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主小传 王蒙，当代著名作家，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曾任文化部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人民文学》主编等职，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等职。从1953年开始创作至今，一直进行不倦的探索和创新，成为新时期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最具有活力和探索精神的作家之一。已发表文学作品近1000万字，19岁开始写的处女作《青春万岁》至今一再出版不衰。
语言的发展、构建与伸延
语言有心理疏解的功能
语言与爱情
语言的陷阱
核心提示
语言是人类须臾不能离开的，语言和文字在表达和交流、记忆历史、承载文化方面的作用无可否认。可以说，没有语言和文字就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整个人类的记忆。
语言的发展、
构建与伸延
语言出现以后，有一种生长、变化的能力，任何一个语言结构、任何一个思想本身都可以组合、变化。语言就像一棵树，它不是单纯的存在于某个地方，它会生长、发芽、变形，会变化。任何语言本身的重组会带来思想的变化。
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一经组合变化，就会变成新的字眼。
革命失败了很多次，毛泽东说中国的革命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中国革命的历史情况就是如此，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失败。我年轻时候不明白这句话的涵义，我总认为应该是“斗争，胜利，再斗争，再胜利，直至最后胜利”。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先生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
解放初期，毛泽东请他去中南海。在一次交谈中，毛泽东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既有种缅怀，也有种自信。但是周谷城对毛泽东说：“主席，成功也是失败之母呀！成功的人容易骄傲，容易粗心大意，所以更容易失败。”当时毛泽东有点不太高兴，周谷城又赶紧说：“成功了容易失败，但主席例外。”但是毛主席想了想又说：“你讲得对。”
从“失败是成功之母”和“成功是失败之母”可以引出很多思想。我们将“失败”、“成功、”“母”这三个概念加以组合，可以得出以下命题：一，失败是成功之母；二，成功是失败之母；三，失败是失败之母。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小失败引起大失败，失败后灰心丧气导致越来越失败；四，成功是成功之母，积小胜为大胜；五，成功与成功、成功与失败、失败与失败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文学写作通常遵循第五个命题，一篇文章写得好绝不意味这下一篇也能写好，很多人一辈子也许就写过一篇好文章。
古人曰：“有志者事竟成”，然而也可以是“有志者事不成”、“无志者事无成”或者“无志者事竟成”。金庸小说《鹿鼎记》主人公韦小宝什么志气也没有，结果却比任何一个有大志气的人都要成功，正可谓是“无志者事竟成”。一个“有志者事竟成”就能有这么多变化。
中国古代有很多成语，这些成语离开了原来的语境和典故，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的演变发展后，其意思与原来的差异很大。就像种树一样，它并不按照我们的意愿生长，它自己长起来了。
比如说“争先恐后”，现在用来形容人办事非常热情，竞争十分激烈，很有干劲，表达了积极向上的心态，但是原来“争先恐后”的意思是指一个人的私心杂念很多，干什么事又想争先，又老怕拉到别人后面，结果做事反而不能发挥正常水平。比如一个世界排名第一的运动员输给排名第48名的运动员，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思想压力大， “争先恐后”，但现在就不能这么用了，它代表了积极向上的意思。
“焦头烂额”现在用来形容人非常忙碌。而它原来却不是这个意思，《汉书·霍光传》：“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耶？”讲的是一个大款家里的烟囱是直的，在炉灶旁边摆了很多柴火，于是有几个好朋友说这太危险了，给他建议：首先，烟囱必须改造成曲折的，这样火苗不会直接从烟囱里窜出来；其次，要把柴火挪到远离火种的地方。但是这家主人不听，后来果然失火了，有些朋友赶过来帮助他灭火，结果烧得焦头烂额。主人非常感谢这些朋友，举办了一个宴会宴请焦头烂额者，但是却忘记了原来给他忠告的那些朋友。
