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亦人子与彼亦人子 “彼亦人之子也”，是齐白石说的。 与之近似的一句话，“此亦人子也”，是陶渊明说的。 “彼”也是“此”，“此”也是“彼”，并无太大分别，但语境不同，意思也不一样，如果一个人能持“此亦人子”、“彼亦人子”的心态，就算是一个较为完善的人。 在《齐白石小传自述》中载：有湖南某巡抚西巡，道出白石山驿。儿童辈皆趋观，吾不往，且日：“彼亦人之子也”。 “此亦人子也”见于《南史・隐逸上》：陶渊明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日：“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此亦人子”是作为一个官员(彭泽令)对于他可以支配的人――“力”的一个态度：虽然他地位不如我高，为我和家庭的成员服务，但他也是父母的儿子，要好好对待。“彼亦人子”，齐白石说得很清楚了，来了那么一个大官(湖南某巡抚)，孩子们(恐怕还有不少成年人)热热闹闹去看，他不但不去，还解释不去的理由，他不过也是父母的儿子罢了。 孩子们去看大官，其实未必能见到，与今天一样，官员还不坐在轿车里么，道路上已经管制，远远望去，不过是看看宏大的场面，听听呼啸的警笛，弄一身飞扬的尘土。我想那些看热闹的孩子们，也不过是想开开眼界，至于当中有没有孩子大发感慨“大丈夫当如是”、“彼可取而代之”，那就不清楚了，或许有吧! 热热闹闹中忽然有人说“彼亦人子也”，彷佛《皇帝的新装》中，那一声“原来他什么也没有穿”，真话是真话，有时不免扫人的兴。尤其那些“巡抚”之类，原本是把自己当做“人子”的，一旦膨胀起来，就不那么想。周围的人，会迎合着说，不是“人”的孩子，是龙的、是天的、是神的等等，这样的话说得多了，被迎合者也就飘飘然了。 “此亦人子”、“彼亦人子”是人最应持有的态度，却显得弥足珍贵，关键在于外在的东西太多，喧嚣中人们迷蒙了双眼、迷失了自我。 陶渊明说出“此亦人子”不是“妙手偶得”、一时兴致，而是骨子里的平等观念的自然表达，他可以在贫困潦倒的时候，对拿着酒、扛着米面来看望、慰问他的官员说：“我醉欲眠，卿可自去。”所以可以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 至于齐白石，不单对于官员来临的热闹场面能说出“彼亦人子”，对于其他事情也看得清楚，在1921年《题陈曼生印拓》，他写道：“刻印，其篆法别有天趣胜人者，唯秦汉人。秦汉人有过人处，全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余刻印不拘古人绳墨，而人以为无所本。余尝哀时人之蠢。不知秦汉人，人子也。吾侪，亦人子也，不思吾侪有独到处，如令昔人见之，亦必钦仰。” 这大概就算得上“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另一种表述，不迷信什么天才、古人，而是承认“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做官把不如自己的看成“人子”，做民把远远超过自己的也看成“人子”，就是把人当人，这恐怕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 范仲淹和“两头马” 鄢烈山、朱健国的《李贽传》中，有一段话涉及范仲淹。范仲淹标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窃得圣贤美名，却热衷于光前裕后，为范氏一门谋利，才发迹便置“义庄”里中，兼并良田千顷，赡养族人。 范置“义庄”《宋史》范仲淹传及南宋吕族谦《宋文鉴》都有记载。顾炎武《日知录》记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时，也有“范氏无穷人”之评。李贽讥“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之论为“两头马”。 很多人知道范仲淹，都是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开始的，很少人去追究他究竟做得怎么样?其实，如果是光明正大获取财富，使族人沾一些光，似也无可厚非，那就不要过分标榜自己。这也使我有了进一步的思索：我们读历史、读文章，只能看到表面的东西，所以很容易对人产生崇拜――也即产生心中的偶像，但是知道的事迹越多，或者说知道的内幕越多，渐渐就有很多走下神坛，甚而至于不齿。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破除偶像的过程，也只有破除了一些偶像，才能使自己茁壮成长。所以很有必要：“察其言，观其行。”发现生活中的“两头马”! 