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号菊人，又号□斋、东海、涛斋、水竹□人，这么多名号，一望而知，就是个文人。 不错，徐世昌是民国八大总统中学问最大、学衔最高的一位，他是前清的翰林，中过举人和进士，是光绪朝的翰林院庶吉士，官拜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军咨大臣，加太保衔；入民国，则做过袁世凯的国务卿，北洋政府的总理、大总统。在晚清的汉人中，其官位之高，不仅超过一代枭雄袁世凯，也超过鼎鼎大名的李鸿章。 晚清中兴之臣曾国藩说过，俞樾（后来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的祖父）拼命做学问，李鸿章拼命做官，他曾国藩都赶不上。李中堂在仕途上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但是和后来居上的徐世昌相比还差着一截。李大人说过一句名言：这世上没有比做官更容易的事了。他的官场生涯虽说不上蹭蹬坎坷，但是也费尽周折，如果看到晚生二十年的徐小弟官运亨通，挡都挡不住，真不知该发如何感慨。 论才能，论学问，论功劳，方方面面，徐世昌在晚清民初的政坛上都算不上是最出色的，一生几乎找不出什么可圈可点的闪光点，而官职却做到了极致，做到了顶峰，前清的辅相太傅少保，北洋政府的大总统。何德何能，何种原因让他爬到了权力的至高点，个中道理，颇让人深思。 一 徐世昌，说到底就是个读书人，他早年的理想，三十多岁中举人时的理想不过就是当一个县太爷。 1855年徐世昌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官宦世家。他的祖籍是江西，3岁时迁到河南。7岁时，他的父亲离世，三年后祖父也病故。那时候，徐家家道中落，生计陷入困境。 徐世昌的母亲刘氏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有“中国文都”之美誉，文风炽盛，名人众多，桐城派称雄清代文坛二百多年，拥有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作家群体。“天下文章，归于桐城”，也许是受家庭和地域的影响，徐母始终注意孩子的培养，家里困难，徐母就是卖掉家里的东西也要供孩子读书。 徐世昌兄弟两人，他排行老大，另有两个姐姐，弟弟徐世光小他3岁。兄弟俩四五岁开蒙，熟读四书五经，走的就是读书人科举致仕的老路。有趣的是，光�w八年（1882年），兄弟两人同科应试，小他3岁的弟弟徐世光名次远远在他之上，考得95名举人，徐世昌为145名举人。 4岁时，徐世昌被送进私塾；13岁，开始学作八股文。慈母不仅督促儿子勤苦学习，还刻意教育儿子交友做人。母亲常对徐世昌说：“居家必先忍让，报国不避艰险。”对徐世昌督教甚严。 徐世昌对此曾回忆说：“孩童之时，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两份，母即予严斥：‘今日如此，长大又当如何？！’宁可将食物扔掉，亦不令世昌食。稍长，每一交友，母必察其人品如何，果系贤才，则款以美食；否则立予斥绝之。人见其孤苦，劝其依一县令亲戚，徐母曰：‘托人余荫，罔知艰苦，无复有刻厉振兴之心矣。’族人感叹：‘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有了这么好的母教，徐世昌从小知事明理、有情有义，凡事能替他人着想，一心想出人头地。 1870年，年仅15岁的徐世昌开始替母亲分担养家重担，去亲戚、邻居家做家教，兼做一些写信、记账之类的杂事。到19岁时，便离家远行，先后到河南沈丘、洛阳、安阳、淮宁（今淮阳）等县去替人做事，挣钱养家。 生活艰辛但有严母督教，徐世昌读书很刻苦，读诗诵经，奋发图强，渴望通过科举致仕，从秀才、举人、进士而点翰林，以光宗耀祖、扬眉吐气。 过去秀才只是个读书人的身份，就像今天的大学生，混了张文凭，国家不管分配，当不了公务员，更做不了官，考中秀才还得回家，该干什么干什么。徐世昌最初的职业就是当塾师，类似于小学教师、家庭教师，一边工作糊口，一边继续读书。19岁那年，他开始挣钱养家，在当地坐蒙馆教书或到周边的县衙帮助县令整理文案，收入微薄，生计艰难。 早年的徐世昌穷困潦倒，落魄无着，只能走科举功名之路，怎奈科场坎坷，屡屡应试，却总是名落孙山。有一次乡试结束以后，他和几位好友在一起喝酒表明心志：“他日或大祧，或议叙，或幸成进士为即用令，若分省得河南，除杞县、太康，必师孟尝君广纳食客。”在当时的河南，有金杞县、银太康之说，这两个县是河南最富庶的县，徐世昌当时最高的理想不过是高中以后能在好地方当个知县，补个肥缺，来了朋友可以像春秋时的孟尝君那样用公款大摆酒宴招待一番，至于什么入阁拜相、位极人臣之类的奢望连想也不敢想。 1879年，穷困潦倒的徐世昌在河南淮宁县整理文案时结识了一位朋友，命运出现了重大转折，这位朋友就是当时寓居陈州的枭雄袁世凯。 袁世凯三年前乡试不第，投奔在北京刑部当侍郎的叔叔袁保恒，一边读书，一边帮叔叔办事，他头脑灵活，办事机敏，深得器重，在北京大开眼界，对官场多有了解。叔叔病逝后，袁世凯返回老家项城，分得一大笔遗产，开始自立门户，移住陈州。这时的他家产丰厚，性格豪爽，放荡不羁，经常呼朋引伴，追欢逐乐。组织过文社“丽泽山房”“勿欺山房”，自为盟主。 徐世昌对这位出身名门的袁公子早有耳闻，有一天不请自到，去拜访袁世凯，这时他年龄25岁，比袁世凯大4岁，两人一见，相谈甚欢。徐世昌虽然装束平常，却言语不凡，满腹经纶，志向高远，袁世凯被他的才华折服，说“菊人，真妙才也”，顿生相见恨晚之感。徐世昌这个时候正抑郁不得志，有意到京城赶考，却囊中羞涩，拿不起盘缠，袁世凯慷慨解囊，鼎力相助，拿出200两银子资助徐世昌北上，两人成为终生相依相靠的兄弟。 徐袁结义，影响深远，两人刚柔互补，相得益彰。袁世凯果断干练，雄心勃勃，为人豪爽，个性张扬；徐世昌则沉稳持重，平和谦逊，宅心仁厚，老谋深算。在以后的官场上，两人惺惺相惜，一文一武，配合默契，刚柔相济，相互扶持提携，共荣共进。袁世凯是徐世昌生命中的贵人，徐对袁也是鼎力相助，两人从结识到合作，对改写中国的近代史起到了一定作用。徐世昌发迹后，曾送给族人一道家训，叫作“远离秀才，多交豪杰”，就是从他这段人生奇遇中总结出的感悟。 成大事者总是视钱财为粪土，袁世凯后来成就大业，从者如云，与他惯于施恩、不吝钱财有很大关系。 徐世昌果然不负厚望，赴应天府应乡试，高中举人。四年之后，再接再厉，不仅又中进士，而且成绩优秀，授翰林院庶吉士。 翰林院庶吉士是朝廷的高级后备人才，是读书人科举考试金字塔的塔尖，极为荣耀，前途无量。不仅能得到皇上的赏识和恩宠，而且官职上很有可能进一步升迁。 但是清朝的翰林，也有黑红之分。红翰林，可以上天入地，所谓上天就是成为皇上的近臣，有机会得到皇帝的恩典，荣华富贵自然不缺；所谓入地，就是外放做官到地方做主考或者学政等实职，既有弟子门生的孝敬，也可收点银两。鲁迅的爷爷就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算是混得不太好，也被外放到江西金溪县当了县令。虽然同为七品，地方官的实惠远比京官要多，清朝的俸禄少得可怜，知县一年才拿45两银子，如果没有点灰色收入，这点钱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所以才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在任内刮点地皮、收点贿赂是当官捞钱的主要途径。