语言能够丰富人类的思想。一个人在语言上不断有新的构造、新的安排、新的组合，就说明他的思想是与时俱进的，如果一个人说来说去老是那么几句话，那么他的头脑是落伍的。同样，语言的发展、构建和伸延培养人类的感情，没有语言的这些过程，就没有情感的发育。
语言的审美功能
语言非常美，文字更美，尤其是汉字，既有形又有义，还有自己的结构和个性。文学是由语言和文字共同构建的世界，这个世界有许多生动的、感人的、幽深的、美丽的东西。
语言的审美功能有一个特点。当我们对各个事物的审美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不放心。音乐有音乐语言、舞蹈有舞蹈语言、绘画有绘画语言，但是它们都不如语言文字容易被人所接受。语言是审美的一个“硬通货”，只有当我们将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嗅到的、触到的美感真正用语言翻译、表达出来，才算是审美的行家。
那么究竟是语言铸造了美丽，还是美丽铸造了语言呢？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分析了。
过去人们喜欢将文学看成是“风花雪月”，描写“风”的较少，描写“花、雪、月”的比较多。我讲一讲我小时候对月亮认识和审美的变化过程，一开始我看月亮没有什么感觉，只是感觉它有点“亮”，只是这种亮不同于太阳、不同于电灯、不同于闪电罢了。但那是什么“亮”呢？小学二年级，我还没有满7周岁的时候，读过一本《学生模范作文选》，第一篇就有描述月亮的，“皎洁的月儿升起来”。虽然“皎”这个字还不认识，但再回头一看月亮，“哎哟，皎洁”，从此“皎洁”和我对月光的感受就联系在了一起。没有“皎洁”这两个字，我永远不会有对月光的感受。到现在我每一见到月亮，就产生“皎洁”之感。现在这已经变成全民的感觉了。现在的很多孩子话还没说不太清楚，就已经会背“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语言微妙、美丽，比实际观察到的事物更美丽。春天很美丽， “春江水暖鸭先知”，你在河沟里看到两只鸭子，也许只会说“两只鸭子”，还会想到盐水鸭，可诗歌里却有这么美的语句。还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帘外雨潺潺”，“山色空蒙雨亦奇”，“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一个读过大量关于“雨”的诗歌和散文的人，对下雨的天气一般不会反感，遇到雨天会比其他人心情好一点，会认为雨是非常美丽的事物。
我总是在考虑这个问题，到底是先有了爱情才有了那么多表达爱情的美好语言，还是先有了那么多表达爱情的美好语言后才有了爱情呢？从唯物论的角度来说，肯定是先有爱情，后有对爱情的表达。但我相信，对于少年少女来说，他接触爱情美好语言的表达要早于爱情。
我二三十岁的时候在农村生活了几年，看到过农民写的情书，抄写了很多古词，“妹像杨柳轻轻摆，哥像大风吹不停”。如果没有这些美好的语言和表述，爱情就不会那么美丽。
语言的政治功能
语言对政治家非常重要。著名的政治家都是语言大师，曹操的语言能力很强，丘吉尔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语言在政治上有激发、动员和煽动的功能。
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是一篇非常优秀的抒情散文，激情洋溢。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有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读来叫人热泪盈眶、热血沸腾。
我这一代人十分佩服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和第三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当年，希特勒制造了“德国国会纵火案”，污蔑是共产国际放火。季米特洛夫在受审时，没请辩护律师，自己为自己辩护，其中有一段发言太精彩了，“欧洲战争、动乱的年代开始了，在这个年代，不做铁锤，便做铁砧！”“你们反对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就像你们可以把主张地球转动的科学家打死、烧死，但是地球仍然在转动着。”
所以语言在激发和动员人的政治和斗争的力量上无可比拟。如宋朝将领文天祥抗元时战死，留下了《正气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据历史学家考证，这首词在岳飞活着的时候并未流传，有可能是伪作，是别人以岳飞的名字谱写的，但这首词确实符合了岳飞的身份和经历。
语言在政治上有顿解的功能，就是这件事不好办，但说一句话能给自己台阶下，能把矛盾减少。
