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沃伦·史迪威是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美国将军。早在1911年11月，他就曾到上海度假，这是他的第一次中国之旅。9年后，他奉命到中国工作。1935至1939年，他担任美国驻华武官参赞，其足迹遍及中国各地。正因为如此，他被美国军界称为“最精通中国和远东问题的军官”。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驻华军事代表，开始履行其职业军人的历史使命。 史迪威：我们撤出了缅甸， 这是一个奇耻大辱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英、苏三大国很快便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并将对亚洲实行联合军事行动。蒋介石希望美国派一位高级军官做他的同盟军参谋长。1942年元旦，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推荐他的老部下、好友、陆军中将史迪威担当赴中国的使命。 史迪威的职务是：美国总统的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驻华空军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监理官、滇缅公路监理官和中国战区参谋长。他的职责和任务是：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指挥归他节制的中国军队，协助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发挥租借物资（即援华军用物资）的作用。他的参谋班子由35名军官组成，陆军部还答应将海运400名教官和技术人员，来帮助训练中国军队，使他们能正确地使用美国的武器装备，学会美国的战术和技术。 1942年3月6日，史迪威来到重庆，拜访同盟国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初次会晤是欢愉的，蒋介石以极为认真的态度对他说：“我将任命你为中国驻缅军总司令，中国部队驻缅第5军、第6军归你指挥，以抵挡日军在缅甸的进攻。”他满心欢喜，高兴地向中外记者说：“中美两国军队并肩进入东京那天，将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在仰光失守后，史迪威才感到蒋介石所谓的授权，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因为他同时任命第5军军长杜聿明为中国驻缅军总司令。史迪威匆匆飞到重庆，余怒未消地对蒋介石说：“您的部下没有执行您的命令，至多也只是执行了命令的字面意思。”没想到，蒋介石听完后很惊讶，立即和他一起飞到缅甸眉苗，召集中国军官开会，当众宣布，史迪威“拥有提升、撤职和惩罚中国援缅军中任何军官的全权。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创新”。蒋介石还私下许诺，将授予他一枚用篆体字镌刻的官衔图章，以确认其行使的指挥权。一个星期后，他所得的图章竟是“同盟军总参谋长”，而不是“驻缅军总司令”。至此，他才恍然大悟，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他只能是“顾问”，而不是指挥官。 集结在缅甸的军队各有各的心思，英国军队想溜，中国军队欲守，而史迪威恰恰相反，决意反攻、大干一场。1942年4月，日军凭借其空中优势，向盟军在缅甸的驻地狂轰滥炸。20日，日军向腊戎进攻，突破中国军队第55师防线。当第5军、第6军的主力部队悄然撤回中国时，他竟一无所知。为了夺回被日军占领的战略要地东枝，他冒着猛烈的炮火，亲自率领中国军队的一个连坚守阵地，直至增援部队的到来。 史迪威拒绝蒋介石派来的飞机的营救，率领残余部队，走入险象环生的原始森林。他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整日满面怒容、不言不语。一位记者报道说，史迪威“貌似愤怒的上帝，骂起人来犹如堕落的天使”。1942年5月24日，他们终于抵达印度德里。一时间，他成了举世闻名的英雄，络绎不绝的记者，没完没了地采访。在记者招待会上，他郑重宣布：“我声明，我们遭到了一次沉重打击。我们撤出了缅甸，这是一个奇耻大辱。” 