而黑翰林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两头够不上，有名无实，在京师接受继续教育，苦熬苦挣，不知何时才有出头之日。徐世昌那几年虽然点了翰林，却始终坐冷板凳，属于这种没什么油水的黑翰林。徐世昌韬光养晦，没有急功近利急着去当官捞钱，而是上下结交，八面应付，同时勤苦读书，关心时事，为晋升更高的权力台阶卧薪尝胆，以待时机，他的志向早已不把小小的县太爷放在眼里了。 分手之后的盟弟袁世凯这时候却走了另一条路，屡试不中，人家干脆投笔从戎，赴山东投奔到淮军将领吴长庆帐下，从此踏上仕途。朝鲜兵变，袁世凯一待十年，屡建战功，官至中国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二品驻外大员。 这一次，机遇再一次主动找上门来。1889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一败涂地，全军覆灭，李鸿章备受朝野诟病，刚从朝鲜回来有“知兵”之名的袁世凯被朝廷委以重任，在天津小站负责编练新军，这时候的袁大人已经在政坛崭露头角，小站练兵苦于手下无得力的可用之才，他想起了自己的好朋友徐世昌。 中��人历来重文轻武，况且以翰林身份到小站当一幕僚，明显的是以高就低。但是徐世昌却把握好了这次机会，欣然从命。一来可回报袁世凯当年的知遇之恩，二来每月又有几百两的俸银贴补家用。这一步，他走得相当正确，不仅跟对了人，而且为他以后捞取了无人可比的政治资本。 徐世昌在小站干了两年多，名为新军营务处总办（相当于秘书长兼参谋长），实际上是袁世凯的军师、幕僚。北洋新军后来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左右政坛二十年之久。徐世昌在小站尽心竭力、勤奋工作，袁主外，他主内，许多具体工作由他完成。 徐世昌在小站营中苦学不辍，夜以继日地自学英语，又设局编纂西书，将当时最先进的德国与日本的陆军操典和制度巧妙地融为一体，结合国情，把西方和东方近代军事理论与制度、战略与战术原则引入中国练兵实践，以新的军事思想统筹训练及教育，建立健全了作战指挥和后勤保障两大系统，初建和改革了组织营制以及多兵种协同部队，改革士兵招募制度和训练制度，任用新型军事人才和发展军事科学教育，在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徐世昌的敬业精进，得到袁世凯的高度重视与信赖，袁世凯对他言听计从，尊敬有加。徐世昌为人宽厚，处事谨慎，善待官兵，广结人脉，得到了小站军人的一致好评。虽然他仅仅干了两年，却为他日后在北洋军人中奠定了牢固地位。小站练兵后来造就了为数众多的政坛、军界巨人，总统、总理、总长、督军出身北洋的不计其数。这些人都对袁世凯执弟子礼，以北洋三杰为例，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都是袁世凯的下属、学生，对他毕恭毕敬，唯命是从，而徐世昌不仅是让人尊敬有加的朝廷翰林，更是袁世凯的至交朋友，两人称兄道弟，亲密无间，那些北洋军人自然对他另眼相看，以前辈相待。 徐世昌人在小站，编制、职级却仍然保留在翰林院。清朝旧制，翰林院编修外出供职，回来时应补足缺差时间，否则不得迁转。徐世昌受此牵制，几次向袁世凯请辞未果，直到袁世凯调任山东巡抚，他才回京赴命。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破城次日，慈禧带着光绪仓皇出逃。徐世昌瞅准这个机会奔赴西安，在张之洞、袁世凯的保荐下，被两宫召见，得到慈禧的高度信任。慈禧太后见徐世昌“体貌英挺，音吐清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第二天，她对荣禄说：“徐世昌或足继李鸿章后乎？”这种评价说明徐世昌已得到最高主子的赏识，对他寄予厚望，奠定了他今后在官场步步高升的基础。 慈禧太后一言九鼎，她的心思底下人马上领会透彻，从这之后徐世昌的官运一路亨通，想挡都挡不住了。 1902年任国子监司业（仅次于祭酒）。 1903年出任财政处、政务处提调、商部左丞、练兵处提调。 1904年署兵部左侍郎、甲辰科考阅卷大臣。 1905年入值军机处，任督办政务处大臣、会办练兵大臣，授军机大臣、署兵部尚书。 1906年任东三省总督。 这种提升速度在人际关系复杂的官场上无异于坐上火箭，令人瞠目。要知道，徐世昌不像别人，既无战功，也无政绩，四平八稳，脚踏实地，却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连蹦带跳地蹿向权力的最高峰。 到清朝灭亡前的最后两年，徐世昌更是步入巅峰，做到了汉人文臣的最高官职。 1910年，任军机大臣，授体仁阁大学士（又称相国）。 1911年5月，清廷设立责任内阁，徐世昌与那桐为协理大臣，在清朝大厦将倾的前夕，他的政治生涯达到了顶峰。 当然，作为回报，徐世昌没有忘记引他晋身的盟弟，无论他在京城做官还是任东三省总督，他和袁世凯遇事商量，资源共享，相互提携，配合默契。 在袁世凯以“足疾”开缺，“回籍养疴”的三年中，徐世昌暗通款曲，与他不断联系，并多次说服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 1911年5月，清廷预备立宪，成立“满九汉四”的责任内阁，徐世昌被任命为协理大臣，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然而，徐世昌坚辞不就，和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唱起了双簧。那桐出面上条陈保举袁世凯，徐世昌则以体弱多病为由，坚决请辞，言称：“其（袁世凯）才胜臣十倍，若蒙特予起用，必可宏济艰难。”虽然徐世昌费尽心思多方奔走，但重新起用袁世凯的目的在监国摄政王载沣的阻止下未能成功。 半年后，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在徐世昌的力邀谋划下终于东山再起，两人共同将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推向了深渊。 袁世凯走的每一步棋，堪称精彩，其实背后支招的大多是老谋深算的军师徐世昌。 进入民国，前台的主角换成了他的好友袁世凯，两人是拜把子的兄弟，多年老友，徐世昌过去暗中没少帮过这位贤弟。袁世凯不忘旧情，自然希望徐世昌这位前清旧臣能出山辅佐自己，但是徐世昌实在不好意思马上换装登台，一来，他受前清恩宠，心念旧主，面子上一时拉不下来，对建立民国没出过一分力，难以服众；二来，他老谋深算，也要看看时局的发展，不清楚政体的改变是否稳固长远。徐世昌这时以清廷遗老的身份避居青岛，以示不入新朝、不�榉〕嫉男闹荆�其实是在等待时机，与袁私下里达成默契，两年以后再做打算。 袁世凯位高权重，官场之中，他的亲信党羽众多，但他唯独最看重这位徐老兄。前清的旧臣挨个数来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民国的部下论资历、学问、名望无人能与徐世昌比肩。两年之后，在袁世凯的力邀之下，徐世昌就任国务卿。 