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这是一件大事，甚至是一件凶险的事情。结果毛泽东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将苏联比喻成一朵花，而这朵花没有出息，领导不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我们只有无可奈何看着苏联变成修正主义了。而中国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革命家，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运动领军者。这么一件很难受的事，经过语言的顿解后，变得很平滑。就好比吃药，把这苦药放到语言的糖衣里面，就着水一喝，就咽下去了。
林彪事件，对毛泽东刺激很大，但毛泽东叹口气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一件不好的事，给毛泽东这么一说，就平常化、生活化了。毛泽东还说唐朝杜牧的诗“折戟沉沙铁未销”早就写了林彪会出事，“折戟”就是“三叉戟”飞机的翅膀折了，“沉沙”就是飞机坠落温都尔汗沙漠，这说明杜牧早就预见到林彪会不得好死。
这种顿解的功能不仅中国人会，外国人也会。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回答记者关于伊拉克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问题时，讲了一段很精彩的话，被当年的记者誉为“文理不通一等奖”：“As we know, there are known knowns.There are things we know we know. We also know there are known unknowns. That is to say we know there are some things we do not know. But there are also unknow unknowns; The ones we don't know we don't know”，意思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什么，但是不见得就是我们知道什么。其实这些话讲得很棒，谈到人的认识论的困境。
语言有心理
疏解的功能
说话、思考、写作对疏解和抚慰人的紧张心理有非常巨大的作用。
我很喜欢美国的小说家约翰·契佛，他的女儿在他死后写过一篇关于他的回忆录，在序言里写到：“在我小时候，遇到不高兴的事，我父亲就告诉我说你可以跪下来祈祷。后来我又大了一点儿，我父亲告诉我说如果你有不高兴的事儿，就把不高兴的事情写下来，这样心情就会好很多。可是我现在碰到了最难过的事情，我的父亲去世了，所以我要将我关于父亲的记忆全部写下来。”人都有倾诉的愿望，约翰·契佛的女儿利用了写作的方式倾诉了父亲去世的悲痛感情。
契诃夫用极其冷峻的笔调描写小人物艰难的生存和无声无息的死去。《万卡》描写小主人公万卡的不幸遭遇，在鞋匠店里面打工，每天吃不饱、穿不暖、睡不好，动不动就被暴打一顿，于是万卡每天都给爷爷写信，倾诉他悲惨的生活，万卡在收件人一栏写道——爷爷收，很显然这是一封永远也寄不到爷爷那里的信件。但是万卡在写信的过程中，把自己痛苦的心情倾诉了一遍。
契诃夫的另一篇小说《苦恼》，马车夫的儿子死了，他的心情悲伤到了极点，于是他见到一个客人就说：“老爷，我太难过了，我儿子死了！”坐车的人觉得非常晦气，不让马车夫说话，他一整天无从诉说自己的悲哀。晚上，马车夫将马拉回马圈，抚摸着马脖子说：“老马，我太难过了，我儿子死了！”把自己所有的哀伤诉说给老马听。
语言具有哲学
和神学的功能
语言可以大大发展人的思维能力，到达人类经验所不能到达的地方，人的经验总是有限的，但是语言是无限的和无穷的。人类一切存在都是暂时的，都有其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佛曰“生、驻、坏、灭”。如果没有对永恒、终极的设想和追求，很多哲学的内容便不复存在，神学更不复存在。
因此人们就会对语言产生一种崇拜，甚至远远超过了对物质和实际的崇拜。各个民族都有特殊的、有神性的语言。比如中国人过去立一块石头，上边写着“泰山石敢当”，认为这可以避邪，或者写上“太公在此，诸神退位”，还有各种符咒。每个宗教都有自己的经典、祷词，而且对自己的经典看得非常神圣，绝不容许任何人亵渎，把语言和文字的神学效应提到最高处。
语言有游戏功能
1996年，我去德国波恩，住在了一个汉学家家里，他家有本20年代出版的《北京俗话词典》，20年代的北京俗话里有这样句话：吃葡萄就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就不吐葡萄皮。这是典型的经验主义。但是这句话到了侯宝林口中，变成了绕口令，就荒谬化了、非现实化了、纯形式化了，成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是可能的，但是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是很惊人的说法。
