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说之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小说自古就有,发展到明清笔记小说,更是登峰造极。但是如果将唐传奇和明清白话小说一比,就会发现明显的雅俗之分。本文现将唐文言小说《李娃传》与明清白话小说《玉堂春落难逢夫》在语言、情节上的雅俗略作比较。 【关键词】文言小说;白话小说;语言雅俗 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到唐代,出现了以表现士人与妓女恩怨聚散为题材的作品,其中自然以发展到盛唐的《李娃传》为个中翘楚,而女主角并非妓女的《霍小玉传》亦十分婉转动人,一喜一悲,都以情致委婉,描写细腻而为人称艳。至于到了明清两代,市民生活发达,个性解放思潮又盛,爱情作品自然成为了“三言”中成就最高者,这些作品都很强调男女的真挚感情,痛斥薄幸负心行为,《玉堂春落难逢夫》(下称《玉堂春》)、《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下称《杜十娘》)就是两篇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李娃传》和《玉堂春》均为大团圆结局,妓女最终获得了自己的幸福,下面具体就语言的雅俗谈一下两篇大团圆结局小说的区别: 一、人物介绍 《李娃传》先介绍李娃,即作者为之立传原由,这是《玉堂春》中所没有的,“岍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倡女也。节行瑰奇,有足称者,故监查御史白行简为传述”。介绍男主人公出场时,两篇虽都是从家世说起,但语言使用文白分明。《李娃传》,“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相对应的,《玉堂春》中却没有避忌名讳,直接介绍“话说正德年间,南京金陵城有一人,姓王名琼,别号思竹,中乙丑科进士,累官至礼部尚书”。 至于两生的描写更是一雅一俗,迥然不同。前者讲的是“有一子,始弱冠矣;隽朗有词藻,迥然不群,深为时辈推伏”,后者说的是“那三官双名景隆,字顺卿,年方一十七岁;生得眉清目秀,风姿俊雅,读书一目十行,举笔即便成文,原是个风流才子”。既是如此的翩翩少年,其父自然对他们喜爱有嘉,就是说这个喜爱,两篇小说也是截然不同的风格。《玉堂春》中王生那是“心头之气,掌上之珍”,这种白话在我们今天也是很常见的。而郑生之父则是“爱而器之”,将其视为“吾家千里驹也”。 明清之际,成语的使用明显比唐朝要更加普遍,一句之中多个同时出现,这在下文中还有更多表现。如“眉清目秀”,“掌上之珍”,“话不投机”等等。 二、相遇描写 接着是介绍与佳人的相遇了。对于女子的描写,《李娃传》叙述宛转,文辞华艳,“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绝代未有”,“明眸皓腕,举步艳冶”。而《玉堂春》显然是白话直接具体的描写,“生得好”,“鬓挽乌云,眉弯新月,肌凝瑞雪,脸衬朝霞,袖中玉笋尖尖,裙下金莲窄窄”。这显示出到了明清,市民生活的繁荣导致了思想的开放和个性的解放,使文学中对女子的描写不再像以往那样隐晦含蓄。 两人相遇后,自是谈笑晏晏,白行简和冯梦龙的描写更是一文人一市民,一雅致一通俗,一含蓄一直白。前者是“生娃谈话方切,诙谐调笑,无所不至”,而冯之叙述则是“玉堂春清唱侑酒,弄得三官骨松筋痒,神荡魂迷”,“男贪女爱,倒凤颠鸾,彻夜交情”。 三、被逐分离描写 郑生“家于李之第”,王生却是“造百花楼一座,与玉堂春做卧房”,两人俱是大肆挥霍,一掷千金的公子哥。但是钱总有用完的一天,“岁余”,郑生“资财仆马荡然”;王公子“不觉一年”,“手内财空”。最早开始变脸的自然是鸨母,白行简在这里用了四个字“姥意渐怠”对应后面的“娃情弥笃”,就交待出了人物的思想情感变化,读者也很容易就体会出了世态炎凉。而冯梦龙则有大段描写,先写老鸨“不照常答应奉承”和冷嘲热讽的种种言语,再通过老鸨要玉堂春赶王生离开,玉姐不从,而被“打得髻偏发乱,血泪交流”一系列的描写来说明情节的急转直下。 四、落魄描写 公子被佳人抛弃或是和佳人分离,这之后,都开始了落魄的生活。在这里,王生显然要比《李娃传》中的郑生幸运的多。