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格在人们印象中的郑成功，一直是手持宝剑、屹立船头的军人形象。他的另一重身份一直被意识形态磁场所屏蔽。其实，这一重身份于中国精神史可能更有意义，那就是：商人兼海盗。 明王朝的专制权力没有扩展到海上。在这个帝国内，离开了海岸线就等于逃离了那个腐蚀性的体制。郑成功的阳刚、忠义、武勇，主要是基于他血液中的“海盗基因”。换句话，郑成功代表的是民间的、与政府对立的力量。正是因为逃脱了政府的控制，他和他的武装才避免了被专制政权阉割，侥幸保留了男人的质朴、健康和活力。 １６４６年二月，清军大举南征，兵锋直指郑芝龙（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投降后，往日的郑氏贸易帝国一下子群龙无首，四分五裂，海外贸易陷入低潮。此时性格中一直燃烧着明亮的“少年性”的郑成功，毅然作出与父亲截然不同的选择，他起兵后，立刻加以招徕整合，重新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商业力量，郑成功由此也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国际贸易商。那个时候，郑成功在东南亚国际贸易中占据绝对垄断地位，他的船队远达日本、菲律宾、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贸易额占整个中华对外贸易额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据今日学者估计，郑成功对日本贸易的利润，平均每年约达一百四十一万两银；对东南亚贸易的全部利润额，平均每年在九十三万到一百二十八万两银之间。两项相加，平均每年二百三十四万至二百六十九万两银。如果按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人民币两百元计算，则利润额为每年五亿元人民币左右，其数目十分惊人。 如此庞大的利润来源于武力支撑。没有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郑成功不可能在东南亚海上贸易上占据垄断地位。那些不在他直接控制之下的商人，也不得不向他交纳高额的保护费，以获得海上的安全。不听从他命令的中国商船，随时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不妨称郑成功是当时海上最大的海盗集团。 郑成功凭武力主宰着东南亚海洋，并制定着海上的规则。同时，他又以海上贸易的巨额利润，来支撑军费支出。虽然名义上归大明皇帝所有，但从诞生的那一天起，郑成功的军队就完全是一支私人武装，郑氏海商集团，代表的完全是中国的民间力量。 这支力量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们还没有聪明到分别“天朝的草”和“夷人的苗”的程度，郑氏海军在自己的船只上安装了按西洋方式制造出来的大炮，并且开始使用投掷式火药瓶。这些民间海上力量，因为早期与日本海盗的合作，以及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的频繁交往，学会了更为先进的航海技术与远航能力，同时在海上作战的战术上吸取了西洋人和日本人的长处。所以，他们才有可能约束了荷兰人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成为东亚海洋发展和海洋贸易的主导力量。 郑成功与荷兰人在乌特勒支堡的攻防战，是亚洲军事史上东西方之间最早的近代武器攻防战役之一。双方都动用了大量的火药、炮弹，郑军扬弃了传统的弓箭、大刀，也使用了战壕、炮垒的进攻中的防御手段。在战争进行中，梅（荷兰军的谈判特使）和他的译员经过郑军阵地时，曾仔细观察了郑军的防御工事，梅惊讶地看到：“他们用那么坚固的防墙，来防守架在那里炮轰碉堡的大炮，以免被热兰遮城堡炮击，那道防墙足足有五六个，甚至七个堡篮那么宽，两个堡篮那么高，约有十六到十七英尺（四米八到五米一）那么厚，约有十一到十二英尺（三米三到三米六）那么高，在墓园和市场都可看到这样的防墙。”这场战斗显示了郑军突出的学习能力。