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反感这种翻别人多年前文章进行讨伐的批判文风，脱离核心观点进行解说，将文章抠离当时的语境并断章取义。正当的批评我能接受，造谣你就要负责任了。
张炳剑先生（西木1984）用很不客气的言辞“讨伐”我，在标题上指名道姓，让我就9年前北京奥运时的一篇评论道歉，说我在那篇评论中“讨伐”了带口罩的外国运动员，说我“嘲笑了运动员无知的行为”，还说我逼着他们道歉了。
这种颠倒黑白的误读乱读，真让我目瞪口呆！评价一篇评论，难道可以不看文章的核心观点？我那篇评论明明是在呼吁以一种开放和宽容的心态对待口罩运动员，在很多人觉得“戴口罩是侮辱东道主”的舆论语境下，呼吁一种自信和宽容的大国心态，根本没有“讨伐”谁。正当批评我愿接受，造谣你就要负责任了。
我那篇评论的核心观点写得很清楚：你可以戴口罩来参加北京奥运会，这不是对北京的羞辱，而是你对北京空气的不了解；如果你来北京后，北京的空气没有能够让你放心地摘去口罩，那就是北京的耻辱了。
我还在另一段中再次强调了这个核心观点：你对北京的空气环境很不放心，好，你可以带着口罩来北京，但北京会通过清新的空气消除你的戒心，让你的口罩派不上用场。如果你来北京呆一周后仍决定外出要戴上口罩，那不是你的挑剔，而是北京的失败。
为何对我文章中“敲黑板、划重点”的核心观点和当时的语境视而不见，却去抠其他字眼，用自己的误读和乱读去引导读者对我进行攻击？
由我执笔的这篇评论员文章的背景是：北京奥运时，有外国运动员担心北京的空气质量，带着口罩来北京参加奥运比赛，这引发了不少国人的反感。不少人觉得北京空气没那么糟糕，北京为办好奥运采取了很多措施以实现对奥委会的环保承诺，用自己在北京生活的经验无法理解戴口罩参加比赛的行为，认为这是对东道主的不礼貌。奥运前和奥运期间的蓝天白云，证明了口罩可能是多余的，后来甚至连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都发表文章称，北京空气清新，口罩到现在还没派上用场，美国铁人三项运动员里德说，开幕式后北京空气质量的大幅提升让她大吃一惊，她惊叹“真了不起！天空很晴朗”。行礼箱中带着口罩的美国人克利夫兰也说：“这里的空气没有问题，口罩至今未派上用场。”
前几天我与当时参与了北京奥运组织工作的一位朋友聊到这事，他发给我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两大包没有开封的口罩――当年打扫奥运村外国运动员宿舍，某国运动员丢弃的口罩，奥运村专门将这两包东西送给这位研究环保的朋友收藏，都是没有开封的。可见，运动员带来的那些口罩确实没怎么派上用场。
奥运会前中外舆论为“戴不戴口罩”撕裂得很厉害，口罩最终没派上用场，皆大欢喜，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弥合分歧的好机会。谈到“运动员带的口罩没派上用场”，不是为了嘲讽谁，恰恰是想弥合分歧：应该以开放和宽容之心看待带口罩来参加奥运的运动员，这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羞辱，而是不了解。如果带口罩的运动员来北京几天后仍没有放心地摘去，那就是北京的问题了。
对于一些外国运动员带口罩来北京参加奥运的行为，我在那篇文章中谈到：中国人没有像以往那样充满委屈感、愤怒感和挫败感，而是非常平和与大度。――张炳剑先生拿这句话指责我说：我实在不明白，难道曹先生不上网不看报的吗？网上的汹汹民意，大有手撕这四位运动员的架势。那些“爱国人士”的撕心裂肺的怒吼，岂止是委屈、愤怒和挫败感所能表达的，仿佛就是结下了家仇国恨呀。――张炳剑先生然后列举了一些网友痛骂口罩运动员的言论。
我当然不会不知道网上的汹汹民意，不会不知道国人对口罩运动员在心理上的排斥――说实话，作为个人，我心理也是有点儿排斥的，作为一个在北京待了多年的人，那时没觉得空气糟糕到需要戴口罩的程度，用自己的经验不太能理解。实际上，这篇评论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引导那种不太宽容的舆论。网上有排斥“口罩运动员”的汹涌声音，不过，也有温和宽容的声音，我们选择了更多去鼓励那种“平和与大度”的声音，比如我举了一位官员的态度，当时北京环保局的新闻发言人杜少中的声音，他劝那些没有来过中国、对中国了解甚少的人打消这个念头：“没有必要考虑戴口罩的问题，如果一定要戴口罩，那就是给你的行囊当中多增加了一点分量，我想它是用不上的。”