徐世昌虽然感谢袁世凯对他的知遇之恩，两人互进互退，共荣共损，相互提携，密不可分，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却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 袁世凯称帝之前，问徐世昌：“外间劝进的事，大哥知道否？此事可行否？”徐世昌装傻：“我不知道这件事。”袁世凯再问：“哄传日久，岂能不知？”徐世昌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虽未明说，但态度表明决不支持称帝之举。隔了一天，徐世昌对袁世凯说：“称帝一事，暂不论其是非，就利害言，观时察局，确难料成败。若半途而废，如之奈何？”袁世凯不听劝阻，一意孤行。权力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一向对徐大哥言听计从的袁世凯这一次却把老朋友的劝阻当成了耳旁风。 改元洪宪后，袁世凯封徐世昌及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特许四人免跪拜之礼。这四个人的声望、资历，在前清都曾在袁世凯之上。徐世昌不以为然道：“嵩山四友者，永不叙用之别名也。阳尊之，而阴摈之，吾又何贵乎此？”他知道无力劝阻这位昏了头的贤弟，于是在日记里发出了如下感慨：“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乡者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此时的袁大总统已经位尊九五，像失了控的野马急着要当皇上，不让他头撞南墙是决不会死心的。作为旁观者的徐世昌心里明镜一样，恢复帝制万万行不通，他不想凭着哥们儿义气□这场浑水，于是及时辞去职位，远走京城，避居河南辉县老家。 二 当初，袁世凯临终之时，关于由谁来继位总统，只留下了两个字的遗嘱：“约法。”至于约的是什么法并没有明确交待。 民国时期的约法共有两部，旧约法是民国元年所订立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新约法为袁世凯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按照旧约法，总统去世，由副总统继任，职位应该顺理成章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但是旧约法被袁世凯废止了，他自定的新约法关于继承人问题有点像清朝确立太子的旧制，由总统生前将提名三人写在“嘉禾金简”上，名单藏在中南海万字廊内的金匮石屋里，待总统去世后打开，确定人选。 袁世凯在弥留之际，身边接受遗言的共有五个人，除了其长子袁克定，其他“托孤寄命”的四人为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张镇芳系袁世凯的表弟，是拥袁称帝的元凶，自身难保，在这种事关国运的关键时刻，已失去了参与决策的资格。除袁克定之外，其他四人从石屋内找金匮，只见里面有一个黄布包裹，打开一看，内包长方形一尺多长泥金纸一张，上面写着“兆民托命”四个大字，下写“民国万岁”四个字，中间写着三个人的名字：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段祺瑞当时是内阁总理，实权在握，总统一职，袁世凯一死，不过成了摆设，这个位置对于他可有可无，就权力而言，以总统之虚相比总理之实，他更看重后者。王士珍虽为北洋之龙，但进入民国，锐气大减，遇事忍让，明哲保身，在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常常首鼠两端，态度暧昧。三个人之中，徐世昌的资历最老威望最高，与老袁的交情最深，但是他这时的身份已是一介平民，凭老袁的一句话坐上总统高位显然说不过去。 拿到名单，几个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选择。这时的徐世昌应该说头脑最为清醒，不愧为化解难题的高手，他缓缓说道：“现在南方独立，收拾时局是一件极其艰难的工作，依我的愚见，根据《约法》，应该推举副总统黎元洪来继任。”黎元洪在三人中名字最靠前，又是副总统，继承大位名正言顺，而且更重要的是，武昌首义，黎功不可没，在南方具有相当影响，袁取消帝制后，南方要求他退位，就提出过以黎元洪代之的主张。 虽然他们采用的是新约法确定继承人，但结果却和旧约法一致：由副总统继任。黎元洪虽然不是北洋出身，但是武昌首义，颇得人心，他是南北双方比较容易接受的人物，况且又是民选的副总统，由他继任顺理成章。在这种关键时刻，徐世昌的态度至关重要，他没有考虑私利，既不是北洋派系的利益，更不是自己个人的利益。从感情上讲，袁世凯死后，他是北洋当之不愧的元老，是北洋的精神领袖，自然会为保护北洋势力着想，但是段祺瑞上台，不仅法理上说不通，势必会引来南方的反对，加剧南北对峙，到那时，天下大乱，残局不可收拾。 徐世昌挺黎弃段，应该说还是出于公心，出于大局。段祺瑞尽管心情复杂，但看见一向敬重且排名比他靠前的徐世昌表了态，虽心有不甘，也只能随声附和，当时就表态说：“很好，相国说得好，我与相国的意见一致。” 徐世昌毕竟是读书人出身，说他精明圆滑也好，说他世故老练也罢，总体上说，他还不是个充满野心的人，为臣为相，辅佐别人可以，把他推到万人之上的风口浪尖上未必合适，未必情愿。到了晚年，他虽然也做了一任总统，但老实讲，也是大势所趋，不得已而为之。都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徐世昌是一介书生，一辈子没带过兵、打过仗，乱世之中，手无兵权，再高的位子也不过是个虚名，以徐世昌在官场的历练，他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总统的位子就像烤熟的山芋，虽然香甜可口，可是烫手难接。 袁世凯之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出任总理，两个人争权夺利，互不相让，遂出现府院相争。其后，黎元洪下令解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迎张勋入京调停，导致北京出现12天的复辟闹剧。黎元洪引咎辞职，由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一职。冯、段，一为北洋之狗，一为北洋之虎，均是手握重兵，势均力敌。冯国璋有前车之鉴，不想步黎之后尘做段祺瑞的傀儡，新一轮的府院相争再次上演。这时的北方政府，虽然都在北洋派系的掌控之中，但内部却已经分裂，矛盾重重。冯、段闹得不可开交，已无合作的可能，总统府国务院各行其事，政出多门，相互对抗，内讧不断。能从中调停这种局面的只有徐世昌一人，北洋的各派将领，资历、地位、权势都在冯、段之下，不仅差着辈分，说话不够分量，而且各有依附，各有私心。这时的徐世昌，作为北洋军人普遍敬重认可的元老、老师级的人物，是最合适的调停人。加上他处事圆滑，在人际关系处理上不偏不倚，左右逢源，各系各派都能接受。于是，为了解决僵局，徐世昌被推到前台。1918年9月，冯国璋、段祺瑞在选举民国第二届总统之际，互不相让，最后决定推举徐世昌为下届总统的人选。当时的参议院议长梁士诒和众议院议长王揖唐特意前往徐世昌的住所敦劝他出任大总统。 