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工艺美术鉴赏
1.魏晋南北朝玉石艺术
魏晋南北朝是玉器发展的低潮期，对这一时期遗物的考古发掘，发现的玉器很少，其中很多器物的风格同汉代一致，可能是汉代遗玉；新的玉器品种和新的类型，只是个别现象。因此，玉器总体面貌，表现为仅是汉代玉器的延续，总量大减，且少有创新品类出现；甚至“真玉”作品相对有减，代之以滑石、绿松石、青金石等的雕刻。这些都表现出此时期属玉器发展史上的低潮期。这种局面形成的主要原因是：自三国曹魏时起朝廷明令禁止厚葬。以往以玉器作为葬礼的做法受到限制；战争连绵不绝，交通不畅，玉材来源受阻，数量不足，动摇了玉器制作的物质基础；魏晋时期玄风大盛，贵族、上大夫着力突破传统礼教的樊篱致使礼仪玉器制作很少；佛教文化及其艺术品异军突起，大量佛像石刻如云冈、龙门石窟之兴建，可能吸引去众多的玉器工匠，而影响玉器的创作；道教推崇“食玉”很多玉料被食用而遭浪费。但这个时期出品的玉石瑞兽最富时代气息和艺术感染力，品格极高，成为中国传统雕塑史及玉器史的光辉篇章。
从中国艺术发展上看，社会战乱除了是文化艺术相对停滞的原因外相反地，也会促使艺术之树结出奇花异果。因为，只有超凡超常的作品，才好反映时代风云与脉搏。魏晋南北朝的艺术思想，受社会战乱的影响，艺术风格上常强调直观的描绘（刻），不尚深造的作风以及浅直的表现手法与率真的情感抒发，完全表现了时代的雄拔之
风，世人的骁能之气。故此玉石瑞兽才以雄健有力的线条，来表现它们傲骨不屈、高风跨俗的社会精神风貌。但是尽管如此，玉兽们还是被归入“瑞意”之中、作为吉祥文化的象征物加以褒扬，这仍是汉代玉器在神话宗教基础上的吉祥文化的遗泽。
魏晋南北朝从公元220年至公元589年， 369年间共有30余个王朝在这个阶段存在。其间社会动荡不安，战乱纷起，政权更替频繁。处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玉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抑制，从汉代玉器的辉煌期进入到了玉器发展的低潮期。中国玉器发展史也从此告别了“王玉时代”，玉器逐渐以装饰玉、实用赏玩玉为主，并走进了商品流通领域。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绵不绝，交通不畅，玉材来源受阻，数量不足，动摇了玉器制作的物质基础。《北史西域》记载：“于阗国，在月末西北，葱岭之北200余里，东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儿国三千里，城东30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梁书诸夷》“渴盘陀国，于阗以西小国，产金、玉，王姓葛沙氏。”。文献中所记载的于阗国，渴盘陀国都是盛产优质玉料的地区，可是连年的战争，玉石之路小国林立，致使“昆仑玉不能至矣。”大量的优质的玉料无法运到内地，造成玉料紧俏。所以这一时期的玉器材质除了有部分和田玉，更多是地方玉、玛瑙、琥珀、滑石、绿松石、青金石等。
魏晋南北朝 龙形玉佩
魏晋南北朝 滑石猪
魏晋南北朝时期玉器的器型，大致可分以下几类：
1.丧葬用玉 自三国曹魏时起朝廷明令禁止厚葬，薄葬之风兴起,导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丧 葬用玉大大减化。玉衣在这个时期已经不再制作，九窍玉也很难找到成套的，玉琀玉握的制作水平也不如以往。
2.礼仪用玉 璧、琮、圭、璜、璋、琥是传统的六种礼玉，汉代时，这六种玉器的礼制意义大大减弱，且不见璋与琮，璜、琥主要用于佩饰，只有璧与圭作为礼玉应用于朝仪、聘礼或祭祀等仪式中。魏晋南北朝礼玉的用途虽不见于文献记载，但其形制与两汉相同，其意义也
应一致。此期的礼玉数量比汉代进一步减少，说明传统礼玉的使用已近消失。
魏晋南北朝 玉组佩
3.装饰用玉 包括璜，环、玦、云形玉珩、梯形玉佩、半月形玉佩、心形玉佩、玉虎、玉剑饰、玉串饰、玉坠等。玉璜、云形玉珩、梯形玉佩和半月形玉佩的数量较多，它们组成的成套佩饰是这一时期常见的玉组佩形式。汉代完整全套的玉剑饰包括剑首、剑格、剑璏和剑珌，大多出自级别较高的诸侯王墓中，魏晋南北朝时玉剑饰的数量和种类大大减少，仅见玉剑首和玉剑璏。（志） 图 玉珩héng
4.生活用具 包括玉印、玉钗、玉带钩，玉棋子、玉小方牌、玉樽、玉栀、玉耳杯和玉盏等。这些玉器的制作都较精致，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装饰意义。
5.陈设用品 随着东汉末年佛教的盛行，出现了用玉制成的佛造像。陈设用玉还有玉辟邪、玉瑞兽等，目前所见多为传世品。
魏晋南北朝玉器的纹饰风格有三个特点：
(1) 是汉代玉器纹饰风格的沿袭；
(2) 是唐代粗阴线纹饰的肇始；
(3) 是玉器以素面为主。
2.魏晋南北朝陶瓷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创制出白瓷，为我国制瓷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自从东汉发明瓷器以来，我国瓷业得到了连续不断的发展，在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瓷业高潮迭起，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著名窑场和不朽名瓷。魏晋南北朝是中国陶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此间南方烧造青瓷的窑场迅速增多，烧造规模扩大；北方于南北朝时期烧制成功白瓷。白瓷的烧造成功是我国陶瓷史上的大事，它为陶瓷美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制瓷业有了很大发展，基本上摆脱了东汉晚期承袭陶器和原始瓷器工艺的传统，具有自己的特点。在成型方法上，除轮制技术有所提高外，还采用了拍、印、雕、堆和模制等技法。由于瓷器性能优于陶器，而且制瓷原料充足，烧制成本相对较低，瓷器逐渐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等。 三国时，因瓷器刚兴起不久，瓷器造型和装饰基本仍保留着汉代的许多特征，纹饰简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瓷业有了很大的进步。两晋时，金华婺州窑在粗质瓷胎上首先应用了化妆土，使粗糙的坯体表面变得光滑、整洁，坯体较深的颜色得以覆盖，釉层外观显得美观、光亮。西晋的瓷器以印花为主，主要有弦纹、方格纹、菱形纹、网纹等，并组成条带状，装饰在器物的肩部、腹部。到了西晋后期，青釉瓷上出现了褐色点彩或彩绘的新工艺。东晋瓷器印花装饰减少，
