)”，因蒲州古属河东道，故称王维为河东蒲人。王维博学多才，“与弟缙俱有俊才[1](P5051)”。故友苑咸称其为“当代诗匠，又精禅理”。（《酬王维序》）[2]（P1317）其以禅入诗，被后人冠以“诗佛”美称。诗人笃志奉佛的原因是由多种因素导致，各个因素在不同时期对其影响程度不尽相同，各有侧重。
一、崇佛氛围浓郁的客观环境
王维之所以能笃志习佛，成为一代“诗佛”，这与当时大的社会风气以及早年在家中受母亲的耳濡目染分不开的，这些客观存在的外部环境是其奉佛的思想根源以及基础，使王维接受佛教、习佛、奉佛成为可能。
（一）崇佛的社会风气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逐渐成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唐代更是盛况空前，达到鼎盛之际，蔚为大观。王维生活的时代，
佛教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禅宗的兴起契合了士大夫们的人生观与生活情趣，受到他们的极力推崇。佛教风靡于全社会，社会各界、朝野上下莫不尊佛，尤其是得了到统治者的提倡。如对于北宗僧人神秀，据《旧唐书·方伎传》记载：“则天闻其名，追赴都，招赴都，肩與上殿，亲家跪礼。内道场丰其供施，时时问道。”“时王公已下及京都士庶，闻风争来谒见，望尘拜伏，日以数万，中宗即位尤加異”。[1]P5110又如，武则天颁布《释教在道法上制》的诏书，曰：“朕先蒙胧金口之记，又承宝偈之文，历教表于当今，本愿标于曩劫。大云阐奥，明王国之祯符；方等发扬，显自在之丕业。驭一境而教化，宏五戒以训人，爰开革命之阶，放启维新之运。宜叶随时之义，以申自我之规。„„布告遐迩，知朕意焉。”[3]P981从而钦定“佛教在道教之上”，以强权政治的手段抬高佛教的社会地位。而在武则天之前的唐代帝王中，如唐太宗、唐高宗等亦推崇佛教[5]。
唐玄宗开始对佛教采取限制措施，禁止百官与僧道交往，禁止市坊随便铸佛写经，并下令淘汰僧尼。但佛教此时已是一股巨大的传统势力，其不得不利用这股宗教势力。
[4]开元元年（713），玄宗敕令用他的寝殿材料修建安国寺的弥勒佛像；开元二十三年（735），玄宗亲自注释《金刚般若经》，次年颁行天下。不仅如此其还受密宗“灌顶法”，愿做“佛弟子”。
对于统治者虽然有些排佛言论与措施，但总的说起来还是积极提倡的。他们广建寺塔，广度僧尼，广写佛经，广交僧侣，广做佛事，广给布施，并赐予高僧以爵位。“在他们的推崇之下，在皇宫乃至全国上下形成了一种崇佛为时尚的社会风气”。士大夫们“外服儒风，内修梵行”，这对于王维来说应是颇具影响的。
（二）佛教气氛浓郁的家庭熏陶
王维出生在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家庭里，佛教气氛很浓，使其终生受之熏陶、影响，最终为他虔诚奉佛奠定了基础。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1]P5052又根据王维写的《请施庄为寺表》云：“亡母故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年，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3]P3290大照即北宗名僧神秀弟子。据此表可知王维母亲崔氏事佛虔诚，三十年如一日，最晚在王维八九岁之时，即已师事北宗高僧，王维从小就受到母亲的熏陶。同时，又有一篇《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文中述及了诗人同当代名僧道光禅师的关系，云：“维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欲以毫末度量虚空，无有是处，志其舍利所在而已。”[3]P3312
[6]又王维字摩诘，他的名字就是由于崇佛而取典于佛教维摩诘居士的。王维《终南别业》[5]
诗云：“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2]P1276又《饭覆釜山僧》说：“晚知清净理，日与人群疏。”[2]P1249他在《叹白发》诗中说：“人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2]P1308由此可见王维确实与佛家姻缘不浅。其早年便耳濡目染，深受母亲影响开始信佛。王维事母至孝，营山居一所，让母亲居期间，一心修行。维晚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
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1]P5052其行为举止颇有母亲遗风。因此，王维深受母亲影响而奉佛，这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风气以及家庭的影响对王维奉佛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是其奉佛的思想根源与基础。