儿童尤其喜欢语言游戏，解放后很多作家努力地为儿童写一些童谣，但是这些童谣在儿童中却不曾得到普及。50年代底、60年代初，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童谣：三岁的娃娃穿红鞋，扭扭歪歪的去上学，老师讲课他睡觉，背着书包往家跑。跑、跑、跑不了，了、了、了不起，起、起、起不来，来、来、来上学，学、学、学文化，画、画、画图画，图、图、图书馆，管、管、管不着，着、着、着火了，火、火、火车头，头、头、大奔头。当时流传很广，但它是完全没有实质的意义的，就是语言游戏。
一首现在流传甚广的新童谣唱道：“我去上学校，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着炸药包？我去炸学校，一拉线，我就跑，学校一会不见了。”这首令人哭笑不得的新编童谣，正是重负下的小学生们游戏式的心理发泄。
现在大家都很喜欢拿李白开玩笑。“李白唱歌不给钱，叫人扑通推下船”。可能这船上有卡拉OK厅吧，他到那儿唱歌不给钱，就让人给推下来了。“日照香炉生紫烟，李白来到烤鸭店。口水直下三千尺，摸摸口袋没有钱”。并非现在的儿童瞧不起李白，纯粹是种语言游戏。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讲过一个笑话，在“布拉格之春”事件中，苏联派坦克占领了布拉格，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务机关派出了很多特务，老百姓非常担心，后来他们发明了甄别特务的方法，在很多人的场合，讲个笑话，听了笑话哈哈大笑的人绝对不是特务，而那些横眉冷对的人则很有可能是特务。
语言的陷阱
第一，“言”、“义”、“文”之间永远是错位的。人不可能不说话，但是却又不能保证说的话恰好表达了内心的想法，也不能保证写出来的文字和说出来的话是一致的。说话往往带有语气、带有腔调、带有方言，讲话的时候也有具体的语境，有些意思可以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有些意思则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庄子·天道》里有个“轮扁斫轮”的故事。有一个造车轮的轮扁看到齐怀王在读书，就问：“你读什么书啊？”齐怀王说：“我读的是圣人之书”，轮扁却说这不过是糟粕而已。齐怀王就问他：“你有道理吗？给我讲讲”。轮扁就说：“我是从我做的事情看出来的。砍削木材制作轮子，榫头做得过于宽缓，就会松动而不牢固，做得太紧了，又会滞涩而难以进入。我做得不宽不紧，得心应手，口里说不出来，但其中自有度数分寸在。我不能明白地告诉我的儿子，我儿子也不能从我这里得到做轮子的经验和方法，所以我已七十岁了，还在独自做车轮。古代人和他们所不能言传的东西都一起死去了，那么您读的书不过就是古人留下的糟粕罢了！”
古人云：“智者不言，言者不智”，“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名医不谈药，名将不谈兵”，古代赵括谈兵，夸夸其谈，每战必败。
第二，语言会脱离实际。自古就说，“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语言就像风筝，风筝在天上飞翔自由自在，但是一旦脱了线就会掉下来。
大跃进时有一首很有名的民歌：“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为很多领导称道。但是我坚信这是伪作，农民最喜欢文字整齐，语言押韵，绝不会以“我来了”三个字结束，而且农民也不会说“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
语言脱离了现实，容易变得简单化、粗俗化、强暴化、荒谬化，到底是真理有魅力，还是荒谬有魅力？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荒谬比真理更具魅力。真理过于平凡、没有煽动力，而荒谬引人注目，刺激。
春秋战国名言：“白马非马”，白马是一种特殊的马，而马是指所有的马、普遍的马、概念的马，所以白马并不等于马，但是白马又并非不是马。
我本人非常喜欢庄子，庄子的文章汪洋恣肆，他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他的论述太可爱了。但是他有一些论述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庄子·秋水》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庄子和惠子一同在濠水观鱼，庄子说：水中的鱼儿多快乐啊！惠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大家都认为庄子说的漂亮极了，其实这是一个诡辩。如果按照这个模式，惠子马上可以回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你不知鱼之乐？庄子就可以再回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你不知我不知鱼之乐……这样会无休无止，绕地球一亿圈也可以争论下去。
（根据王蒙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演讲整理）
崔丹丹 陈晓春 编辑整理