多为褐色斑点，主要装饰在器物的腹、口沿部位。南北朝时期，由于受佛教的影响，刻划莲花瓣纹开始流行起来。北朝后期，在北方出现了白釉瓷器。南方瓷业中出现了最早的匣钵烧造，匣钵是瓷器焙烧时置放坯件，并对坯件起保护作用的匣状窑具。它的封闭性好，提高了瓷器的质量；它的承重力强，提高了瓷器的产量，使瓷器的质、量大幅度提高。这一时期青瓷发展到极高水平，为隋唐瓷器“南青北白”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瓷虎子
瓷熏炉
青釉褐彩鸡首壶，东晋，口径5.5厘米，高15.4厘米。壶盘口，鸡首状短流，鼓腹，平底，俗称“鸡首壶”。肩部两侧有桥形系，并有一弧形柄连接口沿。通体施青釉，壶口与鸡首处点缀褐彩，有画龙点睛之妙。鸡首始见于西晋，与羊首壶同类。早期壶的流口多为实心，不能出水。至东晋时期，流口疏通，成为这一时期南方的主要日用茶具之一。
青釉褐斑四系壶，高17.9厘米，口径8.4厘米。壶洗口，长颈，丰肩，鼓腹，腹下内收，平底。底部无釉，有支烧痕迹。肩部刻划弦纹两道，四面分别饰一横向系。外口凸起弦纹一道，器身施半截釉，釉色青黄，散布有垂淌的褐斑。此器为东晋时期所制，褐色彩斑装饰面积较大，形态千变万化，或似泼墨，或似树叶，装饰效果猗丽，十分罕见，属于南方青瓷越窑系。
青釉褐斑羊头壶，高23.8厘米，口径10.8厘米，底径10.8厘米。壶口浅盘式，细颈，球形腹，平底。肩部一侧置羊头形流，相对一侧置曲柄，另外两侧各置一横系。通体施青绿色釉，底部无釉。在壶口沿、羊头及系上均涂点褐斑。肩部暗刻划弦纹两道。此壶的精彩之处在于羊头形壶流，羊口微张，颚下一缕胡须，双目外凸，双角向后弯曲，双睛涂点褐彩，颇具神韵。青瓷发展到东晋时期，装饰上呈现出新的特点。西晋青瓷上盛行的带状印纹或刻纹此时已基本消失，代之以刻划的弦纹，或者光素无纹饰，形成简洁朴素的风格。但西晋晚期出现的褐斑装饰至东晋时却大为流行。这些特征在这件器物上均有体现。
青瓷四系鸟钮盖缸，通高9.3厘米，口径8.2厘米，足径8.2厘米。盖缸敛口，扁腹，圜足外撇，肩部四面各饰一条形系。外壁模印菱形锦地网格纹，间饰划线弦纹。器物内外皆施青釉，圜足内素胎无釉。盖圆形，盖口可以合于缸口内。盖面饰三道凹陷的款弦纹，盖顶雕塑一对小鸟，情态活泼可爱，展翅翘尾相对而立，栩栩如生。此器为西晋时期所制，属于南方青瓷越窑系，造型新颖别致，反映出当时工匠们高超的制瓷技艺。
青釉鸡头壶，高24.4厘米，口径8.8厘米，底径10.7厘米。壶洗口，长颈，丰肩，直腹下敛，平底，底有支烧痕。肩部一侧雕塑鸡首流，相对一侧为一弧柄，另外两侧各饰一桥形系。肩部刻弦纹两周，并刻双层覆莲瓣纹。器通体时青釉，外壁施釉不到底，有垂釉的现象，釉色青黄，有细小的开片。这件以莲花瓣纹作装饰的鸡头。
青釉刻花单柄壶，高21.3厘米，口径11厘米，足径12.4厘米。壶口折沿，短颈，圆腹，平底。肩部两侧置对称双条形系，另一侧有管状短流，与流相对的一侧为一单柄，柄尖高起微向外卷。壶体饱满、浑圆。胎体厚重，呈灰白色。内外均施青釉，釉色青绿，釉厚处透明，玻璃质感强。此壶纹饰共有三组，肩部及腹下刻仰覆莲瓣各一周，两层莲瓣间，刻忍冬纹，每层纹饰之间隔以弦纹。纹饰层次清晰，线条简洁、明快、流畅。此壶的造型袭西晋时壶的样式，并有较大改进，增强了装饰效果，提高了实用价值，是研究壶形演变的重要文物，堪称南朝青瓷的代表作品。壶表现出南北青瓷融合的时代特征。
3.魏晋南北朝青铜艺术
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青铜制品，从器物种类到风格特征上看，主要是沿袭两汉以来的传统。但较汉代铜器要粗糙许多。各民族的融合使汉代青铜器在铸造上表现相互学习和借鉴而形成的共同的文化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青铜器的种类和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铜器种类仍以日常生活用器为主，主要有：釜、礁斗、勺、酒樽、耳杯、洗、博山炉、灯、炭炉、熨斗、唾壶、铜镜等等；武器主要有弩机、刀；车马器主要有镳、辖。考古发现的这‘时期的墓葬，大量的随葬品是陶瓷器，青铜器很少，一般仅一件，或三、五件不等。一一些主要青铜器的特征与东汉时代仅有细微差异，很难区别。
鐎斗：其形体常常较先前瘦高些，长柄柄端除仍有作兽头形者外，还常以龙首作装饰。
酒樽：两汉时代的酒樽，多作圆形，直壁或圆形鼓腹，下均有三短足，有的在腹壁有二铺首。两晋时期的酒樽有的则做成长筒形、平底、下有三短足。
铜洗：江苏宜兴晋周处墓和其它地区的晋墓都有发现，其特点基本上沿袭汉代作风。
铜灯：这时期铜灯上常有纪年，传世的西晋元康元年雁足灯即是。雁足灯是三国两晋时期铜灯的主要类型。
青铜弩机：这一时期青铜弩机相当发达，在形制上与两汉不易区别，但许多弩机均具铭，有的还有纪年，因而可确定其绝对年代，如魏青龙三年弩机。
魏晋南北朝的青铜生活用器已进一步被陶瓷器、铁器所代替。青铜器以素面为主，外表较粗糙，仅少部分青铜器具有简单的弦纹，铜洗中饰有鱼纹。也有少数制品鎏金。
南北朝时期的铜镜，可能受佛教造像及石刻的影响，人物形象秀丽、清瘦，神兽又瘦又长。出现的十二生肖半浮雕铜镜，多以方纹、水纹等为地纹。
三国魏晋铜镜的铭文也很丰富，特别是吴的纪年铭，如“黄武”、“黄龙”等年号，为铜镜的断代提供了重要资料。
由于这一时期南北分裂局面较长，所以铜镜在铸造形式和流行方面，也表现出了南北差异。在北方，铜镜铸造急剧衰退，曹魏、西晋时，铜镜还比较流行，但从十六国直到北朝后期，几乎陷于一蹶不振的地步。但在洛都仍有较好的产品，多见连弧纹镜、夔凤纹镜，还有龙珠纹铜镜。在南方，铜镜的衰退要比北方晚一个多世纪，吴和西晋时还兴盛一时，直到南朝后期才大为衰退，铜镜的直径不仅小而且薄，铸造劣。南方主要流行神兽镜和画像镜。
总体来说，魏晋南北朝青铜器的制作比两汉时代衰落了。青铜器种类仍以日常生活用器为主，风格特征主要沿袭两汉以来的传统，但是，这一时期青铜器要比汉代粗糙许多。
这一时期值得称道的青铜器只有两个方面：一是铸铜佛像大兴，数量相当，且艺术价值甚高；二是铜镜的制作，在汉代的基础上有了发展，不仅制作技术精进，而且出现那武昌、上虞等制镜中心。