二、个人自身的不幸境遇
（一）个人不幸的情感经历
其一，亲情对王维的打击。王维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父亲曾官至汾州司马，然却早年去世。幸而“闺门友悌，多士推之”，[1]P5051王维与弟弟妹妹以及母亲相依为命，然父亲的去世使得生活的重担落在了作为长子的王维身上。十五岁便“昆仲宦游两都”
[1]P5051早年丧父对于王维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然而毕竟还有母亲以及友悌的弟弟妹妹作为慰藉。开元十九年(731)，在王维三十一岁之年再次遭受情感打击，是年妻亡。据此，《旧唐书·王维传》有记载曰：“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
[1]P5052以致晚年“阒然孤独，窘无子孙（《责躬荐弟表》）”。[3]P3289早年丧父、中年丧妻，按中国传统观念人生三大不幸王维独具其二。王维对母亲孝顺至极，“事母崔氏以孝闻”，母亲去世后“居母丧，柴毁骨立，殆不胜丧（《旧唐书·王维传》），”[1]P5051王维服丧的三年期间没有创作一首诗，也不曾和友人唱和、游玩，在创作上一片空白。这充分显示他的孝心同时也可知母亲的亡故对他打击之大是何等的沉痛。
其二，友情对王维的打击。除了亲人的离去对王维产生巨大的心理打击还亦有亲朋好友的离别与去世。《旧唐书·王维传》记载，王维在临终之际，仍“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舍笔而绝”。[1]P5052陈铁名先生亦在其《王维新论》一书中指出：“王维是个重友情的人”。[8]P193王维现存诗有四百一十五首，而离别题材就占了六分之一多的篇幅，共七十余首。[7]王维表现友情的诗歌数量甚多，内容多阐发朋友间离别相思之情以及相互关怀体贴、慰勉敦励之意。亲友间的聚散离合常常引发王维的感情波澜。如《河上送赵仙舟》云：“相逢方一笑，相送还成泣。”[2]P1242《齐州送祖二》云：“送军南浦泪如丝，君向东州使我悲。为报故人憔悴尽，如今不似洛阳时。”[2]P1307《临高台送黎拾遗》曰：“日暮飞鸟还，行人去不息。”[2]P1260在与友人相送话别之时，那种寂寞之感、惆怅之情油然而生，而离别之后，在“终年无客长闭关，终日无心长自闭”《答张五弟》[2]P1261的孤独环境中那种离愁别恨变得更难排遣。而一旦闻之故友去世，王维内心更是承受着巨大悲痛。[7]如诗《哭孟浩然》云：“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2]P1305《哭殷遥》曰：“念君等为死，万事伤人情。”“泱漭寒郊外，萧条闻哭声。”[2]P1256从诗文中可见王维对友人情意之真挚。
在王维的一生中，朋友给了他极大的慰藉。亲人、朋友的离别、去世，使王维对爱[7]
别离苦感受至深。世事多变，王维不得不思考摆脱痛苦、以期精神上的解脱之道。[9]恰好佛教所贯注着的解脱思想，使诗人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归宿。
（二）坎坷艰辛的仕途生涯
王维早年虽然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然作为正统，儒家的积极入世、担当道义的思想在诗人心中仍占主导地位。青年的王维认为“圣代无隐者，英灵尽归来”，（《送綦毋潜落第还乡》）[2]P1243渴望“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送赵都督赴蔡州》）[2]P1271建功立业，施展抱负。然而仕途却沉浮不定，坎坷而曲折，主要经历了三次大的打击。最终从一位意气风发的致仕青年沦变为“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2]P1267的佛教徒。在这一过程中王维内心充满了苦闷与矛盾。
其一，初入仕途的打击。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1]P5051其诗歌在这一时期多充满了豪迈刚强之气。如在《少年行》其一中写道：“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2]P1306流露出少年饮酒时那种豪迈气概。又如王维在《少年行》其二中写道：“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2]P1306赞扬了少年不为边苦，誓死杀敌建功的战斗意志，表现出诗人对于功名事业的向往，诗风健朗。这些正是王维当时积极乐观生活态度的反应。“王维在贵族阶层活动以寻求发展空间，其目的是实现‘布仁施义，活国济人’的政治理想”。[10]
