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愁予《错误》的意象和情感
作者：夏元明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06年第01期
郑愁予的《错误》是首非常美丽的诗，美而凄伤，赢得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喜爱。《错误》之美是多方面的，意象美、情感美、角度美、旋律美，美不胜收。下面就其主要方面略作分析，以飨读者。
读《错误》不能不为诗中意象所感染。“江南”、“莲花”、“东风”、“柳絮”、“寂寞的城”、“青石的街道”、“跫音”、“春帷”、“窗扉”……无一不撩动人的心旌，引起丰富的联想。《错误》的意象美，美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都来自于古典文学，有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积淀，读此及彼，可以产生“互文”的阅读效应。汪曾祺曾言，语言是文化现象，语言背后得有文化，没有文化的语言是缺乏张力的。比如毛泽东诗“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汪曾祺就赞其有文化，因为读这首诗可以想起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杜甫的诗丰富了毛泽东诗的意蕴，这就是文化互文现象。虽然汪曾祺有点绝对，他批评胡适“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没有文化，因而断定胡适不懂诗，不能令人信服；但汪对文化的强调，无疑可以增强文学语言的书卷气，作为一种风格，的确值得称道。郑愁予是一个受传统影响很深的人，特别是李白、李商隐，有人说他是“中国当代的李商隐”，又“兼有李白的豪放之情”（古继堂《台湾新诗发展史》P11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可见传统浸润之深。《错误》中的意象都与传统文学有关，熟悉传统的人可以读出更多的内涵，更丰富的意味。比如“柳絮”，在不了解中国诗歌传统的西方人看来，可能就是柳树开的花，但在受到传统文学熏陶的中国读者眼里，“柳絮”就不单是柳树之花了，而是有着丰富表达内涵的意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柳是一个很早就被咏唱的对象，“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柳与离别一下子拉上了关系。而柳絮因其轻盈、飘散，故也常用作春的代指，或表现诗人伤春、惜春、感叹韶光易逝、生命短暂的符码，是心理和物象的胶合和统一。“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柳絮用来表现春光；“撩乱春愁如柳絮，依依梦里无寻处”，柳絮又成了愁绪的象征；“柳絮轻沾扑绣帘”，柳絮传达着伤春的情绪；“颠狂柳絮随风舞”，柳絮又是某种卑下人格的写照。总之此“柳絮”非彼柳絮，它已经文化化、符号化，一经正确使用，便会释放意想不到的能量。《错误》中的柳絮也是如此，“三月的柳絮不飞”，正是春光不到的意思，但又比“春光不到”更富于表达效果，不仅更形象，更具画面感，而且因其沉积的文化，能够引发更多的联想，因此比一般直白的表达更精粹。
其二，江南水文化的特色。《错误》一开始就说“我打江南走过”，“江南”是全诗的关键所在。江南本是地理名词，但在《错误》中却演变为一个文化概念了（这也得益于传统文学），江南是一种文化类型，一种以文秀、典雅、滋润、优美等为特征的文化类型，与北方的刚毅、雄强、坚韧、苦难相区别，更具女性特征。江南多水，水是江南文化的命脉，所以江南文化也可以称为水文化，这种水文化与女性的阴柔刚好一致。《错误》的“主角”是女性，闺中等待着
归人的妻子和母亲，所以正好用江南来象征。围绕着江南，诗人铺设了一系列意象，“莲花”、“东风”、“柳絮”……这些意象都是江南典型的物象，都可以作江南的替身。这些意象的特点是轻、小、安静、伤感、纯洁、美丽，寄托着诗人对女子的无限爱怜。而作者的这一处理，还有一个作用是将女子的等待普泛化，类型化，它不是写某一具体的等待，一个凄伤的故事，而是特殊年代里常见的现象。这样写意义更丰富，也更具典型性。