遭到李娃抛弃后,“生怨懑,绝食三日,遘疾甚笃,旬余愈甚”,由于所住的布政邸主“惧其不起”,遂“徙之于凶肆之中”,“凶肆”也就是代办丧事的店铺。几个月后,郑生“渐复壮”,住在凶肆,每天听人家唱哀歌,勾起了自己的愁绪,开始仿效歌唱,没多久“曲尽其妙,虽长安无有伦比”。但是一次在两家凶肆“互争胜负”的时候,他一曲哀歌震惊四座,也和家人相认。怎料其父怒其不争,“以马鞭鞭之数百”,“弃之而去”。此后“同伴患之,一夕,其于道周”,郑生由是开始了“乞食为事”的生活。波折的经历令人感叹作者的精妙安排,而语言更是简练明了,短短十数行就为读者清晰勾勒出了书生落难后的经历。 相较郑生来说,《玉堂春》中的王公子纵然落魄,也只是被“短路的”“剥去衣服帽子,拿绳子捆在地上”,而后去打更,由于“贪睡”,“晚间把更失了”,“乃到孤老院里去存身”。 五、再次相遇描写 《李娃传》中的郑生在机缘巧合下,乞讨之时遇见李娃,李娃心有不忍,开始照顾他,鸨母虽说“当逐之”,李娃“敛容却睇”,说了自己坚定的想法,“姥度其志不可夺,因许之”。于是,李娃开始潜心照料郑生,并督促其读书应考,进而高中。 反观王顺卿,他先后遇到旧识王银匠和卖瓜子的金哥,助他定下计谋和玉姐重逢,直至玉姐赎身,此中人物语言描写既有体现出鸨母、亡八的趋炎附势之丑态的,“我儿!你还不知道王姐夫又来了,拿有五万两花银,船上又有货物并伙计数十人,比前加倍。你可去见他,好心奉承”;还有反映玉姐骂街之泼辣行状的,“你这亡八是喂不饱的狗,鸨子是填不满的坑”。 两相对比,纵然有文言和白话语言的风格迥异之影响,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李娃和玉堂春二人性格上的鲜明不同。李娃展现了自己知书达理、意志坚定、贤惠大方之本色;而玉姐的一言一行也体现了自己痴心一片、泼辣执着、忠于爱情的个性。 六、结局描写 先说《李娃传》,小说发展到这里,脉络已然很清楚了,“遇大比,诏征四方之隽,生应直言极谏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参军”,李娃在这时提出“愿以残年,归养老姥”,“君当结媛鼎族,以奉蒸常”。郑生不许,“娃固辞不从,生勤情弥恳”,李娃将其送至剑门而归。生与父亲相认,其父大奇李娃为人,“命驾与生先之成都,留娃于剑门,筑别馆以处之”,又“命媒氏通两姓之好,备六礼以迎之,遂如秦晋之偶”。自此,李娃“妇道甚修,治家严整”,后封岍国夫人,子孙俱成就颇高。 而《玉堂春》,情节到最后盘根错节,加入了公案小说的题材。玉堂春被卖于沈洪为妾,而后沈洪之妻皮氏与奸夫赵昂合谋杀害沈洪并诬陷玉姐,上演了一出冤案昭(下转第36页)(上节第35页)雪的情节。此中体现市民文化表达直白浅俗之处不胜枚举,皮氏勾搭上赵昂,“幽期密约,一墙之隔,梯上梯下,做就了一点不明不白的事”;又写皮氏下毒,更是和现代汉语的表达所差无几,词汇、语法上基本相同,“皮氏悄悄把砒霜洒在面内,却将辣汁浇上”。 和郑生不同,王生为官之后,娶了新人,纵使他仍想着玉姐,对玉姐嫁人的事实也无可奈何。之后的公堂审案,更体现了王生并非一心一意只要爱情的人,当玉姐娓娓道来时,说出了“南京礼部尚书三舍人”,“公子怕她说出丑处”,喝住了她;此后又“行下公文,到北京本司院提到苏淮、一秤金,依律问罪”,还因一秤金叫了声“王姐夫”,将其“重打六十”,以“一百斤大枷枷号”,使其人最后“呜呼哀哉”。在我看来,这都体现了王顺卿仍是受着封建礼教束缚的人物。到最后,玉姐甘愿为妾,他更是一享齐人之福,家庭和美圆满,仕途亦一帆风顺。 撇开情节不谈,光就语言的区别,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在表情达意上的很大不同。前者语言委婉简练,雅致却能表达出含蓄深远的意蕴;而后者语言直白铺张,浅显易懂,体现了主观创作的特色。 在小说最后,白行简以“嗟乎”为始,发出了“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的感叹,随之,简略介绍了自己为文的契机,“予伯祖尝牧晋州,转户部,为水陆运使。三任皆与生为代,故谙详其事。贞元中,予与陇西李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岍国之事。公佐拊掌悚听,命予为传。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时乙亥岁秋八月,太原白行简云”。