开元九年(721)，王维是年二十一岁，擢进士第。按“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可谓少年得志。其担任大乐丞一职，然入仕仅数月就因“黄狮子案”被贬济州。《新唐书》称维“调太乐丞，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11]P5764《集异记》记载：“及为太乐丞，为伶人舞黄狮子坐出官。黄狮子者，非一人不舞也。”《唐语林》亦记载道：“黄狮子者，非天子不舞也，后辈慎之。”[12]P690这是唐王朝内部复杂的政治斗争所致。唐玄宗从武则天手中夺取皇权，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而采取的措施。据《资治通鉴》记载：“上 (玄宗) 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13]P6741与岐王、薛王等王宫交往的一批官吏轻者贬、流，重者杖死。王维被贬即与此有关。王维入仕踌躇满志，但仅数月就遭遇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毫无政治经验和心理准备的王维对此颇感突然与迷茫。其赋诗云：
“微官易得罪，谪去济州阴。
执政方持法，明君无此心。
闾阎河润上，井邑海云深。
纵有归来日，多愁年鬓侵。”（《初出济州别城中故人》）[2]P1273
这首诗文充分反映了王维对此次打击的心有余悸，然而又并非完全的心灰意冷。在被贬济州最初的几年中王维欲有所作为的思想没有完全消沉，在《赠房卢氏琯》一诗中
以“达人无不可，忘己爱苍生”[2]P1238称赞好友，同时这也是在表达自己渴望施展抱负的理想。然王维担心自己永无出头之日便离开了济州，有诗云：“今人作人多自私，我心不说君应知。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不遇咏》）[2]P1259-1260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痛苦以及渴望证明自身价值的迫切心情。其后离济州司仓参军任，改官淇上。其诗《偶然作六首》其三云：
“日夕见太行，沈吟未能去。
问君何以然？世网婴我故。
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
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
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
孙登长啸台，松竹有遗处。
相去讵几许，故人在中路。
爱染日已薄，禅寂日已固。
忽乎吾将行，宁俟岁云暮。”[2]P1253
诗的前半部分道出王维在此期间的处境与心境：仕途的失志，使王维萌发了遁隐之心，但考虑到家中生活贫困，有弟弟妹妹需要照顾，不得不留下来做官。“爱染”二句表明，自己对佛教信仰已日益牢固，说明王维接受佛教影响已不浅，向佛之心以萌发。这首诗最早谈到了王维的佛教信仰。王维真正开始接受佛教思想则大约始于开元十五年（727）左右即作此诗。[8]P137
在经历了仕途第一次打击，王维在仕与隐之间徘徊多年后，于开元十七年（729）回到长安，在大荐福寺拜道光禅师潜心学佛。便有了前文提到的“维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欲以毫末度量虚空，无有是处，志其舍利所在而已。”一个人在遭受挫折的时候，最容易投向宗教的怀抱。所以在被贬后多年来的苦闷中王维走向佛门，寻求一种精神寄托。[14]
其二，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专权。开元二十二年（734），张九龄任中书令，他是保持唐朝政治开明的最后一位宰相。王维认为张九龄乃正直之士，又是文硕大儒，必能够任人唯贤，于是大大激发了王维积极入世的热情。[15]是年王维34岁，仍闲居长安，同年秋赴洛阳，献诗张九龄求汲引，旋隐于嵩山。
他在《上张令公》一诗中写道：“致君光帝典，荐士满公车”“贾生非不遇，汲黯自堪疏。”[2]P1287-1288张令公即张九龄，诗中不仅抒发对张九龄钦佩之情，同时也委婉地希望能够得到他的赏识与引荐。次年，张九龄起用王维为右拾遗。对此《新唐书》亦有记载：“张九龄执政，擢右拾遗。”[11]P5765赴任前，王维作《留别山中温古上人兄并示舍弟缙》一诗，与同隐者道别。前两句写道：“解薜登天朝，去师偶时哲。”[2]P1244“解蔽”意
[8]P10为脱下隐者之服，自己要与贤哲同朝为官共事。拜右拾遗后，王维赋诗《献始兴公》：