4.魏晋南北朝金银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银器数量较多。金银器的社会功能进一步扩大，制作技术更加娴熟，器形、图案也不断创新。较为常见的金银器仍为饰。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在从魏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艺术空前发展。这些在金银器的形制纹样发展中，都曾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两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拓跋部的金银器造型仍以动物为主，分单体、群体和动物咬斗三种类型，多为虎、熊等一类凶猛的食肉动物。
单体动物采用铸造、圆雕、镶嵌工艺，表现兽的全身和兽面。群体以同种动物两两相对或相背排列，构成整体图案。动物咬斗表现凶猛动物对温驯动物的撕咬场面。动物纹的写实性艺术较强，有的造型融写实与抽象为一体，多采用模铸，结合平面浮雕、透雕、圆雕的工艺，间有圆雕与镶嵌结合的手法，增加了动物造型的立体效果和直观艺术。而慕容部金银器的纹饰则为花树、云朵、龙凤、鹿、羊、佛像、粟粒等，从总体上看，具有草原特征的动物纹不再占有主要地位，退
居次位的动物纹采取图案化处理，外来文化纹饰种类的比例增多。
北魏时期，鲜卑金银器以素面较多，动物造型多为羊、马首、牛首、龙，出现了具有波斯风格的装饰艺术。采用模铸、焊接、金珠细工、镶嵌、錾刻、冲凿等工艺，尤其是金珠细工和镶嵌的结合，成为这一时期金银器工艺的一个显著特征，此为北方草原地区金银器发展的深化期。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这个时期的金银器数量较多。金银器的社会功能进一步扩大，制作技术更加娴熟，器型、图案也不断创新。较为常见的金银器仍为饰品。
5.魏晋南北朝漆器艺术
西晋以后到南北朝，由于佛教的盛行，出现利用夹纻工艺所造的大型佛像，此时的漆工艺被用来为宗教信仰服务，夹纻胎漆器也因而发展。所谓的夹纻是以漆辉和麻布造型作为漆胎，胎骨轻巧而坚牢。 西汉漆工艺基本上继承了战国的风格，但有新的发展，生产规模更大，产地分布更广。出现了大型器物，如直径超过70厘米的盘，高度接近60厘米的钟等。同时能巧妙地把若干小件组装成一器，如盒内装6具顺叠、1具反扣的耳杯，薄胎单层或双层的漆奁，内装5具、7具或更多的不同大小及形状的小盒等。新兴的技法有针划填金的金，用稠厚物质堆写成花纹的堆漆等。尤其是器顶镶金属花叶，以玛瑙或琉璃珠作钮，器口器身镶金、银扣及箍，其间用金或银箔嵌贴镂刻的人物、神怪、鸟兽形象，并以彩绘的云气，山石等作衬托，更是前所未有。西汉漆器多刻铭文，详列官员及工匠名。东汉魏晋南北朝期间漆器的出土，比起前代显得十分稀少，这与葬俗的改变有一定的关系。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承袭了汉代传统的基础上，漆器开始向多样化发展，工艺装饰手法也更加细致深化。这一时期，漆器纹饰表现现实生活的内容增加，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草虫入画，舞蹈、音乐、宴会、狩猎以及人物叙事等叙事性内容，开始较多地出现在漆器上。唐代经济文化繁荣，随着瓷器的普及，漆器的使用价值被价格低廉的瓷器所代替，漆器制作逐渐朝着华美富丽的工艺品方向发展。主要表现为髹漆品种和技法的创新、金银平脱的盛行、螺钿镶嵌的发
展、雕漆的出现。
虽然南北朝时期保存至今的漆器很少，但它是中国古代漆器制作发展的一个转变期。它的转变又反映在日益由奢侈形转变为日常生活用具而大量生产。
彩绘鸟兽鱼纹漆槅
彩绘贵族生活图漆盘
我们大致可以对两晋漆器有如下判断：两晋漆器用彩丰富，绘画技巧精细；器物造型方面，亦有了新型的品种，墓中出土的长方形双耳漆托盘，扇形漆攒盒，都是这一时期流行的漆器。
彩绘宴乐图漆盘
彩绘出巡图奁
北魏漆器的重要发现是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器屏风和宁夏国君的奇观。漆屏风较完整的有五块，木板制成，板面通髹朱漆，标题处再题黄漆，上面写有黑字，木板两面都有漆画，内容大致采用汉代的《列女传》等。漆画中的线条用黑色，人物面部、手部用铅白，衣服道具用黄、青、绿、红、蓝、灰等色。采用了色彩渲染及铁线描技法，与东晋顾恺之的画法极为相似，大片的题论和标题文字也是少见的北魏书法。
屏风漆画列女古贤图
6.魏晋南北朝家具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具(公元220-581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椅、凳、墩的出现，带来了新的起居方式，传统的席地而坐，不再是唯一的起居方式了。这一时期为高型家具的萌芽期，几乎实物流传下来，仅能从壁画、石刻和文字上的一些记载获得资料。
家具品种：几案类:几、凭几、隐囊、案;
椅凳类：椅、筌蹄、凳、胡床;
床、榻类：床、榻、步辇;
屏风、布障：屏风、步障。
此外，还有镜台、橱、箱、仪仗架等。
北魏
敦煌二五七窟北魏壁画
西魏
敦煌二八五窟西魏壁画
这些壁画中可以看出，由于佛教的传入，出现了我国家具史上最早的高型坐具。
造型与装饰特点：佛教的传入，高型坐具开始出现，并不断增加，带来了垂足坐的习俗。此时仍以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为主，高型坐具只在少数的上层人家，以及僧侣中使用，并未普及。家具上出现了与佛教有关的装饰纹样，如墩上的莲花瓣装饰等。
结构特点：西域胡床和坐具等形制渗透到中原，出现了高坐具，高型家具的出现。低坐家具高靠背椅子出现。床开始加大和增高，床与榻成封闭形式，出现了床榻的新形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具的特点：
(1)起居生活的变化。魏晋之前，“席地而坐”是自古以来祖先传下来的生活习惯。之后，襟然跪坐，侧身斜坐、盘足平坐、后斜倚坐等形式同时存在。
(2)高型家具的出现。汉代的胡床已逐渐普及民间，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高坐具家具，但使用此类家具的人数有限，仅限于上层社会或佛家僧侣。筌蹄是一种用藤或草编成的高型坐具，形似束腰长鼓。
(3)底座靠背椅子出现， 床开始加大和增高。
7.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筑工艺。 建筑特色
人字拱和一斗三升组合的结构
城市建筑
