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和的船队驶抵非洲东海岸的五百多年后，中国与非洲之间成为非洲与世界其他国家贸易交往的最重要渠道。作为更广泛围经济联系的一个近似衡量，中非贸易从历史上集中于非洲东海岸，已扩大到今天非洲大陆的各个地方，而且，中国与非洲的贸易已经帮助一些非洲经济体跻身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列，例如安哥拉、乌干达和塞拉利昂等国。 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迅速发展的经济关系正引起经济学界以及相关政治学研究者的瞩目。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些经贸合作关系包括无偿援助、融资提供、货物贸易、直接投资、项目承包以及建设开发等多种渠道。其中，尤以货物贸易历史最为悠久，对双边经济发展贡献最为突出。本文力图从回顾和展望两个角度，梳理中非经济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未来双边关系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一、中非贸易合作发展的历史阶段 中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并不使人感到吃惊，这背后的原因有中国作为世界最大贸易国的地位，有中国廉价的制造业与非洲丰富的资源产品形成的互补特点，还有中非之间贸易历史的源远流长。在此，笔者引入了一个新的五时期的分类 ，将16世纪至今的中非贸易史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海上丝绸之路时期，平行世界时期，政治联盟时期，相对独立时期，以及全面发展时期。 （一）海上丝绸之路时期（16世纪之前） 中非之间的货物交换有着悠久的历史，一些考古发现表明这最早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宋朝开始的国家经济中心南移，使由南海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日益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航线和航行距离也不断增加。在非洲的桑给巴尔岛和津巴布韦已经出土了11世纪的宋朝古钱币，这些钱币有的是元朝时期的中东贸易商沿着丝绸之路来到非洲遗留下来的；正在肯尼亚沿海地区进行的考古挖掘，也旨在寻找13世纪中国船员旅行时留下的工艺品。 明朝时期，中国的本土文化复兴带来了海事创新，以强盛的国力和相对开放的国际政策为支持，“中非历史上关系最重要的时期”随之而来，代表性的事件为郑和下西洋。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郑和船队最远到达了东非沿海地区，并使用瓷器、丝绸以及中国其他的工艺品交换非洲的产品和其特有的动植物品种，将中非贸易关系推向了一个高潮。最后一次这样的远海航海活动，发生在1433年大撤退时期；之后更远距离的航海活动既与第三方的海事创新有关，也与欧洲对非洲的殖民侵略有关。 （二）平行世界时期 (16世纪 -1949) 清朝时期，日本和欧洲航海技术的提高引发了对国际海事权利的争夺，中国在竞争中落败，被迫退出了远洋航线。与此同时，非洲沦为欧洲殖民地，使得与中国的直接贸易渠道进一步被切断。中国国内频繁发生的农民起义和外来侵略战争，包括19世纪初的两次鸦片战争，也使得中国方面无暇维系双方贸易往来。 非洲国家处于殖民统治下的经济状态，与独立主导经济发展的中国显著不同，缺乏直接经济交往的双方因此好像处在两个“平行世界”。在这一时期，非洲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主要通过两种间接渠道进行。一是非洲殖民地宗主国对中国劳动力的使用，二是非洲国家独立战争中来自中国的物资支持。据估计，在二十世纪的头20年，在南非矿场里做工的中国劳动力就有7万到10万人，中国工人的血汗也曾挥洒在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岛和留尼旺的种植园。如今，在非洲许多国家中都还生活着这些工人们的后裔，最新的估计显示，包括服务行业在内（如医生、理发师和零售商等），目前非洲拥有一百多万华裔劳动力。 （三）政治联盟时期 (1949-1979)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非洲国家由于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相同目标而形成了密切的政治同盟，这种政治合作也对双边经贸关系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一方面，1955年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发展中国家在确立反对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政治宣言的同时，也提出了经济上共同发展的理念。这次会议在理念上将亚非之间的合作推向了顶峰，由此开始形成“南南合作”的雏形，不过由于当时的非洲国家中只有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处于独立状态，因此非洲只有这两个国家参加了会议。另一方面，在1971中国重返联合国的过程中，非洲国家的赞成票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中国也在国际发言中明确表态支持非洲的独立运动。70年代，中国先后与24个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是建国以来与非洲建交数量最多的10年，中非之间的政治互信为双方贸易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中国已与53个非洲国家中的49个建立了外交关系，仅有布基纳法索、冈比亚、圣多美与普林希比以及斯威士兰等四国仍与台湾保持联系。 