“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2]P1236诗文中不仅称赞张九龄为国为民、正直无私的精神，同时亦表明自己愿意作张九龄的下属。如出于“公义”，将使自己感动奋发，如有偏私，则不是自己所希望的。[8]P11由此可知，此时王维在任上十分尽心尽职，政治热情再次高涨。
然未几，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罢相，唐王朝开始了李林甫专权把持朝政，盛唐气象从此日渐颓废。王维再次受到排挤，以监察御史充河西节度判官，从而被逐出朝廷。王维在《寄荆州张丞相》一诗中写道：
“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
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
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
目尽南飞雁，何由寄一言。”[2]P1266不仅表达了对张九龄的思念以及对故人知遇之恩的答谢之情，同时亦向张九龄透露出自己归隐山田的思想。[16]P73在河西期间，王维写了《赞佛文》等文章，其对佛理的悟解更深了。开元二十八年（740）冬，王维知南选，赴岭南，归途中赋《谒璇上人》，诗云：
“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已长。
事往安可悔，余生幸能养。
誓从断荤血，不复婴世网。
浮名寄缨佩，空性无羁鞅。”[2]P1249可知，王维自己决心跟从佛教徒，摆脱尘世的束缚。面对李林甫的专权，政治的黑暗，王维既不愿同流合污，又“既寡遂性观，空遭负时累”，（《赠从弟司库员外絿》）[2]P1237终归隐终南山。其作诗《积雨辋川庄作》云：“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2]P1298又在诗《戏赠张五弟諲三首》其三云中云：“吾生好清静。蔬食去情尘。”[2]P1238-1239由此可知，王维的隐居与学佛是相互结合着的，时常奉佛持斋，习静修禅，用佛法调理自己。[8]P137-138其置辋川别墅，一作为供奉母亲静养礼佛之地，亦为自己归隐习佛置下一处清静之所。
李林甫的专权以及张九龄的罢相，自身被贬，对王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他亦流露出失落之情与归隐之心。然又没下决心退出污浊的官场，结果不能不走上一条随世俗浮沉、同现实妥协的道路。这样做其内心是矛盾而又痛苦的。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王维最终走上了身在朝廷，心在山野，身心相离的半官半隐生活。[15]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安慰王维便更加潜心修佛。
其三，安史之乱，身受伪职。这是王维仕途上的第三次打击，也是最为沉重的一次，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叛军攻陷长安。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禄山陷两都，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维服
药取痢，伪称喑病。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阳，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1]P5052在此期间，“禄山大宴凝碧池，维闻悲甚，赋诗悼痛”，云：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槐落叶空宫里，凝碧池上奏管弦。”(《凝碧池上作》) [17]P236抒发对唐王朝的怀念之情，同时也抒发自己对叛军的憎恨。“后有罪，以此诗豁免”。[17]P236其后又赋诗： “安得舍尘网，佛衣辞世喧。
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菩提寺禁口号又示裴迪》）[2]P1304表达自己渴望脱离罗网，向往自由的心情。
安史之乱后，王维被“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乾元中，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复拜给事中，转尚书右丞。”(《旧唐书·王维传》) [1]P5052贼平之后，尽管得到朝廷的赦免与重用，然那种被仕人看做比生命还重要的气节问题，使得王维觉得蒙受巨大的屈辱，这种心理创伤是难以愈合的。他对自己不能死节的行为感到羞耻和痛心。在《谢除太子中允表》中说：