63岁的徐世昌明知故问：“你们何苦要让我这个衰朽之人登台？” 梁士诒说：“除你之外，没有人能解决时局。” 徐世昌说：“你们以国家为前提，责我以大义，我也没办法推辞。但是你们推举我，是希望我把事件�k好，但是究竟我出山之后办得好办不好，我也没有把握。” 徐世昌说的是实话，时局之乱，政坛之险，就是他使出浑身解数恐怕也无济于事。但是纵观天下，能一时维持局面的还真是没有合适人选，说到底，总统的位子还是充满了诱惑，半推半就中徐世昌最终答应出山。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徐世昌不费一枪一弹，坐享其成。1918年10月，安福系操纵下的国会以绝对优势的高票选举他为民国总统，到会者384人，徐世昌共得了383票，其中有一人弃权。徐世昌众望所归，挣足了面子，心里多少有了点底气。 徐世昌当了三年多总统，与前几任相比，他手上没有一兵一卒，没有嫡系，没有兵权，各派军阀，拥兵自重，表面上对他敬重有加，到了关键时刻没有一个真正为他卖命的。徐世昌凭着那张老脸勉力维持着局面，幻想着重操故技，在各派之间打太极，四处交欢，多方笼络，谁也不想得罪，谁也不敢得罪，八面见线，多方讨好。可这时候的他处在风口浪尖之上，再想做四平八稳的和事佬已经不可能了，谁也不想得罪的结果是谁都得罪了，他很难再像以前那样摆平各派的关系。久而久之，没人再买他的账。 徐世昌当总统提出了以文制武的方针，他任用文人组阁，希望罢督裁军，谋求南北和解，以结束内战。为此他使出了浑身解数，但都无甚效果。各路军阀没有一个真正听他的指挥，老实讲他的位子是用面子换来的，不是靠实力，也不是靠政绩，真到了触及痛处、伤及性命、危及利益的关键时刻，面子就会抛到一边，一文不值。徐世昌戴着总统的高帽，像耍猴一样在台上蹦蹦跳跳表演了一番，最终在1922年直奉混战中被得胜的直系曹锟、吴佩孚逼下台，政坛不倒翁这一次彻底摔了下来。 三 徐世昌下野之后，回到天津当起了寓公。年近七旬的他久经官场，历经风雨，似乎看淡了世事，他和其他北洋政府下野官僚不同的是，再没有“伺机而动”、“东山再起”的野心，而是恢复了文人的本真，钟情于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成为一个真正的“隐者”。 徐世昌将天津的处所取名“退耕堂”，确实过了一段退而耕作不问世事的日子。他在当时英租界的住宅有一处废弃的园子，面积将近十亩。徐世昌在里面开畦凿井，引水种荷，还种了一些果木、蔬菜、花草等等，真正过起了“解甲归田”“退而耕作”的悠闲生活。徐世昌出身寒苦，园子里种菜居多，什么扁豆、丝瓜、葫芦等等，他平时喜欢在自家园子里种菜劳作，茶余饭后，亲自打理，乐在其中，他或在菜畦旁，指点佣人培植蔬菜，或自己换上短衣，手持锄头，在田里忙碌，虽垂垂老矣却乐此不疲，尽享返璞归真、田野耕作之趣。他在菜园劳动的情景曾被拍成照片，徐世昌为照片题名为“退耕图”，与当年袁世凯下野披蓑戴笠垂钓洹水的照片大有一拼。不过这时的徐世昌已无复出之心，退隐田园，自得其乐。既能消磨时光，锻炼身体，又为家里省下了不少菜钱。 徐世昌平时的生活也很俭朴，家里吃饭通常只有两个菜，一荤一素，无论几口人吃饭，一般情况下都不加菜。 徐家还有一个不同于常人的传统，八月十五中秋节，家家户户吃月饼，唯有徐世昌一家“扣锅”不开火，全家人在这一天不做饭，不吃主食。他年轻时家境贫寒，穷困潦倒，看到人们经常吃不上饭，所以给家人定下这个规矩，特意在中秋节这一天体验挨饿的感觉。青少年时期艰难的经历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下野当了寓公，生活条件好了，他仍然不忘过去的苦日子。 更有甚者，做过第一夫人的徐太太，在丈夫的影响下也节俭成性，身上的衣服破了，打个补丁接着穿；穿得旧了，褪色了，买一包颜料，染了再穿。徐世昌这么做绝不是作秀，摆摆样子装给别人看，而是和他的少年经历有关，一茶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这种节俭廉洁的本色实在难得。 徐世昌的心腹、北洋旧部、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见徐世昌家里的日子与他的身份地位不相符，知道老总统与其他军阀督军在财力上相差甚远，便借机送给徐夫人十万大洋的“胭脂费”，供徐贴补家用。没想到徐世昌不仅拒不接受，甚至不顾情面，连面也不见。王怀庆曾经得到过徐世昌的众多恩惠，本想借此报恩，没想到讨了个没趣。十万大洋，当时绝对算是一笔巨款，徐世昌那时已经下野赋闲，王怀庆是私人赠予，当年更没有纪检监督机构，这笔巨款即使收下也不会给他带来麻烦，但徐世昌能不为所动，其品性之高可见一斑。 徐世昌毕竟是受过封建教育的知识分子，虽在官场打拼，却本性难移。“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句话他是记在心里的，要想弄点钱花，以他的身份地位，不用张嘴，送钱的会排起长队，但是徐世昌洁身自好，在金钱方面无可指摘。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他的官职做到了最高，手里有了钱，却从不乱花，除去置办房产，徐世昌没有投资，把钱拿出来用于出书，他专门组织设立了“徐东海编书处”，历时数年，编《清儒学案》208卷，创作诗词五千余首。他晚年把个人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诗词歌赋、书法绘画、编书藏书的爱好里。他让家人在日常生活中节俭，反对浪费，但在编书藏书这些“有用的地方”却毫不吝惜。徐世昌的《清儒学案》《颜李遗书》《□斋述学》《大清畿辅先哲传》《欧战后之中国》《退耕堂政书》《东三省政略》《将吏法言》《□养斋日记》《大清畿辅书征》《书髓楼藏书目》《元逸民画传》《国乐谱》《百砚谱》《古文典范》《明清八家文钞》《水竹村人集》《归云楼集》《归云楼题画诗》《海西草堂集》《退耕堂集》《竹窗楹语》《藤墅俪言》《拣珠录》《晚晴□诗汇》等等书籍都是他亲自主持，并自掏腰包编纂、印行的。 徐世昌在天津隐居17年，沉浸在诗书画之中，几乎从不过问政治。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之后，他的平静生活却被打破了。鉴于他的名望地位，日本人打起了他的主意，日本特务机关为了寻找在华北的代理人，派人造访徐世昌，劝他出山为日本人做事，徐世昌以体弱多病年事已高为由，断然拒绝。为了拖徐下水，1938年初，侵华日军板垣师团长和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分别约请徐世昌见面，但他却托病不见，态度坚决。无奈之中，日本人又搬动他的学生前往游说，甚至抬出逊帝溥仪来迫他就范，但徐世昌始终不为所动。 1938年冬，徐世昌患膀胱癌，日趋严重，本应去北京动手术，但他担心自己离开天津后会被日本人胁迫，权衡再三，未出天津租界一步，致使病情加重，于1939年6月5日于天津咪哆士道（和平区泰安道）寓所逝世，终年84岁。 在他病故3天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下令褒扬：“徐世昌，国之耆宿，望重群伦。比年息影津门，优游道素。寇临华北，屡思威胁利诱，逞劂阴谋，独能不屈不挠，凛然自守，亮风高节……”对其拒附日伪保持晚节予以褒扬，并下令由政府颁发治丧费万元。 责任编辑 白荔荔