邺城 洛阳
建筑特征
成熟、圆淳
艺术简介：
从东汉末年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政治不稳定、战争破坏严重、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一个阶段。在这300多年间，社会生产的发展比较缓慢，在建筑上也不及两汉期间有那样多生动的创造和革新。但是，由于佛教的传入引起了佛教建筑的发展，高层佛塔出现了，并带来了印度、中亚一带的雕刻、绘画艺术，不仅使我国的石窟、佛像、壁画等有了巨大发展，而且也影响到建筑艺术，使汉代比较质朴的建筑风格，变得更为成熟、圆淳。
建筑类型
这个时期最突出的建筑类型是佛寺、佛塔和石窟。
初期佛寺布局与印度相仿，而后佛寺进一步中国化，不仅把中国的庭院式木架建筑使用于佛寺，而且使私家园林也成为佛寺的一部分。
佛塔是为埋藏舍利，供佛徒绕塔礼拜而作，具有圣墓性质。传到中国后，将其缩小成塔刹，和中国东汉已有的各层木构楼阁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木塔。除木塔外，还发现有石塔和砖塔。
石窟寺是在山崖上开凿出的窟洞型佛寺。自印度传入佛教后，开凿石窟的风气在全国迅速传播开来。些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佛像都由皇室或贵族、官僚出资修建，窟外还往往建有木建筑加以保护。石窟中
所保存下来的历代雕刻与绘画是我国宝贵的古代艺术珍品，其壁画、雕刻、前廊和窟檐等方面所表现的建筑形象，是我们研究南北朝时期建筑的重要资料。
建筑特色
平面多为方形。斗拱有卷杀、重叠、跳出，人字拱大量使用，有人字拱和一斗三升组合的结构，
民居建筑
建筑艺术风格
敦煌壁画中所绘最初的塔
在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间（220～589年），中国建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在进入南北朝以后变化更为迅速。建筑结构逐渐由以土墙和土墩台为主要承重部分的土木混合结构向全木构发展；砖石
结构有长足的进步，可建高数十米的塔；建筑风格由前引的古拙、强直、端庄、严肃、以直线为主的汉风，向流丽、豪放、遒劲活泼、多用曲线的唐风过渡。
典型建筑
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省东部的天水市，因该山形似麦堆而得名。麦积山石窟可能在后秦时已开始建造，魏孝文帝以后，渐趋发达。现存魏、西魏、周石窟大约三十个，麦积山石质不宜于雕刻，佛像一般都是泥塑。经过一千多年，塑像并未溃败，这种和泥法也有其特殊的地方。自隋至明清，历朝都有塑像，大塑像高达15米，小塑像高仅20多公分。
麦积山石窟是中国除敦煌、龙门、云岗三大石窟之外的较大的石窟之一。有一种“四大石窟”的说法，就是麦积山石窟其包括进去。
8.魏晋南北朝雕塑工艺
魏晋南北朝是古代雕塑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雕塑制作规模之巨大、传世作品数量之多、艺术技巧成熟，以及雕塑艺术对广大民众精神生活的影响都超过了前代。
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内各族人民，在雕塑艺术领域中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各民族的文化互相交流、融合，有力地促进了雕塑艺术的发展和提高。
佛教雕塑在这一时期居于主体地位，成就是最为突出。吸取、借鉴外国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佛教雕塑中，经过众多雕塑匠师的创作实践，丰富了中国雕塑的艺术语言。在帝王和贵族的陵墓建筑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型纪念性雕刻，和供帝王及上层人物陪葬用的陶俑等雕塑品也出现了新面貌和新成就。
出名的人：
戴逵： 改善国外传入的佛像式样而创造出为当时民众易于接受的佛教雕刻形象，为外来佛像样式的本土化改造做出了极大贡献。“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至逵始大备”。
云冈石窟里的雕塑：受了西北地区凉州造像的影响，反映出中亚造像的特色。
龙门的北魏造像：达到北朝雕刻的巅峰，呈现出浓郁的中国作风和气派。 陶俑：人物类型更为多样化。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在艺术成就上也为其后光彩夺目的唐三彩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9.魏晋南北朝民间艺术
绘画： 魏晋南北朝绘画
在这一时期中，发展得最为突出的是人物画（包括佛教人物画）和走兽画，而中国绘画中的其他各科还远未成熟，东晋顾恺之的传世作品《洛神赋图》中出现的山水只是作为人物故事画的衬景，山水画的逐步独立直到南北朝后期才趋于完成。之所以会这样，也是由于这
一时期绘画的主要任务决定的－－为政教服务，“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这也是那时绘画的一个主要特点。
魏晋南北朝绘画
发展到了西晋，己到了初步的成熟阶段。正因如此，东晋以后出现了顾恺之、戴违、陆探微、张僧韩等，北方还有杨子华、曹仲达、田僧亮诸大家，都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事实上，此时的人物画和走兽画都达到了成熟的阶段，而山水、花卉、鸟禽之类，远未成熟，有待发展。
时代象征
画坛“痴人”顾恺之
南朝梁元帝与《职贡图》
竹林七贤
名士风范与《竹林七贤》画像砖 魏晋间以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为代表的风流名士，
北朝的绘画殿堂－－敦煌莫高窟
克孜尔千佛洞菱格图案
边关岁月－－嘉峪关墓室壁画
澄怀观道与山水画因缘
音乐
南朝最突出的特点是：体题材短小，多是五言四句
北朝文人诗，既少又不好，严格来说是真正的诗人少。但是民歌却放出异彩。以《乐府诗集》为主。北朝民歌不仅内容丰富，在艺术上也有其独创性。它的语言是质朴无华的，表情是爽直坦率的，风格是豪放刚健的。
在北朝民歌中，描写游牧生活的，以《敕勒歌》为代表作：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魏晋南北朝——工艺美术鉴赏