坛主小传 王蒙，当代著名作家，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曾任文化部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人民文学》主编等职，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等职。从1953年开始创作至今，一直进行不倦的探索和创新，成为新时期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最具有活力和探索精神的作家之一。已发表文学作品近1000万字，19岁开始写的处女作《青春万岁》至今一再出版不衰。
语言的发展、构建与伸延
语言有心理疏解的功能
语言与爱情
语言的陷阱
核心提示
语言是人类须臾不能离开的，语言和文字在表达和交流、记忆历史、承载文化方面的作用无可否认。可以说，没有语言和文字就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整个人类的记忆。
语言的发展、
构建与伸延
语言出现以后，有一种生长、变化的能力，任何一个语言结构、任何一个思想本身都可以组合、变化。语言就像一棵树，它不是单纯的存在于某个地方，它会生长、发芽、变形，会变化。任何语言本身的重组会带来思想的变化。
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一经组合变化，就会变成新的字眼。
革命失败了很多次，毛泽东说中国的革命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中国革命的历史情况就是如此，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失败。我年轻时候不明白这句话的涵义，我总认为应该是“斗争，胜利，再斗争，再胜利，直至最后胜利”。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先生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
解放初期，毛泽东请他去中南海。在一次交谈中，毛泽东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既有种缅怀，也有种自信。但是周谷城对毛泽东说：“主席，成功也是失败之母呀！成功的人容易骄傲，容易粗心大意，所以更容易失败。”当时毛泽东有点不太高兴，周谷城又赶紧说：“成功了容易失败，但主席例外。”但是毛主席想了想又说：“你讲得对。”
从“失败是成功之母”和“成功是失败之母”可以引出很多思想。我们将“失败”、“成功、”“母”这三个概念加以组合，可以得出以下命题：一，失败是成功之母；二，成功是失败之母；三，失败是失败之母。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小失败引起大失败，失败后灰心丧气导致越来越失败；四，成功是成功之母，积小胜为大胜；五，成功与成功、成功与失败、失败与失败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文学写作通常遵循第五个命题，一篇文章写得好绝不意味这下一篇也能写好，很多人一辈子也许就写过一篇好文章。
古人曰：“有志者事竟成”，然而也可以是“有志者事不成”、“无志者事无成”或者“无志者事竟成”。金庸小说《鹿鼎记》主人公韦小宝什么志气也没有，结果却比任何一个有大志气的人都要成功，正可谓是“无志者事竟成”。一个“有志者事竟成”就能有这么多变化。
中国古代有很多成语，这些成语离开了原来的语境和典故，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的演变发展后，其意思与原来的差异很大。就像种树一样，它并不按照我们的意愿生长，它自己长起来了。
比如说“争先恐后”，现在用来形容人办事非常热情，竞争十分激烈，很有干劲，表达了积极向上的心态，但是原来“争先恐后”的意思是指一个人的私心杂念很多，干什么事又想争先，又老怕拉到别人后面，结果做事反而不能发挥正常水平。比如一个世界排名第一的运动员输给排名第48名的运动员，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思想压力大， “争先恐后”，但现在就不能这么用了，它代表了积极向上的意思。
“焦头烂额”现在用来形容人非常忙碌。而它原来却不是这个意思，《汉书·霍光传》：“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耶？”讲的是一个大款家里的烟囱是直的，在炉灶旁边摆了很多柴火，于是有几个好朋友说这太危险了，给他建议：首先，烟囱必须改造成曲折的，这样火苗不会直接从烟囱里窜出来；其次，要把柴火挪到远离火种的地方。但是这家主人不听，后来果然失火了，有些朋友赶过来帮助他灭火，结果烧得焦头烂额。主人非常感谢这些朋友，举办了一个宴会宴请焦头烂额者，但是却忘记了原来给他忠告的那些朋友。
语言能够丰富人类的思想。一个人在语言上不断有新的构造、新的安排、新的组合，就说明他的思想是与时俱进的，如果一个人说来说去老是那么几句话，那么他的头脑是落伍的。同样，语言的发展、构建和伸延培养人类的感情，没有语言的这些过程，就没有情感的发育。