徐世昌，号菊人，又号□斋、东海、涛斋、水竹□人，这么多名号，一望而知，就是个文人。 不错，徐世昌是民国八大总统中学问最大、学衔最高的一位，他是前清的翰林，中过举人和进士，是光绪朝的翰林院庶吉士，官拜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军咨大臣，加太保衔；入民国，则做过袁世凯的国务卿，北洋政府的总理、大总统。在晚清的汉人中，其官位之高，不仅超过一代枭雄袁世凯，也超过鼎鼎大名的李鸿章。 晚清中兴之臣曾国藩说过，俞樾（后来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的祖父）拼命做学问，李鸿章拼命做官，他曾国藩都赶不上。李中堂在仕途上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但是和后来居上的徐世昌相比还差着一截。李大人说过一句名言：这世上没有比做官更容易的事了。他的官场生涯虽说不上蹭蹬坎坷，但是也费尽周折，如果看到晚生二十年的徐小弟官运亨通，挡都挡不住，真不知该发如何感慨。 论才能，论学问，论功劳，方方面面，徐世昌在晚清民初的政坛上都算不上是最出色的，一生几乎找不出什么可圈可点的闪光点，而官职却做到了极致，做到了顶峰，前清的辅相太傅少保，北洋政府的大总统。何德何能，何种原因让他爬到了权力的至高点，个中道理，颇让人深思。 一 徐世昌，说到底就是个读书人，他早年的理想，三十多岁中举人时的理想不过就是当一个县太爷。 1855年徐世昌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官宦世家。他的祖籍是江西，3岁时迁到河南。7岁时，他的父亲离世，三年后祖父也病故。那时候，徐家家道中落，生计陷入困境。 徐世昌的母亲刘氏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有“中国文都”之美誉，文风炽盛，名人众多，桐城派称雄清代文坛二百多年，拥有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作家群体。“天下文章，归于桐城”，也许是受家庭和地域的影响，徐母始终注意孩子的培养，家里困难，徐母就是卖掉家里的东西也要供孩子读书。 徐世昌兄弟两人，他排行老大，另有两个姐姐，弟弟徐世光小他3岁。兄弟俩四五岁开蒙，熟读四书五经，走的就是读书人科举致仕的老路。有趣的是，光�w八年（1882年），兄弟两人同科应试，小他3岁的弟弟徐世光名次远远在他之上，考得95名举人，徐世昌为145名举人。 4岁时，徐世昌被送进私塾；13岁，开始学作八股文。慈母不仅督促儿子勤苦学习，还刻意教育儿子交友做人。母亲常对徐世昌说：“居家必先忍让，报国不避艰险。”对徐世昌督教甚严。 徐世昌对此曾回忆说：“孩童之时，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两份，母即予严斥：‘今日如此，长大又当如何？！’宁可将食物扔掉，亦不令世昌食。稍长，每一交友，母必察其人品如何，果系贤才，则款以美食；否则立予斥绝之。人见其孤苦，劝其依一县令亲戚，徐母曰：‘托人余荫，罔知艰苦，无复有刻厉振兴之心矣。’族人感叹：‘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有了这么好的母教，徐世昌从小知事明理、有情有义，凡事能替他人着想，一心想出人头地。 1870年，年仅15岁的徐世昌开始替母亲分担养家重担，去亲戚、邻居家做家教，兼做一些写信、记账之类的杂事。到19岁时，便离家远行，先后到河南沈丘、洛阳、安阳、淮宁（今淮阳）等县去替人做事，挣钱养家。 生活艰辛但有严母督教，徐世昌读书很刻苦，读诗诵经，奋发图强，渴望通过科举致仕，从秀才、举人、进士而点翰林，以光宗耀祖、扬眉吐气。 过去秀才只是个读书人的身份，就像今天的大学生，混了张文凭，国家不管分配，当不了公务员，更做不了官，考中秀才还得回家，该干什么干什么。徐世昌最初的职业就是当塾师，类似于小学教师、家庭教师，一边工作糊口，一边继续读书。19岁那年，他开始挣钱养家，在当地坐蒙馆教书或到周边的县衙帮助县令整理文案，收入微薄，生计艰难。 早年的徐世昌穷困潦倒，落魄无着，只能走科举功名之路，怎奈科场坎坷，屡屡应试，却总是名落孙山。有一次乡试结束以后，他和几位好友在一起喝酒表明心志：“他日或大祧，或议叙，或幸成进士为即用令，若分省得河南，除杞县、太康，必师孟尝君广纳食客。”在当时的河南，有金杞县、银太康之说，这两个县是河南最富庶的县，徐世昌当时最高的理想不过是高中以后能在好地方当个知县，补个肥缺，来了朋友可以像春秋时的孟尝君那样用公款大摆酒宴招待一番，至于什么入阁拜相、位极人臣之类的奢望连想也不敢想。 1879年，穷困潦倒的徐世昌在河南淮宁县整理文案时结识了一位朋友，命运出现了重大转折，这位朋友就是当时寓居陈州的枭雄袁世凯。 袁世凯三年前乡试不第，投奔在北京刑部当侍郎的叔叔袁保恒，一边读书，一边帮叔叔办事，他头脑灵活，办事机敏，深得器重，在北京大开眼界，对官场多有了解。叔叔病逝后，袁世凯返回老家项城，分得一大笔遗产，开始自立门户，移住陈州。这时的他家产丰厚，性格豪爽，放荡不羁，经常呼朋引伴，追欢逐乐。组织过文社“丽泽山房”“勿欺山房”，自为盟主。 徐世昌对这位出身名门的袁公子早有耳闻，有一天不请自到，去拜访袁世凯，这时他年龄25岁，比袁世凯大4岁，两人一见，相谈甚欢。徐世昌虽然装束平常，却言语不凡，满腹经纶，志向高远，袁世凯被他的才华折服，说“菊人，真妙才也”，顿生相见恨晚之感。徐世昌这个时候正抑郁不得志，有意到京城赶考，却囊中羞涩，拿不起盘缠，袁世凯慷慨解囊，鼎力相助，拿出200两银子资助徐世昌北上，两人成为终生相依相靠的兄弟。 徐袁结义，影响深远，两人刚柔互补，相得益彰。袁世凯果断干练，雄心勃勃，为人豪爽，个性张扬；徐世昌则沉稳持重，平和谦逊，宅心仁厚，老谋深算。在以后的官场上，两人惺惺相惜，一文一武，配合默契，刚柔相济，相互扶持提携，共荣共进。袁世凯是徐世昌生命中的贵人，徐对袁也是鼎力相助，两人从结识到合作，对改写中国的近代史起到了一定作用。徐世昌发迹后，曾送给族人一道家训，叫作“远离秀才，多交豪杰”，就是从他这段人生奇遇中总结出的感悟。 成大事者总是视钱财为粪土，袁世凯后来成就大业，从者如云，与他惯于施恩、不吝钱财有很大关系。 徐世昌果然不负厚望，赴应天府应乡试，高中举人。四年之后，再接再厉，不仅又中进士，而且成绩优秀，授翰林院庶吉士。 翰林院庶吉士是朝廷的高级后备人才，是读书人科举考试金字塔的塔尖，极为荣耀，前途无量。不仅能得到皇上的赏识和恩宠，而且官职上很有可能进一步升迁。 但是清朝的翰林，也有黑红之分。红翰林，可以上天入地，所谓上天就是成为皇上的近臣，有机会得到皇帝的恩典，荣华富贵自然不缺；所谓入地，就是外放做官到地方做主考或者学政等实职，既有弟子门生的孝敬，也可收点银两。鲁迅的爷爷就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算是混得不太好，也被外放到江西金溪县当了县令。虽然同为七品，地方官的实惠远比京官要多，清朝的俸禄少得可怜，知县一年才拿45两银子，如果没有点灰色收入，这点钱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所以才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在任内刮点地皮、收点贿赂是当官捞钱的主要途径。