舆论场是分裂的，不同人对一件事的看法有很大差别，我跟张炳剑先生的差别在于，他看到的是激烈批评的声音，而我更愿意去打捞温和的声音，不被非理性的、极端的声音设置议题。
举个案例，记得有一次，一条很温暖的新闻下面有不少歪了楼的负面评论，让人觉得看新闻很温暖，看后面的评论却很寒心。我后来写了一篇题为《珍惜那些被质疑声淹没的温暖留言》评论，文中谈到了：不要只看到那些负面评论，应该尝试理解那些批评的声音，好好珍惜那些保持着信任并温暖留言的人。毕竟，质疑之外，还有那么多人被这温暖所感动，愿意相信身边的美好和人性的善良。人们常常容易被极端的、非理性的评论所设置议题，而看不到温和理性的声音。
就像对口罩运动员的态度一样，有激烈批评的，也有理性宽容的啊――我那篇评论，就是为了超越撕裂而打捞温和理性的声音，以“你可以戴口罩来参加北京奥运会，这不是对北京的羞辱；如果你来北京后，北京的空气没有能够让你放心地摘去口罩，那就是北京的耻辱”来寻求共识。另一方面，为了北京奥运，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政府在那种语境下确实做了很多工作，我也觉得确实应被点赞。
至于我为何在那篇评论中用到了“对东道主的不信任”“挑剔”“对北京不信任”等词，是因为当时确实有很多人这么认为。我这篇评论是一篇代表媒体立场的评论员文章，不可能无视这种民意，既然是弥合分歧和拉近共识，就不能不在各种态度中平衡和凝聚共识。
如果我这篇评论员文章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下有问题，9年前发表的时候就应该受到争议和批评了，可我并没有看到什么批评声。9年后的今天，脱离当时的语境，在雾霾最严重的时候把我这篇评论拿出来批判一番，是挺不厚道的（特别是在公众雾霾情绪最强烈的时候，以歪曲我观点的方式将我树为矛头，非常不厚道。如果张炳剑先生在9年前能这么批评我，我就觉得挺真诚的了）。9年间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北京的空气质量跟9年前不一样，今天，人们的环保意识也完全不一样了，雾霾问题意识越来越强烈。当年街上很少有人戴口罩，戴口罩会被视为另类，而如今人们已有养成了污染天出门戴口罩的习惯，更能理解当年别人戴口罩的行为。在一个大变革时代，人们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
用今天的眼光看，我的那篇评论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不应该那么乐观，不应该轻言“胜利”，对口罩运动员应该更多点儿同情的理解，对奥运后的空气治理应该多点儿忧患意识。但正如我在题为《评论者的偏见与认知局限》一文中谈到的，由于认知水平有限，知识、理论和视野的认识程度，使我在某种语境下对某个问题只能看到某一个层次。无论如何，这个基本是非不要颠倒，我在那篇评论中并没有逼谁去道歉，并没有“讨伐”谁，而是呼吁以宽容和开放之心看待带口罩的运动员。
实际上，我对北京空气状况的认知和雾霾问题意识，也有一个认知的过程，我后来写过多篇评论批评过环保部门和一些地方政府的治霾不力。不只是我，当初那些不是太能理解“口罩运动员”、甚至激烈批评的人，可能也都经历了一个认知的过程，在污染天戴上口罩的他们，今天可能不会再用那样的视角看问题了，也会认真反思当年的态度。包括官方也是如此，连日锁城的雾霾也在倒逼着官方痛定思痛。不必用今天的眼光去苛求9年前那些本能和朴素地觉得“不舒服”的人们，带着打脸的快感去“讨伐”他们，毕竟你也不是上帝，不必用那种“上帝视角”去表现自己后知后觉的优越感。可以说的是，绝大多数人9年前对雾霾的认知跟今天的看法都不一样，包括张炳剑先生。
我特别反感这种翻别人多年前文章进行讨伐的批判文风，将文章抠离当时的语境并断章取义。张炳剑先生批评我是“天真的乐观派和爱国者”，天真不天真，是见仁见智的判断，如果你觉得乐观和爱国是一种缺点的话，那我会坚持这种缺点。