语言的审美功能
语言非常美，文字更美，尤其是汉字，既有形又有义，还有自己的结构和个性。文学是由语言和文字共同构建的世界，这个世界有许多生动的、感人的、幽深的、美丽的东西。
语言的审美功能有一个特点。当我们对各个事物的审美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不放心。音乐有音乐语言、舞蹈有舞蹈语言、绘画有绘画语言，但是它们都不如语言文字容易被人所接受。语言是审美的一个“硬通货”，只有当我们将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嗅到的、触到的美感真正用语言翻译、表达出来，才算是审美的行家。
那么究竟是语言铸造了美丽，还是美丽铸造了语言呢？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分析了。
过去人们喜欢将文学看成是“风花雪月”，描写“风”的较少，描写“花、雪、月”的比较多。我讲一讲我小时候对月亮认识和审美的变化过程，一开始我看月亮没有什么感觉，只是感觉它有点“亮”，只是这种亮不同于太阳、不同于电灯、不同于闪电罢了。但那是什么“亮”呢？小学二年级，我还没有满7周岁的时候，读过一本《学生模范作文选》，第一篇就有描述月亮的，“皎洁的月儿升起来”。虽然“皎”这个字还不认识，但再回头一看月亮，“哎哟，皎洁”，从此“皎洁”和我对月光的感受就联系在了一起。没有“皎洁”这两个字，我永远不会有对月光的感受。到现在我每一见到月亮，就产生“皎洁”之感。现在这已经变成全民的感觉了。现在的很多孩子话还没说不太清楚，就已经会背“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语言微妙、美丽，比实际观察到的事物更美丽。春天很美丽， “春江水暖鸭先知”，你在河沟里看到两只鸭子，也许只会说“两只鸭子”，还会想到盐水鸭，可诗歌里却有这么美的语句。还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帘外雨潺潺”，“山色空蒙雨亦奇”，“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一个读过大量关于“雨”的诗歌和散文的人，对下雨的天气一般不会反感，遇到雨天会比其他人心情好一点，会认为雨是非常美丽的事物。
我总是在考虑这个问题，到底是先有了爱情才有了那么多表达爱情的美好语言，还是先有了那么多表达爱情的美好语言后才有了爱情呢？从唯物论的角度来说，肯定是先有爱情，后有对爱情的表达。但我相信，对于少年少女来说，他接触爱情美好语言的表达要早于爱情。
我二三十岁的时候在农村生活了几年，看到过农民写的情书，抄写了很多古词，“妹像杨柳轻轻摆，哥像大风吹不停”。如果没有这些美好的语言和表述，爱情就不会那么美丽。
语言的政治功能
语言对政治家非常重要。著名的政治家都是语言大师，曹操的语言能力很强，丘吉尔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语言在政治上有激发、动员和煽动的功能。
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是一篇非常优秀的抒情散文，激情洋溢。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有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读来叫人热泪盈眶、热血沸腾。
我这一代人十分佩服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和第三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当年，希特勒制造了“德国国会纵火案”，污蔑是共产国际放火。季米特洛夫在受审时，没请辩护律师，自己为自己辩护，其中有一段发言太精彩了，“欧洲战争、动乱的年代开始了，在这个年代，不做铁锤，便做铁砧！”“你们反对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就像你们可以把主张地球转动的科学家打死、烧死，但是地球仍然在转动着。”
所以语言在激发和动员人的政治和斗争的力量上无可比拟。如宋朝将领文天祥抗元时战死，留下了《正气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据历史学家考证，这首词在岳飞活着的时候并未流传，有可能是伪作，是别人以岳飞的名字谱写的，但这首词确实符合了岳飞的身份和经历。
语言在政治上有顿解的功能，就是这件事不好办，但说一句话能给自己台阶下，能把矛盾减少。