而黑翰林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两头够不上，有名无实，在京师接受继续教育，苦熬苦挣，不知何时才有出头之日。徐世昌那几年虽然点了翰林，却始终坐冷板凳，属于这种没什么油水的黑翰林。徐世昌韬光养晦，没有急功近利急着去当官捞钱，而是上下结交，八面应付，同时勤苦读书，关心时事，为晋升更高的权力台阶卧薪尝胆，以待时机，他的志向早已不把小小的县太爷放在眼里了。 分手之后的盟弟袁世凯这时候却走了另一条路，屡试不中，人家干脆投笔从戎，赴山东投奔到淮军将领吴长庆帐下，从此踏上仕途。朝鲜兵变，袁世凯一待十年，屡建战功，官至中国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二品驻外大员。 这一次，机遇再一次主动找上门来。1889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一败涂地，全军覆灭，李鸿章备受朝野诟病，刚从朝鲜回来有“知兵”之名的袁世凯被朝廷委以重任，在天津小站负责编练新军，这时候的袁大人已经在政坛崭露头角，小站练兵苦于手下无得力的可用之才，他想起了自己的好朋友徐世昌。 中��人历来重文轻武，况且以翰林身份到小站当一幕僚，明显的是以高就低。但是徐世昌却把握好了这次机会，欣然从命。一来可回报袁世凯当年的知遇之恩，二来每月又有几百两的俸银贴补家用。这一步，他走得相当正确，不仅跟对了人，而且为他以后捞取了无人可比的政治资本。 徐世昌在小站干了两年多，名为新军营务处总办（相当于秘书长兼参谋长），实际上是袁世凯的军师、幕僚。北洋新军后来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左右政坛二十年之久。徐世昌在小站尽心竭力、勤奋工作，袁主外，他主内，许多具体工作由他完成。 徐世昌在小站营中苦学不辍，夜以继日地自学英语，又设局编纂西书，将当时最先进的德国与日本的陆军操典和制度巧妙地融为一体，结合国情，把西方和东方近代军事理论与制度、战略与战术原则引入中国练兵实践，以新的军事思想统筹训练及教育，建立健全了作战指挥和后勤保障两大系统，初建和改革了组织营制以及多兵种协同部队，改革士兵招募制度和训练制度，任用新型军事人才和发展军事科学教育，在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徐世昌的敬业精进，得到袁世凯的高度重视与信赖，袁世凯对他言听计从，尊敬有加。徐世昌为人宽厚，处事谨慎，善待官兵，广结人脉，得到了小站军人的一致好评。虽然他仅仅干了两年，却为他日后在北洋军人中奠定了牢固地位。小站练兵后来造就了为数众多的政坛、军界巨人，总统、总理、总长、督军出身北洋的不计其数。这些人都对袁世凯执弟子礼，以北洋三杰为例，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都是袁世凯的下属、学生，对他毕恭毕敬，唯命是从，而徐世昌不仅是让人尊敬有加的朝廷翰林，更是袁世凯的至交朋友，两人称兄道弟，亲密无间，那些北洋军人自然对他另眼相看，以前辈相待。 徐世昌人在小站，编制、职级却仍然保留在翰林院。清朝旧制，翰林院编修外出供职，回来时应补足缺差时间，否则不得迁转。徐世昌受此牵制，几次向袁世凯请辞未果，直到袁世凯调任山东巡抚，他才回京赴命。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破城次日，慈禧带着光绪仓皇出逃。徐世昌瞅准这个机会奔赴西安，在张之洞、袁世凯的保荐下，被两宫召见，得到慈禧的高度信任。慈禧太后见徐世昌“体貌英挺，音吐清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第二天，她对荣禄说：“徐世昌或足继李鸿章后乎？”这种评价说明徐世昌已得到最高主子的赏识，对他寄予厚望，奠定了他今后在官场步步高升的基础。 慈禧太后一言九鼎，她的心思底下人马上领会透彻，从这之后徐世昌的官运一路亨通，想挡都挡不住了。 1902年任国子监司业（仅次于祭酒）。 1903年出任财政处、政务处提调、商部左丞、练兵处提调。 1904年署兵部左侍郎、甲辰科考阅卷大臣。 1905年入值军机处，任督办政务处大臣、会办练兵大臣，授军机大臣、署兵部尚书。 1906年任东三省总督。 这种提升速度在人际关系复杂的官场上无异于坐上火箭，令人瞠目。要知道，徐世昌不像别人，既无战功，也无政绩，四平八稳，脚踏实地，却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连蹦带跳地蹿向权力的最高峰。 到清朝灭亡前的最后两年，徐世昌更是步入巅峰，做到了汉人文臣的最高官职。 1910年，任军机大臣，授体仁阁大学士（又称相国）。 1911年5月，清廷设立责任内阁，徐世昌与那桐为协理大臣，在清朝大厦将倾的前夕，他的政治生涯达到了顶峰。 当然，作为回报，徐世昌没有忘记引他晋身的盟弟，无论他在京城做官还是任东三省总督，他和袁世凯遇事商量，资源共享，相互提携，配合默契。 在袁世凯以“足疾”开缺，“回籍养疴”的三年中，徐世昌暗通款曲，与他不断联系，并多次说服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 1911年5月，清廷预备立宪，成立“满九汉四”的责任内阁，徐世昌被任命为协理大臣，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然而，徐世昌坚辞不就，和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唱起了双簧。那桐出面上条陈保举袁世凯，徐世昌则以体弱多病为由，坚决请辞，言称：“其（袁世凯）才胜臣十倍，若蒙特予起用，必可宏济艰难。”虽然徐世昌费尽心思多方奔走，但重新起用袁世凯的目的在监国摄政王载沣的阻止下未能成功。 半年后，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在徐世昌的力邀谋划下终于东山再起，两人共同将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推向了深渊。 袁世凯走的每一步棋，堪称精彩，其实背后支招的大多是老谋深算的军师徐世昌。 进入民国，前台的主角换成了他的好友袁世凯，两人是拜把子的兄弟，多年老友，徐世昌过去暗中没少帮过这位贤弟。袁世凯不忘旧情，自然希望徐世昌这位前清旧臣能出山辅佐自己，但是徐世昌实在不好意思马上换装登台，一来，他受前清恩宠，心念旧主，面子上一时拉不下来，对建立民国没出过一分力，难以服众；二来，他老谋深算，也要看看时局的发展，不清楚政体的改变是否稳固长远。徐世昌这时以清廷遗老的身份避居青岛，以示不入新朝、不�榉〕嫉男闹荆�其实是在等待时机，与袁私下里达成默契，两年以后再做打算。 袁世凯位高权重，官场之中，他的亲信党羽众多，但他唯独最看重这位徐老兄。前清的旧臣挨个数来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民国的部下论资历、学问、名望无人能与徐世昌比肩。两年之后，在袁世凯的力邀之下，徐世昌就任国务卿。 