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唐代传奇的创作的确经历了一个从讲故事的口头传播形式到写成作品流传以文字形式流传的过程。唐代传奇作家在文中的这种有意识的自述固然是为了说明故事并非“虚构”,是在讲真事、“写真实”,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民间流传的奇人奇事,经过文人的加工创造之后,它的语言也在一定程度上“雅化”起来,有些作品在叙述人物对话时虽然也运用和保留了民间鲜活的口语,但就从作品整体的语言性质而言,唐代传奇仍然属于文言小说,言辞之中尽显文言的简练。 而冯梦龙在全文最后,已有了后世章回小说的影子,引诗作评,“郑氏元和已著名,三官嫖院是新闻,风流子弟知多少,夫贵妻荣有几人”。“郑氏元和”指的就是《李娃传》中的郑生,而最后一首诗虽然表意十分清楚,但也体现出了白话小说由俗趋雅的一些痕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言小说在叙事方式上多为史传、客观叙述,而白话小说多为说话的形式,同时加上了作者的主观表述。文言小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必然由雅趋俗,从唐传奇到宋元话本,再到明清笔记小说,无不体现了这一趋势;而白话小说自明末文人介入后,民间草根文化有了雅的特征,到了清朝《儒林外史》、《红楼梦》更是彻底文人化了,这反映出了白话小说到最后由俗趋雅的演变历程。 【参考文献】 [1]《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朱东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唐宋传奇选》张友鹤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 [3]《三言二拍》陈禹星等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
【摘要】小说之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小说自古就有,发展到明清笔记小说,更是登峰造极。但是如果将唐传奇和明清白话小说一比,就会发现明显的雅俗之分。本文现将唐文言小说《李娃传》与明清白话小说《玉堂春落难逢夫》在语言、情节上的雅俗略作比较。 【关键词】文言小说;白话小说;语言雅俗 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到唐代,出现了以表现士人与妓女恩怨聚散为题材的作品,其中自然以发展到盛唐的《李娃传》为个中翘楚,而女主角并非妓女的《霍小玉传》亦十分婉转动人,一喜一悲,都以情致委婉,描写细腻而为人称艳。至于到了明清两代,市民生活发达,个性解放思潮又盛,爱情作品自然成为了“三言”中成就最高者,这些作品都很强调男女的真挚感情,痛斥薄幸负心行为,《玉堂春落难逢夫》(下称《玉堂春》)、《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下称《杜十娘》)就是两篇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李娃传》和《玉堂春》均为大团圆结局,妓女最终获得了自己的幸福,下面具体就语言的雅俗谈一下两篇大团圆结局小说的区别: 一、人物介绍 《李娃传》先介绍李娃,即作者为之立传原由,这是《玉堂春》中所没有的,“岍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倡女也。节行瑰奇,有足称者,故监查御史白行简为传述”。介绍男主人公出场时,两篇虽都是从家世说起,但语言使用文白分明。《李娃传》,“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相对应的,《玉堂春》中却没有避忌名讳,直接介绍“话说正德年间,南京金陵城有一人,姓王名琼,别号思竹,中乙丑科进士,累官至礼部尚书”。 至于两生的描写更是一雅一俗,迥然不同。