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改革的原因
一、缓和尖锐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是改革最主要的客观原因。
北魏建立初期，还是一个文化水平较低，社会发展落后的部族。在进入中原过程中，虽因采纳了一些汉族地主的建议和受中原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而逐渐封建化，但孝文帝改革前，北魏尚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这一期间，长期大规模民族征战的不断取胜形成了北魏贵族集团的民族优越感和歧视其他民族的心态，因而在遭到其他民族反抗时，除了野蛮的屠杀外，还将大量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变为奴隶和杂户（身份低于佃客，略高于奴隶）；在战争时，往往驱使汉族和其他各族的人充当步兵，在阵前冲锋，鲜卑骑兵则在后督阵，并任意纵马践踏，从而激化了民族矛盾。同时，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的矛盾，出于政治、经济利益和民族差异的原因，鲜卑贵族对汉族地主存有戒心，处处压制汉族地主势力；汉族地主虽被纳入统治集团，但并不掌握实权，长期的正统观使他们在内心又瞧不起鲜卑贵族；鲜卑贵族常因意见不一对汉族地主横加屠杀，这些都使西晋以来因“五胡内迁”产生的民族矛盾严重恶化。
北魏贵族集团在歧视与迫害其他民族的同时，对各族人民的经济剥削也异常残酷，规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增调外帛满二匹”（《魏书·食货志》）。另外北魏初期因长期征占，官吏无固定薪水，只靠战利品来作为奖励，逐渐统一后，没有战利品可分了，官吏为维持奢侈生活而大量贪污与残酷搜括，政府也常向农民调发额外的绢、帛、粮食等。农民所受的惨重剥削使阶级矛盾大大激化，从北魏统一到孝文帝改革前，仅五十多年里，农民起义就达七八十次之多。
中国古代史上，任何一个政权被推翻，总是基于民族矛盾或阶级矛盾的激化。孝文帝改革之所以会大刀阔斧、义无反顾甚至以强制性手段来进行，如果不是出于严峻的形势，会如此吗？对于一个政权而言，又有哪种形势会比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同时激化更为严峻呢？
二、当时的经济、军事、政治的需要是改革最为直接的现实原因。
从北魏建国至孝文帝亲政前（公元386—490年），北魏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上：北方久经战乱，中原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口流徙，田地荒芜，严重影响了政府财政收入；另外，作为都城已一百多年、人口不断增加、处于寒瘠之地的平城，粮食运输又极为困难。军事上：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已有五十多年，但与经济、文化更为发达的南朝政权接壤，刘宋时期又曾北伐北魏，南朝对北魏构成
天然的威胁，使其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与危机感；不仅如此，在北魏北边，还有虎视眈眈的劲敌柔然等族，也使一些有远见的君臣丝毫不敢懈怠。再从政治上看，北魏已建国一百多年，保守势力相当强大，而且在封建化的过程中，原来的鲜卑旧俗和委任汉族地主为地方官吏的宗主督护制已不适应当时政权的巩固与皇权的集中，从而滞缓了北魏的进一步发展。同时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也迫使统治者必须加强与汉族地主的合作，消除彼此的民族界限。而解决这一问题，则需实行汉化政策，使自己的政权得到汉族地主的支持。
三、孝文帝自身的个性品质和对汉文化的了解是改革的主观原因。
历史的发展离不开杰出人物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他们能对当时的社会形势作出较客观的判断并及时进行政策调整，这与他们自身具备的超出同时期一般人的素质有关。据史书记载，孝文帝是一个能体察民心、关注民情、注意减轻对百姓剥削的帝王，这种个性品质与百姓的悲惨现实形成鲜明的反差，促成其改革的决心。
不仅如此，孝文帝还是一个熟知汉文化并通晓汉族发展史的少数民族帝王“《五经》之义，览之便讲，„„，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老》《庄》尤精释义”（《魏书·高祖记》），这种孜孜不倦学习先进文化的精神，养就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对汉文化和汉族发展史的了解及与本民族现状的比较，孝文帝深刻意识到本民族及政权的落后性，因此萌发了仿效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南朝的念头；谦虚而务实的秉性，更坚定了他改变鲜卑旧俗、学习汉族先进文化的信念。 可以说，孝文帝对汉族儒家经典、诸子百家的了解和对本民族落后性的深切感悟，成为其改革的主观原因。
四、民族大融合趋势的出现为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长期战乱，各民族的人口流动与迁移异常频繁，混居趋势十分明显，提供了各族相互了解的机会，而且各族人民在共同反抗鲜卑贵族残暴统治的斗争中加强了团结，也加深了了解，从而促进了民族融合。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为巩固“混一戌华”大业，采取了“分土定居，发展农业”的措施，使内迁的少数民族改变了原来以狩猎、游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而转向以农业、定居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此外，北魏初期还设立太学重用土人，这些经济、政治政策既得到了汉族地主支持，也使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客观上又进一步推动了民族融合。有政治远见的孝文帝清楚地意识到顺应民族融合潮流，既能得到占人口绝大多数汉族（尤其是汉族地主）的支持，减轻改革的阻力，又能进一步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加速封建化进程，从而更有效地巩固统治，所以他利用了黄河流域的民族大融合趋势，适时地进行了促进鲜卑族封建化、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改革。