徐世昌虽然感谢袁世凯对他的知遇之恩，两人互进互退，共荣共损，相互提携，密不可分，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却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 袁世凯称帝之前，问徐世昌：“外间劝进的事，大哥知道否？此事可行否？”徐世昌装傻：“我不知道这件事。”袁世凯再问：“哄传日久，岂能不知？”徐世昌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虽未明说，但态度表明决不支持称帝之举。隔了一天，徐世昌对袁世凯说：“称帝一事，暂不论其是非，就利害言，观时察局，确难料成败。若半途而废，如之奈何？”袁世凯不听劝阻，一意孤行。权力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一向对徐大哥言听计从的袁世凯这一次却把老朋友的劝阻当成了耳旁风。 改元洪宪后，袁世凯封徐世昌及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特许四人免跪拜之礼。这四个人的声望、资历，在前清都曾在袁世凯之上。徐世昌不以为然道：“嵩山四友者，永不叙用之别名也。阳尊之，而阴摈之，吾又何贵乎此？”他知道无力劝阻这位昏了头的贤弟，于是在日记里发出了如下感慨：“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乡者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此时的袁大总统已经位尊九五，像失了控的野马急着要当皇上，不让他头撞南墙是决不会死心的。作为旁观者的徐世昌心里明镜一样，恢复帝制万万行不通，他不想凭着哥们儿义气□这场浑水，于是及时辞去职位，远走京城，避居河南辉县老家。 二 当初，袁世凯临终之时，关于由谁来继位总统，只留下了两个字的遗嘱：“约法。”至于约的是什么法并没有明确交待。 民国时期的约法共有两部，旧约法是民国元年所订立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新约法为袁世凯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按照旧约法，总统去世，由副总统继任，职位应该顺理成章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但是旧约法被袁世凯废止了，他自定的新约法关于继承人问题有点像清朝确立太子的旧制，由总统生前将提名三人写在“嘉禾金简”上，名单藏在中南海万字廊内的金匮石屋里，待总统去世后打开，确定人选。 袁世凯在弥留之际，身边接受遗言的共有五个人，除了其长子袁克定，其他“托孤寄命”的四人为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张镇芳系袁世凯的表弟，是拥袁称帝的元凶，自身难保，在这种事关国运的关键时刻，已失去了参与决策的资格。除袁克定之外，其他四人从石屋内找金匮，只见里面有一个黄布包裹，打开一看，内包长方形一尺多长泥金纸一张，上面写着“兆民托命”四个大字，下写“民国万岁”四个字，中间写着三个人的名字：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段祺瑞当时是内阁总理，实权在握，总统一职，袁世凯一死，不过成了摆设，这个位置对于他可有可无，就权力而言，以总统之虚相比总理之实，他更看重后者。王士珍虽为北洋之龙，但进入民国，锐气大减，遇事忍让，明哲保身，在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常常首鼠两端，态度暧昧。三个人之中，徐世昌的资历最老威望最高，与老袁的交情最深，但是他这时的身份已是一介平民，凭老袁的一句话坐上总统高位显然说不过去。 拿到名单，几个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选择。这时的徐世昌应该说头脑最为清醒，不愧为化解难题的高手，他缓缓说道：“现在南方独立，收拾时局是一件极其艰难的工作，依我的愚见，根据《约法》，应该推举副总统黎元洪来继任。”黎元洪在三人中名字最靠前，又是副总统，继承大位名正言顺，而且更重要的是，武昌首义，黎功不可没，在南方具有相当影响，袁取消帝制后，南方要求他退位，就提出过以黎元洪代之的主张。 虽然他们采用的是新约法确定继承人，但结果却和旧约法一致：由副总统继任。黎元洪虽然不是北洋出身，但是武昌首义，颇得人心，他是南北双方比较容易接受的人物，况且又是民选的副总统，由他继任顺理成章。在这种关键时刻，徐世昌的态度至关重要，他没有考虑私利，既不是北洋派系的利益，更不是自己个人的利益。从感情上讲，袁世凯死后，他是北洋当之不愧的元老，是北洋的精神领袖，自然会为保护北洋势力着想，但是段祺瑞上台，不仅法理上说不通，势必会引来南方的反对，加剧南北对峙，到那时，天下大乱，残局不可收拾。 徐世昌挺黎弃段，应该说还是出于公心，出于大局。段祺瑞尽管心情复杂，但看见一向敬重且排名比他靠前的徐世昌表了态，虽心有不甘，也只能随声附和，当时就表态说：“很好，相国说得好，我与相国的意见一致。” 徐世昌毕竟是读书人出身，说他精明圆滑也好，说他世故老练也罢，总体上说，他还不是个充满野心的人，为臣为相，辅佐别人可以，把他推到万人之上的风口浪尖上未必合适，未必情愿。到了晚年，他虽然也做了一任总统，但老实讲，也是大势所趋，不得已而为之。都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徐世昌是一介书生，一辈子没带过兵、打过仗，乱世之中，手无兵权，再高的位子也不过是个虚名，以徐世昌在官场的历练，他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总统的位子就像烤熟的山芋，虽然香甜可口，可是烫手难接。 袁世凯之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出任总理，两个人争权夺利，互不相让，遂出现府院相争。其后，黎元洪下令解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迎张勋入京调停，导致北京出现12天的复辟闹剧。黎元洪引咎辞职，由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一职。冯、段，一为北洋之狗，一为北洋之虎，均是手握重兵，势均力敌。冯国璋有前车之鉴，不想步黎之后尘做段祺瑞的傀儡，新一轮的府院相争再次上演。这时的北方政府，虽然都在北洋派系的掌控之中，但内部却已经分裂，矛盾重重。冯、段闹得不可开交，已无合作的可能，总统府国务院各行其事，政出多门，相互对抗，内讧不断。能从中调停这种局面的只有徐世昌一人，北洋的各派将领，资历、地位、权势都在冯、段之下，不仅差着辈分，说话不够分量，而且各有依附，各有私心。这时的徐世昌，作为北洋军人普遍敬重认可的元老、老师级的人物，是最合适的调停人。加上他处事圆滑，在人际关系处理上不偏不倚，左右逢源，各系各派都能接受。于是，为了解决僵局，徐世昌被推到前台。1918年9月，冯国璋、段祺瑞在选举民国第二届总统之际，互不相让，最后决定推举徐世昌为下届总统的人选。当时的参议院议长梁士诒和众议院议长王揖唐特意前往徐世昌的住所敦劝他出任大总统。 63岁的徐世昌明知故问：“你们何苦要让我这个衰朽之人登台？” 梁士诒说：“除你之外，没有人能解决时局。” 