蒋介石：在中国，史迪威的权力比我的权力大 史迪威为人坦诚，憎恨空谈，不愿讨好他看不起的人。这样一位自负好斗的职业军人，与“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的蒋介石相处，无疑是两条毛驴拴在一根桩上，注定是要踢蹶子的。他们相处不久，史迪威便感到蒋介石“非常难对付”，而蒋介石则抱怨：“在中国，史迪威的权力比我的权力大。” 史迪威对蒋介石也曾有过好感。1928年4月，他在美国《卫兵》杂志撰文介绍蒋介石时还倍加赞赏地说，中国统一的完成，表明蒋介石“是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的”。他担任武官参赞时，日本侵华气焰十分嚣张，蒋介石不号召人民起来抗日，却别出心裁地搞起新生活运动，这时他才开始轻蔑蒋介石。而他对国民党军队只忠于蒋介石个人，以及各自为政、保存实力的做法更是深恶痛绝。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已成为公开的秘密，罗斯福对此极为焦虑，给马歇尔写了一封信，措辞强硬地说：“史迪威的确是以错误的方法在和蒋委员长打交道。蒋委员长是不能以我们对待其他中国人的通常办法与之交往的。他是中国的最高统帅、中国军队的总司令。”可史迪威很不理解罗斯福的态度，立即给马歇尔拍了一封电文，进行辩解： “在美国继续宣传重庆的观点，已构成对我的工作的重大障碍。美国公众舆论得到的全是虚假的印象。真实的情况是，部队处于绝望的境地。士兵吃不饱，无薪饷，未训练，被轻视，军队贪污腐败成性。本来可以把他们拉出污水坑，但由于我们不断让步，使得蒋委员长认为，他只消一坚持，我们就会屈服。” 史迪威继续训练中国军队，为重开缅甸战役做准备。可是1942年11月8日，盟军在北非登陆后，美国的军援物资便大多倾向北非，中缅印战区再也得不到如数物资了。他牢骚满腹地向马歇尔抱怨说：“我不知道非洲战场得到了多少。难道我就用这些东西去安慰中国人吗？”他还给陆军部拍去电报，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的愤怒情绪。 珍珠港事件一周年纪念日时，马歇尔正式通知史迪威，缅甸战役已引起高度重视，因为重新打通缅甸运输线，可以为从中国出击的空军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美国政府将增加对缅甸战役的支援。他高兴极了，因为他所处的战略位置已仅次于艾森豪威尔指挥的北非战场。美国已意识到缅甸的战略地位，特意增加6000名美国勤务部队官兵，专门执行筑路及其他任务。 史迪威高兴得太早了。当他赶到重庆时，事情又变得难以捉摸。何应钦抓住一些枝节问题，没完没了地絮叨：“空投时，一些箱子摔破了，药用碘酒也被砸碎了。”1942年12月28日，蒋介石照会罗斯福，对未在孟加拉湾建立海军优势提出质疑。蒋介石认为美国没有实现其诺言，即控制缅甸水域，加强美国驻华空军力量，并且说发起缅甸战役，必须符合中国的利益，如果前提条件不充足，那就会失败，就会给中国带来灾难。 1943年夏秋之际，缅甸战役已在积极的准备之中，史迪威明显感觉到蒋介石的“脾气好多了”，宋美龄也称他为“乔大叔”。开罗会议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又得出一个新结论，盟军应把军事打击的重点放在德国。罗斯福得到情报说，日本将在太平洋而不是在中国被打败。罗斯福让史迪威通知蒋介石，盟军至少在一年内，不会在缅甸采取联合军事行动。 史迪威：我们必须让共产党得到援助 1943年8月，史迪威从印度回到重庆。他向蒋介石建议，为牵制日军的军事力量，以利缅甸战役的准备和发动，应该同共产党领导的第18集团军合作，采取联合军事行动。蒋介石当然不会予以理会。不过大洋彼岸的罗斯福倒是饶有兴趣，立即给蒋介石写信说：“大敌当前，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愿意打日本的人的援助，显然是错误的。” 史迪威与一些美国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中国共产党没有很深的政治成见。他在任驻华武官参赞时，负责搜集和研究共产党的情报。他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怀有浓厚的兴趣，甚至想“写一封信问一问贺龙”有关情况。他认为共产党的“情报工作、组织机构和战术都很出色”。他将自己对共产党的认识，与其他武官进行交流，获得他们的好评。 