其三是静美。郑愁予说：“有许多学者他们并没有真正知道写诗的技巧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没有办法探讨出来，所以便说郑愁予是婉约派。其实我的诗的语言，有很多是很安静的，简练的，只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写的是比较婉约罢了。”（《揭开郑愁予的一串谜》，《台湾新诗发展史》P122引）“安静”、“简练”，说得很好，的确是郑诗的特点。郑愁予不事喧嚣，不喜哗众取宠，这与他的性格有关，同时也与特殊的诗学相联。这种诗学可说是“以理节情”的诗学，以理节情就是控制，就是拉开距离。鲁迅就说过，太激动了不宜写诗，激动会杀死诗美。闻一多也曾这样主张。煽情、滥情不是诗，安静、简练更耐人寻味，这至少可以看作是郑愁予的追求，这种追求应该肯定。郑愁予喜欢选择一些安静的意象，“莲花的开落”、“东风不来”、“柳絮不飞”、“跫音不响”、“春帷不揭”，像无声电影，一切都在默默进行，但却别有一番动人的滋味。而且我以为这种美学追求可能与作者对佛教的喜爱有关系。郑愁予在《郑愁予诗的自选》“书前自识”（三联书店2000年版）中说：“我的诗作里，无论是哪一类的素材，都隐含我自幼就怀有的一种„流逝感‟。究之再三，这即是佛理中解说悟境的„无常观‟了，后来我在纽约的两次演讲，便用《我的无常观与诗俱来》作为讲题。”（P3）可见郑愁予与佛教关系之密切。郑愁予诗集中有《偈》、《定》等诗，题目就宣示了浓浓的佛教色彩。
不再流浪了，我不愿做空间的歌者，
宁愿是时间的石人。
然而，我又是宇宙的游子，
地球你不需留我，
这土地我一方来，
将八方离去。
（《偈》）
仿佛参禅，将时间、空间与“我”的关系展现在眼前，在生命与时空，短暂与永恒中去求得解悟，道行不可谓不深。有这样的佛教底蕴，自然会厌弃喧嚣，追求宁静。于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化之于诗的重大意义。
《错误》到底表现了怎样的情感？是闺怨？离情？或者是“负心汉”对女子的玩弄？解诗者似乎均未深究。倒是郑愁予自己在《郑愁予诗的自选》中有一段后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首
郑愁予《错误》的意象和情感
作者：夏元明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06年第01期
郑愁予的《错误》是首非常美丽的诗，美而凄伤，赢得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喜爱。《错误》之美是多方面的，意象美、情感美、角度美、旋律美，美不胜收。下面就其主要方面略作分析，以飨读者。
读《错误》不能不为诗中意象所感染。“江南”、“莲花”、“东风”、“柳絮”、“寂寞的城”、“青石的街道”、“跫音”、“春帷”、“窗扉”……无一不撩动人的心旌，引起丰富的联想。《错误》的意象美，美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都来自于古典文学，有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积淀，读此及彼，可以产生“互文”的阅读效应。汪曾祺曾言，语言是文化现象，语言背后得有文化，没有文化的语言是缺乏张力的。比如毛泽东诗“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汪曾祺就赞其有文化，因为读这首诗可以想起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杜甫的诗丰富了毛泽东诗的意蕴，这就是文化互文现象。虽然汪曾祺有点绝对，他批评胡适“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没有文化，因而断定胡适不懂诗，不能令人信服；但汪对文化的强调，无疑可以增强文学语言的书卷气，作为一种风格，的确值得称道。郑愁予是一个受传统影响很深的人，特别是李白、李商隐，有人说他是“中国当代的李商隐”，又“兼有李白的豪放之情”（古继堂《台湾新诗发展史》P11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可见传统浸润之深。《错误》中的意象都与传统文学有关，熟悉传统的人可以读出更多的内涵，更丰富的意味。