皇帝的抄家 黄裳在《榆下说书》中对于古代皇帝抄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中国历代皇帝有一种高妙的创造发明，好像一直不曾引起过怎样的注意。那就是“抄家”。一个奴才，受到主子的宠信，逐渐爬起来了，一路上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终于积累了一大笔家私。到了一定的时机，皇帝就将面孔一板，抄家问罪。既平了“民愤”，皇帝自己也在“山呼万岁”声中写写意意地将贪官的辛勤集聚搬到内库里来。这实在是极为巧妙的一举两得的方法，比起自己出面接受“孝敬”要干净得多也省力得多。因此一代代继承下来照办无误，不过一直心照不宣，也从不写进什么总结里去。 这段话说得很透了，我忍不住还要�嗦几句：古时候的交通不发达，交易也受到相当的限制，所以不存在把大量巨款转移到国外的情况，所谓“肉烂在锅里”，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拥有天下的人来说，不管怎么折腾，都跑不出自己的掌心。何况，宠臣多弄钱，也是主子喜欢的事情，总比做别的事情更令人放心。 现在情况大不相同，据说某退休领导，知道了自己在位时受到了很多蒙蔽，更为痛心的是很多钱被转移到了国外，即使“抄家”也难以追回，居然痛哭失声，大概也因没有与时俱进吧! 风中的眼睛 《风中的眼睛》是牧惠先生的一本杂文集，王春瑜在这本书的序中写道：我以为，杂文家的职责，说的形象一点，无非是在形形色色的风中，睁大眼睛：在刚“起于青萍之末”时，即能指出风向；在狂风漫卷，飞砂走石时，不为所惧、所惑，继续睁着眼睛，辨风源、识风势，照样用笔迎风抗击，即使实在抵御不了，也起码封笔，而不会对狂风俯首叫好，甚至昧着良心大唱赞歌：“啊，真是春风骀荡”…… 王春瑜先生的话是有所指的，以这样的标准衡量，能称得上“杂文家”的真是不多了。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舞文弄墨者都应以此为指导，非单杂文家。 假话和假骂 牧惠有一篇《圣君需要假话》的文章，其中说：上头需要下面的人讲假话，明知假话仍当作真话，拆穿了假话，于是假骂，这就是统治术。越是衰败的朝廷，越需要靠假话来维持，来自欺欺人。 这段话说得太好了，倘若认为一些领导糊涂，那就太不“江湖”了，据说粮食亩产若干万斤的事情铺天盖地的时候，伟大领袖说：我也种过地。
此亦人子与彼亦人子 “彼亦人之子也”，是齐白石说的。 与之近似的一句话，“此亦人子也”，是陶渊明说的。 “彼”也是“此”，“此”也是“彼”，并无太大分别，但语境不同，意思也不一样，如果一个人能持“此亦人子”、“彼亦人子”的心态，就算是一个较为完善的人。 在《齐白石小传自述》中载：有湖南某巡抚西巡，道出白石山驿。儿童辈皆趋观，吾不往，且日：“彼亦人之子也”。 “此亦人子也”见于《南史・隐逸上》：陶渊明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日：“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此亦人子”是作为一个官员(彭泽令)对于他可以支配的人――“力”的一个态度：虽然他地位不如我高，为我和家庭的成员服务，但他也是父母的儿子，要好好对待。“彼亦人子”，齐白石说得很清楚了，来了那么一个大官(湖南某巡抚)，孩子们(恐怕还有不少成年人)热热闹闹去看，他不但不去，还解释不去的理由，他不过也是父母的儿子罢了。 孩子们去看大官，其实未必能见到，与今天一样，官员还不坐在轿车里么，道路上已经管制，远远望去，不过是看看宏大的场面，听听呼啸的警笛，弄一身飞扬的尘土。我想那些看热闹的孩子们，也不过是想开开眼界，至于当中有没有孩子大发感慨“大丈夫当如是”、“彼可取而代之”，那就不清楚了，或许有吧! 热热闹闹中忽然有人说“彼亦人子也”，彷佛《皇帝的新装》中，那一声“原来他什么也没有穿”，真话是真话，有时不免扫人的兴。尤其那些“巡抚”之类，原本是把自己当做“人子”的，一旦膨胀起来，就不那么想。周围的人，会迎合着说，不是“人”的孩子，是龙的、是天的、是神的等等，这样的话说得多了，被迎合者也就飘飘然了。 “此亦人子”、“彼亦人子”是人最应持有的态度，却显得弥足珍贵，关键在于外在的东西太多，喧嚣中人们迷蒙了双眼、迷失了自我。 陶渊明说出“此亦人子”不是“妙手偶得”、一时兴致，而是骨子里的平等观念的自然表达，他可以在贫困潦倒的时候，对拿着酒、扛着米面来看望、慰问他的官员说：“我醉欲眠，卿可自去。”所以可以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 至于齐白石，不单对于官员来临的热闹场面能说出“彼亦人子”，对于其他事情也看得清楚，在1921年《题陈曼生印拓》，他写道：“刻印，其篆法别有天趣胜人者，唯秦汉人。