而这种近代作战方式，在一百八十年后的鸦片战争中，却根本不被中国军队所知。 然而，他却感受不到多少胜利之后的喜悦和兴奋。就在郑成功指挥军队奋勇战斗的同时，从大陆上风传而来的种种消息，都一再令他心惊胆寒。就在乌特勒支堡的攻防战进行到最紧要的关头，从大陆回来的家人赶到他的营帐，告诉他一个不幸的传闻：“太师老爷”又一次被满洲人抓了起来，看样子凶多吉少。 “太师老爷”是指郑芝龙。 郑芝龙降清之后，并没有实现他的如意算盘。由于郑芝龙的表现过于积极热情，满洲人对这个诡计多端的老海盗放心不下，把他挟回北京，仅授予他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空头官衔。郑成功起军反清之后，满洲人对郑芝龙怀疑更深，以为他们父子在唱武力要挟的双簧。因此，郑芝龙陷入了难言的尴尬。不但荣华富贵不能到手，清人还以他为诱饵，把他放到案板上做举刀欲杀状，“借父以胁子”，威逼郑成功投降。 郑芝龙当然不遗余力。他多次写信并派亲人到郑成功处劝降。清人杨英著《先王实录》记载了其中一次的情形：郑成功的弟弟作为特使，来见郑成功。“跪下涕泪涟涟称，父在京许多斡旋，此番不就，全家难保，乞勉强受诏。”过两天，又来。“涕泣恳告曰：二使此番失意而回，大事难矣！我等复命，必无生理，并太师老爷亦难。” 起兵以来十余年间，郑成功无一日不在“忠”与“孝”的夹缝中煎熬。虽然在大义上毅然与父亲决裂，然而，父子天性又如何能够断绝。郑成功是郑芝龙最钟爱的儿子，对郑成功的宠爱栽培无以复加，父子感情深过一般情形。郑成功深知每一次与清人血战，都要冒着激怒清人、老父被杀的危险。因此，郑成功虽早已决定“移孝作忠”，却不得不在表面上与清人虚与委蛇，边打边谈，假借与清人和谈，以保住老父及家人的生命。同时，借和谈的幌子，私下遣使与老父互通书信，在信中道出自己心事说：“但因一人在北，不得不暂作痴呆耳。”“我岂非人类而忘父耶。”“乃到所以强忍须臾不得轻身一掷者，徒南望吾君，云天万里，北望吾父，喘息重圜，恐一朝落机阱，饱虎狼，为妇孺所笑，负君父重恩，靡有极端耳。”其情状之悲苦惨然，跃然纸上。虽然在表现上，郑成功是一个大义灭亲的铁汉，然父子之情常使他不能自已，常于中夜起立北向，私自痛哭失声。“父子天性，情何以堪，以故居常悒忧。” 由于郑成功拒不投降，满洲人对郑芝龙的迫害一步步加深。先是软禁在京，后是被捕入狱，最后又举家被流放到宁古塔。之所以始终不杀者，是因为清人一直对招降郑成功报有一线希望。 东征台湾，有可能使郑芝龙最终丧命，对这一点，郑成功心里比谁都清楚。因为征台之举，向整个中国证明了郑成功不可能回头。老父也因此没有了利用价值。所以，发兵的那一天起，郑成功在心里其实就在默默等待着不幸消息的到来。 然而，当这个消息最终落实之时，郑成功还是没能使自己像期望中那样平静下来。就在与荷兰人谈判的过程中，准确的消息终于传来，１６６１年十月初三，老父终因自己拒不投降，全家十一人被清人杀戮，报至，“成功先叱为妄，然中夜悲号，不能自已，乃发丧，一军皆缟素。” “忠臣孝子”，是那个时代每一个男人的最高自我期许。命运对郑成功似乎格外吝啬，只允许他从中选择一样。郑成功用牺牲“孝子”为代价，以期成就“忠臣”，孰料孝既不能，忠最后也成泡影。 清康熙元年（１６６２）四月，就在郑成功初步平复丧父之痛，大举组织移民，准备把台湾建成复明基地之时，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被吴三桂深入缅甸擒杀，大明皇统至此彻底断绝。 也就是说，郑成功这个最后的忠臣，已经没有了可效忠的对象。他竭尽全力，攻下台湾以图复明，而大明已经彻底灭亡。 不能不说，命运和郑成功开了个彻底的玩笑。 收复台湾，在郑成功看来，完全是因为以此支持反清复明大局才有意义。明既不能复，收复此岛，对郑成功又有何益？回顾一生，郑成功看到他一生其实一无所成。他戎马一生，仅保二岛，两次南下勤王，都成虚行，一次问鼎中原，则大败而回。奋斗到最后，父母兄弟包括侄子，都不能保住。在还没有来得及起兵之时，那个赐郑成功国姓的隆武皇帝即已倾覆。后来，郑成功虽然奉永历正朔，然而永历远在云南，兵微将寡，与郑成功难通消息，有君实似无君。而至此，连这个象征性的君主，这个精神支柱也已失去。郑成功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坚持到底为了什么。 （摘自《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定格在人们印象中的郑成功，一直是手持宝剑、屹立船头的军人形象。他的另一重身份一直被意识形态磁场所屏蔽。其实，这一重身份于中国精神史可能更有意义，那就是：商人兼海盗。 明王朝的专制权力没有扩展到海上。在这个帝国内，离开了海岸线就等于逃离了那个腐蚀性的体制。郑成功的阳刚、忠义、武勇，主要是基于他血液中的“海盗基因”。换句话，郑成功代表的是民间的、与政府对立的力量。正是因为逃脱了政府的控制，他和他的武装才避免了被专制政权阉割，侥幸保留了男人的质朴、健康和活力。 １６４６年二月，清军大举南征，兵锋直指郑芝龙（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投降后，往日的郑氏贸易帝国一下子群龙无首，四分五裂，海外贸易陷入低潮。此时性格中一直燃烧着明亮的“少年性”的郑成功，毅然作出与父亲截然不同的选择，他起兵后，立刻加以招徕整合，重新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商业力量，郑成功由此也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国际贸易商。那个时候，郑成功在东南亚国际贸易中占据绝对垄断地位，他的船队远达日本、菲律宾、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贸易额占整个中华对外贸易额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据今日学者估计，郑成功对日本贸易的利润，平均每年约达一百四十一万两银；对东南亚贸易的全部利润额，平均每年在九十三万到一百二十八万两银之间。两项相加，平均每年二百三十四万至二百六十九万两银。如果按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人民币两百元计算，则利润额为每年五亿元人民币左右，其数目十分惊人。 如此庞大的利润来源于武力支撑。没有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郑成功不可能在东南亚海上贸易上占据垄断地位。那些不在他直接控制之下的商人，也不得不向他交纳高额的保护费，以获得海上的安全。不听从他命令的中国商船，随时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不妨称郑成功是当时海上最大的海盗集团。 郑成功凭武力主宰着东南亚海洋，并制定着海上的规则。同时，他又以海上贸易的巨额利润，来支撑军费支出。虽然名义上归大明皇帝所有，但从诞生的那一天起，郑成功的军队就完全是一支私人武装，郑氏海商集团，代表的完全是中国的民间力量。 这支力量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们还没有聪明到分别“天朝的草”和“夷人的苗”的程度，郑氏海军在自己的船只上安装了按西洋方式制造出来的大炮，并且开始使用投掷式火药瓶。这些民间海上力量，因为早期与日本海盗的合作，以及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的频繁交往，学会了更为先进的航海技术与远航能力，同时在海上作战的战术上吸取了西洋人和日本人的长处。所以，他们才有可能约束了荷兰人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成为东亚海洋发展和海洋贸易的主导力量。 郑成功与荷兰人在乌特勒支堡的攻防战，是亚洲军事史上东西方之间最早的近代武器攻防战役之一。双方都动用了大量的火药、炮弹，郑军扬弃了传统的弓箭、大刀，也使用了战壕、炮垒的进攻中的防御手段。在战争进行中，梅（荷兰军的谈判特使）和他的译员经过郑军阵地时，曾仔细观察了郑军的防御工事，梅惊讶地看到：“他们用那么坚固的防墙，来防守架在那里炮轰碉堡的大炮，以免被热兰遮城堡炮击，那道防墙足足有五六个，甚至七个堡篮那么宽，两个堡篮那么高，约有十六到十七英尺（四米八到五米一）那么厚，约有十一到十二英尺（三米三到三米六）那么高，在墓园和市场都可看到这样的防墙。”这场战斗显示了郑军突出的学习能力。而这种近代作战方式，在一百八十年后的鸦片战争中，却根本不被中国军队所知。 