前者讲的是“有一子,始弱冠矣;隽朗有词藻,迥然不群,深为时辈推伏”,后者说的是“那三官双名景隆,字顺卿,年方一十七岁;生得眉清目秀,风姿俊雅,读书一目十行,举笔即便成文,原是个风流才子”。既是如此的翩翩少年,其父自然对他们喜爱有嘉,就是说这个喜爱,两篇小说也是截然不同的风格。《玉堂春》中王生那是“心头之气,掌上之珍”,这种白话在我们今天也是很常见的。而郑生之父则是“爱而器之”,将其视为“吾家千里驹也”。 明清之际,成语的使用明显比唐朝要更加普遍,一句之中多个同时出现,这在下文中还有更多表现。如“眉清目秀”,“掌上之珍”,“话不投机”等等。 二、相遇描写 接着是介绍与佳人的相遇了。对于女子的描写,《李娃传》叙述宛转,文辞华艳,“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绝代未有”,“明眸皓腕,举步艳冶”。而《玉堂春》显然是白话直接具体的描写,“生得好”,“鬓挽乌云,眉弯新月,肌凝瑞雪,脸衬朝霞,袖中玉笋尖尖,裙下金莲窄窄”。这显示出到了明清,市民生活的繁荣导致了思想的开放和个性的解放,使文学中对女子的描写不再像以往那样隐晦含蓄。 两人相遇后,自是谈笑晏晏,白行简和冯梦龙的描写更是一文人一市民,一雅致一通俗,一含蓄一直白。前者是“生娃谈话方切,诙谐调笑,无所不至”,而冯之叙述则是“玉堂春清唱侑酒,弄得三官骨松筋痒,神荡魂迷”,“男贪女爱,倒凤颠鸾,彻夜交情”。 三、被逐分离描写 郑生“家于李之第”,王生却是“造百花楼一座,与玉堂春做卧房”,两人俱是大肆挥霍,一掷千金的公子哥。但是钱总有用完的一天,“岁余”,郑生“资财仆马荡然”;王公子“不觉一年”,“手内财空”。最早开始变脸的自然是鸨母,白行简在这里用了四个字“姥意渐怠”对应后面的“娃情弥笃”,就交待出了人物的思想情感变化,读者也很容易就体会出了世态炎凉。而冯梦龙则有大段描写,先写老鸨“不照常答应奉承”和冷嘲热讽的种种言语,再通过老鸨要玉堂春赶王生离开,玉姐不从,而被“打得髻偏发乱,血泪交流”一系列的描写来说明情节的急转直下。 四、落魄描写 公子被佳人抛弃或是和佳人分离,这之后,都开始了落魄的生活。在这里,王生显然要比《李娃传》中的郑生幸运的多。遭到李娃抛弃后,“生怨懑,绝食三日,遘疾甚笃,旬余愈甚”,由于所住的布政邸主“惧其不起”,遂“徙之于凶肆之中”,“凶肆”也就是代办丧事的店铺。几个月后,郑生“渐复壮”,住在凶肆,每天听人家唱哀歌,勾起了自己的愁绪,开始仿效歌唱,没多久“曲尽其妙,虽长安无有伦比”。但是一次在两家凶肆“互争胜负”的时候,他一曲哀歌震惊四座,也和家人相认。怎料其父怒其不争,“以马鞭鞭之数百”,“弃之而去”。此后“同伴患之,一夕,其于道周”,郑生由是开始了“乞食为事”的生活。波折的经历令人感叹作者的精妙安排,而语言更是简练明了,短短十数行就为读者清晰勾勒出了书生落难后的经历。 相较郑生来说,《玉堂春》中的王公子纵然落魄,也只是被“短路的”“剥去衣服帽子,拿绳子捆在地上”,而后去打更,由于“贪睡”,“晚间把更失了”,“乃到孤老院里去存身”。 五、再次相遇描写 《李娃传》中的郑生在机缘巧合下,乞讨之时遇见李娃,李娃心有不忍,开始照顾他,鸨母虽说“当逐之”,李娃“敛容却睇”,说了自己坚定的想法,“姥度其志不可夺,因许之”。于是,李娃开始潜心照料郑生,并督促其读书应考,进而高中。 反观王顺卿,他先后遇到旧识王银匠和卖瓜子的金哥,助他定下计谋和玉姐重逢,直至玉姐赎身,此中人物语言描写既有体现出鸨母、亡八的趋炎附势之丑态的,“我儿!你还不知道王姐夫又来了,拿有五万两花银,船上又有货物并伙计数十人,比前加倍。你可去见他,好心奉承”;还有反映玉姐骂街之泼辣行状的,“你这亡八是喂不饱的狗,鸨子是填不满的坑”。 两相对比,纵然有文言和白话语言的风格迥异之影响,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李娃和玉堂春二人性格上的鲜明不同。李娃展现了自己知书达理、意志坚定、贤惠大方之本色;而玉姐的一言一行也体现了自己痴心一片、泼辣执着、忠于爱情的个性。 六、结局描写 先说《李娃传》,小说发展到这里,脉络已然很清楚了,“遇大比,诏征四方之隽,生应直言极谏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参军”,李娃在这时提出“愿以残年,归养老姥”,“君当结媛鼎族,以奉蒸常”。郑生不许,“娃固辞不从,生勤情弥恳”,李娃将其送至剑门而归。