平型关力挫日军，首战告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史迪威由此深受鼓舞，找来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就平型关大捷的话题对八路军和共产党进行广泛讨论。他常常反问自己：“难道八路军不是很了不起吗？”在武汉，他通过史沫特莱认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接触和交谈后发现中共高级领导人“襟怀坦白，彬彬有礼，态度和善，为人直率”。 腊戎失守后，史迪威换了一种思路，认为，倘若八路军在此，绝不是如此的惨败。他常常语气坚定地对参谋人员说：真想“请那些共产党部队到这里作战”。在重庆，他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对蒋介石说：“如果委员长同意，我将率领共产党的队伍去进行夺回缅甸的战役。” 1943年11月7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抵达重庆，史迪威努力说服赫尔利，对华援助不应将共产党排斥在外。因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抗日的，是很有战斗力的。在他们控制的区域实行的才是真正的改革，减租减息，不抓壮丁，很受下层民众的拥戴。他在给赫尔利的一份备忘录中说：“第18集团军（红军）是能发挥作用的，对这一点不能有半点误解。他们可以调到不会与中央政府军发生冲突的地方去执行任务。但在这次危机（指“皖南事变”）中，我们必须把他们视作这个队伍中的一部分。” 蒋介石感到史迪威已是越走越远。共产党的军队如果得到先进的武器装备，那么他们就会如虎添翼、势不可当。蒋介石别无良策，只得给罗斯福去电极力阻挠。史迪威知道后，立即给马歇尔写了封长信，说，蒋介石应该和共产党达成包括得到武器装备的协议，让八路军在山西参加战斗。“两年前，他们曾主动提出与我共同合作。现在他们仍可能愿意听从我的指挥。”马歇尔支持他，认为任何中国部队，包括共产党的军队，只要同政府军团结抗日，都应受到美国的援助。 罗斯福在一份“态度非常强硬的电报”中，明确表示要把共产党纳入美国援助的范围。 史迪威的态度也更加明朗化了，在给马歇尔的电报中说：“如果让蒋介石控制物资，谁会得到，你是很清楚的；谁得不到，你也是很清楚的。但我们必须让共产党得到援助，因为他们愿意抗日。” 1944年9月13日，史迪威接待了两名共产党的使者，他们带来了毛泽东和朱德的问候。他们谈论了什么，虽没有详尽的记载，但是史迪威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已多少透露出会谈的信息：“他们已和我联系过了。他们表示愿意在我的指挥下进行战斗，但不愿在蒋介石任命的司令官的指挥下作战。”他告诉这两名使者，很想到延安去看看。他将说服共产党将自己的军事力量部署在黄河以北，不与国民党军队接触，并将给予5个师的美式武器装备。 史迪威笑着对蒋介石说：我永远是中国的朋友 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关系越闹越僵，矛盾所在是由谁来支配援华物资。一次，在使用两架运输机的问题上，他们发生了争执。桀骜不驯的史迪威使蒋介石恼羞成怒，蒋介石立即给罗斯福拍去电报，婉转地暗示罗斯福，应该将史迪威召回美国。罗斯福拒绝了蒋介石，并且告诉他，就是召回史迪威，那么新的继任者也享有与史迪威同等的权力。 蒋介石一刻也没有放弃这种呼吁，罗斯福开始腻烦了，也想调换史迪威，以缓和目前的紧张局面。然而，马歇尔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他对罗斯福说：“担负重新打通缅甸重任的人，必须是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能够率领部队作战的统帅，而不是一个只会与重庆发展和谐关系的协调者和物资供应者。”而在美国再也找不到比史迪威更合适的人选了。 美国军方对于召回史迪威，一直有截然不同的意见，而马歇尔的态度则是至关紧要的。马歇尔一如既往地支持史迪威，认为应该将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以和他所享有的指挥权相适应。1944年6月30日，美国陆军部在一份要求晋升史迪威的文件中对他大加褒奖，称赞他克服种种困难，包括盟友的冷落，“在缅甸组建了一支有战斗力的中国军队”，并在向密支那的进军中发动了一次载入史册的辉煌战役。罗斯福拗不过军方的意见，签发了这份由陆军部起草的电报。