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这是一件大事，甚至是一件凶险的事情。结果毛泽东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将苏联比喻成一朵花，而这朵花没有出息，领导不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我们只有无可奈何看着苏联变成修正主义了。而中国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革命家，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运动领军者。这么一件很难受的事，经过语言的顿解后，变得很平滑。就好比吃药，把这苦药放到语言的糖衣里面，就着水一喝，就咽下去了。
林彪事件，对毛泽东刺激很大，但毛泽东叹口气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一件不好的事，给毛泽东这么一说，就平常化、生活化了。毛泽东还说唐朝杜牧的诗“折戟沉沙铁未销”早就写了林彪会出事，“折戟”就是“三叉戟”飞机的翅膀折了，“沉沙”就是飞机坠落温都尔汗沙漠，这说明杜牧早就预见到林彪会不得好死。
这种顿解的功能不仅中国人会，外国人也会。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回答记者关于伊拉克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问题时，讲了一段很精彩的话，被当年的记者誉为“文理不通一等奖”：“As we know, there are known knowns.There are things we know we know. We also know there are known unknowns. That is to say we know there are some things we do not know. But there are also unknow unknowns; The ones we don't know we don't know”，意思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什么，但是不见得就是我们知道什么。其实这些话讲得很棒，谈到人的认识论的困境。
语言有心理
疏解的功能
说话、思考、写作对疏解和抚慰人的紧张心理有非常巨大的作用。
我很喜欢美国的小说家约翰·契佛，他的女儿在他死后写过一篇关于他的回忆录，在序言里写到：“在我小时候，遇到不高兴的事，我父亲就告诉我说你可以跪下来祈祷。后来我又大了一点儿，我父亲告诉我说如果你有不高兴的事儿，就把不高兴的事情写下来，这样心情就会好很多。可是我现在碰到了最难过的事情，我的父亲去世了，所以我要将我关于父亲的记忆全部写下来。”人都有倾诉的愿望，约翰·契佛的女儿利用了写作的方式倾诉了父亲去世的悲痛感情。
契诃夫用极其冷峻的笔调描写小人物艰难的生存和无声无息的死去。《万卡》描写小主人公万卡的不幸遭遇，在鞋匠店里面打工，每天吃不饱、穿不暖、睡不好，动不动就被暴打一顿，于是万卡每天都给爷爷写信，倾诉他悲惨的生活，万卡在收件人一栏写道——爷爷收，很显然这是一封永远也寄不到爷爷那里的信件。但是万卡在写信的过程中，把自己痛苦的心情倾诉了一遍。
契诃夫的另一篇小说《苦恼》，马车夫的儿子死了，他的心情悲伤到了极点，于是他见到一个客人就说：“老爷，我太难过了，我儿子死了！”坐车的人觉得非常晦气，不让马车夫说话，他一整天无从诉说自己的悲哀。晚上，马车夫将马拉回马圈，抚摸着马脖子说：“老马，我太难过了，我儿子死了！”把自己所有的哀伤诉说给老马听。
语言具有哲学
和神学的功能
语言可以大大发展人的思维能力，到达人类经验所不能到达的地方，人的经验总是有限的，但是语言是无限的和无穷的。人类一切存在都是暂时的，都有其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佛曰“生、驻、坏、灭”。如果没有对永恒、终极的设想和追求，很多哲学的内容便不复存在，神学更不复存在。
因此人们就会对语言产生一种崇拜，甚至远远超过了对物质和实际的崇拜。各个民族都有特殊的、有神性的语言。比如中国人过去立一块石头，上边写着“泰山石敢当”，认为这可以避邪，或者写上“太公在此，诸神退位”，还有各种符咒。每个宗教都有自己的经典、祷词，而且对自己的经典看得非常神圣，绝不容许任何人亵渎，把语言和文字的神学效应提到最高处。
语言有游戏功能
1996年，我去德国波恩，住在了一个汉学家家里，他家有本20年代出版的《北京俗话词典》，20年代的北京俗话里有这样句话：吃葡萄就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就不吐葡萄皮。这是典型的经验主义。但是这句话到了侯宝林口中，变成了绕口令，就荒谬化了、非现实化了、纯形式化了，成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是可能的，但是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是很惊人的说法。
儿童尤其喜欢语言游戏，解放后很多作家努力地为儿童写一些童谣，但是这些童谣在儿童中却不曾得到普及。50年代底、60年代初，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童谣：三岁的娃娃穿红鞋，扭扭歪歪的去上学，老师讲课他睡觉，背着书包往家跑。跑、跑、跑不了，了、了、了不起，起、起、起不来，来、来、来上学，学、学、学文化，画、画、画图画，图、图、图书馆，管、管、管不着，着、着、着火了，火、火、火车头，头、头、大奔头。当时流传很广，但它是完全没有实质的意义的，就是语言游戏。