1.魏晋南北朝玉石艺术
魏晋南北朝是玉器发展的低潮期，对这一时期遗物的考古发掘，发现的玉器很少，其中很多器物的风格同汉代一致，可能是汉代遗玉；新的玉器品种和新的类型，只是个别现象。因此，玉器总体面貌，表现为仅是汉代玉器的延续，总量大减，且少有创新品类出现；甚至“真玉”作品相对有减，代之以滑石、绿松石、青金石等的雕刻。这些都表现出此时期属玉器发展史上的低潮期。这种局面形成的主要原因是：自三国曹魏时起朝廷明令禁止厚葬。以往以玉器作为葬礼的做法受到限制；战争连绵不绝，交通不畅，玉材来源受阻，数量不足，动摇了玉器制作的物质基础；魏晋时期玄风大盛，贵族、上大夫着力突破传统礼教的樊篱致使礼仪玉器制作很少；佛教文化及其艺术品异军突起，大量佛像石刻如云冈、龙门石窟之兴建，可能吸引去众多的玉器工匠，而影响玉器的创作；道教推崇“食玉”很多玉料被食用而遭浪费。但这个时期出品的玉石瑞兽最富时代气息和艺术感染力，品格极高，成为中国传统雕塑史及玉器史的光辉篇章。
从中国艺术发展上看，社会战乱除了是文化艺术相对停滞的原因外相反地，也会促使艺术之树结出奇花异果。因为，只有超凡超常的作品，才好反映时代风云与脉搏。魏晋南北朝的艺术思想，受社会战乱的影响，艺术风格上常强调直观的描绘（刻），不尚深造的作风以及浅直的表现手法与率真的情感抒发，完全表现了时代的雄拔之
风，世人的骁能之气。故此玉石瑞兽才以雄健有力的线条，来表现它们傲骨不屈、高风跨俗的社会精神风貌。但是尽管如此，玉兽们还是被归入“瑞意”之中、作为吉祥文化的象征物加以褒扬，这仍是汉代玉器在神话宗教基础上的吉祥文化的遗泽。
魏晋南北朝从公元220年至公元589年， 369年间共有30余个王朝在这个阶段存在。其间社会动荡不安，战乱纷起，政权更替频繁。处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玉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抑制，从汉代玉器的辉煌期进入到了玉器发展的低潮期。中国玉器发展史也从此告别了“王玉时代”，玉器逐渐以装饰玉、实用赏玩玉为主，并走进了商品流通领域。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绵不绝，交通不畅，玉材来源受阻，数量不足，动摇了玉器制作的物质基础。《北史西域》记载：“于阗国，在月末西北，葱岭之北200余里，东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儿国三千里，城东30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梁书诸夷》“渴盘陀国，于阗以西小国，产金、玉，王姓葛沙氏。”。文献中所记载的于阗国，渴盘陀国都是盛产优质玉料的地区，可是连年的战争，玉石之路小国林立，致使“昆仑玉不能至矣。”大量的优质的玉料无法运到内地，造成玉料紧俏。所以这一时期的玉器材质除了有部分和田玉，更多是地方玉、玛瑙、琥珀、滑石、绿松石、青金石等。
魏晋南北朝 龙形玉佩
魏晋南北朝 滑石猪
魏晋南北朝时期玉器的器型，大致可分以下几类：
1.丧葬用玉 自三国曹魏时起朝廷明令禁止厚葬，薄葬之风兴起,导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丧 葬用玉大大减化。玉衣在这个时期已经不再制作，九窍玉也很难找到成套的，玉琀玉握的制作水平也不如以往。
2.礼仪用玉 璧、琮、圭、璜、璋、琥是传统的六种礼玉，汉代时，这六种玉器的礼制意义大大减弱，且不见璋与琮，璜、琥主要用于佩饰，只有璧与圭作为礼玉应用于朝仪、聘礼或祭祀等仪式中。魏晋南北朝礼玉的用途虽不见于文献记载，但其形制与两汉相同，其意义也
应一致。此期的礼玉数量比汉代进一步减少，说明传统礼玉的使用已近消失。
魏晋南北朝 玉组佩
3.装饰用玉 包括璜，环、玦、云形玉珩、梯形玉佩、半月形玉佩、心形玉佩、玉虎、玉剑饰、玉串饰、玉坠等。玉璜、云形玉珩、梯形玉佩和半月形玉佩的数量较多，它们组成的成套佩饰是这一时期常见的玉组佩形式。汉代完整全套的玉剑饰包括剑首、剑格、剑璏和剑珌，大多出自级别较高的诸侯王墓中，魏晋南北朝时玉剑饰的数量和种类大大减少，仅见玉剑首和玉剑璏。（志） 图 玉珩héng
4.生活用具 包括玉印、玉钗、玉带钩，玉棋子、玉小方牌、玉樽、玉栀、玉耳杯和玉盏等。这些玉器的制作都较精致，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装饰意义。
5.陈设用品 随着东汉末年佛教的盛行，出现了用玉制成的佛造像。陈设用玉还有玉辟邪、玉瑞兽等，目前所见多为传世品。
魏晋南北朝玉器的纹饰风格有三个特点：
(1) 是汉代玉器纹饰风格的沿袭；
(2) 是唐代粗阴线纹饰的肇始；
(3) 是玉器以素面为主。
2.魏晋南北朝陶瓷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创制出白瓷，为我国制瓷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自从东汉发明瓷器以来，我国瓷业得到了连续不断的发展，在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瓷业高潮迭起，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著名窑场和不朽名瓷。魏晋南北朝是中国陶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此间南方烧造青瓷的窑场迅速增多，烧造规模扩大；北方于南北朝时期烧制成功白瓷。白瓷的烧造成功是我国陶瓷史上的大事，它为陶瓷美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制瓷业有了很大发展，基本上摆脱了东汉晚期承袭陶器和原始瓷器工艺的传统，具有自己的特点。在成型方法上，除轮制技术有所提高外，还采用了拍、印、雕、堆和模制等技法。由于瓷器性能优于陶器，而且制瓷原料充足，烧制成本相对较低，瓷器逐渐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等。 三国时，因瓷器刚兴起不久，瓷器造型和装饰基本仍保留着汉代的许多特征，纹饰简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瓷业有了很大的进步。两晋时，金华婺州窑在粗质瓷胎上首先应用了化妆土，使粗糙的坯体表面变得光滑、整洁，坯体较深的颜色得以覆盖，釉层外观显得美观、光亮。西晋的瓷器以印花为主，主要有弦纹、方格纹、菱形纹、网纹等，并组成条带状，装饰在器物的肩部、腹部。到了西晋后期，青釉瓷上出现了褐色点彩或彩绘的新工艺。东晋瓷器印花装饰减少，