“臣闻食君之禄，死君之难，当逆胡干纪，上皇出宫，臣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情虽可察，罪不容诛„„ 仰厕群臣，亦复何施其面。距天内省，无地自容„„臣得奉佛报恩，自宽不死之痛。”[3]P3286
这时的王维，一方面因曾任伪官而甚感愧疚，另一方面又因被宥复官而对天子感恩戴德，于是产生了“奉佛报恩”的思想，其焚香诵经等举动，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做出来的。[8]P30又王维《请施庄为寺表》云：
“又属元圣中兴，群生受福，臣至庸朽，得备周行，无以谢生，将何答施。愿献如天之寿，长为率土之君，惟佛之力可凭，施寺之心转切。效微尘于天地，固先国而后家，敢以鸟鼠私情，冒触天听，伏乞施此庄为一小寺，兼望抽诸寺名行僧七人，精勤禅育，斋戒住持，上报圣恩，下酬慈爱。”从诗文可知，其并非为己能获善报而修功德，而是为君主可得福佑而修功德。在这里，王维对宗教的愚妄信仰与对君主的忠心融合为一。
[8]P139
在《责躬荐弟表》中，王维向皇帝表示“昔在贼地，泣血自思，一日得见圣朝，即愿出家修道。”[3]P3289-3290又有诗云：“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
[2]P1308“酌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酌酒与裴迪》）[2]P1298在亲身经历仕途沉浮，诗人看淡了功名利禄，希望得到内心的清净自在，潜心奉佛。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安史之乱的变故对其造成的心理创伤何等之严重。
在经受安史之乱的挫折以后，王维对现实生活的期望可以说是完全破灭了，更加努力地在佛教教义中寻找精神上的寄托和安慰。王维的思想更加消极、悲观、颓唐，“退朝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1]P5052这是王维政治生涯中最为沉重的一次打击。
王维的仕途生涯共遭受过三次大的打击，正是这三次大的打击使王维在矛盾与痛苦中徘徊。少年得志与日后官宦仕途的坎坷形成极为强烈的反差。其内心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佛教消极避世的思想。王维就是这样在矛盾与痛苦中一步步走上了奉佛入世、奉佛报国的道路。“至于晚年，弥加进道，端坐虚室，兹念无生”。
[17]P237这亦是其内心的一种解脱。
（三）自身软弱的性格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上，都明显的表现出这样的特点：认为天生我才必有用，积极入世，渴望达济天下。在得到朝廷重用时便抱定士为知己者死的愚忠态度，至死不渝。然而一旦为上流社会所不容，便觉得怀才不遇，消极避世，隐于山林, [9]寻求内心的解脱与慰藉。这种极其脆弱的政治热情和人生性格在王维身上表现的更为明显。
正如葛兆光在其著作《禅宗与中国文化》中提到的：“中国士大夫的人生分为两个的部分，入世与处世，进取与退隐，杀身成仁与保全天年，就好像天平的两端时时在摇摆。„„当社会，时代给士大夫创造了进取的条件，创造了外在的理想追求和内在的欲望满足的可行之路时，儒家人生观的积极开始占主导地位；反之，则退归自己的躯壳之中。„„几乎每一个士大夫都是如此，只是天平两端的重量在每个人心中不一样而已。”
[18]P28
“心理学家将人类心理性格分为‘外倾型’与‘内倾型’两种类型。（也有人称之为‘日神’与‘酒神’类型）”[18]P41王维的性格类型，在心理学上应归属于“内倾型”一类，在发现外部世界并不令人满意便转而向内心寻求完美。[14] 通过将王维自身的不幸遭际与其学佛、奉佛的经历结合在一起，可以看出王维的这种内倾型软弱的性格使他在遭遇仕途和现实挫折时，更倾向于退避。其总是在外部现实世界遭遇痛苦挫折时及会退避到其内心世界而佛教则成为王维精神寄托的必然选择；当周围环境转好，自己看到仕途光明前景时王维报国入世的思想便会重新萌发。
王维一方面想从佛学那里为自己的思想行为寻找理论根据，另一方面有企图从佛学中获得精神上的安慰。逃避现实、消极妥协，使诗人转向佛学，而接受佛学影响又导致他进一步走上逃避现实、消极妥协的道路，两者互为因果。
三、结语
王维大抵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来汲取佛学思想的。总的来说是广泛汲取、兼收并蓄的。社会浓郁的崇佛氛围以及家庭的熏陶是王维能够足以较早的接触到佛教，使其奉佛成为可能。而个人不幸的人生境遇尤其是仕途上的三次沉重打击是王维成为佛信徒的最为主要原因。纵观王维一生，无论是在个人生活还是在仕途上都不是一帆风顺，不幸的人生境遇几乎伴随王维一生。太多的不幸与坎坷逐渐使他力竭心衰，对官场生活由希望而失望而惆怅而厌弃，建功立勋之心逐渐淡化，进而归隐“奉佛”之心日益强烈。[19]