孝文帝改革的原因
一、缓和尖锐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是改革最主要的客观原因。
北魏建立初期，还是一个文化水平较低，社会发展落后的部族。在进入中原过程中，虽因采纳了一些汉族地主的建议和受中原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而逐渐封建化，但孝文帝改革前，北魏尚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这一期间，长期大规模民族征战的不断取胜形成了北魏贵族集团的民族优越感和歧视其他民族的心态，因而在遭到其他民族反抗时，除了野蛮的屠杀外，还将大量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变为奴隶和杂户（身份低于佃客，略高于奴隶）；在战争时，往往驱使汉族和其他各族的人充当步兵，在阵前冲锋，鲜卑骑兵则在后督阵，并任意纵马践踏，从而激化了民族矛盾。同时，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的矛盾，出于政治、经济利益和民族差异的原因，鲜卑贵族对汉族地主存有戒心，处处压制汉族地主势力；汉族地主虽被纳入统治集团，但并不掌握实权，长期的正统观使他们在内心又瞧不起鲜卑贵族；鲜卑贵族常因意见不一对汉族地主横加屠杀，这些都使西晋以来因“五胡内迁”产生的民族矛盾严重恶化。
北魏贵族集团在歧视与迫害其他民族的同时，对各族人民的经济剥削也异常残酷，规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增调外帛满二匹”（《魏书·食货志》）。另外北魏初期因长期征占，官吏无固定薪水，只靠战利品来作为奖励，逐渐统一后，没有战利品可分了，官吏为维持奢侈生活而大量贪污与残酷搜括，政府也常向农民调发额外的绢、帛、粮食等。农民所受的惨重剥削使阶级矛盾大大激化，从北魏统一到孝文帝改革前，仅五十多年里，农民起义就达七八十次之多。
中国古代史上，任何一个政权被推翻，总是基于民族矛盾或阶级矛盾的激化。孝文帝改革之所以会大刀阔斧、义无反顾甚至以强制性手段来进行，如果不是出于严峻的形势，会如此吗？对于一个政权而言，又有哪种形势会比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同时激化更为严峻呢？
二、当时的经济、军事、政治的需要是改革最为直接的现实原因。
从北魏建国至孝文帝亲政前（公元386—490年），北魏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上：北方久经战乱，中原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口流徙，田地荒芜，严重影响了政府财政收入；另外，作为都城已一百多年、人口不断增加、处于寒瘠之地的平城，粮食运输又极为困难。军事上：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已有五十多年，但与经济、文化更为发达的南朝政权接壤，刘宋时期又曾北伐北魏，南朝对北魏构成
天然的威胁，使其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与危机感；不仅如此，在北魏北边，还有虎视眈眈的劲敌柔然等族，也使一些有远见的君臣丝毫不敢懈怠。再从政治上看，北魏已建国一百多年，保守势力相当强大，而且在封建化的过程中，原来的鲜卑旧俗和委任汉族地主为地方官吏的宗主督护制已不适应当时政权的巩固与皇权的集中，从而滞缓了北魏的进一步发展。同时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也迫使统治者必须加强与汉族地主的合作，消除彼此的民族界限。而解决这一问题，则需实行汉化政策，使自己的政权得到汉族地主的支持。
三、孝文帝自身的个性品质和对汉文化的了解是改革的主观原因。
历史的发展离不开杰出人物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他们能对当时的社会形势作出较客观的判断并及时进行政策调整，这与他们自身具备的超出同时期一般人的素质有关。据史书记载，孝文帝是一个能体察民心、关注民情、注意减轻对百姓剥削的帝王，这种个性品质与百姓的悲惨现实形成鲜明的反差，促成其改革的决心。
不仅如此，孝文帝还是一个熟知汉文化并通晓汉族发展史的少数民族帝王“《五经》之义，览之便讲，„„，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老》《庄》尤精释义”（《魏书·高祖记》），这种孜孜不倦学习先进文化的精神，养就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对汉文化和汉族发展史的了解及与本民族现状的比较，孝文帝深刻意识到本民族及政权的落后性，因此萌发了仿效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南朝的念头；谦虚而务实的秉性，更坚定了他改变鲜卑旧俗、学习汉族先进文化的信念。 可以说，孝文帝对汉族儒家经典、诸子百家的了解和对本民族落后性的深切感悟，成为其改革的主观原因。
四、民族大融合趋势的出现为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长期战乱，各民族的人口流动与迁移异常频繁，混居趋势十分明显，提供了各族相互了解的机会，而且各族人民在共同反抗鲜卑贵族残暴统治的斗争中加强了团结，也加深了了解，从而促进了民族融合。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为巩固“混一戌华”大业，采取了“分土定居，发展农业”的措施，使内迁的少数民族改变了原来以狩猎、游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而转向以农业、定居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此外，北魏初期还设立太学重用土人，这些经济、政治政策既得到了汉族地主支持，也使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客观上又进一步推动了民族融合。有政治远见的孝文帝清楚地意识到顺应民族融合潮流，既能得到占人口绝大多数汉族（尤其是汉族地主）的支持，减轻改革的阻力，又能进一步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加速封建化进程，从而更有效地巩固统治，所以他利用了黄河流域的民族大融合趋势，适时地进行了促进鲜卑族封建化、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