然而，他却感受不到多少胜利之后的喜悦和兴奋。就在郑成功指挥军队奋勇战斗的同时，从大陆上风传而来的种种消息，都一再令他心惊胆寒。就在乌特勒支堡的攻防战进行到最紧要的关头，从大陆回来的家人赶到他的营帐，告诉他一个不幸的传闻：“太师老爷”又一次被满洲人抓了起来，看样子凶多吉少。 “太师老爷”是指郑芝龙。 郑芝龙降清之后，并没有实现他的如意算盘。由于郑芝龙的表现过于积极热情，满洲人对这个诡计多端的老海盗放心不下，把他挟回北京，仅授予他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空头官衔。郑成功起军反清之后，满洲人对郑芝龙怀疑更深，以为他们父子在唱武力要挟的双簧。因此，郑芝龙陷入了难言的尴尬。不但荣华富贵不能到手，清人还以他为诱饵，把他放到案板上做举刀欲杀状，“借父以胁子”，威逼郑成功投降。 郑芝龙当然不遗余力。他多次写信并派亲人到郑成功处劝降。清人杨英著《先王实录》记载了其中一次的情形：郑成功的弟弟作为特使，来见郑成功。“跪下涕泪涟涟称，父在京许多斡旋，此番不就，全家难保，乞勉强受诏。”过两天，又来。“涕泣恳告曰：二使此番失意而回，大事难矣！我等复命，必无生理，并太师老爷亦难。” 起兵以来十余年间，郑成功无一日不在“忠”与“孝”的夹缝中煎熬。虽然在大义上毅然与父亲决裂，然而，父子天性又如何能够断绝。郑成功是郑芝龙最钟爱的儿子，对郑成功的宠爱栽培无以复加，父子感情深过一般情形。郑成功深知每一次与清人血战，都要冒着激怒清人、老父被杀的危险。因此，郑成功虽早已决定“移孝作忠”，却不得不在表面上与清人虚与委蛇，边打边谈，假借与清人和谈，以保住老父及家人的生命。同时，借和谈的幌子，私下遣使与老父互通书信，在信中道出自己心事说：“但因一人在北，不得不暂作痴呆耳。”“我岂非人类而忘父耶。”“乃到所以强忍须臾不得轻身一掷者，徒南望吾君，云天万里，北望吾父，喘息重圜，恐一朝落机阱，饱虎狼，为妇孺所笑，负君父重恩，靡有极端耳。”其情状之悲苦惨然，跃然纸上。虽然在表现上，郑成功是一个大义灭亲的铁汉，然父子之情常使他不能自已，常于中夜起立北向，私自痛哭失声。“父子天性，情何以堪，以故居常悒忧。” 由于郑成功拒不投降，满洲人对郑芝龙的迫害一步步加深。先是软禁在京，后是被捕入狱，最后又举家被流放到宁古塔。之所以始终不杀者，是因为清人一直对招降郑成功报有一线希望。 东征台湾，有可能使郑芝龙最终丧命，对这一点，郑成功心里比谁都清楚。因为征台之举，向整个中国证明了郑成功不可能回头。老父也因此没有了利用价值。所以，发兵的那一天起，郑成功在心里其实就在默默等待着不幸消息的到来。 然而，当这个消息最终落实之时，郑成功还是没能使自己像期望中那样平静下来。就在与荷兰人谈判的过程中，准确的消息终于传来，１６６１年十月初三，老父终因自己拒不投降，全家十一人被清人杀戮，报至，“成功先叱为妄，然中夜悲号，不能自已，乃发丧，一军皆缟素。” “忠臣孝子”，是那个时代每一个男人的最高自我期许。命运对郑成功似乎格外吝啬，只允许他从中选择一样。郑成功用牺牲“孝子”为代价，以期成就“忠臣”，孰料孝既不能，忠最后也成泡影。 清康熙元年（１６６２）四月，就在郑成功初步平复丧父之痛，大举组织移民，准备把台湾建成复明基地之时，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被吴三桂深入缅甸擒杀，大明皇统至此彻底断绝。 也就是说，郑成功这个最后的忠臣，已经没有了可效忠的对象。他竭尽全力，攻下台湾以图复明，而大明已经彻底灭亡。 不能不说，命运和郑成功开了个彻底的玩笑。 收复台湾，在郑成功看来，完全是因为以此支持反清复明大局才有意义。明既不能复，收复此岛，对郑成功又有何益？回顾一生，郑成功看到他一生其实一无所成。他戎马一生，仅保二岛，两次南下勤王，都成虚行，一次问鼎中原，则大败而回。奋斗到最后，父母兄弟包括侄子，都不能保住。在还没有来得及起兵之时，那个赐郑成功国姓的隆武皇帝即已倾覆。后来，郑成功虽然奉永历正朔，然而永历远在云南，兵微将寡，与郑成功难通消息，有君实似无君。而至此，连这个象征性的君主，这个精神支柱也已失去。郑成功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坚持到底为了什么。 （摘自《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