特别反感这种翻别人多年前文章进行讨伐的批判文风，脱离核心观点进行解说，将文章抠离当时的语境并断章取义。正当的批评我能接受，造谣你就要负责任了。
张炳剑先生（西木1984）用很不客气的言辞“讨伐”我，在标题上指名道姓，让我就9年前北京奥运时的一篇评论道歉，说我在那篇评论中“讨伐”了带口罩的外国运动员，说我“嘲笑了运动员无知的行为”，还说我逼着他们道歉了。
这种颠倒黑白的误读乱读，真让我目瞪口呆！评价一篇评论，难道可以不看文章的核心观点？我那篇评论明明是在呼吁以一种开放和宽容的心态对待口罩运动员，在很多人觉得“戴口罩是侮辱东道主”的舆论语境下，呼吁一种自信和宽容的大国心态，根本没有“讨伐”谁。正当批评我愿接受，造谣你就要负责任了。
我那篇评论的核心观点写得很清楚：你可以戴口罩来参加北京奥运会，这不是对北京的羞辱，而是你对北京空气的不了解；如果你来北京后，北京的空气没有能够让你放心地摘去口罩，那就是北京的耻辱了。
我还在另一段中再次强调了这个核心观点：你对北京的空气环境很不放心，好，你可以带着口罩来北京，但北京会通过清新的空气消除你的戒心，让你的口罩派不上用场。如果你来北京呆一周后仍决定外出要戴上口罩，那不是你的挑剔，而是北京的失败。
为何对我文章中“敲黑板、划重点”的核心观点和当时的语境视而不见，却去抠其他字眼，用自己的误读和乱读去引导读者对我进行攻击？
由我执笔的这篇评论员文章的背景是：北京奥运时，有外国运动员担心北京的空气质量，带着口罩来北京参加奥运比赛，这引发了不少国人的反感。不少人觉得北京空气没那么糟糕，北京为办好奥运采取了很多措施以实现对奥委会的环保承诺，用自己在北京生活的经验无法理解戴口罩参加比赛的行为，认为这是对东道主的不礼貌。奥运前和奥运期间的蓝天白云，证明了口罩可能是多余的，后来甚至连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都发表文章称，北京空气清新，口罩到现在还没派上用场，美国铁人三项运动员里德说，开幕式后北京空气质量的大幅提升让她大吃一惊，她惊叹“真了不起！天空很晴朗”。行礼箱中带着口罩的美国人克利夫兰也说：“这里的空气没有问题，口罩至今未派上用场。”
前几天我与当时参与了北京奥运组织工作的一位朋友聊到这事，他发给我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两大包没有开封的口罩――当年打扫奥运村外国运动员宿舍，某国运动员丢弃的口罩，奥运村专门将这两包东西送给这位研究环保的朋友收藏，都是没有开封的。可见，运动员带来的那些口罩确实没怎么派上用场。
奥运会前中外舆论为“戴不戴口罩”撕裂得很厉害，口罩最终没派上用场，皆大欢喜，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弥合分歧的好机会。谈到“运动员带的口罩没派上用场”，不是为了嘲讽谁，恰恰是想弥合分歧：应该以开放和宽容之心看待带口罩来参加奥运的运动员，这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羞辱，而是不了解。如果带口罩的运动员来北京几天后仍没有放心地摘去，那就是北京的问题了。
对于一些外国运动员带口罩来北京参加奥运的行为，我在那篇文章中谈到：中国人没有像以往那样充满委屈感、愤怒感和挫败感，而是非常平和与大度。――张炳剑先生拿这句话指责我说：我实在不明白，难道曹先生不上网不看报的吗？网上的汹汹民意，大有手撕这四位运动员的架势。那些“爱国人士”的撕心裂肺的怒吼，岂止是委屈、愤怒和挫败感所能表达的，仿佛就是结下了家仇国恨呀。――张炳剑先生然后列举了一些网友痛骂口罩运动员的言论。
我当然不会不知道网上的汹汹民意，不会不知道国人对口罩运动员在心理上的排斥――说实话，作为个人，我心理也是有点儿排斥的，作为一个在北京待了多年的人，那时没觉得空气糟糕到需要戴口罩的程度，用自己的经验不太能理解。实际上，这篇评论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引导那种不太宽容的舆论。网上有排斥“口罩运动员”的汹涌声音，不过，也有温和宽容的声音，我们选择了更多去鼓励那种“平和与大度”的声音，比如我举了一位官员的态度，当时北京环保局的新闻发言人杜少中的声音，他劝那些没有来过中国、对中国了解甚少的人打消这个念头：“没有必要考虑戴口罩的问题，如果一定要戴口罩，那就是给你的行囊当中多增加了一点分量，我想它是用不上的。”