综述分析得知，在诸多因素综合的影响下，王维最终奉佛习法，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
参考文献：
[1] 刘昫. 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曹寅等. 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 董诰等. 全唐文（影印）[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姜光斗. 论王维的禅宗思想[J].唐都学刊，1994年（10）：33-37.
[5] 王辉斌. 王维崇佛原因综论[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6):43-46.
[6] 郭绍林. 唐代士大夫与佛教[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7] 叶碧云. 王维的痛苦内容及其解脱方式[J].唐都学刊，2007(23):12-16
[8] 陈铁民. 王维新论[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
[9] 王金英. 试论王维的入佛因缘及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J].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3(2):77-80
[10] 毕宝魁. 谈王维的儒家情怀[J].山西大学学报，2009年(32):35-39
[11] 欧阳修. 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 周勋初. 唐人轶事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3] 司马光. 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4] 查志强. 王维奉佛原因新探[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3):64-67
[15] 王志超 李巨才. 王维成为“诗佛’的心理历程探微[J].五台山研究，1994年(1):36-42
[16] 陈贻焮. 王维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7] 计有功. 唐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8] 葛兆光. 禅宗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1991.
[19] 付兴林. 人生遭际与王维心境及诗境之关系[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20）：49-52
谢 辞
经过数月资料整理，几易文稿，今天论文终于写到了最后。回首这段写作历程，真是百感交集。有遇到困难时的痛苦与焦急，有查阅资料时的忙碌与疲劳，亦有完成初稿时的激动与喜悦。
本论文顺利的完成，得益于导师杨宇宁老师的指导。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杨老师不辞辛劳，多次与我就论文中诸多核心问题作深入细致地探讨，为我提出切实可行的指导性建议，并细心全面地修改了我的论文。杨老师这种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使我深受感动。师之教导，授之以言，感之于怀；师学风之严谨，辅导之耐心，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在此，请允许我向尊敬的杨宇宁老师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另外，历史文化学院的领导及其他老师也为我的论文写作工作提供了各种便利，在此学生表示最衷心的感谢！而室中好友也不仅在精神上鼓励和支持我，而且同我一起思考论文的写作思路，帮助我搜集材料。在这里我亦要向他们表示真挚的感谢！
四年的大学生涯即将结束，我有幸能够接触到这些不仅传授我知识，而且从更高层次指导我人生与价值追求的良师。在此，我真诚地向我尊敬的老师们和母校表达我深深的谢意！用心将这段文字写在这个五月，愿所有的老师都健康幸福，愿所有的同学朋友都实现自己的理想，愿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都平平安安！
（全文共计8883字）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