这份电报于7月6日发给了蒋介石： “我想我完全了解你对史迪威将军本人的态度，但是……我不知道还有谁有能力、有决心、有力量来消除正在威胁着中国和我们征服日本的全面计划的灾难。现在我要将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并建议你立即考虑把他从缅甸召回，直接置于你的领导之下，负责指挥所有中国和美国驻华部队。你必须赋予他协调和指挥作战的全部责任和权力。” 蒋介石再也不提召回史迪威了，而是换了一种方式，要求罗斯福再派一位高级别特使，前来调查中国战区的情况，于是副总统华莱士前来中国。华莱士在中国的日子里，每天都被蒋介石和宋子文所困扰。蒋介石指出，为摆脱中国战区的不和谐局面，美国政府应派一位总统特使，以直接沟通中国战区和总统之间的联系，无须再经过国务院和陆军部。华莱士认为这个建议合情合理，可以采纳。宋子文没完没了地数落着史迪威的过失，反反复复地讲述史迪威必须召回的理由。华莱士招架不住了，竟然也得出结论，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 美国终于派来了总统特使赫尔利。蒋介石开始反击了，指出史迪威所谓的军事指挥权已涉及一国的主权。他说：“只要我还是国家元首和中国最高司令官，在我看来，我无疑有权要求召回一个我不能再信任的军官。”赫尔利向罗斯福报告，蒋介石和史迪威“性格各异，互不相容”，“如果你在他们的争执中支持史迪威，你就必将失去蒋介石，还可能失去中国”。罗斯福权衡利弊，作出直接而明确的命令：史迪威立即从中国撤回。 1944年10月19日，史迪威接到总统的命令，本想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一个解职声明。马歇尔担心他会出言不逊，造成难堪的局面，指示他在48小时内就要踏上归程。史迪威写了两封告别信，在其中一封给朱德的信中说道：“对不能与您和您的不断壮大的杰出的部队并肩抗日深感失望。”蒋介石和宋子文前来送行，蒋介石解释说，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们性格不合造成的，对此深表遗憾。这次史迪威倒不失绅士风度，笑着说：“祝你们取得最后胜利，我永远是中国的朋友。” （压题图：史迪威与蒋介石、宋美龄）（责编：孙瑞娟）
约瑟夫·沃伦·史迪威是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美国将军。早在1911年11月，他就曾到上海度假，这是他的第一次中国之旅。9年后，他奉命到中国工作。1935至1939年，他担任美国驻华武官参赞，其足迹遍及中国各地。正因为如此，他被美国军界称为“最精通中国和远东问题的军官”。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驻华军事代表，开始履行其职业军人的历史使命。 史迪威：我们撤出了缅甸， 这是一个奇耻大辱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英、苏三大国很快便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并将对亚洲实行联合军事行动。蒋介石希望美国派一位高级军官做他的同盟军参谋长。1942年元旦，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推荐他的老部下、好友、陆军中将史迪威担当赴中国的使命。 史迪威的职务是：美国总统的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驻华空军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监理官、滇缅公路监理官和中国战区参谋长。他的职责和任务是：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指挥归他节制的中国军队，协助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发挥租借物资（即援华军用物资）的作用。他的参谋班子由35名军官组成，陆军部还答应将海运400名教官和技术人员，来帮助训练中国军队，使他们能正确地使用美国的武器装备，学会美国的战术和技术。 1942年3月6日，史迪威来到重庆，拜访同盟国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初次会晤是欢愉的，蒋介石以极为认真的态度对他说：“我将任命你为中国驻缅军总司令，中国部队驻缅第5军、第6军归你指挥，以抵挡日军在缅甸的进攻。”