多为褐色斑点，主要装饰在器物的腹、口沿部位。南北朝时期，由于受佛教的影响，刻划莲花瓣纹开始流行起来。北朝后期，在北方出现了白釉瓷器。南方瓷业中出现了最早的匣钵烧造，匣钵是瓷器焙烧时置放坯件，并对坯件起保护作用的匣状窑具。它的封闭性好，提高了瓷器的质量；它的承重力强，提高了瓷器的产量，使瓷器的质、量大幅度提高。这一时期青瓷发展到极高水平，为隋唐瓷器“南青北白”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瓷虎子
瓷熏炉
青釉褐彩鸡首壶，东晋，口径5.5厘米，高15.4厘米。壶盘口，鸡首状短流，鼓腹，平底，俗称“鸡首壶”。肩部两侧有桥形系，并有一弧形柄连接口沿。通体施青釉，壶口与鸡首处点缀褐彩，有画龙点睛之妙。鸡首始见于西晋，与羊首壶同类。早期壶的流口多为实心，不能出水。至东晋时期，流口疏通，成为这一时期南方的主要日用茶具之一。
青釉褐斑四系壶，高17.9厘米，口径8.4厘米。壶洗口，长颈，丰肩，鼓腹，腹下内收，平底。底部无釉，有支烧痕迹。肩部刻划弦纹两道，四面分别饰一横向系。外口凸起弦纹一道，器身施半截釉，釉色青黄，散布有垂淌的褐斑。此器为东晋时期所制，褐色彩斑装饰面积较大，形态千变万化，或似泼墨，或似树叶，装饰效果猗丽，十分罕见，属于南方青瓷越窑系。
青釉褐斑羊头壶，高23.8厘米，口径10.8厘米，底径10.8厘米。壶口浅盘式，细颈，球形腹，平底。肩部一侧置羊头形流，相对一侧置曲柄，另外两侧各置一横系。通体施青绿色釉，底部无釉。在壶口沿、羊头及系上均涂点褐斑。肩部暗刻划弦纹两道。此壶的精彩之处在于羊头形壶流，羊口微张，颚下一缕胡须，双目外凸，双角向后弯曲，双睛涂点褐彩，颇具神韵。青瓷发展到东晋时期，装饰上呈现出新的特点。西晋青瓷上盛行的带状印纹或刻纹此时已基本消失，代之以刻划的弦纹，或者光素无纹饰，形成简洁朴素的风格。但西晋晚期出现的褐斑装饰至东晋时却大为流行。这些特征在这件器物上均有体现。
青瓷四系鸟钮盖缸，通高9.3厘米，口径8.2厘米，足径8.2厘米。盖缸敛口，扁腹，圜足外撇，肩部四面各饰一条形系。外壁模印菱形锦地网格纹，间饰划线弦纹。器物内外皆施青釉，圜足内素胎无釉。盖圆形，盖口可以合于缸口内。盖面饰三道凹陷的款弦纹，盖顶雕塑一对小鸟，情态活泼可爱，展翅翘尾相对而立，栩栩如生。此器为西晋时期所制，属于南方青瓷越窑系，造型新颖别致，反映出当时工匠们高超的制瓷技艺。
青釉鸡头壶，高24.4厘米，口径8.8厘米，底径10.7厘米。壶洗口，长颈，丰肩，直腹下敛，平底，底有支烧痕。肩部一侧雕塑鸡首流，相对一侧为一弧柄，另外两侧各饰一桥形系。肩部刻弦纹两周，并刻双层覆莲瓣纹。器通体时青釉，外壁施釉不到底，有垂釉的现象，釉色青黄，有细小的开片。这件以莲花瓣纹作装饰的鸡头。
青釉刻花单柄壶，高21.3厘米，口径11厘米，足径12.4厘米。壶口折沿，短颈，圆腹，平底。肩部两侧置对称双条形系，另一侧有管状短流，与流相对的一侧为一单柄，柄尖高起微向外卷。壶体饱满、浑圆。胎体厚重，呈灰白色。内外均施青釉，釉色青绿，釉厚处透明，玻璃质感强。此壶纹饰共有三组，肩部及腹下刻仰覆莲瓣各一周，两层莲瓣间，刻忍冬纹，每层纹饰之间隔以弦纹。纹饰层次清晰，线条简洁、明快、流畅。此壶的造型袭西晋时壶的样式，并有较大改进，增强了装饰效果，提高了实用价值，是研究壶形演变的重要文物，堪称南朝青瓷的代表作品。壶表现出南北青瓷融合的时代特征。
3.魏晋南北朝青铜艺术
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青铜制品，从器物种类到风格特征上看，主要是沿袭两汉以来的传统。但较汉代铜器要粗糙许多。各民族的融合使汉代青铜器在铸造上表现相互学习和借鉴而形成的共同的文化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青铜器的种类和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铜器种类仍以日常生活用器为主，主要有：釜、礁斗、勺、酒樽、耳杯、洗、博山炉、灯、炭炉、熨斗、唾壶、铜镜等等；武器主要有弩机、刀；车马器主要有镳、辖。考古发现的这‘时期的墓葬，大量的随葬品是陶瓷器，青铜器很少，一般仅一件，或三、五件不等。一一些主要青铜器的特征与东汉时代仅有细微差异，很难区别。
鐎斗：其形体常常较先前瘦高些，长柄柄端除仍有作兽头形者外，还常以龙首作装饰。
酒樽：两汉时代的酒樽，多作圆形，直壁或圆形鼓腹，下均有三短足，有的在腹壁有二铺首。两晋时期的酒樽有的则做成长筒形、平底、下有三短足。
铜洗：江苏宜兴晋周处墓和其它地区的晋墓都有发现，其特点基本上沿袭汉代作风。
铜灯：这时期铜灯上常有纪年，传世的西晋元康元年雁足灯即是。雁足灯是三国两晋时期铜灯的主要类型。
青铜弩机：这一时期青铜弩机相当发达，在形制上与两汉不易区别，但许多弩机均具铭，有的还有纪年，因而可确定其绝对年代，如魏青龙三年弩机。
魏晋南北朝的青铜生活用器已进一步被陶瓷器、铁器所代替。青铜器以素面为主，外表较粗糙，仅少部分青铜器具有简单的弦纹，铜洗中饰有鱼纹。也有少数制品鎏金。
南北朝时期的铜镜，可能受佛教造像及石刻的影响，人物形象秀丽、清瘦，神兽又瘦又长。出现的十二生肖半浮雕铜镜，多以方纹、水纹等为地纹。
三国魏晋铜镜的铭文也很丰富，特别是吴的纪年铭，如“黄武”、“黄龙”等年号，为铜镜的断代提供了重要资料。
由于这一时期南北分裂局面较长，所以铜镜在铸造形式和流行方面，也表现出了南北差异。在北方，铜镜铸造急剧衰退，曹魏、西晋时，铜镜还比较流行，但从十六国直到北朝后期，几乎陷于一蹶不振的地步。但在洛都仍有较好的产品，多见连弧纹镜、夔凤纹镜，还有龙珠纹铜镜。在南方，铜镜的衰退要比北方晚一个多世纪，吴和西晋时还兴盛一时，直到南朝后期才大为衰退，铜镜的直径不仅小而且薄，铸造劣。南方主要流行神兽镜和画像镜。
总体来说，魏晋南北朝青铜器的制作比两汉时代衰落了。青铜器种类仍以日常生活用器为主，风格特征主要沿袭两汉以来的传统，但是，这一时期青铜器要比汉代粗糙许多。
这一时期值得称道的青铜器只有两个方面：一是铸铜佛像大兴，数量相当，且艺术价值甚高；二是铜镜的制作，在汉代的基础上有了发展，不仅制作技术精进，而且出现那武昌、上虞等制镜中心。