徐世昌说：“你们以国家为前提，责我以大义，我也没办法推辞。但是你们推举我，是希望我把事件�k好，但是究竟我出山之后办得好办不好，我也没有把握。” 徐世昌说的是实话，时局之乱，政坛之险，就是他使出浑身解数恐怕也无济于事。但是纵观天下，能一时维持局面的还真是没有合适人选，说到底，总统的位子还是充满了诱惑，半推半就中徐世昌最终答应出山。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徐世昌不费一枪一弹，坐享其成。1918年10月，安福系操纵下的国会以绝对优势的高票选举他为民国总统，到会者384人，徐世昌共得了383票，其中有一人弃权。徐世昌众望所归，挣足了面子，心里多少有了点底气。 徐世昌当了三年多总统，与前几任相比，他手上没有一兵一卒，没有嫡系，没有兵权，各派军阀，拥兵自重，表面上对他敬重有加，到了关键时刻没有一个真正为他卖命的。徐世昌凭着那张老脸勉力维持着局面，幻想着重操故技，在各派之间打太极，四处交欢，多方笼络，谁也不想得罪，谁也不敢得罪，八面见线，多方讨好。可这时候的他处在风口浪尖之上，再想做四平八稳的和事佬已经不可能了，谁也不想得罪的结果是谁都得罪了，他很难再像以前那样摆平各派的关系。久而久之，没人再买他的账。 徐世昌当总统提出了以文制武的方针，他任用文人组阁，希望罢督裁军，谋求南北和解，以结束内战。为此他使出了浑身解数，但都无甚效果。各路军阀没有一个真正听他的指挥，老实讲他的位子是用面子换来的，不是靠实力，也不是靠政绩，真到了触及痛处、伤及性命、危及利益的关键时刻，面子就会抛到一边，一文不值。徐世昌戴着总统的高帽，像耍猴一样在台上蹦蹦跳跳表演了一番，最终在1922年直奉混战中被得胜的直系曹锟、吴佩孚逼下台，政坛不倒翁这一次彻底摔了下来。 三 徐世昌下野之后，回到天津当起了寓公。年近七旬的他久经官场，历经风雨，似乎看淡了世事，他和其他北洋政府下野官僚不同的是，再没有“伺机而动”、“东山再起”的野心，而是恢复了文人的本真，钟情于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成为一个真正的“隐者”。 徐世昌将天津的处所取名“退耕堂”，确实过了一段退而耕作不问世事的日子。他在当时英租界的住宅有一处废弃的园子，面积将近十亩。徐世昌在里面开畦凿井，引水种荷，还种了一些果木、蔬菜、花草等等，真正过起了“解甲归田”“退而耕作”的悠闲生活。徐世昌出身寒苦，园子里种菜居多，什么扁豆、丝瓜、葫芦等等，他平时喜欢在自家园子里种菜劳作，茶余饭后，亲自打理，乐在其中，他或在菜畦旁，指点佣人培植蔬菜，或自己换上短衣，手持锄头，在田里忙碌，虽垂垂老矣却乐此不疲，尽享返璞归真、田野耕作之趣。他在菜园劳动的情景曾被拍成照片，徐世昌为照片题名为“退耕图”，与当年袁世凯下野披蓑戴笠垂钓洹水的照片大有一拼。不过这时的徐世昌已无复出之心，退隐田园，自得其乐。既能消磨时光，锻炼身体，又为家里省下了不少菜钱。 徐世昌平时的生活也很俭朴，家里吃饭通常只有两个菜，一荤一素，无论几口人吃饭，一般情况下都不加菜。 徐家还有一个不同于常人的传统，八月十五中秋节，家家户户吃月饼，唯有徐世昌一家“扣锅”不开火，全家人在这一天不做饭，不吃主食。他年轻时家境贫寒，穷困潦倒，看到人们经常吃不上饭，所以给家人定下这个规矩，特意在中秋节这一天体验挨饿的感觉。青少年时期艰难的经历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下野当了寓公，生活条件好了，他仍然不忘过去的苦日子。 更有甚者，做过第一夫人的徐太太，在丈夫的影响下也节俭成性，身上的衣服破了，打个补丁接着穿；穿得旧了，褪色了，买一包颜料，染了再穿。徐世昌这么做绝不是作秀，摆摆样子装给别人看，而是和他的少年经历有关，一茶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这种节俭廉洁的本色实在难得。 徐世昌的心腹、北洋旧部、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见徐世昌家里的日子与他的身份地位不相符，知道老总统与其他军阀督军在财力上相差甚远，便借机送给徐夫人十万大洋的“胭脂费”，供徐贴补家用。没想到徐世昌不仅拒不接受，甚至不顾情面，连面也不见。王怀庆曾经得到过徐世昌的众多恩惠，本想借此报恩，没想到讨了个没趣。十万大洋，当时绝对算是一笔巨款，徐世昌那时已经下野赋闲，王怀庆是私人赠予，当年更没有纪检监督机构，这笔巨款即使收下也不会给他带来麻烦，但徐世昌能不为所动，其品性之高可见一斑。 徐世昌毕竟是受过封建教育的知识分子，虽在官场打拼，却本性难移。“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句话他是记在心里的，要想弄点钱花，以他的身份地位，不用张嘴，送钱的会排起长队，但是徐世昌洁身自好，在金钱方面无可指摘。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他的官职做到了最高，手里有了钱，却从不乱花，除去置办房产，徐世昌没有投资，把钱拿出来用于出书，他专门组织设立了“徐东海编书处”，历时数年，编《清儒学案》208卷，创作诗词五千余首。他晚年把个人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诗词歌赋、书法绘画、编书藏书的爱好里。他让家人在日常生活中节俭，反对浪费，但在编书藏书这些“有用的地方”却毫不吝惜。徐世昌的《清儒学案》《颜李遗书》《□斋述学》《大清畿辅先哲传》《欧战后之中国》《退耕堂政书》《东三省政略》《将吏法言》《□养斋日记》《大清畿辅书征》《书髓楼藏书目》《元逸民画传》《国乐谱》《百砚谱》《古文典范》《明清八家文钞》《水竹村人集》《归云楼集》《归云楼题画诗》《海西草堂集》《退耕堂集》《竹窗楹语》《藤墅俪言》《拣珠录》《晚晴□诗汇》等等书籍都是他亲自主持，并自掏腰包编纂、印行的。 徐世昌在天津隐居17年，沉浸在诗书画之中，几乎从不过问政治。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之后，他的平静生活却被打破了。鉴于他的名望地位，日本人打起了他的主意，日本特务机关为了寻找在华北的代理人，派人造访徐世昌，劝他出山为日本人做事，徐世昌以体弱多病年事已高为由，断然拒绝。为了拖徐下水，1938年初，侵华日军板垣师团长和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分别约请徐世昌见面，但他却托病不见，态度坚决。无奈之中，日本人又搬动他的学生前往游说，甚至抬出逊帝溥仪来迫他就范，但徐世昌始终不为所动。 1938年冬，徐世昌患膀胱癌，日趋严重，本应去北京动手术，但他担心自己离开天津后会被日本人胁迫，权衡再三，未出天津租界一步，致使病情加重，于1939年6月5日于天津咪哆士道（和平区泰安道）寓所逝世，终年84岁。 在他病故3天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下令褒扬：“徐世昌，国之耆宿，望重群伦。比年息影津门，优游道素。寇临华北，屡思威胁利诱，逞劂阴谋，独能不屈不挠，凛然自守，亮风高节……”对其拒附日伪保持晚节予以褒扬，并下令由政府颁发治丧费万元。 责任编辑 白荔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