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汉以来，国人对于官阶一直很在意。在门阀的时代，门第多少还能冲淡一点官阶的威势。实行科举制度之后，社会对人的评价尺度，只剩下了官位高低和官阶大小。于是，人的“进步”，就只能看在官梯子上的攀登了。小官为小牛人，大官为大牛人。为官做宦的人，官阶大小、穿的衣服质地颜色、佩戴的鱼袋补服样式花饰都不一样，牛与不牛，一望便知。 但是，那时的官本位再猖狂，也就是在官场，官阶不大能扩散到官场之外去。社会上的人对有官阶的人及其家属固然羡慕，但也从不指望在自己名字前挂个官衔。顶多，花点钱捐个空官衔，死的时候风光一点。开买卖的人，无论生意做得多大，自家的买卖，也别想有级别，什么品级也没有。要想风光，有两条路，要不就让子弟读书，考科举，考不上就捐个实在的官儿；要不就跟乡下土佬一样，捐个空衔，生前在门上挂块“某某第”的匾，死后墓碑上有个官衔。做艺人的，无论戏唱得多么好，哪怕受过西太后的褒奖，也休想自家的戏班子有官家的级别，就是九品都不行。至于和尚道士，只听说明代有给某些真人，比如张天师赏赐官衔的，到了清代，还给降到四品。和尚喇嘛，被封为国师的倒是有，但好像也没有官阶。各地的寺庙，无论香火多旺，地位多高，也没听说有过级别。 晚清时节，洋人来了。基督教开禁之后，来华的洋人传教士们，尤其是天主教的教士，在跟中国官府打交道的过程中，痛感中国官员的牛气。于是，就撺掇法国公使，要求按天主教教士的神品级别，跟中国官阶一一对应。当时中国的总理衙门受到压力，感觉这也有道理，于是就答应了。洋教士要求的是对等，因为这涉及洋人的尊严。但这要求，实际上也是中了中国人官本位的招儿。中招之后，洋教士们感觉很好，总主教、主教、司铎等等一一跟中国官员对应，连所乘的轿子也学官样，主教们坐上了绿呢和紫呢的八抬大轿，招摇过市，让中国的一些士绅们见了，感觉很不爽。这是第一次，中国的官阶扩散到了官场以外，尽管只是“相当于”，就像当今教授相当于处级待遇一样。但从后来的历史看，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后来的中国，各行各业都有官阶了。企业不用说，即使一个街道工厂，也会套上行政级别。其他行业，玩杂耍的，唱戏、说相声的，都有级别。只有一些民营企业没级别，但人家运作一个县或者市的政协委员，也等于有了级别。有的领域，级别还在扩张。比如大学，现在居然有了副部级大学。做了这种大学的校长书记，官阶就是副部级官员，出门铁定要坐头等舱，走VIP通道。 在一个官本位走到极致的国度里，场面上的人，说话办事，就看两个东西：一个官衔，一个官阶。两个都没有，人家眼睛就只看天了。开会安排，当然也只看级别，没有级别，真的就没法安排，要不就只能排在最后。 但问题是，我们究竟想不想改呢?是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进而移臭做香呢，还是改改老章程，别让人家笑话咱呢?如果要改，那就得把官阶拿下来。从大学开始，理所当然，一个校长，如果仅仅靠身上的官阶才能得到尊重，不是太可怜了吗? （摘自《新京报》）
自秦汉以来，国人对于官阶一直很在意。在门阀的时代，门第多少还能冲淡一点官阶的威势。实行科举制度之后，社会对人的评价尺度，只剩下了官位高低和官阶大小。于是，人的“进步”，就只能看在官梯子上的攀登了。小官为小牛人，大官为大牛人。为官做宦的人，官阶大小、穿的衣服质地颜色、佩戴的鱼袋补服样式花饰都不一样，牛与不牛，一望便知。 但是，那时的官本位再猖狂，也就是在官场，官阶不大能扩散到官场之外去。社会上的人对有官阶的人及其家属固然羡慕，但也从不指望在自己名字前挂个官衔。顶多，花点钱捐个空官衔，死的时候风光一点。开买卖的人，无论生意做得多大，自家的买卖，也别想有级别，什么品级也没有。要想风光，有两条路，要不就让子弟读书，考科举，考不上就捐个实在的官儿；要不就跟乡下土佬一样，捐个空衔，生前在门上挂块“某某第”的匾，死后墓碑上有个官衔。做艺人的，无论戏唱得多么好，哪怕受过西太后的褒奖，也休想自家的戏班子有官家的级别，就是九品都不行。至于和尚道士，只听说明代有给某些真人，比如张天师赏赐官衔的，到了清代，还给降到四品。和尚喇嘛，被封为国师的倒是有，但好像也没有官阶。各地的寺庙，无论香火多旺，地位多高，也没听说有过级别。 晚清时节，洋人来了。基督教开禁之后，来华的洋人传教士们，尤其是天主教的教士，在跟中国官府打交道的过程中，痛感中国官员的牛气。于是，就撺掇法国公使，要求按天主教教士的神品级别，跟中国官阶一一对应。当时中国的总理衙门受到压力，感觉这也有道理，于是就答应了。洋教士要求的是对等，因为这涉及洋人的尊严。但这要求，实际上也是中了中国人官本位的招儿。中招之后，洋教士们感觉很好，总主教、主教、司铎等等一一跟中国官员对应，连所乘的轿子也学官样，主教们坐上了绿呢和紫呢的八抬大轿，招摇过市，让中国的一些士绅们见了，感觉很不爽。这是第一次，中国的官阶扩散到了官场以外，尽管只是“相当于”，就像当今教授相当于处级待遇一样。但从后来的历史看，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后来的中国，各行各业都有官阶了。企业不用说，即使一个街道工厂，也会套上行政级别。其他行业，玩杂耍的，唱戏、说相声的，都有级别。只有一些民营企业没级别，但人家运作一个县或者市的政协委员，也等于有了级别。有的领域，级别还在扩张。比如大学，现在居然有了副部级大学。做了这种大学的校长书记，官阶就是副部级官员，出门铁定要坐头等舱，走VIP通道。 在一个官本位走到极致的国度里，场面上的人，说话办事，就看两个东西：一个官衔，一个官阶。两个都没有，人家眼睛就只看天了。开会安排，当然也只看级别，没有级别，真的就没法安排，要不就只能排在最后。 但问题是，我们究竟想不想改呢?是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进而移臭做香呢，还是改改老章程，别让人家笑话咱呢?如果要改，那就得把官阶拿下来。从大学开始，理所当然，一个校长，如果仅仅靠身上的官阶才能得到尊重，不是太可怜了吗? （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