比如“柳絮”，在不了解中国诗歌传统的西方人看来，可能就是柳树开的花，但在受到传统文学熏陶的中国读者眼里，“柳絮”就不单是柳树之花了，而是有着丰富表达内涵的意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柳是一个很早就被咏唱的对象，“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柳与离别一下子拉上了关系。而柳絮因其轻盈、飘散，故也常用作春的代指，或表现诗人伤春、惜春、感叹韶光易逝、生命短暂的符码，是心理和物象的胶合和统一。“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柳絮用来表现春光；“撩乱春愁如柳絮，依依梦里无寻处”，柳絮又成了愁绪的象征；“柳絮轻沾扑绣帘”，柳絮传达着伤春的情绪；“颠狂柳絮随风舞”，柳絮又是某种卑下人格的写照。总之此“柳絮”非彼柳絮，它已经文化化、符号化，一经正确使用，便会释放意想不到的能量。《错误》中的柳絮也是如此，“三月的柳絮不飞”，正是春光不到的意思，但又比“春光不到”更富于表达效果，不仅更形象，更具画面感，而且因其沉积的文化，能够引发更多的联想，因此比一般直白的表达更精粹。
其二，江南水文化的特色。《错误》一开始就说“我打江南走过”，“江南”是全诗的关键所在。江南本是地理名词，但在《错误》中却演变为一个文化概念了（这也得益于传统文学），江南是一种文化类型，一种以文秀、典雅、滋润、优美等为特征的文化类型，与北方的刚毅、雄强、坚韧、苦难相区别，更具女性特征。江南多水，水是江南文化的命脉，所以江南文化也可以称为水文化，这种水文化与女性的阴柔刚好一致。《错误》的“主角”是女性，闺中等待着
归人的妻子和母亲，所以正好用江南来象征。围绕着江南，诗人铺设了一系列意象，“莲花”、“东风”、“柳絮”……这些意象都是江南典型的物象，都可以作江南的替身。这些意象的特点是轻、小、安静、伤感、纯洁、美丽，寄托着诗人对女子的无限爱怜。而作者的这一处理，还有一个作用是将女子的等待普泛化，类型化，它不是写某一具体的等待，一个凄伤的故事，而是特殊年代里常见的现象。这样写意义更丰富，也更具典型性。
其三是静美。郑愁予说：“有许多学者他们并没有真正知道写诗的技巧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没有办法探讨出来，所以便说郑愁予是婉约派。其实我的诗的语言，有很多是很安静的，简练的，只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写的是比较婉约罢了。”（《揭开郑愁予的一串谜》，《台湾新诗发展史》P122引）“安静”、“简练”，说得很好，的确是郑诗的特点。郑愁予不事喧嚣，不喜哗众取宠，这与他的性格有关，同时也与特殊的诗学相联。这种诗学可说是“以理节情”的诗学，以理节情就是控制，就是拉开距离。鲁迅就说过，太激动了不宜写诗，激动会杀死诗美。闻一多也曾这样主张。煽情、滥情不是诗，安静、简练更耐人寻味，这至少可以看作是郑愁予的追求，这种追求应该肯定。郑愁予喜欢选择一些安静的意象，“莲花的开落”、“东风不来”、“柳絮不飞”、“跫音不响”、“春帷不揭”，像无声电影，一切都在默默进行，但却别有一番动人的滋味。而且我以为这种美学追求可能与作者对佛教的喜爱有关系。郑愁予在《郑愁予诗的自选》“书前自识”（三联书店2000年版）中说：“我的诗作里，无论是哪一类的素材，都隐含我自幼就怀有的一种„流逝感‟。究之再三，这即是佛理中解说悟境的„无常观‟了，后来我在纽约的两次演讲，便用《我的无常观与诗俱来》作为讲题。”（P3）可见郑愁予与佛教关系之密切。郑愁予诗集中有《偈》、《定》等诗，题目就宣示了浓浓的佛教色彩。
不再流浪了，我不愿做空间的歌者，
宁愿是时间的石人。
然而，我又是宇宙的游子，
地球你不需留我，
这土地我一方来，
将八方离去。
（《偈》）
仿佛参禅，将时间、空间与“我”的关系展现在眼前，在生命与时空，短暂与永恒中去求得解悟，道行不可谓不深。有这样的佛教底蕴，自然会厌弃喧嚣，追求宁静。于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化之于诗的重大意义。
《错误》到底表现了怎样的情感？是闺怨？离情？或者是“负心汉”对女子的玩弄？解诗者似乎均未深究。倒是郑愁予自己在《郑愁予诗的自选》中有一段后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