4.魏晋南北朝金银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银器数量较多。金银器的社会功能进一步扩大，制作技术更加娴熟，器形、图案也不断创新。较为常见的金银器仍为饰。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在从魏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艺术空前发展。这些在金银器的形制纹样发展中，都曾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两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拓跋部的金银器造型仍以动物为主，分单体、群体和动物咬斗三种类型，多为虎、熊等一类凶猛的食肉动物。
单体动物采用铸造、圆雕、镶嵌工艺，表现兽的全身和兽面。群体以同种动物两两相对或相背排列，构成整体图案。动物咬斗表现凶猛动物对温驯动物的撕咬场面。动物纹的写实性艺术较强，有的造型融写实与抽象为一体，多采用模铸，结合平面浮雕、透雕、圆雕的工艺，间有圆雕与镶嵌结合的手法，增加了动物造型的立体效果和直观艺术。而慕容部金银器的纹饰则为花树、云朵、龙凤、鹿、羊、佛像、粟粒等，从总体上看，具有草原特征的动物纹不再占有主要地位，退
居次位的动物纹采取图案化处理，外来文化纹饰种类的比例增多。
北魏时期，鲜卑金银器以素面较多，动物造型多为羊、马首、牛首、龙，出现了具有波斯风格的装饰艺术。采用模铸、焊接、金珠细工、镶嵌、錾刻、冲凿等工艺，尤其是金珠细工和镶嵌的结合，成为这一时期金银器工艺的一个显著特征，此为北方草原地区金银器发展的深化期。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这个时期的金银器数量较多。金银器的社会功能进一步扩大，制作技术更加娴熟，器型、图案也不断创新。较为常见的金银器仍为饰品。
5.魏晋南北朝漆器艺术
西晋以后到南北朝，由于佛教的盛行，出现利用夹纻工艺所造的大型佛像，此时的漆工艺被用来为宗教信仰服务，夹纻胎漆器也因而发展。所谓的夹纻是以漆辉和麻布造型作为漆胎，胎骨轻巧而坚牢。 西汉漆工艺基本上继承了战国的风格，但有新的发展，生产规模更大，产地分布更广。出现了大型器物，如直径超过70厘米的盘，高度接近60厘米的钟等。同时能巧妙地把若干小件组装成一器，如盒内装6具顺叠、1具反扣的耳杯，薄胎单层或双层的漆奁，内装5具、7具或更多的不同大小及形状的小盒等。新兴的技法有针划填金的金，用稠厚物质堆写成花纹的堆漆等。尤其是器顶镶金属花叶，以玛瑙或琉璃珠作钮，器口器身镶金、银扣及箍，其间用金或银箔嵌贴镂刻的人物、神怪、鸟兽形象，并以彩绘的云气，山石等作衬托，更是前所未有。西汉漆器多刻铭文，详列官员及工匠名。东汉魏晋南北朝期间漆器的出土，比起前代显得十分稀少，这与葬俗的改变有一定的关系。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承袭了汉代传统的基础上，漆器开始向多样化发展，工艺装饰手法也更加细致深化。这一时期，漆器纹饰表现现实生活的内容增加，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草虫入画，舞蹈、音乐、宴会、狩猎以及人物叙事等叙事性内容，开始较多地出现在漆器上。唐代经济文化繁荣，随着瓷器的普及，漆器的使用价值被价格低廉的瓷器所代替，漆器制作逐渐朝着华美富丽的工艺品方向发展。主要表现为髹漆品种和技法的创新、金银平脱的盛行、螺钿镶嵌的发
展、雕漆的出现。
虽然南北朝时期保存至今的漆器很少，但它是中国古代漆器制作发展的一个转变期。它的转变又反映在日益由奢侈形转变为日常生活用具而大量生产。
彩绘鸟兽鱼纹漆槅
彩绘贵族生活图漆盘
我们大致可以对两晋漆器有如下判断：两晋漆器用彩丰富，绘画技巧精细；器物造型方面，亦有了新型的品种，墓中出土的长方形双耳漆托盘，扇形漆攒盒，都是这一时期流行的漆器。
彩绘宴乐图漆盘
彩绘出巡图奁
北魏漆器的重要发现是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器屏风和宁夏国君的奇观。漆屏风较完整的有五块，木板制成，板面通髹朱漆，标题处再题黄漆，上面写有黑字，木板两面都有漆画，内容大致采用汉代的《列女传》等。漆画中的线条用黑色，人物面部、手部用铅白，衣服道具用黄、青、绿、红、蓝、灰等色。采用了色彩渲染及铁线描技法，与东晋顾恺之的画法极为相似，大片的题论和标题文字也是少见的北魏书法。
屏风漆画列女古贤图
6.魏晋南北朝家具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具(公元220-581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椅、凳、墩的出现，带来了新的起居方式，传统的席地而坐，不再是唯一的起居方式了。这一时期为高型家具的萌芽期，几乎实物流传下来，仅能从壁画、石刻和文字上的一些记载获得资料。
家具品种：几案类:几、凭几、隐囊、案;
椅凳类：椅、筌蹄、凳、胡床;
床、榻类：床、榻、步辇;
屏风、布障：屏风、步障。
此外，还有镜台、橱、箱、仪仗架等。
北魏
敦煌二五七窟北魏壁画
西魏
敦煌二八五窟西魏壁画
这些壁画中可以看出，由于佛教的传入，出现了我国家具史上最早的高型坐具。
造型与装饰特点：佛教的传入，高型坐具开始出现，并不断增加，带来了垂足坐的习俗。此时仍以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为主，高型坐具只在少数的上层人家，以及僧侣中使用，并未普及。家具上出现了与佛教有关的装饰纹样，如墩上的莲花瓣装饰等。
结构特点：西域胡床和坐具等形制渗透到中原，出现了高坐具，高型家具的出现。低坐家具高靠背椅子出现。床开始加大和增高，床与榻成封闭形式，出现了床榻的新形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具的特点：
(1)起居生活的变化。魏晋之前，“席地而坐”是自古以来祖先传下来的生活习惯。之后，襟然跪坐，侧身斜坐、盘足平坐、后斜倚坐等形式同时存在。
(2)高型家具的出现。汉代的胡床已逐渐普及民间，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高坐具家具，但使用此类家具的人数有限，仅限于上层社会或佛家僧侣。筌蹄是一种用藤或草编成的高型坐具，形似束腰长鼓。
(3)底座靠背椅子出现， 床开始加大和增高。
7.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筑工艺。 建筑特色
人字拱和一斗三升组合的结构
城市建筑
邺城 洛阳
建筑特征
成熟、圆淳
艺术简介：