一首现在流传甚广的新童谣唱道：“我去上学校，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着炸药包？我去炸学校，一拉线，我就跑，学校一会不见了。”这首令人哭笑不得的新编童谣，正是重负下的小学生们游戏式的心理发泄。
现在大家都很喜欢拿李白开玩笑。“李白唱歌不给钱，叫人扑通推下船”。可能这船上有卡拉OK厅吧，他到那儿唱歌不给钱，就让人给推下来了。“日照香炉生紫烟，李白来到烤鸭店。口水直下三千尺，摸摸口袋没有钱”。并非现在的儿童瞧不起李白，纯粹是种语言游戏。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讲过一个笑话，在“布拉格之春”事件中，苏联派坦克占领了布拉格，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务机关派出了很多特务，老百姓非常担心，后来他们发明了甄别特务的方法，在很多人的场合，讲个笑话，听了笑话哈哈大笑的人绝对不是特务，而那些横眉冷对的人则很有可能是特务。
语言的陷阱
第一，“言”、“义”、“文”之间永远是错位的。人不可能不说话，但是却又不能保证说的话恰好表达了内心的想法，也不能保证写出来的文字和说出来的话是一致的。说话往往带有语气、带有腔调、带有方言，讲话的时候也有具体的语境，有些意思可以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有些意思则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庄子·天道》里有个“轮扁斫轮”的故事。有一个造车轮的轮扁看到齐怀王在读书，就问：“你读什么书啊？”齐怀王说：“我读的是圣人之书”，轮扁却说这不过是糟粕而已。齐怀王就问他：“你有道理吗？给我讲讲”。轮扁就说：“我是从我做的事情看出来的。砍削木材制作轮子，榫头做得过于宽缓，就会松动而不牢固，做得太紧了，又会滞涩而难以进入。我做得不宽不紧，得心应手，口里说不出来，但其中自有度数分寸在。我不能明白地告诉我的儿子，我儿子也不能从我这里得到做轮子的经验和方法，所以我已七十岁了，还在独自做车轮。古代人和他们所不能言传的东西都一起死去了，那么您读的书不过就是古人留下的糟粕罢了！”
古人云：“智者不言，言者不智”，“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名医不谈药，名将不谈兵”，古代赵括谈兵，夸夸其谈，每战必败。
第二，语言会脱离实际。自古就说，“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语言就像风筝，风筝在天上飞翔自由自在，但是一旦脱了线就会掉下来。
大跃进时有一首很有名的民歌：“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为很多领导称道。但是我坚信这是伪作，农民最喜欢文字整齐，语言押韵，绝不会以“我来了”三个字结束，而且农民也不会说“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
语言脱离了现实，容易变得简单化、粗俗化、强暴化、荒谬化，到底是真理有魅力，还是荒谬有魅力？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荒谬比真理更具魅力。真理过于平凡、没有煽动力，而荒谬引人注目，刺激。
春秋战国名言：“白马非马”，白马是一种特殊的马，而马是指所有的马、普遍的马、概念的马，所以白马并不等于马，但是白马又并非不是马。
我本人非常喜欢庄子，庄子的文章汪洋恣肆，他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他的论述太可爱了。但是他有一些论述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庄子·秋水》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庄子和惠子一同在濠水观鱼，庄子说：水中的鱼儿多快乐啊！惠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大家都认为庄子说的漂亮极了，其实这是一个诡辩。如果按照这个模式，惠子马上可以回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你不知鱼之乐？庄子就可以再回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你不知我不知鱼之乐……这样会无休无止，绕地球一亿圈也可以争论下去。
（根据王蒙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演讲整理）
崔丹丹 陈晓春 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