他满心欢喜，高兴地向中外记者说：“中美两国军队并肩进入东京那天，将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在仰光失守后，史迪威才感到蒋介石所谓的授权，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因为他同时任命第5军军长杜聿明为中国驻缅军总司令。史迪威匆匆飞到重庆，余怒未消地对蒋介石说：“您的部下没有执行您的命令，至多也只是执行了命令的字面意思。”没想到，蒋介石听完后很惊讶，立即和他一起飞到缅甸眉苗，召集中国军官开会，当众宣布，史迪威“拥有提升、撤职和惩罚中国援缅军中任何军官的全权。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创新”。蒋介石还私下许诺，将授予他一枚用篆体字镌刻的官衔图章，以确认其行使的指挥权。一个星期后，他所得的图章竟是“同盟军总参谋长”，而不是“驻缅军总司令”。至此，他才恍然大悟，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他只能是“顾问”，而不是指挥官。 集结在缅甸的军队各有各的心思，英国军队想溜，中国军队欲守，而史迪威恰恰相反，决意反攻、大干一场。1942年4月，日军凭借其空中优势，向盟军在缅甸的驻地狂轰滥炸。20日，日军向腊戎进攻，突破中国军队第55师防线。当第5军、第6军的主力部队悄然撤回中国时，他竟一无所知。为了夺回被日军占领的战略要地东枝，他冒着猛烈的炮火，亲自率领中国军队的一个连坚守阵地，直至增援部队的到来。 史迪威拒绝蒋介石派来的飞机的营救，率领残余部队，走入险象环生的原始森林。他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整日满面怒容、不言不语。一位记者报道说，史迪威“貌似愤怒的上帝，骂起人来犹如堕落的天使”。1942年5月24日，他们终于抵达印度德里。一时间，他成了举世闻名的英雄，络绎不绝的记者，没完没了地采访。在记者招待会上，他郑重宣布：“我声明，我们遭到了一次沉重打击。我们撤出了缅甸，这是一个奇耻大辱。” 蒋介石：在中国，史迪威的权力比我的权力大 史迪威为人坦诚，憎恨空谈，不愿讨好他看不起的人。这样一位自负好斗的职业军人，与“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的蒋介石相处，无疑是两条毛驴拴在一根桩上，注定是要踢蹶子的。他们相处不久，史迪威便感到蒋介石“非常难对付”，而蒋介石则抱怨：“在中国，史迪威的权力比我的权力大。” 史迪威对蒋介石也曾有过好感。1928年4月，他在美国《卫兵》杂志撰文介绍蒋介石时还倍加赞赏地说，中国统一的完成，表明蒋介石“是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的”。他担任武官参赞时，日本侵华气焰十分嚣张，蒋介石不号召人民起来抗日，却别出心裁地搞起新生活运动，这时他才开始轻蔑蒋介石。而他对国民党军队只忠于蒋介石个人，以及各自为政、保存实力的做法更是深恶痛绝。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已成为公开的秘密，罗斯福对此极为焦虑，给马歇尔写了一封信，措辞强硬地说：“史迪威的确是以错误的方法在和蒋委员长打交道。蒋委员长是不能以我们对待其他中国人的通常办法与之交往的。他是中国的最高统帅、中国军队的总司令。”可史迪威很不理解罗斯福的态度，立即给马歇尔拍了一封电文，进行辩解： “在美国继续宣传重庆的观点，已构成对我的工作的重大障碍。美国公众舆论得到的全是虚假的印象。真实的情况是，部队处于绝望的境地。士兵吃不饱，无薪饷，未训练，被轻视，军队贪污腐败成性。本来可以把他们拉出污水坑，但由于我们不断让步，使得蒋委员长认为，他只消一坚持，我们就会屈服。” 史迪威继续训练中国军队，为重开缅甸战役做准备。可是1942年11月8日，盟军在北非登陆后，美国的军援物资便大多倾向北非，中缅印战区再也得不到如数物资了。他牢骚满腹地向马歇尔抱怨说：“我不知道非洲战场得到了多少。难道我就用这些东西去安慰中国人吗？”他还给陆军部拍去电报，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的愤怒情绪。 珍珠港事件一周年纪念日时，马歇尔正式通知史迪威，缅甸战役已引起高度重视，因为重新打通缅甸运输线，可以为从中国出击的空军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美国政府将增加对缅甸战役的支援。