舆论场是分裂的，不同人对一件事的看法有很大差别，我跟张炳剑先生的差别在于，他看到的是激烈批评的声音，而我更愿意去打捞温和的声音，不被非理性的、极端的声音设置议题。
举个案例，记得有一次，一条很温暖的新闻下面有不少歪了楼的负面评论，让人觉得看新闻很温暖，看后面的评论却很寒心。我后来写了一篇题为《珍惜那些被质疑声淹没的温暖留言》评论，文中谈到了：不要只看到那些负面评论，应该尝试理解那些批评的声音，好好珍惜那些保持着信任并温暖留言的人。毕竟，质疑之外，还有那么多人被这温暖所感动，愿意相信身边的美好和人性的善良。人们常常容易被极端的、非理性的评论所设置议题，而看不到温和理性的声音。
就像对口罩运动员的态度一样，有激烈批评的，也有理性宽容的啊――我那篇评论，就是为了超越撕裂而打捞温和理性的声音，以“你可以戴口罩来参加北京奥运会，这不是对北京的羞辱；如果你来北京后，北京的空气没有能够让你放心地摘去口罩，那就是北京的耻辱”来寻求共识。另一方面，为了北京奥运，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政府在那种语境下确实做了很多工作，我也觉得确实应被点赞。
至于我为何在那篇评论中用到了“对东道主的不信任”“挑剔”“对北京不信任”等词，是因为当时确实有很多人这么认为。我这篇评论是一篇代表媒体立场的评论员文章，不可能无视这种民意，既然是弥合分歧和拉近共识，就不能不在各种态度中平衡和凝聚共识。
如果我这篇评论员文章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下有问题，9年前发表的时候就应该受到争议和批评了，可我并没有看到什么批评声。9年后的今天，脱离当时的语境，在雾霾最严重的时候把我这篇评论拿出来批判一番，是挺不厚道的（特别是在公众雾霾情绪最强烈的时候，以歪曲我观点的方式将我树为矛头，非常不厚道。如果张炳剑先生在9年前能这么批评我，我就觉得挺真诚的了）。9年间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北京的空气质量跟9年前不一样，今天，人们的环保意识也完全不一样了，雾霾问题意识越来越强烈。当年街上很少有人戴口罩，戴口罩会被视为另类，而如今人们已有养成了污染天出门戴口罩的习惯，更能理解当年别人戴口罩的行为。在一个大变革时代，人们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
用今天的眼光看，我的那篇评论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不应该那么乐观，不应该轻言“胜利”，对口罩运动员应该更多点儿同情的理解，对奥运后的空气治理应该多点儿忧患意识。但正如我在题为《评论者的偏见与认知局限》一文中谈到的，由于认知水平有限，知识、理论和视野的认识程度，使我在某种语境下对某个问题只能看到某一个层次。无论如何，这个基本是非不要颠倒，我在那篇评论中并没有逼谁去道歉，并没有“讨伐”谁，而是呼吁以宽容和开放之心看待带口罩的运动员。
实际上，我对北京空气状况的认知和雾霾问题意识，也有一个认知的过程，我后来写过多篇评论批评过环保部门和一些地方政府的治霾不力。不只是我，当初那些不是太能理解“口罩运动员”、甚至激烈批评的人，可能也都经历了一个认知的过程，在污染天戴上口罩的他们，今天可能不会再用那样的视角看问题了，也会认真反思当年的态度。包括官方也是如此，连日锁城的雾霾也在倒逼着官方痛定思痛。不必用今天的眼光去苛求9年前那些本能和朴素地觉得“不舒服”的人们，带着打脸的快感去“讨伐”他们，毕竟你也不是上帝，不必用那种“上帝视角”去表现自己后知后觉的优越感。可以说的是，绝大多数人9年前对雾霾的认知跟今天的看法都不一样，包括张炳剑先生。
我特别反感这种翻别人多年前文章进行讨伐的批判文风，将文章抠离当时的语境并断章取义。张炳剑先生批评我是“天真的乐观派和爱国者”，天真不天真，是见仁见智的判断，如果你觉得乐观和爱国是一种缺点的话，那我会坚持这种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