秦汉人有过人处，全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余刻印不拘古人绳墨，而人以为无所本。余尝哀时人之蠢。不知秦汉人，人子也。吾侪，亦人子也，不思吾侪有独到处，如令昔人见之，亦必钦仰。” 这大概就算得上“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另一种表述，不迷信什么天才、古人，而是承认“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做官把不如自己的看成“人子”，做民把远远超过自己的也看成“人子”，就是把人当人，这恐怕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 范仲淹和“两头马” 鄢烈山、朱健国的《李贽传》中，有一段话涉及范仲淹。范仲淹标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窃得圣贤美名，却热衷于光前裕后，为范氏一门谋利，才发迹便置“义庄”里中，兼并良田千顷，赡养族人。 范置“义庄”《宋史》范仲淹传及南宋吕族谦《宋文鉴》都有记载。顾炎武《日知录》记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时，也有“范氏无穷人”之评。李贽讥“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之论为“两头马”。 很多人知道范仲淹，都是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开始的，很少人去追究他究竟做得怎么样?其实，如果是光明正大获取财富，使族人沾一些光，似也无可厚非，那就不要过分标榜自己。这也使我有了进一步的思索：我们读历史、读文章，只能看到表面的东西，所以很容易对人产生崇拜――也即产生心中的偶像，但是知道的事迹越多，或者说知道的内幕越多，渐渐就有很多走下神坛，甚而至于不齿。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破除偶像的过程，也只有破除了一些偶像，才能使自己茁壮成长。所以很有必要：“察其言，观其行。”发现生活中的“两头马”! 皇帝的抄家 黄裳在《榆下说书》中对于古代皇帝抄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中国历代皇帝有一种高妙的创造发明，好像一直不曾引起过怎样的注意。那就是“抄家”。一个奴才，受到主子的宠信，逐渐爬起来了，一路上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终于积累了一大笔家私。到了一定的时机，皇帝就将面孔一板，抄家问罪。既平了“民愤”，皇帝自己也在“山呼万岁”声中写写意意地将贪官的辛勤集聚搬到内库里来。这实在是极为巧妙的一举两得的方法，比起自己出面接受“孝敬”要干净得多也省力得多。因此一代代继承下来照办无误，不过一直心照不宣，也从不写进什么总结里去。 这段话说得很透了，我忍不住还要�嗦几句：古时候的交通不发达，交易也受到相当的限制，所以不存在把大量巨款转移到国外的情况，所谓“肉烂在锅里”，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拥有天下的人来说，不管怎么折腾，都跑不出自己的掌心。何况，宠臣多弄钱，也是主子喜欢的事情，总比做别的事情更令人放心。 现在情况大不相同，据说某退休领导，知道了自己在位时受到了很多蒙蔽，更为痛心的是很多钱被转移到了国外，即使“抄家”也难以追回，居然痛哭失声，大概也因没有与时俱进吧! 风中的眼睛 《风中的眼睛》是牧惠先生的一本杂文集，王春瑜在这本书的序中写道：我以为，杂文家的职责，说的形象一点，无非是在形形色色的风中，睁大眼睛：在刚“起于青萍之末”时，即能指出风向；在狂风漫卷，飞砂走石时，不为所惧、所惑，继续睁着眼睛，辨风源、识风势，照样用笔迎风抗击，即使实在抵御不了，也起码封笔，而不会对狂风俯首叫好，甚至昧着良心大唱赞歌：“啊，真是春风骀荡”…… 王春瑜先生的话是有所指的，以这样的标准衡量，能称得上“杂文家”的真是不多了。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舞文弄墨者都应以此为指导，非单杂文家。 假话和假骂 牧惠有一篇《圣君需要假话》的文章，其中说：上头需要下面的人讲假话，明知假话仍当作真话，拆穿了假话，于是假骂，这就是统治术。越是衰败的朝廷，越需要靠假话来维持，来自欺欺人。 这段话说得太好了，倘若认为一些领导糊涂，那就太不“江湖”了，据说粮食亩产若干万斤的事情铺天盖地的时候，伟大领袖说：我也种过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