生与父亲相认,其父大奇李娃为人,“命驾与生先之成都,留娃于剑门,筑别馆以处之”,又“命媒氏通两姓之好,备六礼以迎之,遂如秦晋之偶”。自此,李娃“妇道甚修,治家严整”,后封岍国夫人,子孙俱成就颇高。 而《玉堂春》,情节到最后盘根错节,加入了公案小说的题材。玉堂春被卖于沈洪为妾,而后沈洪之妻皮氏与奸夫赵昂合谋杀害沈洪并诬陷玉姐,上演了一出冤案昭(下转第36页)(上节第35页)雪的情节。此中体现市民文化表达直白浅俗之处不胜枚举,皮氏勾搭上赵昂,“幽期密约,一墙之隔,梯上梯下,做就了一点不明不白的事”;又写皮氏下毒,更是和现代汉语的表达所差无几,词汇、语法上基本相同,“皮氏悄悄把砒霜洒在面内,却将辣汁浇上”。 和郑生不同,王生为官之后,娶了新人,纵使他仍想着玉姐,对玉姐嫁人的事实也无可奈何。之后的公堂审案,更体现了王生并非一心一意只要爱情的人,当玉姐娓娓道来时,说出了“南京礼部尚书三舍人”,“公子怕她说出丑处”,喝住了她;此后又“行下公文,到北京本司院提到苏淮、一秤金,依律问罪”,还因一秤金叫了声“王姐夫”,将其“重打六十”,以“一百斤大枷枷号”,使其人最后“呜呼哀哉”。在我看来,这都体现了王顺卿仍是受着封建礼教束缚的人物。到最后,玉姐甘愿为妾,他更是一享齐人之福,家庭和美圆满,仕途亦一帆风顺。 撇开情节不谈,光就语言的区别,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在表情达意上的很大不同。前者语言委婉简练,雅致却能表达出含蓄深远的意蕴;而后者语言直白铺张,浅显易懂,体现了主观创作的特色。 在小说最后,白行简以“嗟乎”为始,发出了“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的感叹,随之,简略介绍了自己为文的契机,“予伯祖尝牧晋州,转户部,为水陆运使。三任皆与生为代,故谙详其事。贞元中,予与陇西李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岍国之事。公佐拊掌悚听,命予为传。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时乙亥岁秋八月,太原白行简云”。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唐代传奇的创作的确经历了一个从讲故事的口头传播形式到写成作品流传以文字形式流传的过程。唐代传奇作家在文中的这种有意识的自述固然是为了说明故事并非“虚构”,是在讲真事、“写真实”,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民间流传的奇人奇事,经过文人的加工创造之后,它的语言也在一定程度上“雅化”起来,有些作品在叙述人物对话时虽然也运用和保留了民间鲜活的口语,但就从作品整体的语言性质而言,唐代传奇仍然属于文言小说,言辞之中尽显文言的简练。 而冯梦龙在全文最后,已有了后世章回小说的影子,引诗作评,“郑氏元和已著名,三官嫖院是新闻,风流子弟知多少,夫贵妻荣有几人”。“郑氏元和”指的就是《李娃传》中的郑生,而最后一首诗虽然表意十分清楚,但也体现出了白话小说由俗趋雅的一些痕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言小说在叙事方式上多为史传、客观叙述,而白话小说多为说话的形式,同时加上了作者的主观表述。文言小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必然由雅趋俗,从唐传奇到宋元话本,再到明清笔记小说,无不体现了这一趋势;而白话小说自明末文人介入后,民间草根文化有了雅的特征,到了清朝《儒林外史》、《红楼梦》更是彻底文人化了,这反映出了白话小说到最后由俗趋雅的演变历程。 【参考文献】 [1]《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朱东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唐宋传奇选》张友鹤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 [3]《三言二拍》陈禹星等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