在50年代到70年代年，中非经济关系的主要特征是中国“支援非洲”。1963年底周恩来总理出访包括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现为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苏丹、以及埃塞俄比亚在内的十个非洲独立国家，在这次访问中，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这成为日后中国处理与非洲国家经济关系的指导方针。这次访问中承诺援建的赞比亚到坦赞尼亚铁路也于1970年正式动工，使得深居内陆的赞比亚能够将其铜矿资源直接运输出口。该铁路至今仍是中非合作的重要象征。 （四）相对独立时期 (1979-1995) 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贸易目标也为适应推进国内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的需要而进行了重新定位，与邻国和技术先进国家之间的贸易被提升到了更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尽管中国和非洲的官方往来仍旧继续，但非洲大多数国家仍处在经济和社会局势动荡的环境中，其主要的贸易对象也仍是欧洲。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双边贸易对双方的经济发展缺乏直接的促进作用，因此从经济角度看两国处在相互独立的状态。 直到199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终于结束了持续20年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局面，不同类型的经济体都开始踏上以更大的宏观经济稳定性为特征的新增长路径。1994年南非终结种族制度，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地区内最大经济体与当地其他国家之间的融合，推动了区域振兴。非洲经济转型带来的需求使中非贸易合作在促进非洲发展中的作用又一次被提升到重要位置。目前，该地区大部分国家GDP保持着4%以上的增长速度，这些国家的人口与GDP分别占该地区的70%和80%。从1996年到2008年，17个国家凭借人均收入年均增长3.2%的速度被评为为区域内经济发展的“示范国”，分别是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佛得角、埃塞俄比亚、加纳、莱索托、马里、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共和国、塞舌尔、南非、坦桑尼亚、赞比亚。
在郑和的船队驶抵非洲东海岸的五百多年后，中国与非洲之间成为非洲与世界其他国家贸易交往的最重要渠道。作为更广泛围经济联系的一个近似衡量，中非贸易从历史上集中于非洲东海岸，已扩大到今天非洲大陆的各个地方，而且，中国与非洲的贸易已经帮助一些非洲经济体跻身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列，例如安哥拉、乌干达和塞拉利昂等国。 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迅速发展的经济关系正引起经济学界以及相关政治学研究者的瞩目。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些经贸合作关系包括无偿援助、融资提供、货物贸易、直接投资、项目承包以及建设开发等多种渠道。其中，尤以货物贸易历史最为悠久，对双边经济发展贡献最为突出。本文力图从回顾和展望两个角度，梳理中非经济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未来双边关系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一、中非贸易合作发展的历史阶段 中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并不使人感到吃惊，这背后的原因有中国作为世界最大贸易国的地位，有中国廉价的制造业与非洲丰富的资源产品形成的互补特点，还有中非之间贸易历史的源远流长。在此，笔者引入了一个新的五时期的分类 ，将16世纪至今的中非贸易史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海上丝绸之路时期，平行世界时期，政治联盟时期，相对独立时期，以及全面发展时期。 （一）海上丝绸之路时期（16世纪之前） 中非之间的货物交换有着悠久的历史，一些考古发现表明这最早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宋朝开始的国家经济中心南移，使由南海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日益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航线和航行距离也不断增加。在非洲的桑给巴尔岛和津巴布韦已经出土了11世纪的宋朝古钱币，这些钱币有的是元朝时期的中东贸易商沿着丝绸之路来到非洲遗留下来的；正在肯尼亚沿海地区进行的考古挖掘，也旨在寻找13世纪中国船员旅行时留下的工艺品。 明朝时期，中国的本土文化复兴带来了海事创新，以强盛的国力和相对开放的国际政策为支持，“中非历史上关系最重要的时期”随之而来，代表性的事件为郑和下西洋。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郑和船队最远到达了东非沿海地区，并使用瓷器、丝绸以及中国其他的工艺品交换非洲的产品和其特有的动植物品种，将中非贸易关系推向了一个高潮。