他高兴极了，因为他所处的战略位置已仅次于艾森豪威尔指挥的北非战场。美国已意识到缅甸的战略地位，特意增加6000名美国勤务部队官兵，专门执行筑路及其他任务。 史迪威高兴得太早了。当他赶到重庆时，事情又变得难以捉摸。何应钦抓住一些枝节问题，没完没了地絮叨：“空投时，一些箱子摔破了，药用碘酒也被砸碎了。”1942年12月28日，蒋介石照会罗斯福，对未在孟加拉湾建立海军优势提出质疑。蒋介石认为美国没有实现其诺言，即控制缅甸水域，加强美国驻华空军力量，并且说发起缅甸战役，必须符合中国的利益，如果前提条件不充足，那就会失败，就会给中国带来灾难。 1943年夏秋之际，缅甸战役已在积极的准备之中，史迪威明显感觉到蒋介石的“脾气好多了”，宋美龄也称他为“乔大叔”。开罗会议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又得出一个新结论，盟军应把军事打击的重点放在德国。罗斯福得到情报说，日本将在太平洋而不是在中国被打败。罗斯福让史迪威通知蒋介石，盟军至少在一年内，不会在缅甸采取联合军事行动。 史迪威：我们必须让共产党得到援助 1943年8月，史迪威从印度回到重庆。他向蒋介石建议，为牵制日军的军事力量，以利缅甸战役的准备和发动，应该同共产党领导的第18集团军合作，采取联合军事行动。蒋介石当然不会予以理会。不过大洋彼岸的罗斯福倒是饶有兴趣，立即给蒋介石写信说：“大敌当前，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愿意打日本的人的援助，显然是错误的。” 史迪威与一些美国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中国共产党没有很深的政治成见。他在任驻华武官参赞时，负责搜集和研究共产党的情报。他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怀有浓厚的兴趣，甚至想“写一封信问一问贺龙”有关情况。他认为共产党的“情报工作、组织机构和战术都很出色”。他将自己对共产党的认识，与其他武官进行交流，获得他们的好评。 平型关力挫日军，首战告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史迪威由此深受鼓舞，找来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就平型关大捷的话题对八路军和共产党进行广泛讨论。他常常反问自己：“难道八路军不是很了不起吗？”在武汉，他通过史沫特莱认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接触和交谈后发现中共高级领导人“襟怀坦白，彬彬有礼，态度和善，为人直率”。 腊戎失守后，史迪威换了一种思路，认为，倘若八路军在此，绝不是如此的惨败。他常常语气坚定地对参谋人员说：真想“请那些共产党部队到这里作战”。在重庆，他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对蒋介石说：“如果委员长同意，我将率领共产党的队伍去进行夺回缅甸的战役。” 1943年11月7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抵达重庆，史迪威努力说服赫尔利，对华援助不应将共产党排斥在外。因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抗日的，是很有战斗力的。在他们控制的区域实行的才是真正的改革，减租减息，不抓壮丁，很受下层民众的拥戴。他在给赫尔利的一份备忘录中说：“第18集团军（红军）是能发挥作用的，对这一点不能有半点误解。他们可以调到不会与中央政府军发生冲突的地方去执行任务。但在这次危机（指“皖南事变”）中，我们必须把他们视作这个队伍中的一部分。” 蒋介石感到史迪威已是越走越远。共产党的军队如果得到先进的武器装备，那么他们就会如虎添翼、势不可当。蒋介石别无良策，只得给罗斯福去电极力阻挠。史迪威知道后，立即给马歇尔写了封长信，说，蒋介石应该和共产党达成包括得到武器装备的协议，让八路军在山西参加战斗。“两年前，他们曾主动提出与我共同合作。现在他们仍可能愿意听从我的指挥。”马歇尔支持他，认为任何中国部队，包括共产党的军队，只要同政府军团结抗日，都应受到美国的援助。 罗斯福在一份“态度非常强硬的电报”中，明确表示要把共产党纳入美国援助的范围。 史迪威的态度也更加明朗化了，在给马歇尔的电报中说：“如果让蒋介石控制物资，谁会得到，你是很清楚的；谁得不到，你也是很清楚的。但我们必须让共产党得到援助，因为他们愿意抗日。” 