从东汉末年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政治不稳定、战争破坏严重、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一个阶段。在这300多年间，社会生产的发展比较缓慢，在建筑上也不及两汉期间有那样多生动的创造和革新。但是，由于佛教的传入引起了佛教建筑的发展，高层佛塔出现了，并带来了印度、中亚一带的雕刻、绘画艺术，不仅使我国的石窟、佛像、壁画等有了巨大发展，而且也影响到建筑艺术，使汉代比较质朴的建筑风格，变得更为成熟、圆淳。
建筑类型
这个时期最突出的建筑类型是佛寺、佛塔和石窟。
初期佛寺布局与印度相仿，而后佛寺进一步中国化，不仅把中国的庭院式木架建筑使用于佛寺，而且使私家园林也成为佛寺的一部分。
佛塔是为埋藏舍利，供佛徒绕塔礼拜而作，具有圣墓性质。传到中国后，将其缩小成塔刹，和中国东汉已有的各层木构楼阁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木塔。除木塔外，还发现有石塔和砖塔。
石窟寺是在山崖上开凿出的窟洞型佛寺。自印度传入佛教后，开凿石窟的风气在全国迅速传播开来。些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佛像都由皇室或贵族、官僚出资修建，窟外还往往建有木建筑加以保护。石窟中
所保存下来的历代雕刻与绘画是我国宝贵的古代艺术珍品，其壁画、雕刻、前廊和窟檐等方面所表现的建筑形象，是我们研究南北朝时期建筑的重要资料。
建筑特色
平面多为方形。斗拱有卷杀、重叠、跳出，人字拱大量使用，有人字拱和一斗三升组合的结构，
民居建筑
建筑艺术风格
敦煌壁画中所绘最初的塔
在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间（220～589年），中国建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在进入南北朝以后变化更为迅速。建筑结构逐渐由以土墙和土墩台为主要承重部分的土木混合结构向全木构发展；砖石
结构有长足的进步，可建高数十米的塔；建筑风格由前引的古拙、强直、端庄、严肃、以直线为主的汉风，向流丽、豪放、遒劲活泼、多用曲线的唐风过渡。
典型建筑
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省东部的天水市，因该山形似麦堆而得名。麦积山石窟可能在后秦时已开始建造，魏孝文帝以后，渐趋发达。现存魏、西魏、周石窟大约三十个，麦积山石质不宜于雕刻，佛像一般都是泥塑。经过一千多年，塑像并未溃败，这种和泥法也有其特殊的地方。自隋至明清，历朝都有塑像，大塑像高达15米，小塑像高仅20多公分。
麦积山石窟是中国除敦煌、龙门、云岗三大石窟之外的较大的石窟之一。有一种“四大石窟”的说法，就是麦积山石窟其包括进去。
8.魏晋南北朝雕塑工艺
魏晋南北朝是古代雕塑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雕塑制作规模之巨大、传世作品数量之多、艺术技巧成熟，以及雕塑艺术对广大民众精神生活的影响都超过了前代。
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内各族人民，在雕塑艺术领域中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各民族的文化互相交流、融合，有力地促进了雕塑艺术的发展和提高。
佛教雕塑在这一时期居于主体地位，成就是最为突出。吸取、借鉴外国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佛教雕塑中，经过众多雕塑匠师的创作实践，丰富了中国雕塑的艺术语言。在帝王和贵族的陵墓建筑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型纪念性雕刻，和供帝王及上层人物陪葬用的陶俑等雕塑品也出现了新面貌和新成就。
出名的人：
戴逵： 改善国外传入的佛像式样而创造出为当时民众易于接受的佛教雕刻形象，为外来佛像样式的本土化改造做出了极大贡献。“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至逵始大备”。
云冈石窟里的雕塑：受了西北地区凉州造像的影响，反映出中亚造像的特色。
龙门的北魏造像：达到北朝雕刻的巅峰，呈现出浓郁的中国作风和气派。 陶俑：人物类型更为多样化。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在艺术成就上也为其后光彩夺目的唐三彩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9.魏晋南北朝民间艺术
绘画： 魏晋南北朝绘画
在这一时期中，发展得最为突出的是人物画（包括佛教人物画）和走兽画，而中国绘画中的其他各科还远未成熟，东晋顾恺之的传世作品《洛神赋图》中出现的山水只是作为人物故事画的衬景，山水画的逐步独立直到南北朝后期才趋于完成。之所以会这样，也是由于这
一时期绘画的主要任务决定的－－为政教服务，“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这也是那时绘画的一个主要特点。
魏晋南北朝绘画
发展到了西晋，己到了初步的成熟阶段。正因如此，东晋以后出现了顾恺之、戴违、陆探微、张僧韩等，北方还有杨子华、曹仲达、田僧亮诸大家，都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事实上，此时的人物画和走兽画都达到了成熟的阶段，而山水、花卉、鸟禽之类，远未成熟，有待发展。
时代象征
画坛“痴人”顾恺之
南朝梁元帝与《职贡图》
竹林七贤
名士风范与《竹林七贤》画像砖 魏晋间以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为代表的风流名士，
北朝的绘画殿堂－－敦煌莫高窟
克孜尔千佛洞菱格图案
边关岁月－－嘉峪关墓室壁画
澄怀观道与山水画因缘
音乐
南朝最突出的特点是：体题材短小，多是五言四句
北朝文人诗，既少又不好，严格来说是真正的诗人少。但是民歌却放出异彩。以《乐府诗集》为主。北朝民歌不仅内容丰富，在艺术上也有其独创性。它的语言是质朴无华的，表情是爽直坦率的，风格是豪放刚健的。
在北朝民歌中，描写游牧生活的，以《敕勒歌》为代表作：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