最后一次这样的远海航海活动，发生在1433年大撤退时期；之后更远距离的航海活动既与第三方的海事创新有关，也与欧洲对非洲的殖民侵略有关。 （二）平行世界时期 (16世纪 -1949) 清朝时期，日本和欧洲航海技术的提高引发了对国际海事权利的争夺，中国在竞争中落败，被迫退出了远洋航线。与此同时，非洲沦为欧洲殖民地，使得与中国的直接贸易渠道进一步被切断。中国国内频繁发生的农民起义和外来侵略战争，包括19世纪初的两次鸦片战争，也使得中国方面无暇维系双方贸易往来。 非洲国家处于殖民统治下的经济状态，与独立主导经济发展的中国显著不同，缺乏直接经济交往的双方因此好像处在两个“平行世界”。在这一时期，非洲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主要通过两种间接渠道进行。一是非洲殖民地宗主国对中国劳动力的使用，二是非洲国家独立战争中来自中国的物资支持。据估计，在二十世纪的头20年，在南非矿场里做工的中国劳动力就有7万到10万人，中国工人的血汗也曾挥洒在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岛和留尼旺的种植园。如今，在非洲许多国家中都还生活着这些工人们的后裔，最新的估计显示，包括服务行业在内（如医生、理发师和零售商等），目前非洲拥有一百多万华裔劳动力。 （三）政治联盟时期 (1949-1979)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非洲国家由于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相同目标而形成了密切的政治同盟，这种政治合作也对双边经贸关系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一方面，1955年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发展中国家在确立反对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政治宣言的同时，也提出了经济上共同发展的理念。这次会议在理念上将亚非之间的合作推向了顶峰，由此开始形成“南南合作”的雏形，不过由于当时的非洲国家中只有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处于独立状态，因此非洲只有这两个国家参加了会议。另一方面，在1971中国重返联合国的过程中，非洲国家的赞成票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中国也在国际发言中明确表态支持非洲的独立运动。70年代，中国先后与24个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是建国以来与非洲建交数量最多的10年，中非之间的政治互信为双方贸易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中国已与53个非洲国家中的49个建立了外交关系，仅有布基纳法索、冈比亚、圣多美与普林希比以及斯威士兰等四国仍与台湾保持联系。 在50年代到70年代年，中非经济关系的主要特征是中国“支援非洲”。1963年底周恩来总理出访包括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现为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苏丹、以及埃塞俄比亚在内的十个非洲独立国家，在这次访问中，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这成为日后中国处理与非洲国家经济关系的指导方针。这次访问中承诺援建的赞比亚到坦赞尼亚铁路也于1970年正式动工，使得深居内陆的赞比亚能够将其铜矿资源直接运输出口。该铁路至今仍是中非合作的重要象征。 （四）相对独立时期 (1979-1995) 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贸易目标也为适应推进国内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的需要而进行了重新定位，与邻国和技术先进国家之间的贸易被提升到了更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尽管中国和非洲的官方往来仍旧继续，但非洲大多数国家仍处在经济和社会局势动荡的环境中，其主要的贸易对象也仍是欧洲。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双边贸易对双方的经济发展缺乏直接的促进作用，因此从经济角度看两国处在相互独立的状态。 直到199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终于结束了持续20年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局面，不同类型的经济体都开始踏上以更大的宏观经济稳定性为特征的新增长路径。1994年南非终结种族制度，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地区内最大经济体与当地其他国家之间的融合，推动了区域振兴。非洲经济转型带来的需求使中非贸易合作在促进非洲发展中的作用又一次被提升到重要位置。目前，该地区大部分国家GDP保持着4%以上的增长速度，这些国家的人口与GDP分别占该地区的70%和80%。从1996年到2008年，17个国家凭借人均收入年均增长3.2%的速度被评为为区域内经济发展的“示范国”，分别是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佛得角、埃塞俄比亚、加纳、莱索托、马里、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共和国、塞舌尔、南非、坦桑尼亚、赞比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