1944年9月13日，史迪威接待了两名共产党的使者，他们带来了毛泽东和朱德的问候。他们谈论了什么，虽没有详尽的记载，但是史迪威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已多少透露出会谈的信息：“他们已和我联系过了。他们表示愿意在我的指挥下进行战斗，但不愿在蒋介石任命的司令官的指挥下作战。”他告诉这两名使者，很想到延安去看看。他将说服共产党将自己的军事力量部署在黄河以北，不与国民党军队接触，并将给予5个师的美式武器装备。 史迪威笑着对蒋介石说：我永远是中国的朋友 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关系越闹越僵，矛盾所在是由谁来支配援华物资。一次，在使用两架运输机的问题上，他们发生了争执。桀骜不驯的史迪威使蒋介石恼羞成怒，蒋介石立即给罗斯福拍去电报，婉转地暗示罗斯福，应该将史迪威召回美国。罗斯福拒绝了蒋介石，并且告诉他，就是召回史迪威，那么新的继任者也享有与史迪威同等的权力。 蒋介石一刻也没有放弃这种呼吁，罗斯福开始腻烦了，也想调换史迪威，以缓和目前的紧张局面。然而，马歇尔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他对罗斯福说：“担负重新打通缅甸重任的人，必须是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能够率领部队作战的统帅，而不是一个只会与重庆发展和谐关系的协调者和物资供应者。”而在美国再也找不到比史迪威更合适的人选了。 美国军方对于召回史迪威，一直有截然不同的意见，而马歇尔的态度则是至关紧要的。马歇尔一如既往地支持史迪威，认为应该将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以和他所享有的指挥权相适应。1944年6月30日，美国陆军部在一份要求晋升史迪威的文件中对他大加褒奖，称赞他克服种种困难，包括盟友的冷落，“在缅甸组建了一支有战斗力的中国军队”，并在向密支那的进军中发动了一次载入史册的辉煌战役。罗斯福拗不过军方的意见，签发了这份由陆军部起草的电报。这份电报于7月6日发给了蒋介石： “我想我完全了解你对史迪威将军本人的态度，但是……我不知道还有谁有能力、有决心、有力量来消除正在威胁着中国和我们征服日本的全面计划的灾难。现在我要将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并建议你立即考虑把他从缅甸召回，直接置于你的领导之下，负责指挥所有中国和美国驻华部队。你必须赋予他协调和指挥作战的全部责任和权力。” 蒋介石再也不提召回史迪威了，而是换了一种方式，要求罗斯福再派一位高级别特使，前来调查中国战区的情况，于是副总统华莱士前来中国。华莱士在中国的日子里，每天都被蒋介石和宋子文所困扰。蒋介石指出，为摆脱中国战区的不和谐局面，美国政府应派一位总统特使，以直接沟通中国战区和总统之间的联系，无须再经过国务院和陆军部。华莱士认为这个建议合情合理，可以采纳。宋子文没完没了地数落着史迪威的过失，反反复复地讲述史迪威必须召回的理由。华莱士招架不住了，竟然也得出结论，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 美国终于派来了总统特使赫尔利。蒋介石开始反击了，指出史迪威所谓的军事指挥权已涉及一国的主权。他说：“只要我还是国家元首和中国最高司令官，在我看来，我无疑有权要求召回一个我不能再信任的军官。”赫尔利向罗斯福报告，蒋介石和史迪威“性格各异，互不相容”，“如果你在他们的争执中支持史迪威，你就必将失去蒋介石，还可能失去中国”。罗斯福权衡利弊，作出直接而明确的命令：史迪威立即从中国撤回。 1944年10月19日，史迪威接到总统的命令，本想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一个解职声明。马歇尔担心他会出言不逊，造成难堪的局面，指示他在48小时内就要踏上归程。史迪威写了两封告别信，在其中一封给朱德的信中说道：“对不能与您和您的不断壮大的杰出的部队并肩抗日深感失望。”蒋介石和宋子文前来送行，蒋介石解释说，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们性格不合造成的，对此深表遗憾。这次史迪威倒不失绅士风度，笑着说：“祝你们取得最后胜利，我永远是中国的朋友。” （压题图：史迪威与蒋介石、宋美龄）（责编：孙瑞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